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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維特根斯坦語用學思想及其反形而上學性
后期維特根斯坦語用學思想及其反形而上學性李包庚（寧波大學，浙江 寧波 315211）
摘 要：與前期主張“邏輯圖像論”不同，后期維特根斯坦提出“語言游戲說”，認為形形色色的“語言游戲”并無共同的本質，唯有“家族相似性”，主張語言的意義在于其用法，標志著維特根斯坦思想從語法學向語用學的飛躍，具有反形而上學性。
關鍵詞：維特根斯坦；邏輯；語用學；形而上學
中圖分類號：B0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3-0021-02
奧裔英籍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是西方現代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他主張哲學問題可以歸結為語言問題，全部哲學是一種“語言批判”，力圖消解傳統形而上學，為哲學發展開辟新的道路。維特根斯坦認為，傳統哲學錯誤的根源就是對語言的誤用。
一、維特根斯坦思想轉變的原因
《邏輯哲學論》是他的早期代表作，旨在產生哲學問題的根源，企圖建立語言的“邏輯圖像”，通過對語言的邏輯分析來糾正傳統哲學的錯謬。但后來他認識到，他前期的努力并沒能有效地糾正傳統哲學的錯謬，《邏輯哲學論》也無法超越傳統形而上學的困境。因此，他果斷拋棄邏輯原子主義的“語言圖像論”，創造性地提出“語言游戲說”。
首先是其做小學教師經歷的啟發。1920年，維特根斯坦到一偏遠農村小學擔任了六年的教師，這段經歷對他的哲學思考有重要啟示。“他后期強調語言訓練在語言意義的理解上的作用，就與這小學教學密切相關。從這種語言啟蒙教育中，維特根斯坦積累了從事哲學思考的第一手資料，也幫助發現了哲學問題的根源。”[1]實際教學活動中，他此前所持的哲學信念被證明與教學實踐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矛盾，這就使他意識到，語言符號并非都限于命題之中。語言符號不描述事實，描述只是語言的多種用法之一，而邏輯分析只限于命題，只涉及語言的部分功能。
其次是維也納學派對他思想地誤讀刺激了他思想的轉變。維也納學派成員深受維氏前期思想的影響。維也納學派成員一度奉概述為經典，細心解讀。在《邏輯哲學論》里，維氏劃定了“可說的”與“不可說的”界限，并把消除“對語言的邏輯誤解”作為全書之主旨。維特根斯坦在與他們論述自己思想時，分析維也納學派此前對他思想的誤讀，實際上維也納學派的誤解也是對他自己早期語言觀的反省與批判，促進了其思想的轉變。
再次是受伯羅維和斯拉伐地批評和激勵。在一次演講中，荷蘭數學家伯羅維（J.Brouwer）尖銳批判了對邏輯過分崇拜的傾向，堅持日常語言并不絕對服從邏輯形式所表達的規則，日常語言不比邏輯語言低級。應該根據語言的基本特征來考察邏輯的性質，并用邏輯來規范、限制語言的用法。于此，維特根斯坦得到重要啟示：邏輯形式和邏輯結構其實是植根于日常語言的，不存在著脫離日常生活和日常語言的先天邏輯。斯拉伐（P.Sraffa）的意見也提醒維特根斯坦，讓他意識到，邏輯分析的作用其實是有限的，邏輯分析并不能解決所有哲學問題，也不能適用于所有的語言現象。這樣，維特根斯坦認識到此前自己對日常語言的性質、作用和意義的主張是狹隘的。
二、“語言游戲說”的提出
維特根斯坦認為，傳統哲學問題是因誤用語言而產生的，哲學需要做的就是消除傳統哲學對語言的誤解。維特根斯坦選擇奧古斯丁圖畫作為首要批判目標。在奧古斯丁關于語言本質的圖畫中，語言中的詞語是事物的名稱，名稱與名稱的組合構成句子。維特根斯坦認為這個觀點會導致這樣的想法：“每個詞都有一個意義。這一意義與該詞相關聯。詞所代表的乃是對象。”[2]31在維氏的“語言圖像論”中，語言和世界之間存在一一對應關系，最基本的是簡單名稱與簡單事物之間的對應關系。維特根斯坦反對把語言本質歸結為詞匯與事物對應關系的觀點，認為奧古斯丁圖畫是對語言的理解是狹隘的，而很多哲學錯誤都是因為狹隘地理解語言而產生的。他提出“語言游戲說”來反對這種狹隘的觀點。
“語言游戲說”其實就是把語言比作游戲，是維氏后期哲學思想的核心內容，構成其后期哲學觀的根基。維特根斯坦提出“語言游戲說”的最初靈感，可能源于他一次觀看足球賽的經歷。有一段時間他一直琢磨著語言的本質問題，恰好一次經過一個足球場時，看到有人正在熱火朝天地踢著足球，就像做游戲一樣。他眼前豁然開朗：在語言中人們不也是在用詞語做著“游戲”嗎？每一個詞語的意義在“語言游戲”中體現出來，也就是說詞語的意義在于其具體的運用。在首創“語言游戲”這個概念時，維氏并未對之予以明確的定義，而是通過舉出一些具體實例來揭示。維氏把由語言和行動（那些與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行動）所構成的整體統稱為“語言游戲”。
在前期“邏輯圖像論”里，維氏認為邏輯語言是最理想的語言，并試圖在邏輯和語言之間建構一種對應關系，借此來探討人們對語言的理解，而在后期的“語言游戲說”中，維氏則認為最理想的語言其實就是我們的日常語言，認為對語言的理解必須從日常生活著手才能把握。維氏指出：“‘語言游戲’一詞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這個事實，即語言地述說乃是一種活動，或是一種生活形式的一個部分。”[2]7“語言游戲”強調的是語言與日常生活之間的聯系，以及日常生活中語言運用的多樣性，這說明維氏改變以往靜態的邏輯分析，主張從動態的角度來考察語言的意義。他說：“一個詞的意義就是它在語言中的用法。”[4]這就突破了各種精巧、繁瑣的哲學理論，推翻了西方哲學傳統中把詞語的意義歸結為事物名稱的習慣，超越了他前期哲學思想的局限。
三、“語言游戲說”的反形而上學性
“語言游戲說”具有強烈的反形而上學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反本質主義。維氏認為，語言是無所謂本質的，語言只是一種活動而已。西方哲學發展歷程中，古代和近代哲學家們都認為復雜多變的事物都必然存在著普遍的本質，并一直孜孜不倦地尋求著萬事萬物的本質。維氏徹底打破這種慣例，認為“哲學病”產生的真正原因正是哲學家們偏執地追求事物的“本質”，以至哲學陷入沒完沒了的形而上學爭論中，就好像是誤闖“捕蠅瓶”的蒼蠅。前期維氏運用邏輯的工具，通過對語言進行邏輯分析來研究世界的本質。后期，他提出“語言游戲說”，認為語言就像游戲一樣，無所謂“本質”，試圖以此從根本上消除“本質”這類形而上學問題，使哲學家們跳出“哲學病”的困境。
第二，“家族相似”概念及其反形而上學性。人們通常認為“游戲”一般具有娛樂性、競爭性、技巧性、機遇性等共性。習慣中人們總是認為，任何“游戲”都該有一個共同的本質或特征。維特根斯坦打破這種傳統，認為日常生活中的棋牌、球類等各式游戲，其實根本就沒有所謂的本質特征或共性。各種游戲之間只具有錯綜復雜地重疊或交叉，只具有相似性關系，構成龐大的“游戲家族”；而這一點恰恰類似于同一家族的成員之間所具有的相似性——他們總是在身材、臉型、性格、習慣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相似性，而不同的游戲之間也存在著這種相似性。維特根斯坦形象地稱之為“家族相似”。維氏此舉的目的是為了向人們表明，語言的用法是多種多樣的，就像游戲活動是五花八門的一樣；“語言游戲”之間沒有共同的本質特征，只有“家族相似”性，語言具有靈活多樣性，詞語的意義只有在具體的語言游戲（詞語的使用）中才能體現出來，邏輯的刻板性無法涵蓋實際語言使用中的活潑多樣性，這就否定了此前他倡導的邏輯本質觀。
第三，用“生活形式”擺脫形而上學。維氏后期的哲學，主要考慮糾正前期的錯誤，其途徑就是轉向生活實際。“語言游戲”就是語言與行為結合生活實際。“生活形式就是指在特定的歷史背景條件下通行的，以特定的歷史地繼承下來的風俗、習慣、制度、傳統等為基礎的人們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總體或局部。”[5]維氏認為，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生活形式。這些繽紛多彩、形式各異的生活方式，各自的作用千差萬別；它們之間密切聯系、互相影響，相互交織構成我們的現實生活。人們的思想、行為融入到“生活形式”中，不能超越“生活形式”。語言是人類在社會實踐中逐步約定俗成發展起來的，是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維氏指出：“語言游戲一詞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這個事實，即語言的述說乃是一種活動，或者是一種生活形式的一個部分。”[2]17所以，“語言游戲”和“生活形式”是密不可分的關系，前者是后者的組成部分；而后者是前者的現實基礎。維氏通過“語言游戲”，號召人們對語言的理解和把握應該在日常生活中進行，這就使得哲學真正開始走向現實生活，擺脫了以往哲學的形而上學傾向。
第四，“語言游戲”是遵守規則的活動。在維特根斯坦看來，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使用語言須遵循特定的規則，正如“游戲”應遵守一定的游戲規則一樣。我們知道，語言是人類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為了交流的需要，逐步約定俗成發展起來的。在“語言游戲”中，如果沒有一定的規則約定，每個人都隨意使用語言或隨意制定規則，那么游戲就無法進行，語言就變得“不可通約”，變成一種不可理解的現象，那么語言的社會性也就無法實現。后期維氏正是抓住語言的社會性特點，糾正了前期陷于純粹邏輯分析的錯謬。
結語
從側重邏輯分析的“語言圖像論”，到注重生活實際的“語言游戲”，代表維特根斯坦哲學思想上的一個重大飛躍。“語言游戲說”強調語言只有在使用中才能獲得意義，糾正了其前期哲學路徑上的偏差，打破了以往語言研究中的實體主義傾向。“語言游戲說”強調應該重視和遵守語言正確使用的“游戲規則”，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消除和避免哲學上的錯謬，具有反對傳統哲學在語言本質問題上的形而上學錯誤傾向。但是，“如果把探討人類最本質、最普遍問題的哲學消解為語言和文字游戲，不僅背離哲學的本質，而且也脫離了社會現實。……語言分析根本不可能消解和替代哲學問題。”[7]
參考文獻：
[1]張學廣。維特根斯坦：走出語言的牢籠[M].沈陽：遼海出版社，1999:217.
[2][奧]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M].李步樓，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3]韓林合。維特根斯坦論“語言游戲”和“生活形式”[J].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1）。
[4]謝地坤。現代西方哲學的流變及啟示[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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