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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與回應：一項關于流動兒童適應的再研究
需求與回應：一項關于流動兒童適應的再研究趙芳（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上海200433）
【摘要】人類有潛能幫助其自動地調適以尋求與環境的平衡，但人類的天賦與環境資源供給的相互作用才是增進人類適應的最終因素。流動兒童在與環境的互動中，資源供給欠缺，影響其適應。為了回應流動兒童的需求，需要從環境層面輸入資源，培養其積極的自我認知與情緒體驗，幫助其適應以尋求與環境的平衡。由于城鄉間的差異給流動兒童帶來的不適應、斷裂及社會排斥，持續性的多系統整合介入是幫助流動兒童適應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流動兒童 需求 回應適應
【中圖分類號】C91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4828（ 2012） 11-0014-05
DOI: 10. 3969/j. issn. 1672-4828. 2012. 11. 003
在2009年初至2010年初，筆者從人與環境的關系人手，通過一項實證研究，分析了流動兒童的適應過程以及在這一過程中流動兒童的需求和資源供給狀況，研究的結果發表在2011年第3期的《社會科學》上（趙芳，2011），當時的研究結論是：在流動兒童與環境的互動過程中，流動兒童的成長歷程因家庭的流動而發生改變，他們面臨新環境的壓力，有許多適應性需求，而環境資源供給的不足，使得流動兒童產生了適應性困難，這些困難的存在已經影響了流動兒童的自我發展。
這是根據實證研究對流動兒童適應問題所做的解釋。但社會研究的生命力不僅僅在于解釋，還需要有對策研究，更需要對策略的實際操作及評估。此后從2010年2月起至2011年初，筆者設計了一個為期一年的流動兒童介入計劃（以下簡稱為“該項目”），由上海市公益招投標資金資助，一家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具體實施，大學生志愿者加入，從資源供給的角度，回應流動兒童的需求，以幫助流動兒童有效適應。
一、需求回應
對目前促進流動兒童適應的干預所作的文獻回顧表明：（1）這些干預主要針對的是流動兒童適應中出現的心理問題，很少注重培育其積極的自我認知與情緒體驗（胡進，2002;葉瑋琳，2008；鐘愛萍，2004），這體現了研究者的消極視角；（2）這些干預主要是在個體的水平上進行的（王丹陽，2008;謝晨，2009;鐘愛萍，2004）。對環境的干預幾乎是一片空白，這樣的干預隱含的潛在假設是，流動兒童自身是其適應問題的重要因素，因此只要改變流動兒童自身，就可以緩解或消除其適應問題，促進其適應。而實際的情況是，不論是導致影響流動兒童自我發展的問題，還是促進流動兒童的適應，環境的作用和影響是至關重要的（曾守錘，2011）。人類是不斷成長、變化、與環境進行持續互動的主體，根據筆者的實證研究，流動兒童與城市、學校和家庭的互動，期待與現實之間存在差距，資源供給欠缺，導致其形成了獨特的自我認知與情感體驗，影響其自我發展。因此，幫助流動兒童適應需主要從人與環境的關系人手，探討如何從環境輸入資源，培養流動兒童積極的自我認知與情緒體驗，以幫助其自動地調適以尋求與環境的平衡。
（一）選擇學校作為主要介入系統
在影響流動兒童的社會環境中，有三個系統可以直接介入：家庭、學校和社區。經過仔細衡量后，該項目選擇了學校作為主要的介入系統。理由是：（1）學校在該階段兒童的成長中占有重要地位。按照埃里克森的個人生命周期理論，流動兒童的年齡階段正處于“勤奮對自卑”的社會心理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兒童的主要發展任務是通過與同伴之間的交流而發展自我價值感，對積極發展結果的重要影響來自學校、學習和老師的教育與鼓勵（居伊·勒弗朗索瓦，2004）。社會適應分為心理適應和城市文化適應，城市文化適應包含了人際關系、適應環境、外顯行為、內隱觀念、語言和學習等六個維度的適應（劉楊、方曉義、張耀方等，2008），對于學齡兒童來講，這些適應也主要在學校系統中完成；（2）選擇家庭作為主要介入系統時碰到困難。首先是父母的教育程度較低，教育能力有所欠缺，根據筆者的調查，流動兒童父母的教育程度大都集中在初中及以下，還有近一成的母親沒有讀過書。對于孩子的教育，85.0%的父母表示他們找不到有效的教育方法；其次，從鄉村來到城市，流動兒童的家庭正經歷著家庭生命周期的重大變化，父母大多忙于生計，無暇顧及孩子。調查中有56.2%的父母因為“他們工作太忙，沒有時間”，從不輔導孩子的功課，48.9%的父母從不和孩子進行深入的交流。第三，父母從鄉村來到城市，本身也有適應問題。調查中父母能夠完全適應的只有19.8%，54.7%的流動兒童認為父母不會幫助自己適應新的生活。因此，在介入過程中，家庭是一個重要的介入系統，需要介入但不一定選其為主要的介入系統；（3）選擇社區作為主要介入系統條件不成熟。流動兒童來到城市后，大多租住在城郊結合部，一方面居住的較為分散，另一方面當地社區發展的也不充分，要完成具體細致的介入，條件不成熟。(管理科學論文 www.baimashangsha.com)為此，幫助流動兒童適應選擇學校系統作為主要介入系統較好。
在具體介入時，該項目選取了一年前進行實證研究的上海城郊的一所流動兒童學校進行了介入。在介入時，將學校看成一個整體，分別從教師、同伴群體、個體三個層面介入。
第一，從教師層面的介入。根據前期的調查，證實有相當一部分流動兒童在與老師的互動中有距離感，存在資源供給上的障礙。有16.5%的流動兒童表示他在課堂上經常不能明白老師的講解，有16.1%的流動兒童認為自己的意見常被老師不加考慮地反對，有48.1%的流動兒童認為老師很少和自己傾心交談，有70.4%的學生表示“當老師找我時，我感到緊張”。
而通過與老師的焦點座談，老師們也有自己的抱怨。他們認為，“和本地孩子比起來，流動兒童太難教”，“學習習慣不好，不按時完成作業”，“寫作業不認真，書寫能力差”，“不注重衛生，行為舉止不文明”，“對于本地孩子有用的教育方法拿到流動兒童那里卻不管用”，“教育這些孩子太費精力”，“不但這些孩子難教，流動兒童的家長也很難溝通，他們對孩子太不關心，從不輔導孩子的作業，家長會怎么邀請也不來，好像把孩子往學校一送就萬事大吉了”，“不輔導功課也就算了，有些家長還把自身有很多不良的行為示范給了孩子，很難弄”。
流動兒童的感受是真實的，老師的抱怨也是可以理解的。針對此，該項目設計了具體的介入措施：（1）通過三次講座和兩次座談，協助老師認知重建。從鄉村來到城市，流動兒童在學業和行為習慣上與城市孩子相比確實有差距，老師的出發點是好的，希望以更好的或與城市孩子一樣的標準去要求流動兒童，但這忽視了流動兒童的能力、基礎與經驗。學校教育應從流動兒童的特殊經驗出發，并以此為基礎來改變學校的管理辦法和課堂的教學內容及方法，才能使流動兒童接受到平等并符合他們需求的教育。對于流動兒童家長，也要從流動兒童家長實際處境出發，重新審視學校與家庭的關系，不要向要求本地兒童家長一樣去要求流動兒童家長，更不能忽視他們既有的能力、經驗。（2）通過數次的團體討論和日常的案例分析，增加老師對流動兒童需求的敏感性和教育方法的有效性。由于家庭遷徙給流動兒童學習帶來的不適應、斷裂及城鄉差異所帶來的歧視，都是老師應正視的問題，應在一般的教育原則的基礎上注意回應流動兒童的特殊需求。通過團體討論和具體案例的分析，協助老師了解流動兒童的生理、心理特點，評估流動兒童的特殊需要，探討與流動兒童溝通的技巧，指導教師用鼓勵和同理的方式提升流動兒童的自尊及自我意識，用行為治療技術矯正流動兒童的行為問題，并協助老師學會面對和處理自己的失望與憤怒，形成與流動兒童的良好互動。
第二，從同伴群體層面的介入。前期的凋查顯示，在與同學的互動中，流動兒童表示，“我的同學經常嘲異我”、“我很難交朋友”、“我和別人合不來”、“在游戲和體育活動中我只看不參加”比例分別是19.4%、28.9%、14.8%、22.5%，證實近兩至三層流動兒童在學校的同伴群體交往上存在問題。經過相關分析發現，流動兒童在學校被同學嘲笑、很難交朋友、和同學合不來與其“我經常感到悲傷”或“我易于泄氣”的情緒體驗相關，尤其“我和同學合不來”與情緒體驗的相關系數最高，明顯高于認為“我給家里添麻煩”所帶來的消極情緒體驗。這一結論顯示了流動兒童在學校與同學的互動是影響其情緒體驗的最重要因素，同伴支持成為流動兒童首要的適應資源。為此，我們以學校為依托，完成了6個共36節次以上的團體工作。團體成員可以是同班的，也可以是不同班，甚至是不同年級的。團體由專業社會工作者及其志愿者帶領，通過團體活動，與流動兒童一起分享他們的成長經歷、來到這個城市的困惑和對未來的期許，指導他們與人相處的技巧，幫助他們提升自信，增強他們應對挫折的能力；并將流動兒童分成不同小組完成同一任務，讓他們在任務完成中相互競爭與合作，發現彼此的優點和缺點，以達成相互的接納。
第三，從流動兒童個體層面的介入。任何問題除了與環境相關之外，都和一個人自身的感覺有關（Anderson&Cfuter，1990），因為它是影響人與環境持續互動的要素之一。正是由于家庭遷徙給流動兒童帶來的不適應，促使流動兒童形成獨特的自我認知，這種認知又成為一種要素，反過來影響了流動兒童與環境的互動。根據前期的調查，顯示有28.9%的流動兒童否認“我是一個幸福的人”，22.5%的流動兒童認為我給家里帶來了麻煩，22.3%的流動兒童易于泄氣，36.8%的流動兒童常常感到擔憂。為此，該項目設計了一份心理調查量表，對流動兒童的心理狀況進行了測量，再與班主任溝通，篩選出班上有較為突出的情緒和行為問題的學生，建立心理檔案，進行了個案工作。前后完成40宗個案，最長的個案前后持續了半年時間，針對學生的認知、情緒、行為問題進行了專業輔導，并聯系志愿者幫助其中一些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克服學業困難。
（二）選擇家庭作為支持性介入系統
對于兒童來說，家庭永遠是最重要的支持系統。家庭對于兒童的成長與發展具有決定作用。雖然流動兒童家庭正在經歷重大的家庭生命周期改變，個體的發展任務與家庭發展任務并舉，家庭適應與個體適應疊加在了同一時空內，給家庭帶來很多適應上的困難，但前期的研究也證實，家庭不斷地受到家庭之外更大的社會系統的影響，如果有足夠的資源輸入，家庭是愿意也會發生改變的。對家庭的介入，分成了三部分：（l）個案形式介入：在40宗個案的輔導過程中，發現有些孩子的問題實際上是與家庭聯系在一起的。如家長的忽視、溺愛，管教方式的不當，夫妻沖突對孩子的影響，父母不良行為的示范等，在個案中一旦發現，都通過家庭輔導，改善家庭互動結構，提高家庭教育水平；（2）利用家長學校介入：利用學校的平臺，通過家長學校的形式，一方面呼吁家長關注孩子的成長，協助家長了解該年齡段孩子的特點與需要，以及家庭對于孩子成長的重要意義；另一面通過實際案例分析，提升家長與孩子溝通的能力，增強家長管教孩子的技巧。與此同時，該項目也適時培訓家長一些舒緩壓力、管理情緒的技巧，幫助他們調整心態，增加家庭的彈性，更好地適應新的環境，因為他們的適應將對孩子的適應有更大的幫助；（3）利用親子活動介入：一年里組織了三次親子活動，如“感受家，感受愛”、“親子牽手成長”等活動，讓家長在活動中與孩子溝通交流，在溝通交流中加深彼此的了解，在了解后相互理解；同時也創造機會讓家長與家長之間相互接觸與溝通，在溝通中相互學習，相互支持。
（三）選擇社區作為行動性介入系統
社區是流動兒童成長的又一重要環境。有研究也證實，城市還沒有完全做好接納流動兒童的準備，尤其成年人的社會排斥更為明顯，這些排斥不可避免地在城市的社會政策、社會認知、社會心理、社會行動上呈現出來，呈現出一種個人與社會整體之間的關系斷裂（楊娜，2010）。有學者指出，以往的農民工融入城市，呈現的是一種農民工群體自發的、單向度的、無序的融入行為，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呂新萍，2010）。為此，該項目在設計介入時，特別強調了引導性的、雙向度的、有序的融人行動。（1）引導社區資源進入學校。引導社區中的資源，社區志愿者、高校志愿者、未成年人保護機構、消防教育部門、普法教育部門進入學校，通過宣講、志愿服務的形式與流動兒童接觸，如社區的老人與孩子們一起包餃子、高校的志愿者輔導孩子們的功課、消防部門的教官一起和孩子們做消防演練等，讓流動兒童了解這個城市，觸摸這個城市。（2）引導流動兒童走出學校，接觸社區。組織流動兒童與本地特殊學校的智障兒童結對，讓流動兒童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感知助人的快樂，提升自我價值；組織流動兒童參觀世博會、參與社區趣味運動會、參加社區科普節，提供機會讓流動兒童展示作品、展現才華；同時組織流動兒童家庭與本地兒童家庭結對，促成本地家庭對流動兒童家庭的了解和接納。這些互動不是一些簡單的表面上的活動，實際上蘊含著突破制度體制、職業身份、文化價值和社會交往方式等多方面限制的深層互動，是一次雙向的、有序的行動過程，不但可以幫助流動兒童在社會交往上融入城市，同時更有利于他們在心理認同方面融入城市。
這些對流動兒童需求的回應，強調了從學校、家庭和社區等環境層面的資源輸入，意在通過環境的改善，以培養流動兒童積極的自我認知和情緒體驗，是一種幫助流動兒童適應的直接性服務，但這是否是一次能夠產生收益的有效輸入呢？
二、評估
在項目進行一年之后，該項目對介入的效果進行了專業評估。在該校一年前被調查過的流動兒童抽樣框內（六年級學生已畢業，不在抽樣框內）按簡單隨機原則抽出了156人，進行了后測。問卷仍以一年前的問卷為主，適當地增加了一些對項目本身的評估題。被調查者中，男生87人，占55.8%；女生69人，占44.2%，年齡在8—16歲之間，平均年齡12.2歲；就讀年級從4至6年級。
后側與前側相比較，結果顯示：
（1）對項目本身的評價
在項目的知曉度方面，92.4%的流動兒童表示知道該項目活動，91.6%的學生參與過項目活動，更有90.8%的學生表示喜歡項目活動；在有關項目運作意義的幾個問題中，92.4%的流動兒童認為項目活動對他們了解上海有幫助，在“與一年前相比，你覺得自己有大的變化嗎”這個問題上，90.8%的流動兒童回答“是”，90.1%的流動兒童覺得自己更適應上海的生活了，這些數據顯示項目的實施是有實際效果的。
（2）師生互動、同學互動、家庭互動的改善
在與老師的互動中，仍有69.2%的流動兒童表示“當老師找我時，我感到緊張”，與一年前的70.4%相比，沒有明顯的改善，但一年前有16.5%的流動兒童表示他在課堂上經常不能明白老師的講解，48.1%的流動兒童表示老師不了解自己的心事。一年后，只有3.4%的學生還不能明白老師的講解，下降了13.l%；認為老師不了解自己的心事流動兒童有15.lqo，下降了33.0%，下降的幅度較大，師生間的互動有明顯改善。
在與同學的互動中，一年前，有14.8%的流動兒童表示“我和別人合不來”，一年后只有6.7%的流動兒童認為“我和別人合不來”。，下降了8.1%；一年前“在游戲和體育活動中我只看不參加”比例是22.5%，一年后下降到了11.3%，流動兒童與同伴群體的交往得到改善。
在與家人的互動中，一年前，有85.5%的父母有時會打罵孩子，48.9%的父母很少和孩子進行深入的內心交流。一年后，雖然打罵孩子的比例沒有明顯的下降，但只有30.5%的父母很少和孩子進行深入的交流，比例下降了18.4%；有91.6%的流動兒童認為父母對自己是理解的，比例上升了19.8%。雖然家長和孩子的深入交流的比例仍然相對較低，但情況已經有所好轉。
（3）流動兒童的自我認知和情緒體驗的改變
一年前，從表1可以看出，流動兒童的自我認知普遍較為模糊，有59.1%的流動兒童認為自己是笨拙的，58.8%的孩子認為自己是叛逆的。一年后，見表2，用同樣的量表進行測量，流動兒童的自我認知有了明顯的改善，清晰度明顯提高，認為自己笨拙的比例下降到了14.3%，下降了44.8%，認為自己叛逆的比例下降到了18.5%，下降了40.3%，而同時，認為自己有主見的比例上升到了72.3%，上升46.6%，認為自己有理想的流動兒童達到了80.6%，上升18.6%。
在情緒體驗方面，一年前的調查顯示，有28.9%的流動兒童否認“我是一個幸福的人”，一年后，只有1 1.8%的流動兒童否認“我是一個幸福的人”，下降了17.l%。
從以上的評估可以發現，經過一年的介入，流動兒童的社會適應有了提高，尤其是流動兒童的自我認知和情緒體驗有了較為明顯的改善。該項目將這次評估的數據與一年前在本地兒童中所調查的數據相比較，雖然仍有差距，但差距已經明顯縮小，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介入的有效性。
三、反思
人類行為發生在生理、心理和社會因素相互作用的具有多樣性的背景中，在這樣的背景中，人們有著對需要有效回應的生物、心理和社會需求（喬斯。B.阿什福德等，2007），人類擁有潛能幫助他們自動地調適以尋求與環境的平衡，但人類的天賦與環境資源供給的相互作用才是增進人類適應的最終因素。在流動兒童適應的過程中，如何提供資源回應其需求是幫助流動兒童適應的關鍵所在。該項目的探索只是走出了流動兒童需求回應的第一步，但這樣的回應是否足夠？持續的資源輸入是否可能？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反思的。
首先，支持該項目完成的資金來自上海市公益招投標，該資金只支持項目一年的運作，但流動兒童的問題不是一年就能解決的，而且隨著城市化的發展，會有越來越多的流動兒童來到城市，資源的輸入、支持性的服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那么后續的資源供給從哪里來？是否能夠形成一個制度性的資源供給機制，以切實回應流動兒童的需求？
其次，由于城鄉間的差異給流動兒童帶來的不適應、斷裂及社會排斥，不是通過直接服務就可以彌補的，間接的政策支持是一個在宏觀層次上更應解決的問題。身份認同、教育壁壘、保障疏漏等問題都需要宏觀政策與制度的調整。在公立學校系統中，老師在教育流動兒童的過程中要付出更多的心力，但如果學校的評價系統沒有改變，仍然維持和本地兒童教育一樣的投入產出比要求，老師毫無疑問會產生職業倦怠，這對流動兒童的教育是一個重大的傷害。而在流動兒童學校內，雖然不存在與本地兒童的比較問題，但因為學校環境差、教學負擔重、工資待遇低，使得老師對工作的認同度較低，一方面素質好、能力強的教師吸引不來，另一方面現有有能力的教師也留不住，同樣引發對流動兒童教育的隱憂。在家庭支持方面，在制定社會政策時，如何將家庭的視角嵌入政策制定的框架內，在住房、醫療、就學、救助等方面出臺有益的政策回應流動兒童家庭的特殊需求，也是需要考慮的重要方面。在社區支持方面，如何明確流入地責任，將流動兒童問題納入社區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使幫助流動兒童成為社區常態化工作中的一部分，為流動兒童融入社區提供持續的支持都是未來流動兒童工作制度化的重要方面。
第三，流動兒童需求的回應是一個隨時間不斷變化的過程。隨著流動兒童生命周期的變化流動兒童的問題也在不斷變化，學齡前兒童、學齡兒童、青春期的青少年，不同的成長階段有不同的需求，產生不同的問題。因此，對流動兒童的介入是一個分階段持續跟進的過程，應根據流動兒童成長不同階段的生理、心理特點尋找到切實有效的介入系統和介入方法，輸入不同的資源，持續地回應流動兒童的需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對于兒童來說家庭永遠是最重要的支持系統，在對流動兒童需求的回應中，一定不要忘了對其家庭的支持。該項目中由于資源的有限及主要介入系統的選擇，對家庭的支持相對較少，支持強度也不夠，因此評估下來，發現流動兒童與家庭互動的改善沒有太大的改變。但筆者認識到，提升流動兒童父母的教育能力是幫助流動兒童適應的最持久、最重要的力量，也是一種預防性和發展性力量，對家庭的持續介入非常重要。
第四，流動兒童需求的回應是一個多系統共同行動協調介入的過程。流動兒童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回應流動兒童需求的資源供給也應是多方面的，需要整個社會共同行動，協調起來進行多系統的介入。單純的學校或家庭系統的干預效果是有限的，只有一方面的介入對流動兒童問題的改變只是暫時的，需要“政府——社會組織——社區——學校——家庭”共同努力，整合資源，從多角度多層面進行干預，才能真正回應到流動兒童的需求。
流動兒童問題不是某個家庭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隨著城市化地不斷推進，流動兒童的數量在不斷增加，流動兒童需求的回應不能再是紙上談兵，而應是一個整個社會協調起來共同行動的過程，這也是一個對未來的投資過程，需要整個社會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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