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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差距內生機制與區域協調發展總體思路
區域差距內生機制與區域協調發展總體思路作者/安虎森何文
內容摘要在非均衡力和經濟一體化作用下，可流動要素不斷向聚集力較大區域聚集，這就形成了具有區位優勢的地區不斷吸引可流動要素的良性循環累積過程，以及具有區位劣勢地區不斷損失可流動要素的惡性循環累積過程。要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必須打破這種循環累積機制。而要打破這種不斷積累區域差距的機制，則需要中央政府有序地組織東部地區的產業向中西部地區遷移，提高中西部地區參與全國經濟大循環的能力；需要中央政府改革現有的轉移支付政策，加大提高居民公共服務和福利水平為主要目標的收入型轉移支付；需要在財政政策、金融信貸政策、產業政策、土地政策、資源政策、人力資本政策等方面，實行東西部梯度的、有差異的政策，切不可過度宣揚經濟一體化，實行“一刀切”的政策。
關鍵詞區際差距區域協調發展循環累積過程區際一體化差異化政策
作者1安虎森，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2何文，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生。（天津：300071）
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獲得了高速發展，但不同地區的經濟績效不盡相同。從珠三角到長三角再到環渤海的開發開放，使得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中西部的廣大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則相當遲緩。盡管近幾年西部一些省份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了東部的一些省份，但中西部地區在經濟總量、人均收入、結構提升等方面都明顯滯后于東部地區。其實，改革開放初期中央的意圖是很明確的，即東部沿海具有接近國外市場的優勢，利用國外市場首先獲得發展，然后利用經濟輻射效應，帶動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然而，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并沒有出現這種理想化的狀態，東部地區的發展不僅沒有帶動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反過來進一步擴大了我國東西部之間的差距。
我國區際經濟發展差距越來越引起決策層的關注。1991年3月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中明確指出，“要正確處理發揮地區優勢和全國統籌規劃、沿海與內地、經濟發達地區與較不發達地區之間的關系，促使地區經濟朝著合理分工、各展其長、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方向前進”，并按照沿海地區、內地、少數民族地區、貧困地區四種類型規定了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方向與目標。1996年3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專設了“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一章，論述區域協調發展問題。 (范文先生網 www.baimashangsha.com) 與此同時，國家相繼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成渝城鄉統籌試驗區、武漢和長株潭資源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試驗區等戰略。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尤其是在2009年到2012年5月期間，更是批復了珠三角、長三角、山東半島、河北沿海地區、遼寧沿海地區、北部灣地區、皖江地區、中原地區、重慶兩江地區、成渝地區、柴達木地區、喀什霍爾果斯地區、圖們江地區等20多個區域的發展戰略，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區圈地運動”。同時，繼國家“十一五規劃”首次提出主體功能區戰略以來，在2011年通過的“十二五規劃”中，主體功能區正式上升為實現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國家戰略。顯然，上述，這些戰略都是為協調區域發展差距而采取的舉措，從中可以看出我國對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視程度和所傾注的力度。然而，對如何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尤其何為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性選項，并不是所有人都很清晰。
區域差距內生機制
兩個多世紀以來，空間問題一直不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其主要原因是缺乏處理規模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技術工具，或者說無法突破“空間不可能定理”的屏障。也因為空間問題長期不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研究領域，就為其他非經濟學學科研究空間問題也即區域經濟問題留下了空間；我們常把空間不可能定理作為研究空間（區域）問題時的一種參照系。根據空間不可能定理，當研究空間經濟問題時，如果認為不存在規模收益遞增現象，且把經濟活動區位的不同狀況歸結為空間的非均質特性，則可以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框架下討論空間問題，如杜能的農業區位理論、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以及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等，都強調了這種空間的非均質性特征，且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框架下都有解。相反，如果認為存在規模收益遞增，則此時的市場結構為不完全競爭，無法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下進行研究，不存在空間競爭的解或只存在零解。現實中的許多經濟現象都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的特征，經濟活動區位更是如此，許多區域問題無法在新古典框架下進行討論。
因為規模收益遞增，因此每個企業都專注于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特征的產品的生產，也就成為該產品生產領域的壟斷企業并成為該產品的專業化企業。也就是說，規模經濟必然促使專業化大規模生產方式的出現。此時，如果貿易成本很高，在專業化生產基地集中生產某種產品，并運到其他市場區消費時的成本大于其他市場區自產自銷該產品時的成本，則此時就不能形成統一的大市場，可能出現相互分割的兩個或多個市場。反過來，如果貿易成本低，在專業化基地集中生產某種產品并運到其他市場區的成本低于其他市場區自產自銷時的成本，則此時就有可能形成統一的大市場；這意味著，如果貿易成本很高，則市場是相互分割的，此時生產活動和人口是分散分布的；如果貿易成本很低，則會形成統一的大市場，即在某一中心區位集中生產并向各市場區提供商品和服務是完全可能的，此時各種生產活動和人口將高度集中在中心區位，該中心區位就成了該區域的中心城市或核心區。那么，規模收益遞增條件下，貿易成本的變化為什么會促發區域結構的變化，或者說為什么會發生經濟活動的空間聚集現象？
現實的區域是一種“塊狀”結構，不同塊狀體之間在作用力強度（常表現為吸引力和排斥力）上存在很大的差異，有些塊狀體的吸引力很強，有些塊狀體的排斥力大于吸引力，不同塊狀體之間存在一種非均衡力，而這種非均衡力表現為一種聚集力。這樣，要揭示區域結構的變化或經濟活動空間聚集的內在機理，關鍵就在于破解非均衡力的源泉。這種非均衡力就是我們熟悉的分別與“市場接近效應”、“生活成本效應”以及“市場擁擠效應”相對應的三種力量之合力。
市場接近效應，也稱本地市場效應，指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廠商選擇生產區位時偏好市場規模較大的區域，因為市場規模大才能實現規模經濟，同時生產地接近大市場區還能節省銷售環節中的運輸和貿易成本，因此市場接近效應必然產生激勵廠商向市場規模較大區域集中的力量，它是一種聚集力。生活成本或生產成本效應，也稱價格指數效應。廠商聚集區生產的產品種類和數量較多，從外地輸入的最終消費品和中間投入品種類和數量較少，而從外地輸入產品要支付較高的運輸成本和貿易成本，本地生產的產品在本地消費則需支付較低的運輸成本，因此，本地生產的產品種類和數量多，意味著廠商聚集區產品價格相對低廉，從而生活成本和生產成本較低，它也是吸引勞動力和廠商向廠商聚集區轉移的聚集力。
在市場接近效應和生活成本效應所產生的聚集力作用下，如果啟動勞動力和資本的轉移過程，這種過程將得到自我強化，因為它包含循環累積過程。我們設想一個由東西兩個區域組成的經濟系統，且假設兩個區域初始的資源稟賦相同，為對稱結構。假設此時發生了有利于東部的輕微的擾動，少量勞動力從西部轉移到東部。當然，這種輕微的擾動是如何發生的，我們無從知曉，假設它已經發生了。由于勞動力維持其生計所需的消費就支付在目前居住的地區，因此勞動力從西部轉移到東部，東部的消費需求變大，從而市場規模變大；西部的消費需求變小，從而市場規模變小。這樣，東西兩個區域市場規模的非對稱，導致了西部廠商向東部遷移趨勢的形成，因為廠商總是選擇市場規模較大地區作為其生產區位，這就產生了聚集力。一旦這種轉移過程啟動，則將形成一種循環累積過程，而這種循環累積過程的啟動與東部地區市場規模也即市場需求的變大有關，因而稱它為“需求關聯的循環累積因果機制”。如果西部的廠商轉移到東部，則東部廠商數量增多進而東部生產的產品種類增多。本地生產的產品種類多，意味著從外地輸入的產品種類就少，因而支付較低的運輸成本和交易成本，進而價格指數較低，這對消費者而言是生活成本指數（CPI）下降了，對生產者而言是生產成本指數（PPI）下降了。生產成本指數的下降會進一步刺激西部的廠商向東部轉移，形成一種循環累積過程，而這種循環累積過程與生產成本的下降有關，因而稱它為“成本關聯的循環累積因果機制”。一旦形成需求關聯和成本關聯的循環累積因果機制，則這兩種循環累積因果機制之間也將形成循環累積因果機制。在這種循環累積因果機制作用下，西部的廠商和勞動力不斷轉移到東部，直到所有廠商和勞動力聚集在東部為止，此時東部成了核心區而西部淪落為邊緣區，形成核心—邊緣的區域結構。
當然，也存在抑制聚集的分散力。當廠商高度聚集在某一區位時，廠商之間爭奪消費者的競爭將趨于激烈，這種競爭會降低廠商的盈利能力，因為除了正常的生產成本以外，還要支付對付其他競爭性廠商的額外成本，因此廠商選擇生產區位時會考慮競爭者數量因素，傾向于選擇競爭性廠商較少的區域，這種效應即“市場擁擠效應”，也稱“本地競爭效應”。市場擁擠效應的強度，取決于貿易成本、規模經濟和消費者偏好，此外，城市的擁擠成本或土地價格不斷上漲等因素也影響“市場擁擠效應”。
根據上面的討論，當貿易成本下降或規模收益遞增進一步得到增強時，將發生產業經濟活動的聚集和城市化過程，而且原有的對稱結構會向核心一邊緣結構轉變，這種結論對揭示我國區域差距的核心機制具有重要的意義。上面的非均衡力所表現的是一種聚集力，因這種聚集力的存在，各種經濟活動選擇區位時，首先會選擇市場規模較大的區域，因為此時可以實現規模經濟，同時生產地接近大市場區還能節省銷售環節中的運輸和貿易成本。其次，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經濟活動將選擇區內經濟開放程度較大的區域，因為區內經濟開放程度較大意味著可以實現要素的充分流動，而要素的充分流動與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是聯系在一起的。再則，當區際經濟開放程度很大時，經濟活動區位不穩定，市場規模較小區域的經濟活動很容易被市場規模較大區域所吸引。
有必要記住區域經濟學中一條重要的定理，即如果廠商的生產區位是內生決定而不是外生決定的，則區際開放程度的提高總是不利于市場規模較小的地區。生產區位的內生決定，指的是廠商根據利潤最大化目標，自己來選擇生產區位的行為，這些廠商大多數屬于可轉移性企業。生產區位的外生決定，指的是廠商并非根據自身的利潤最大化目標選擇區位，這些廠商的區位選擇常受到外界的限制，如地方政府為保證當地一定的產業份額而采取保護措施的廠商，或專用性很強的對原材料、能源、專用市場或交通運輸條件依賴性很強的廠商等。該定理暗含著這種意義，即實現區域協調發展主要與政府的調控行為相關而非與市場調控相關。
區際市場規模差異較大而且區際經濟開放度很高，則各種可流動要素包括勞動力和資本向市場規模較大區域聚集，這將進一步放大市場規模較大區域的產業份額進而成為核心區，進一步縮小市場規模較小區域的產業份額進而成為邊緣區。如果國民收入包括勞動力工資和資本收益部分，則核心區因大量產業的聚集，國民收入不僅包括勞動力工資收入還包括資本收益，而邊緣區因產業份額較小，國民收入只包括勞動力工資收入或還包括少量的資本收益。如果一國不同地區勞動力的工資水平都相等（其實經濟發達地區的工資水平遠高于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工資水平），則核心區的名義收入水平因包括資本收益而遠高于邊緣區名義收入水平。假設國內不同地區的價格指數水平都相等，則產業份額較大的核心區的人均實際收入水平遠高于產業份額較小的邊緣區的人均實際收入水平，這就形成了區際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可以看出，國民收入地區分配取決于產業份額的大小。這種解釋強調了循環累積因果機制作用下，可流動要素的聚集和分散（或流入和流出）導致的產業總量規模的變化，決定區域發展差距，這種機制也就是形成區域發展差距的核心機制。由此可見，存在區際發展差距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但不同國家或地區在強度上存在較大的差異。
區域協調發展總體思路
由于市場規模較大區域的吸引力大于市場規模較小區域的吸引力，因此市場規模較大區域常常吸引可流動要素，而市場規模較小區域常常損失可流動要素。如果在區域之間形成這種可流動要素的轉移過程，那么將形成不斷強化市場規模較大區域區位優勢的循環累積過程。但在區域間市場規模不同情況下能否發生可流動要素的轉移，則取決于區域間市場開放程度或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大小，區際市場開放程度的大小是可流動要素區際轉移的前提條件。區際市場開放程度或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又是由經濟系統的政策環境所決定的，這種政策包括財政政策、金融信貸政策、產業政策、資源政策、土地政策、人力資本政策等。如果區域之間實行的政策是高度一致的，則區域一體化程度很高，如果區域之間在政策上的差異化程度較大，則區域一體化程度較低，區域一體化程度與區際政策的一致性程度是密切相關的。
區域經濟為塊狀經濟，不同塊狀體之間存在一種非均衡力，在這種非均衡力作用下可流動要素不斷向聚集力較大區域聚集，而這種過程對聚集力較弱的區域來講，就形成了不斷損失可流動要素的惡性循環累積過程。這種過程不斷放大聚集力較大區域的產業份額，不斷縮小聚集力較弱區域的產業份額，而產業份額的區際差異決定了國民收入地區分配的區際差異，產業份額的區域分布越不均衡，國民收入地區分配越不均衡，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也就越大，這就形成了不斷擴大區域發展差距的循環累積因果機制。但能否形成這種不斷積累區域發展差距的循環累積因果機制，則取決于區際市場開放程度或區域一體化程度，當區際市場開放程度或區域一體化程度達到某一臨界值時，開始啟動這種循環累積過程，且隨著區際市場開放程度的提高不斷得到加強。因此，要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必須打破這種不斷擴大區域發展差距的循環累積機制，而要打破這種不斷積累區域發展差距的機制，不外乎兩種途徑：一是盡可能減弱區際非均衡力，二是盡可能降低區域一體化程度。
減弱區際非均衡力，就要盡可能放大欠發達地區或邊緣區的吸引力，而放大吸引力就是要擴大欠發達地區或邊緣區的市場規模。放大市場規模則是要擴大欠發達地區的產業份額或擴大欠發達地區的消費份額。放大欠發達地區產業份額，不外乎內生和外生兩種路徑：內生路徑就是欠發達地區自身的發展，這不屬于本文重點關注的范疇；外生路徑是指通過引入外部資源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外生路徑強調的是外部資源的流入，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我們經常討論的引進外資和產業從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的轉移，這也是本文重點關注的內容。
從上個世紀末至今，國家相繼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戰略，并對合理引導我國東部地區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問題給予高度重視。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就實施了以紡織業的“東錠西移”工程為標志的政府主導的區域產業轉移戰略，鼓勵東部沿海地區的一些制造業合理有序地向中西部地區的原材料基地轉移，以建立東西部之間的新型的產業分工格局。2010年年初，國務院又正式批復了《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這是在我國區域發展規劃中唯一以承接產業轉移為主題的區域發展規劃，主要功能是引導和支持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這有利于在全國范圍內形成較為合理的產業分工格局。筆者認為，在皖江城市帶以北的冀晉陜三省合適的地區以及在皖江城市帶以南的湘桂黔三省（區）合適的地區，應再增加類似的規劃區以承接從環渤海地區轉移出來的產業和從珠三角地區遷移出來的產業。與此相關聯的是，要提高中西部參與全國經濟大循環的能力，這要求我們采取有力的措施提高東部與中西部產業的關聯性，包括提高對中西部地區科研活動及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提升中西部地區產業與東部地區相關產業的配套能力，加強中西部地區向沿海的交通運輸能力的建設。
擴大欠發達地區的消費份額，主要是指國家對欠發達地區實施的各種轉移支付政策，因為轉移支付可以擴大欠發達地區的支出。我們可以把轉移支付理解為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所帶來的公共服務和福利水平差距而采取的措施，但現有的許多轉移支付政策反而加劇了公共服務和居民福利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例如，稅收返還政策把稅收返還與稅收收入掛鉤起來了，這就客觀上加大了我國東西部的差距：不同的轉移支付類型在實現公共服務和福利水平均等化方面的功效是不相同的。如果區域一體化程度較高，則以提高居民公共服務和福利水平為主要目標的收入型轉移支付的均等化績效，優于以發展欠發達地區產業為主要目標的轉移支付政策之績效。因為，在一體化程度很高的情況下，資本完全可以自由流動，且其收益（或企業利潤）全部轉移到資本所有者所在的地區，初始資本稟賦差異通過套利過程（或生產過程）仍保持下來，但勞動力的區際流動常受到很大限制，尤其在我國更是這樣。可以看出，這種公共資源均等化政策與城鄉一體化是聯系在一起的，這就是我們強調城鄉一體化的主要原因。
適度降低一體化程度，并不是指地方政府強制性設置各種壁壘阻礙要素流動，而是指要實行差異化的政策。區域一體化程度是由經濟系統整體的政策環境所決定的，不同區域之間各種政策的一致性程度越高，則區域一體化程度也就越高，不同區域之間各種政策的差異化程度越大，則區域一體化程度就越低。因此，要適度降低區域一體化程度，則要適度降低區域之間各種政策的一致性程度，而一致性程度的適度降低就等于區域之間設定了適度的“政策梯度”，即區域之間實行差別化政策而不是一體化的“一刀切”的政策。例如，中央政府應提高對中西部產業部門投資的支持力度，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和預算內投資的財政支持力度，對重點扶持和鼓勵發展的產業和項目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可以對中西部地區實行差別化的財政政策，適度提高中西部地區地方稅在稅收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所占的比重，因為目前我國六種轉移支付中屬于遠行化轉移支付形式的只有一般性轉移支付，但其比重還不到10%；在嚴格保護基本農田指標的前提下，應實行差別化的土地政策，對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的中西部地區適度放寬土地利用限制，嘗試對土地管理模式進行創新。
尤其，不要過分迷信“以地為本”的主體功能區戰略能夠解決區域協調發展問題，盡管“十二五規劃”已把主體功能區戰略提升為實現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國家戰略。提出這種戰略的基本依據為對外生條件和歷史事件的絕對遵從，因為一個地區劃人何種開發區的主要標準是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一般來講，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廣大地區都有可能被劃人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如果被劃入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則它應更多地承擔環境和生態維持功能。而目前我國各種補償機制缺乏或很不完善，這些相對落后的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自身是無法承擔生態和環境功能的。
需強調的是，要實現區域協調發展，一定得在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之間實行有“梯度”的政策，切不可過度宣揚經濟一體化。其實，經濟一體化是與效率聯系在一起而不是與公平和正義聯系在一起的。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10AZD004）、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項目（10YJA790001）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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