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互動機制維護農民工權益

建立互動機制維護農民工權益

        建立互動機制維護農民工權益
內容提示：“權利缺失，權利侵害”，是存在于農民工身上較為普遍的現象。農民工群體的現實地位和特征，決定了工會應發揮好、行使好自己的維權使命，并建立起與其屬性相匹配的機制。成都市總工會與石家莊、福州、寧波等地工會積極探索簽訂的《城際間工會維權合作協議》，使工會在農民工問題上的維權互動機制有了更新、更廣的合作內容與合作空間。
　　遵照全總“組織起來，切實維權”的工作方針，成都市總工會近年來行之有效地開展了農民工的維權活動。其中承辦的包括川籍農民工新疆沙漠遇險維權在內的多件典型法律援助案例，均在全國產生較大的社會反響。　　維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但由于地域的間隔和地區的限制，一段時間以來，各城市工會的維權實踐，還囿于工會所在的區域，城際工會之間，還沒有對彼此的維權資源進行整合互補，系統有效的互動維權機制尚未形成。這就造成了維權工作的脫節和維權舉措的滯后，以及由此衍生維權行為大多于事后的補救。其結果，不僅維權活動被動，維權成本高，還因為流動性強的農民工，難以承受的異地維權的限制和訴訟費用，致使維權的實際效果往往難盡如人意。

　　從概念上講，維權的內涵很豐富，應是由不同內容、不同序列構成的維權系統鏈。實踐與理論的雙重啟示，因勢制變，在維權實踐中開拓創新，使維權方法由靜態轉向動態，維權方式由被動轉向主動，維權防線由終端前延至始端，維權組織由單一整合為系統。簡言之，在當今形勢下，盡快構建起工會維權互動新機制，將成為各地工會組織亟待解決的一個嶄新課題。

　　一、構建城際間工會維權聯盟的現實意義重大

　　1.全新的形勢需要全新的維權理念與維權定位

　　隨著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數億農村剩余勞動力，以農民工的稱謂和平均每年1300萬人的規模，向非農產業轉移。這種史詩般的農民大遷徙，至少蘊涵三個層面的意味：一是數億農民身份的轉變，是一個歷史進程，是我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長期現象；二是農民工群體已快速壯大了工人階級隊伍，并在二、三產業的諸多領域，起到支撐性作用；三是能否最終完成歷史性的農民身份大變遷，關系到國家的命運和興衰，關系到中國社會全面小康和現代化的實現。所謂農民安則社稷安，農民富則天下富，古今亦然，這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前提條件。

　　直面全新的形勢，全新的使命，盡快實現維權觀念和思維的更新，維權坐標和定位的更新，維權行為和方式的更新，維權領域和內容的更新，構建維權新機制，系統有效地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保障農民向非農產業穩定、有序、可靠地轉移，已成必然。惟有如此，工會才能更好地成為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

　　2.農民工的基本屬性需要與之相匹配的維權措施與方法

　　農民進城務工目前暫被統稱為農民工，亦即農民暫時還具有農民與農民工的雙重身份，加之長期受城鄉經濟社會二元結構體制性的制約，二者共同決定了時下農民工的地位和基本特征。主要表現為：———“權利缺失，權利侵害”，是存在于農民工身上的普遍現象，他們屬社會的弱勢群體。

　　———農民工多數未受過教育培訓，文化、技能及其它素質偏低；農民工進城務工多呈流動性、階段性、盲目性和不確定性；農民工一般沒有自己的組織載體，難與企業建立平衡對等的勞動關系和對話機制。農民工的這些基本特征，決定了他們的“權益困境”，決定了他們很難免遭權益的損害。

　　農民工群體的現實地位和特征，決定了工會要發揮好、行使好自己的維權使命，要有新的舉措、新的方式，拓寬維權新領域，使之與農民工的屬性相匹配。

　　3.城際間工會維權互動，是構建維權新機制的有益嘗試

　　針對農民工的基本特征，幫助農民工走出權益困境，工會的維權，就應是全方位、多環節、連續系、整體性的維權。如果城市工會從一開始就介入，也就是說在起始點與輸出地就將其納入組織系統中，使其一開始就具有組織性、方向性、目的性，從而減少因其單一、盲目、無序帶來的負面作用，使農民工從輸出地到輸入地勞動關系的建立、履行、終止，以及相關權利義務都納入工會的關懷之中，納入組織的監控之中，使維權從單個轉向整體，事后轉向事前，單環節轉向多環節。新的情況表明，要獲得全過程維權的期望值，僅靠輸出地工會或輸入地工會單方面的維權，是難以實現的。因此，必須打破城市工會的地域界限，實現輸出地與輸入地工會維權資源的整合，協商溝通，優勢互補，聯手維權。城際間工會互動維權，正是在新形勢下構建維權新機制的一種探索與嘗試。

　　4.維權互動，工會具有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和職責優勢

　　中國工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廣泛的群眾性，黨的領導是中國工會最大的政治優勢；組織健全、涵蓋廣泛，是中國工會的組織優勢。我國工會組織從中央到地方，從企事業單位到社區，各行

        各業幾乎全部覆蓋，這是目前我國任何單位和其它組織形式所不能替代的。工會對農民工的維權，具有組織上的堅強保障；職能明確，職責清楚，是中國工會維權的職責優勢。工會維權，不具功利性，法律賦予，職責使然。《工會法》規定，依法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是中國工會的基本職責，維權乃工會“天職”所在。因此，要實現對農民工的系統、整體、聯動維權，工會組織具有不可替代的綜合優勢。即使發生了事后維權，涉及訴訟、仲裁、行政復議等方面，通過工會組織出面進行協調、溝通、調解或進行救助、干預，也比農民工單槍匹馬更利于得到維護，從而可以避免和減少農民工悲劇事件和惡性事件的發生。

　　二、城際間工會維權互動機制的開創與早期實踐

　　1.維權實踐與感悟，催生了建立城際間工會維權互動機制的嘗試

　　2004年1月12日，成都市總工會與石家莊、福州、溫州三城市工會簽訂了《法律援助合作協議》，在全國首創維權互動模式，以協議的形式，采用民事承諾，各方按協議履行權利義務。其宗旨是：充分利用和發揮工會維權的資源優勢，進一步強化維護職能和增強維權力量，構筑在新時期中適應勞動關系特點變化的全新維權機制。參加互動機制的城市工會按照所簽訂的協議，采取相互支援，相互支持的方式進行協作，每年定期和不定期地舉行會議，對于重大侵權案件共同研究，“集體會診”或“邀請出診”，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工會維權成本，增強維權效果。

　　2.沙漠遇險案催生第二批維權聯動機制的建立

　　2004年7月2日，震驚全國的彭州丹景山農民工沙漠遇險案發生后，舉國關注。為避免和減少此類悲劇的發生，四川省和成都市總工會支持和指導彭州丹景山建立了四川省第一個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工會。成都市總工會再次遠赴新疆，分別與克拉瑪依、烏魯木齊、新疆建設兵團、昌吉四地（單位）工會簽訂了《法律援助合作協議》，建立了維權互動機制。克拉瑪依市總工會按照所簽訂的協議，與成都市總工會成功地協調處理了沙漠遇險農民工的善后問題，為他們討回了應得的報酬和補償。

　　3.組織首個工會小組集體赴寧波務工，催生了第三批維權互動機制的建立去年11月，為使沙漠遇險農民工盡快擺脫陰影走上新的工作崗位，成都、寧波兩地工會密切合作，為沙漠遇險的17名農民工聯系了工作崗位。2008年1月7日，17名農民工以四川省第一個農民工工會小組為載體赴寧波務工，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為此，成都市總工會又與杭州、紹興、義烏等地工會簽訂了《城際間工會維權合作協議》。第三批城市維權互動機制，在原有7城市法律援助合作的基礎上，增加了提供就業信息、接轉會員關系、指導簽訂勞動合同、購買社會保險等合作項目，使維權互動機制有了更新、更廣的合作內容與合作空間。至此，城際間工會維權互動機制已具雛形。《城際間工會維權合作協議》簽訂后不幾天，成都市總工會就收到6000多個工作崗位的就業信息訂單。維權互動，優勢互補，參與各方實現多贏的效應，已初見端倪。

　　4.充分利用社會資源，構筑社會維權互動平臺

　　成都市總工會在向外建立城際間工會維權互動機制的同時，還不斷向本地區借力、借資源，構筑本地區的維權互動平臺。如在原有外聘專家組成的工會法律顧問委員會的基礎上，又建立了具有開拓性的“工會大學生法律志愿者團”和“工會律師團”。“兩團”成立后，已深入工礦企業開展法律宣傳126次，接待各類職工2萬多人次，免費代理仲裁和訴訟17人次。“兩團”的維權重心，正逐步向農民工傾斜。

　　三、建全和完善城際間工會維權互動機制勢在必行

　　城際間工會維權互動是一項系統工程，對其認識和實踐，尚處于初始階段。城際間工會維權互動新機制所包含的內容、措施、方法與任務，還有待于作以下深入的探索與實踐：

　　———城際間工會維權互動是一個新領域，涉及內容多，工作難度大，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借鑒，因此必須更新觀念、拓寬思維。對維權主體、維權客體與其他參與各方的屬性、作用、定位作較為準確清晰的判斷鑒定；對維權對象從起始到終端，每個階段、每個環節、每個序列應與維權的內容有對應的支撐保證措施，使之逐步規范化、條款化，從而提升城際間工會維權互動機制的科學性與可操作性。

　　———由于參與維權互動的城市工會分屬不同的地區，在互動維權時，應明確城際間工會彼此的責任、權利和義務、工作方法、工作內容及相關措施。隨著城際間工會維權聯盟的擴大，建議全總應適時對此項工作進行調研總結，使之達到更好的維權效果。“范文先生”版權所有

　　———為保證輸出農民工的質量和穩定性，維權互動的持續性，必須加大對農民工的培訓。建議各級政府應對現有的農民工培訓進行全面統籌規劃，工會系統也可利用現有培訓基地的優勢開展這項工作。

　　———維權是社會各界的義務和應有之舉。工會維權是法律賦予的職責。由此，應當搭建以工會為主要載體、社會各方參與的多層次、多渠道的社會化維權大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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