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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視閾F的國家形象建構
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視閾F的國家形象建構
趙瑜
提要：中央電視臺的大型紀錄片體現了國家主流意志對中國歷史、發展模式的階段性共識，面向國內外觀眾提供了中國國家形象的電視文本。本文以此為研究對象，分階段闡釋了三個歷史階段國家形象在主流媒體的建構，從中我們窺視國家社會發展、社會思潮激蕩和媒體創作理念革新共同作用下的國家形象建構。
關鍵詞： 中央電視臺 紀錄片 國家形象
自20世紀90年代“國家形象”一詞引入中國，如何通過文化和傳媒展現“中國崛起”過程中的價值觀念、政治制度和民族文化成為學界業界共同關心也一直在實踐的命題。不過由于長期與西方處于不對等的互動，文化和傳媒產業缺乏足夠的文化資本有力地闡釋、傳播中國的新形象，“建構剛健、理性、健康的國家形象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國家形象是國內外公眾對一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總體認知與態度。國家形象有其客觀存在性和物質本源性，但可能其中更為重要的是基于一國歷史文化及其在國際社會中的表現所形成的“軟實力”。它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標志，也是一個國家基于文化的生命力、創新力、傳播力而形成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力量。
其中，紀錄片作為一種以“非虛構”為本質特點的媒介形式，借助攝影或錄像等技術手段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歷史事件等進行比較系統和完整的記錄和呈現。它從現實生活中選取典型，真實地反映生活，無疑成為國家形象建構中的具有重要說服力和影響力的材料。
“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敝抢o錄片導演顧茲曼，曾用這樣的話語來闡述紀錄片對刻畫時代精神、保存群體記憶的功用。正因為如此，紀錄片之于國家形象，就像是展示在國人及世界面前的歷史相冊，其重要程度可見一斑。而中央電視臺自建臺以來一直沒有放棄書寫的大型紀錄片和政論片更是中國媒介權力結構下尤其需要關注的對象。
一、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與國家形象的構建
1．國家媒體的地位和使命使得中央電視臺自覺地進行歷史中國、革命中國和現代中國形象的電視化表達。
硬實力和軟實力是一個國家置身國際社會力量展示的基本方面。而通過文化和傳媒去展現自己的價值觀念、政治制度、民族文化和藝術作品的魅力，正是這個國家發揮強大吸引力從而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和意志的重要手段。
作為國家媒體，中央電視臺承擔著闡釋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的重任，從國家主流意識形態高度詮釋中國的發展、統一人民思想，一直是其大型紀錄片的創作主旨。從改革開放之初的《話說長江》、《話說運河》到千禧年之后的《大國崛起》、《復興之路》，中央電視臺力圖以電視的方式對中國歷史進行宏大敘事，從而探尋中國富國強民之路。而紀錄片“非虛構”的藝術特性使得她對國家形象的建構更令人信服也更直觀。
2．中央電視臺的大型紀錄片是國家意識形態傳播的一種有力方式，也力圖在國民中構建共有觀念和信念體系，這是國家形象對內的傳播和構建。
中央電視臺創作的不少大型紀錄片已經成為一代人的共同記憶，對于塑造中國國家形象起著重要作用。國家形象的認知主體是國內民眾和國外民眾的結合。當然，部分源自國家形象概念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彰顯，因而在理論研究中更加注重國外民眾對一國形象的認知。這一理論研究的現實也部分回應著中國理論界的焦慮：中國國家形象的“他塑”現象嚴重，中國在近代史被動“挨打”之后，又陷入“挨罵”的困境，而國家形象的構建與傳播也被期待成為改變這一現實的途徑。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國內民眾對國家形象穩定的認知是國際傳播的基石，若本國民眾對本國歷史、文化和內在特質沒有合意，國家形象的國際傳播也必然暖昧不明。
中央電視臺的大型紀錄片一般有三種基本風格：其一描繪祖國壯麗河山，通過謳歌生活其間的中國人民來喚起觀眾的愛國熱情，代表作有《話說長江》、《望長城》等；其二書寫中國重大歷史事件，在新／舊中國的對比中直接表達黨和國家領導人集體的歷史功績，代表作有《百年中國》、《旗幟》等；其三對中國發展模式和道路選擇進行直接論證，通常會訴諸“中國／西方”、“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的話語對中國問題進行分析，具有一定的歷史目的論色彩，代表作有《大國崛起》、《復興之路》等。也部分源自中央電視臺的國家媒體身份，近期投拍的大型紀錄片不僅在國內引起熱議，也成為國外觀照中國戰略意圖和國情民意的窗口。
3．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和政論片是當下社會問題和社會思潮的直接體現，體現了主流價值觀對中國歷史、中國問題的階段性共識。
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的命題直指中國發展的核心問題，是政治、經濟、社會議題的直接反射。中央電視臺綜合頻道副總監任學安表示，《大國崛起》、《復興之路》、《公司的力量》三部紀錄片都有一個清晰的理念，即：“解讀歷史是為當下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尋找鏡鑒”，在歷史變遷中“尋找推動國家發展的根本力量”。而這些話題正是自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力圖解答的問題，也是中國國力強盛之后政治經濟圈層普遍關心的命題。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中央電視臺所涉及議題必然有著背后宏大的“所指”。彰顯當代中國的現實寄托，思考中國未來命運，包括在全球化背景下社會發展模式反思，都是題中應有之義�！懊襟w是各種支配性力量角逐的場所”，主流價值觀或曰社會核心價值觀從來都不是單向度的，電視文本所展現出來的歷史觀、發展觀有其紛繁的一面，無法整體性納入到某一思潮學說之下，而且我國的媒介管理體制也使得國家媒體的政論思路趨于保守和中庸。但央視的大型紀錄片完全可以看作是體制內的空間，對國家歷史的梳理、未來的思考可視作“支配性力量”的階段性共識。
基于上述論述，紀錄片的紀實主義美學特征，以及中央電視臺的媒體地位，使得在此平臺上展映的大型紀錄片成為直接塑造國內民眾共識的有力途徑，也提供了觀照國家形象國內傳播及其內核變遷的研究材料。國家形象是一個持續建構的過程，改革開放至今，國際局勢及基本國情不斷產生變化，中國的國家形象也不斷變遷。透過不同時代紀錄片對中國問題的電視化表達，我們至少可以窺見政治精英對時代命題的基本態度、文化精英對中國發展道路選擇的思考乃至激辯，以及媒體發展本身帶來的技術革新和理念更迭。國家官方歷史觀、學術爭鳴乃至大眾文化勃興后的經濟因素的顯性化，都可以在這一脈絡中尋到線索。本文嘗試用斷代史的方式粗略描摹不同歷史階段大型紀錄片所展現的中國形象，及其背后社會思潮的交鋒爭鳴，從而拉出一條分析中國國家形象及其媒介表征的脈絡。
二、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中的國家形象
1．80年代“形象化政論”漸變下的“印象中國”
自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的歷史反思集中于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和為什么中國未能成功地實現現代化。改革開放給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帶來了全新的道路，而之前以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為起點的思想解放運動直接點燃了80年代的“新啟蒙主義”思潮。如果說思想解放運動主要訴諸政治變革的話，那么，新啟蒙運動的訴求卻轉移到了所謂的“文化的現代化”上。
建國之后，絕大多數的電影管理制度、制作理念（包括紀錄片）都采用的是蘇聯模式，主張“將紀錄片置于了實用主義的社會學，讓紀錄片成為一種為政府傳播意識形態和主流觀念的工具”。無疑，蘇聯是當時中國接觸世界的一扇窗，通過它中國紀錄片同世界紀錄片第一次進行了成體系的交流，并將吉加，維爾托夫的“電影眼睛”理論和格里爾遜的“英國紀錄片學派”的觀點引入國內。“廣泛報道消息的新聞片，這種新聞片要具有適當的形象，就是說，它應該是形象化的政論，而其精神應該符合于我們優秀蘇維埃報紙所遵循的路線。”列寧所指的是新聞片的指導原則，但在引入國內后，卻被廣泛地推及至新聞紀錄所有領域。這一指導思想下的電視紀錄片充滿說教，激昂的文字和高亢的音樂都在強烈地暗示所宣教內容的不容置疑。這些觀念和理論作為紀錄片創作的指導思想一直延續到1978年十三屆三中全會召開。
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再次回到世界舞臺，中國人民渴望社會安定、國家富強的意愿被強烈激發，并調動為工作、生活熱情。紀錄片的美學特征雖然沒有突破解說加畫面的靜態樣式，但也很大程度上將題材從理論說教轉化為祖國風情、人文生活，這本身就是創作的一大突破。
《話說長江》無疑是那個時代紀錄片在國家形象建構中的代表。人們在長時間思想、眼界的閉塞后，充滿著對知識的渴望�！对捳f長江》通過新生的電視向國人呈現長江如何從冰川發源，如何匯流成江，如何孕育滋養兩岸同胞，又如何奔流至海的場面，在當時創下了40%收視率的收視奇跡。
偉人的逝去，使得一個時代及同時代的中國形象逐步淡出民眾的視野。在撿拾破碎的集體意識時，帶有鮮活文化地理標識的長江、黃河、運河、絲綢之路紛紛進入大眾的視野。在自我身份認同危機下的集體尋根中，無論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都在文化地理中得到精神慰藉，并獲得共識。因而得以誕生《絲綢之路》、《話說長江》、《話說運河》等大型紀錄片。
張同道先生說道，“通過文化地理打撈失落的歷史記憶，激活了中國人的文化自信與民族向心力”，或許正是那個時代紀錄片對內建構國家形象的最終目的。
一系列以中國人文地理為描繪主題的大型紀錄片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在這些紀錄片洋溢著文學氣息的解說詞中，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有著悠久歷史文化的泱泱大國，中國人民勤勞勇敢，在黨和政府的帶領下書寫了新的篇章。其間隱含的精神貴族氣質塑造了一個個凝聚國人的精神圖騰�；氐礁母镩_放、思想啟蒙的這一歷史大背景，這一國家形象背后真正強調的是當下中國所煥發的活力和無限可能性。
長江在這個世界上已經生活了千千萬萬個春秋了，可他還是這樣年輕，這樣清秀！他總是像初生的牛犢一樣不知疲倦，永遠充滿著青春的活力。
——《話說長江》第一回“源遠流長”
新啟蒙運動是一個復雜的思想運動，有渴慕西方現代化的同質性訴求！又有對其進行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潛在性格。80年代的思想啟蒙逐漸演變為知識精英要求政治改革的社會運動。1988年播出后被批評的《河殤》，其在建構所謂的“蔚藍色”海洋文明的國家形象中過度地解構了黃河這一充滿文化符號的國家形象，這與文化尋根中的共識產生了矛盾。雖然在精英文化中贏得了一定的反響，但其對中國歷史的強烈批判并未得到主流文化的肯定。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河殤》最后的命運。
80年代的紀錄片的風格，正努力地同“形象化的政論”有所差別，比如在紀錄片中采用主持人形式，比如主題的選取偏向自然地理，解說詞更偏重文學性而非政治性。但由于缺乏理論支持，其并未在本質上脫離“形象化的政論”。同時，作為視聽藝術的紀錄片在當時更多的是攙扶著文學的拐杖來實現其對國家形象的建構，這也使得80年代的紀錄片在建構國家形象中存在先天的局限。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業界同NHK等國外媒體的合作也越發全面，以及80年代學界對理論著作引入的不遺余力，為后續紀錄片風格的改變以及對國家形象的建構方式的變化做了鋪墊。
2. 90年代：“紀實美學”思潮下的“具象中國”
整個90年代是中國持續深化改革的時期。改革開放的深入，伴隨著各種社會實踐。市場雙軌制、國有化轉制等一系列嘗試都在80年代末展開，社會結構顯得日趨復雜。改革開放初期建構的以民族記憶、文化地理為核心意象的國家形象已經無法滿足來自不同階層對于當下國家形象的期許。在越發復雜的社會中，人們從歷史的眺望和遐想中回到當下，期待更為具象的中國形象，一個可以觸摸的當下中國。
在80年代的啟蒙思潮中，精英文化逐步進入社會的話語中心。而在精英話語的推崇中，西方的影視理論被介紹到中國�！耙痪虐硕�，德國電影理論家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在六十年代作為西方電影中紀實學派的理論被翻譯到中國。與此同時，法國電影理論家巴贊的電影美學理論也登了陸�！彪S后，“直接電影”的理論也隨后由美國進入中國。而一直受困于“形象化政論”的中國紀錄片似乎突然尋到了一扇門。正如黎小鋒導演所說，“真實電影”與“直接電影”在中國的匯流推動了紀錄創作中的“紀實美學”運動。中國紀錄片再次和世界接軌。
在1987年播出的《讓歷史告訴未來》中，已能在片中看到同期采訪，更為重要的是，影片中對毛澤東直呼其名，讓領袖從神又再次還原為真實存在的人。1988年開拍的《望長城》被公認為“形象化政論”與“紀錄美學”的轉折之作。其所展現的已經不僅僅只是作為文化標識的長城，而更多地把視角投向了長城周圍的人。本片的總編導劉效禮說，“長城要拍，重要的是拍長城兩邊的人”。這一紀錄片被認為是“新紀錄片運動”的開山之作。
從國家形象建構來說，《望長城》起到了承接的作用，它將文化地理的中國形象和現實中國的中國形象串聯起來。在未被完全消解的以民族記憶、文化地理為核心意象的國家形象中，紀實美學用同期聲、采訪、長鏡頭以及跟蹤拍攝構建起了一個有個體及生活質感的具象中國。
1989年后，精英文化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大眾文化。20世紀80年代的知識界把自己看作是文化英雄和先知，90年代的知識界則在努力地尋找新的適應方式，面對無孔不入的商業文化，他們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再是當代的文化英雄和價值的塑造者。90年代思潮的突出特點就是“新啟蒙運動”的態度同一性不復存在，思想界、學術界面對中國發展道路的選擇和實現路徑產生意見分裂。
新啟蒙運動“態度的同一性”在整體上肯定了西方的現代性，然而，西方的現代性傳統卻是一個具有內在緊張和沖突的結構。
1994年以后，現代性問題的提出。多元現代性是“去時間性”的，也就是說，不再將中國與西方的空間關系理解為一種發展先后的時間系列，不再認為中國必定重復西方的道路。
90年代的理論界，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產生激辯，新權威主義面對“現代化后果”提出開明權威政府的藥方。這些學術論辯都在精英圈層引發漣漪，但就社會發展的現實看，1992年“南巡講話”之后，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加快，經濟發展持續加快，為大眾文化的興起提供了有利的經濟條件。
電視以其媒介特點，成為大眾文化的寵兒。電視紀錄片也在這個過程中實現欄目化，進行定期播出，其中以1993年中央電視臺創辦的《東方時空，生活空間》以及上海電視臺創辦的《紀錄片編輯室》影響最大。它們利用其主流媒體的話語優勢將“紀實美學”的紀錄影像向大眾輸出。這些將鏡頭對準普通大眾的影像，“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蔚然成風，一時間，引發了國內的“紀實熱”，《遠在北京的家》、《毛毛告狀》、《德興坊》等系列影片都取得了不俗的收視成績。
同時，紀實美學指導下的中國紀錄片開始在國際上嶄露頭角，開始踐行紀錄片對外國家形象的建構功能。《最后的山神》、《龍脊》、《三節草》、《老頭》等影片在國際上獲獎，開始消解世界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世界看中國的眼光漸漸的不再是神秘的東方、紅色的中國，他們會發現同樣有血有肉的中國人是如此真實地生活在這片古老的大陸。
同時，隨著DV技術的發展，紀錄片的個人化敘事成為可能。部分紀錄影像的非官方化制作在國內開始出現，以1990年《流浪北京》為起點的中國獨立紀錄片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
在“紀實美學”在發展中，最為活躍的可能是獨立紀錄片界對底層群眾的描寫。這些關注邊緣人群的作品在國內外都極易引發關注。適當地呈現此類作品，對國家形象的建構的全面與可信度有加分作用。然而，其往往被過度放大，而在對國家形象的建構造成消極影響。
綜上，90年代中國的發展主旋律是繼續深入改革開放，經濟社會開始出現，并形塑著社會機構、國人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這一時期是大型紀錄片衰落的時期，除了《望長城》、《龍脊》等作品鮮有佳作，而且這一時期的紀錄片所呈現的國家形象和美學追求也各有不同。
市場經濟意識萌發、精英文化的分裂，給大眾文化帶來勃勃生機。這一期間紀錄片所呈現出來的國家形象居于多元，一個明顯的特征是“兩極敘事”得以深化，即在國家宏觀背景梳理的基礎上加大對于個體的描摹，民族獨立、國家富強背景下塑造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中國人，呈現了發展中的都市文明和多元化的價值觀。在最原始、最本真的生活現場中，紀錄片展現出細致、真實的人物內心和生活狀態，中國崛起的信心真實地附載于一個活生生的平凡人身上。香港回歸、澳門回歸使得中國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獲得了極大提升，一個追求經濟快速發展、渴望重現歷史輝煌的中國形象躍然屏幕。一個強國正在崛起，成為中國人想象的共同體。
三，新世紀：“戲劇美學”及多元共生下的“復興中國”
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面臨的問題成為在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政治和文明網絡中中國占據什么樣的位置，扮演什么樣角色的問題。改革開放的深入與持續，在20世紀的后半葉，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這也使得步入21世紀的中國呈現出久違的大國氣息。
當代中國開始面臨現代化危機，環境污染、社會不公、人文失落等現狀引發深刻的憂慮。中國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出現各種思潮的多元并存，如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新左派、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不同的思潮彼此之間也存在著競爭、交匯與思想碰撞，是社會多元性在文化領域的反映，“這也是中國走向真正的常態社會的進步標志”。
大眾文化在經歷了近十年的發展，在綜藝節目和電視劇的熏陶下，紀實美學在大眾媒體中已不如90年代這般受到追捧。2000年后，國內電視媒介生態發生巨大變化，電視臺均引入市場機制，將收視率作為衡量電視節目優劣的主要標準。這使得新聞、電視劇、綜藝節目基本瓜分了電視的主要時段。紀錄片業在這個過程中逐步邊緣化，國內多家電視臺取消或者縮減了原有的紀錄片欄目。幾乎同時，國家對影視產業做出調整，放寬了影視制作的準入門檻，使得民營制作單位獲得了合法的攝制資格。
市場的深化以及對“紀實美學”的審美疲勞，使得紀錄片不得不轉變自身的美學樣態，“戲劇美學”就在這樣的環境下應運而生。
在新世紀的后現代語境中，紀錄片的“過政治化”或者“過紀實化”，使得大眾對于乏味的紀錄片的傳播帶有天然的抵觸心理，而“戲劇美學”巧妙地利用戲劇的沖突、故事的演進化解觀眾的抵觸，并將觀眾帶入故事。
在政治、經濟、文化共同繁盛的當下，紀錄片在美學上呈現出多元共生的境況。“戲劇美學”才剛興起，尚未在實踐中產生重大影響，紀實美學雖在大眾文化中逐漸失寵，但仍有較大的影響，尤其在其借鑒“戲劇美學”后展現出新的生命力；同時，主流媒體在宏大敘述上依然無法完全拋棄政論的形式。
而在國家形象的建構中，以央視為代表的主流媒體仍是主力軍。2005-2007年的短短三年，以央視為代表的主流媒體向國內外的觀眾呈現《故宮》、《圓明園》、《大國崛起》、《再說長江》、《新絲綢之路》、《復興之路》、《公司的力量》等多部宏大敘事的大型紀錄片。而對比80年代的大型紀錄片，這批紀錄片已不再只是打撈民族的過去以尋求精神的慰藉，而更多的是以即將復興的大國心態，從過去看向未來，探尋更為理性的前進道路。
尤其是《大國崛起》，其全面地分析西方九國的崛起過程，雖未提及中國，但無論是學者還是國民，對于其隱喻的中國之崛起已成共識。在《大國崛起》播出后，引起了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關注，產生了熱烈的討論。而《復興之路》更是直白地將復興崛起的中國形象搬上熒屏。
《復興之路》前兩集的主色調是青、灰色及黑白畫面，是一種壓抑的、苦難深重的時代情緒的表達；隨著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畫面逐漸變得絢麗多彩，明亮歡快，富于動感，是時代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寫照，這樣的鏡頭語言點出“復興”的寓意，可以使觀眾更加直觀地感受到歷史的倉桑巨變和今天的幸福。
2008年北京奧運會召開，中國金牌總數歷史性地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同年始自美國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不僅動搖了傳統強國的經濟實力，而且其中中國政府快速的反應、良好的經濟發展數據讓各國政府將救市的希望寄托于東方，紛紛表達讓中國承擔更大社會責任的言論。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越德國、日本位居全球第二。當然，中國經濟的發展質量和人均資源占有率皆無法與上述國家抗衡，但一系列的似乎是此消彼長間的經濟發展，極大激發中國人的愛國熱情，并使得一個新的精英階層——企業家日益走上政治經濟前臺。他們追求公司強大、推動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意愿也得到正面表達�！豆镜牧α俊芬允澜绗F代化進程為背景，梳理公司起源、發展、演變、創新的歷史，討論公司組織與經濟制度、思想文化、科技創造、社會生活等諸多層面之間的相互推動和影響，旨在以公司為載體觀察市場經濟的演進，探尋正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成長的中國公司的發展道路。片中，公司是匯聚人類智慧、帶動社會進步和創新的載體，這體現了當代主流價值對公司及市場經濟的肯定。
2009年，講述汶川地震事件的大型紀錄片《人民至上》公映。它有別于大多數災難主題，并未陷入概泛和宏大的敘述。影片始終將敘事焦點投射在具體人物的身上：從國家領導人到村民百姓，從年逾古稀的老人到不滿周歲的孩童，從奔赴一線的戰士到源源不斷的志愿者，懷著對生命的尊敬和感動，影片細致地記錄著一個個表情，一個個動作，一個個眼神。它呈現了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形象，呈現了解放軍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呈現了國人在災難中表現出來的凝聚力、國家歸屬感。它以大災為切入點，以大災中整個民族從上至下呈現出來的人性光輝為素材，構建了一個多難興邦的國家形象。
近期熱播的《舌尖上的中國》在國內引起巨大的反響。飲食文化一直以來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影片呈現的中華美食，讓受困于食品安全的大眾對吃又提起了興趣，它喚醒了我們關于傳統食物的記憶，讓人有落地生根的安定感。陜北的餑餑商販、查干湖的捕魚老者、云南的火腿匠人、蘭州的拉面師傅……影片中每一個鮮活的個體背后都洋溢著樸實的氣息。在這個意義上，《舌尖上的中國》已經超越了一部美食紀錄片。正如文化學者胡野秋所言，“其實它講的不是美食，而是深入美食背后，講文化傳承，探討當今社會中人類該如何善待食物、如何與大自然和諧相處”。
新世紀以來，中國崛起、和諧發展成為主流話語的關鍵詞。中國人切實地感知到國家地位的提升，迫切地希望中國重回世界大國行列，獲得與其經濟地位相應的國際地位，打破一直以來我們在國際對話中所處的弱勢地位。這一時期，伴隨著戲劇美學的興起，大型紀錄片重回央視黃金時間。其間的紀錄片在國家形象塑造上有以下特色：
首先，傳媒技術的發展使得國家歷史文化、人文地理的描摹更具宏大氣象，大片化的拍攝思維體現了制作平臺和國家實力的增長。
其次，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仍然沒有突破歷史與傳統、東方與西方這樣二元對立的思維體系，但是與80年代不同，歐美經濟危機、國學熱及文化保守主義的興起使得中國人不再認為西方模式是不可跨越的，中國可以探尋有自身特色的發展道路。在“黑暗的舊社會一光明的新中國”的論述窠臼下，當代中國不再是一個光明但卻匆促的結尾，更多的歷史功績支撐起更為強大的民族自信心來面對未來。
最后，“和平崛起”、“和諧發展”等理念始終縈繞近期的大型紀錄片，顯現出提高綜合國力、提升國際話語權的訴求。但這些理念不但涉及國內不同思潮對中國發展模式的爭論，也容易造成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擔憂。官方提法從“和平崛起”微調至“和平發展”也是對此的一種回應。這一主流認知反射于大型紀錄片和政論片就是對中國“發展中國家”形象的小心維護。
中國國家形象的影像表達是一個宏觀著眼、微觀著力的當下問題，她始終回應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之后如何成長為一個綜合性強國，尤其是具備文化傳播力的現代化國家的宏大命題。國家意識形態的大型紀錄片近三十年來一直通過再現歷史中國、革命中國和當代中國形塑國家形象，構建國民認知的共同體。
通過對80年代至今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的梳理，本文初步探尋出中國在不同歷史階段對自身形象的預設與構建。80年代的改革開放同時也帶來紀錄片理論的突破，電視屏幕將時間留給了祖國風土人情，體現了一個文明古國尋求新生的激情。而80年代末與社會思潮一起云涌的還有對中國發展模式和傳統文化的反思，其態度之決然、語言之激烈在后來的主流紀錄片中再未得見。這也從側面反映中國現代化道路中對傳統／現代、東方／西方這些矛盾難于取舍的心態。
90年代是大型紀錄片衰落的年代，媒介格局的變遷、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央視大型紀錄片不再具有傳播優勢，大眾文化的興起、關注個體命運的人本主義發展，使得追求合意的宏大敘事不再討好。這一階段的大型紀錄片的成就主要集中在紀實主義美學的突破，而對打造社會合意的能見度卻極大地讓位于大型事件的直播報道和主題報道。但也正是這一階段，中國的形象不再單純依托歷史地理，出現對個體命運的關注，展現出了中國人的群像，讓國家形象更為鮮活可感。
新世紀之后中國崛起成為國人共識，大型紀錄片也不再遮掩尋求強國之夢、追求大國地位的訴求。媒介技術革新、國家實力提升，使得大型紀錄片對于再現歷史輝煌更為得心應手，“現代性危機”初露端倪也迫使國家媒體直接發出大國崛起、復興之路、公司的力量這樣的追問。當然大型紀錄片仍然無法脫離時間、空間二元對立的敘述思維，對中國發展道路的展現多少流于平面化，而其中對某些提法的不夠慎重進一步引發國際社會的揣測。
中央電視臺的大型紀錄片體現了國家主流意志對中國歷史、發展模式的階段性共識，面向國內外觀眾提供了中國國家形象的電視文本。從中我們可以窺視國家社會發展、社會思潮激蕩和媒體創作理念革新，這三方面的動力匯流共同塑造了一個屏幕上的中國。當然，部分源于央視的媒體地位和中國的媒介管理體制，央視紀錄片展現的是官方話語體系下的中國形象，她本質上無法回應一個多元化中國的發展現實。不過近日《舌尖上的中國》引起全國關注，可能成為一種破題思路。
�。ㄚw瑜，副教授，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3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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