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力更生主義：農村對城市擴張的回應

新自力更生主義：農村對城市擴張的回應

　　新自力更生主義：農村對城市擴張的回應
　　
　　張文明，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副院長
　　
　　一
　　
　　從1975年瑞典的哈馬紹財團在聯合國特別經濟會議報告（《What Now》）中，第一次使用了“不同的發展”概念開始，“自力更生”便作為一個與“內生發展”并用的詞匯開始被廣泛關注與討論。但是，遺憾的是自力更生與內生發展思想在20世紀后半葉的發展過程中常常被現代化理論和全球化理論所淹沒，在很多后發型國家，這種思想更是被當作意識形態對抗時期的產物而束之高閣。在我國，這種“以人的基本精神與傳統為基礎，尊重發展多樣性，重視‘社區’存在與自立”的內生發展思想，同樣被以城市化為特征的經濟開發思想及全球性資本的跨國開發潮所掩蓋。與之相對應的景象是：隨著城市的無限擴張，資源被高度集中在城市社區特別是大城市，與之并存的農村社區資源日益枯竭， “空心化”態勢明顯。而這種趨勢與日本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四次“全國綜合開發計劃”非常相似，日本在戰后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分別提出“重化學工業向沿海集中（1962）”、“建設都市型日本（1969）”、“建設新干線（高鐵）交通網絡以降低地區間發展不平衡（1977）”、 “開發工業園區吸引資本（1987）”四次開發計劃，直接結果是“農村環境破壞和農村空心化”[1]，間接結果是大量投資導致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動力逐漸喪失。
　　
　　目前，由于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受到全球貿易萎靡的影響， “城市化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處于較低水平，城市化可以確保中國經濟繼續發展30年”的論調正在被新一輪的發展理念所接受。與之相對應的社會事實是：在主要城市外圍農村，已經開始出現以“拆遷抗爭”為特征的“赤裸裸”的抵抗和“再建邊界”為特征的“靜悄悄”的抵抗，城市與農村的矛盾正在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種抗爭目前主要發生在那些基本完成了工業化卻還在積極推進城市化的大城市周圍，與發達國家的自上而下的政策調整不同，其呈現出明顯的自下而上的“內生自發性”特征，本文稱之為“新自力更生主義”。
　　
　　內生發展理論主要側重于文化本身，指在社會變遷中由該社會的內部創造所引起的發展方式。英國萊斯特大學Lan Bowler認為，應加強對本土的強調來回應全球化的經濟力量。內生發展意味著借助當地資源，發揮自我維持的一個過程并且沒有依賴于國際金融機構、跨國公司和國際監管機構制約的嵌入式發展。該進程已經被廣泛用于探索區域和農村發展的均衡問題，也在此基礎上對于農業內生發展做了更多的努力。農業內生發展的基本特征是對本土資源的依賴、對發展的當地控制和本土發展利益的保持力，強調基于本土價值基礎上的文化認同，并在本土發展優勢上建立成熟的控制機制——自身邊界維持，如此，本土資源為本土化發展提供再促進機制，即新的動力。
　　
　　英國紐卡斯爾大學農村經濟中心的Christopher Ray更多關注于區域身份，主張通過探索內生的或區域的發展活動和現代性反思的廣闊社會力量之間的關系來尋找路徑。他認為身份的主要來源是文化、歷史或物質，指出區域身份建構的目的在于，在制訂戰略和落實到地方結構的過程中，外部力量可能會破壞本土化的良好社會經濟基礎，而該方法試圖以提高本土化的意識作為發展政策和行動單位。無獨有偶，目前在我國主要大城市周邊發生的抗爭運動正是這種本土化意識建構的一個現實版縮影。在城市化主導的經濟發展理念的作用下，大城市外圍農村首當其沖成為城市擴張的一線區域，而目前的政策雖然建議保護農民群體的利益，但是開發主義（或恐怖的經濟主義）的勢力遠非農民能夠抵擋。在此背景下，很多地區出現的個體性抗爭抑或群體性抗爭都具有極其明顯的自力更生特征。表面上看，這或許只是農民的一種利益維護行為，但實際上這是農民基于本土資源建構自身區域身份而試圖維持自身發展進程的行動。
　　
　　二
　　
　　以中國目前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上海為例，其城市化進程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本地農業人口向中心集鎮流動和外來農業人口流入郊區特別是近郊農村，這一過程使得中國發達大都市的城市化與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的路徑存在明顯差異： “進出互補模式”使得上海必須嚴重依賴外來人口實現發展，在城市周邊形成了一個新的“裙帶”，這里村落的本土性特征正在被日益強化，成為抵抗城市擴張的第一道屏障。 (行政管理論文　www.baimashangsha.com)其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由于外來人口和本地人口的“互補”，瀕臨崩潰的村落文化邊界正在“靜悄悄”恢復并在強化。第二，這種文化邊界的形成得到了“歷史與物質”上的強有力支持，本地村民基于集體資產利益分配考量與外來人口進行的“地租交易合作”行動，使村落的行政和經濟邊界因利益而被強化，并正在使得某些行動更加具有集體屬性。
　　
　　首先，上海周邊農村的人口流動過程與“城中村”的形成有所不同，不是相關研究中討論的“侵入”與“排擠”的過程，而是“出”與“進”的自然互補過程。本地村民的遷出主要是在城市拉力作用下的職業性和行政性遷出，而外來人口的遷入正好補充了這種人少地空的局面，這一過程比較自然，沒有發生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爭奪資源的矛盾——這為外來人口的大量涌入和“定住化”創造了條件。外來人口的進入主要是通過老鄉關系到村落居住和勞動，他們作為“陌生人群”進入到日漸空心化的村落社會中，隨著數量的增加和居住時間的延長，使村落因為人員外流而日漸衰退的傳統文化慣習得以延續，并在“城市優位主義”的背景下強化了村落的新集體認同。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英格爾斯認為，外來人員與本地居民接觸的經驗，會促使外來人員對流入地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的形成。由于本地居民的缺位及本地居民與外來人員之間的“地租依賴”關系的存在，致使二者之間的關系比較融洽并日趨牢固，外來人員對傳統的重視也在逐步喚醒本地居民的傳統文化記憶。同時，外來人員由于群體性移人而帶來的傳統文化慣習的植入，也對村落新歸屬感的形成起到了推動作用。另外，外來人員的同鄉背景下的“文化韌性”以及城市郊區這一空間局限，也使村落的認同感得以強化，并日益形成新的力量。
　　
　　其次，李培林認為“村落的經濟邊界是基于經濟活動和財產權力的網絡和疆域，村落的終結往往始肇于經濟邊界的開放”；而筆者認為考察村落經濟邊界的存在與否，更多應該考察“農民個體間的交易活動”，這種交易活動與“農民的實際社會區域的邊界由他的基層市場區域的邊界決定”不同，更多強調交易媒介——貨幣化的土地。由于國家一系列關于宅基地及農業用地產權的規定，郊區農村目前還擁有土地和宅基地的農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這些“資本”的“租借（給外地人）”將帶給他們源源不斷的收入，并且已經開始有意識地通過“討價還價”等手段抵御城市化的“開發”。而事實是這種“地租交易”模式可能使村落的經濟邊界得以長時間的維持。人們在這種交易的過程中都會理性地維持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希望以最低的價格保證生存空間的穩定，另一方面希望穩定的收益保證生活可持續。本地村民與外地村民通過交易活動的“最大化理性”使他們之間的關系更加融洽，共同發揮了維持村落經濟邊界——貨幣化的土地得以長時間存在的作用。與此密切相關，目前，在上海郊區農村很多地方都無法推行村改居制度，即使是在已經高度城市化的近郊農村，很多還保持著村的建制，就是因為集體資產處置的障礙——這種障礙的產生正是因為村民基于“集體身份”的維權行動。在村民看來，集體給他們帶來巨大的現實利益和潛在利益，他們甚至有目的、有計劃地在維持這種身份，而這種基于主動性的整體維持，也成為村落行政邊界得以維系的主要基礎，并使得城市化再次遇到制度性障礙。
　　
　　對于農民來說， “土地是研究農民在土地上進化與發展的歷史”。土地集中體現了農民的集體認同——土地具有多重屬性。主要有經濟屬性和文化屬性。其中，經濟屬性在生存資料的生產和集體勞動的進行過程中形成了村民的集體認同感。如前所述，土地的生產功能以“貨幣地租”和“集體身份”的形式存在，但事實上它在“交易”的過程中使土地的價值深入人心，使村民的集體認同得以強化。而文化屬性在生活方式的確立和社會交往系統形成的過程中使本土價值觀得以再建。文化屬性是聯系農民與農民身份之間的紐帶，是形成村落集體認同的唯一載體，是鄉村諸多邊界存在的基石。如果農民對土地的集體認同感依然存在，那么無論這種認同是基于何種理性，以土地作為基礎的鄉村文化邊界、經濟邊界、行政邊界都將長期存在。而且，基于這種邊界維持沖動的自發的維權行動也將持續展開，城市擴張不得不與這種具有強大動力的內生力量進行博弈。如果這種博弈最終因為社會穩定因素而不得不被重視，那么可能就是一次偉大變革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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