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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創新與西部大開發
一、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的制度分析1.非國有化水平。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基本上是一個非國有經濟逐步發育壯大的漸進式改革，一個地區非國有經濟份額的不同反映了其受制度影響的差異。一般來說，某地區非國有經濟份額越高，表明其受集中計劃體制控制和影響的范圍越小，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也就越高。理論上講，一方面，非國有經濟由于硬的預算約束，其效率比國有經濟高：（注：林毅夫：《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經濟學的發展》，載于《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另一方面，非國有化可以打破國有經濟的壟斷，從而降低國有經濟的X——無效率。（注：粟樹和：《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和潛力》，載于《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因此非國有化作為制度因素可以決定區域經濟增長差異。到1994年，東部沿海地區的國有企業份額已降至小于33％，而中部地區的比重為52.5％，西部地區則高達70％；在工業總產值中，東部沿海地區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的比例為3∶7，而中西部地區為6∶4。（注：郭宛京、丁琛：《從所有制結構角度看區域經濟差距問題》，載于《南京經濟學院學報》，1997年第2期。）可見，所有制結構在東西部地區的差異，必然對區域差距的擴大產生很大影響。
2.市場化與開放程度，這反映了經濟增長制度環境的變化。我國改革的漸進性決定了市場化進程和開放程度具有漸進性質。市場化程度作為制度變量對區域經濟增長差異由兩方面決定：一、市場化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從而市場化程度的差異就決定了不同區域資源配置效率的差異；二、市場化程度提高可以加速要素流動，區域經濟增長在不同市場化層次的區域因要素吸納能力的差異而不同。據有關調查，從我國市場發育的完善程度看，其中市場發育水平排在前14位的省份中沿海地區就占了12個，其中廣東省的市場化指數居全國之首，為95.2％；而西部的青海省則為最后一位，市場化指數僅為14.8％。1991年，東部地區的出口依賴度為22.08％，其中廣東已達42.28％，而西部地區只有5.72％。（注：轉引尼合邁·霍嘉：《我國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成因與對策》，載于《經濟科學》，1996年第1期。）
至于對外開放程度，在體制改革之初，完全是由制度因素決定的（例如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隨著體制改革深化，開放度的差異受制度因素的影響在減弱，但最初的開放度差異所決定的經濟增長制度環境的差異和影響不可能很快消除，因而開放度也成為一個制度變量決定著經濟增長的區域差異。理論上講，其一，參與國際分工的不同可以影響一個區域經濟增長中的技術進步水平和管理水平，沿海地區由于便利的開放條件和較高的開放水平，技術進步的速度大大快于內陸地區；其二，出口企業的效率由于受國際競爭的影響而比內銷企業高。（注：粟樹和：《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和潛力》，載于《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而至1994年，我國東部地區的開放度已達到23.83％，而中西部分別僅為8.54％和9.45％（注：胡乃武：《中國經濟增長區際差異的制度解析》，載于《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1998年第1期。）。這樣，開放程度作為制度因素影響了經濟活動空間的擴展、技術外溢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從而決定了區域經濟增長差異。
3.制度變遷方式與非正式制度安排
一方面，我國改革模式是由點到面、由局部到整體的漸進改革模式，這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是誘致性制度變遷與強制性制度變遷的綜合體。由于東西部制度變遷方式不同不可避免地產生區域性時滯。（1）我國改革試點大都選擇在東部地區，作為制度創新主體的東部地方政府、企業、個人往往在原有制度邊際上“打擦邊球”，追求自身潛在利潤最大化，而中央政府然后根據個別省、地區的邊際制度創新所得經驗推而廣之，這本身已形成制度變遷的區域性時滯。（2）建國后向中西部地區偏移的經濟發展戰略使計劃經濟對其影響相應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中西部的部分制度需求，這使中西部地區在接受改革以來強制性制度供給的“消化和吸收”中，有很大不適應。中西部對舊制度強大的路徑依賴必然會使現有制度的所得利益者力圖阻礙制度變遷，從而與新制度摩擦成本也較大。而東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沉淀相對較淺，建立新制度的實施成本要小于新舊制度替代的摩擦成本。這樣，東西部制度變遷由于各自的成本不同也造成區域上時滯，從而帶來了東西部差距擴大。
另一方面，東西部不同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影響了區域經濟增長速度，東部一直是我國經濟發達地區，科技、教育、文化水平較為先進，人們的商品經濟意識較為濃厚，法制觀念、開放意識較強，對新觀念、新思想的接收較快；而西部地區大都為閉塞落后的地域，科技文化水平落后，市場經濟意識較為薄弱，封閉、保守思想、狹隘觀念受落后的傳統文化底蘊的“遺傳”較多，這樣人們對新觀念，新思想接受能力較差。正是由于東西部這種具有內在傳統根性和歷史積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不同從而也生成東西差距的擴大。
總之，在區域經濟增長的內生因素一定條件下，外生的制度因素作為影響經濟增長的非傳統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經濟增長的區域差異，這迫切需要制度創新來協調區域經濟增長、縮小差距。
二、以制度創新促進西部大開發
1.非國有化水平、市場化程度和開放程度等制度變量是轉型時期經濟增長區域差異的顯著決定因素。要縮小和消除區域經濟增長差異，加快西部大開發，可供選擇的路徑必然是加快西部改革與制度創新的步伐，要以提高西部地區利用市場的機會和發展的能力為目標，擴大對外開放的層次和水平，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建立和完善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市場，深化西部農產品價格和流通體制改革，促進地區間專業化程度，使西部的比較優勢發揮出來。
2.發展地區立法，保持政策的一貫性的連續性。地區發展的立法，比地區政策具有更強的體制性協調功能。從國外地區發展的經驗來看，一系列的區域政策，包括區域資助的重點等，都是根據這些法律和法規建立和提出的。英國區域政策的開端就是來自于“特別地區法”，以后區域政策的發展基本上就是一系列有關立法來實現的。原聯邦德國也非常強調區域政策的立法化，政府先后頒布了一系列關于區域經濟政策的法律和法規，如“聯邦區域規劃法”、“區域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改善區域經濟結構的共同任務法”、“聯邦區域規劃綱要”等，我國西部的大開發，也需要一系列比較詳盡的法律和法規來加以保證。
3.加快西部非正式制度變遷步伐，鼓勵組織，個人進行制度創新。中西部地區，由于地理區位影響，社會文化特征長期處于一種較為封閉的環境中自我循環，很難及時和輕易接受外界的新生事物和信息。因而努力提高西部地區的教育文化、科學技術水平，建立開放的勞動力流動機制，移風易俗，加強信息工程建設，是加快非正式制度變遷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制度變遷中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相容性的重要途徑。同時，由于目前西部地區制度變遷的主體是政府，依靠政府強制性推動的制度變遷難以滿足西部對自身潛在利潤的挖掘，從而形成制度供給的“瓶頸”，因此，在努力調整財產關系同時，要鼓勵國有和非國有經濟組織，地方政府，個人進行制度創新，滿足制度服務要求
，突破制度供給的“瓶頸”。
總之，經驗表明，如果只注重對不發達地區的財力援助，而忽視其制度改善，其結果是不盡人意的。戰后意大利各屆政府為開發南部花費了巨大的力量，投入了龐大的物力和資金，但南北差距仍然很大，之所以如此，從根本上說，就是制度變革不徹底，多方面阻礙了經濟和社會的進步。而一些在開發落后地區中取得較好成效的國家，都很重視對該地區的制度改善。如西班牙在不發達地區開發中都輔以一定的社會改革，以便使結構、資金、組織更合乎現代化要求。英國政府在援助不發達地區時也注重于解除一些不利于受援地區經濟發展的限制，逐步在那里形成新的有活力的經濟，增強了對資金和熟練工人的吸引力。因此，促進西部大開發的一個關鍵環節，就是西部地區加大改革開放力度，轉變思想觀念，創造一個寬松的政策環境，提高政府機構和經濟管理部門的服務水平和辦事效率，使西部地區的優勢充分發揮，以吸引東部地區和海外資金等要素流入，如果西部地區的制度變革滯后，市場經濟發展不起來，那么對西部的政策傾斜和轉移支付最終將蛻變為保護落后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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