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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結構、城市結構與中國城市化發展
1 引言20世紀90年代，就有學者認為城市化的發展將成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軸心（注：周振華.經濟增長軸心轉移：中國進入城市化推動經濟增長階段.經濟研究，1995;1）。世紀之交，國家提出的“十五”發展計劃中，“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也被列為基本的發展戰略之一。因此，城市化發展問題又一次成為理論研究的熱點。多數研究者分析和論證中國城市化發展的滯后性，力陳城市化發展滯后的種種弊端和危害，主張克服制度障礙，大力推進城市化的發展。
進行中外橫向和縱向的對比，固然可以為我們分析中國城市化發展提供若干方面的有益參考，但歸根到底，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水平是由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結構等內在因素所決定的，忽視這一基本出發點而翻來覆去論證城市化的滯后，便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理論研究的意義，甚至可能誤導城市化發展戰略，不利于推進城市化發展的社會實踐。進一步說，僅僅分析城市化發展滯后是遠遠不夠的，它要求我們分析城市化發展的內在動力，研究如何通過我國經濟結構和城市結構的優化來推動城市化的發展。
2 低度？適度？過度？標準的迷失與誤導
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的研究，從來就是一個充滿混亂和爭議的領域。90年代以來，對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的判斷是見仁見智，是滯后（低度）發展？還是適度發展？亦或是過度（超前）發展？各種意見都曾出現在不同的研究成果之中。表1僅僅是筆者所見各種文獻中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結果。
從已有的研究不難看出，眾多研究者的主流傾向是認為中國城市化發展是滯后的，與之持相反意見的“發展超前論”者所持的理由，其實在滯后論者那里或多或少地都有所提及，如統計口徑問題，隱性城市化問題、流動人口問題等等。對同一現象，之所以會有截然不同的認識，是因為在如何認識中國城市化水平這一問題上，我們陷入了迷團之中。具體說來，我們認為在評價中國城市化水平問題上，有如下幾點不應該忽視：
表1 90年代以來對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評價的不同意見
研究者 時間 分析依據 基本結論
一發展滯后論
辜勝阻 1991 IU比、NU比，亞洲模型 城市化發展水平滯后10多個
百分點
杜輝 1992 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偏差 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
余立新 1994 錢納里模型、經濟計量模型 城鎮化發展水平滯后約15個
百分點
俞德鵬 1994 城市化發展經驗數據的“大 城市化發展水平滯后約10個
國模型” 百分點
付晨 1995 114個國家人均GNP水平與城 城市化水平提高幅度差距為
市化水平的國際比較 7個百分點
孫立平 1996 修正后的人均GDP及其城鎮 中國城鎮化發展水平落后于
化水平的國際比較 同等發達程度國家13至33個
百分點
葉裕民 1999 中、日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 1997年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
比較 化水平與1965年的日本相比，
城市化發展的差距為38.2個
百分點
周一星 1999 人均GDP與世界下中等國家 城鎮化發展水平滯后12至14
及平均水平的比較 個百分點
孫永正 1999 中國城鎮化率、農村人口與 城鎮化至少滯后于工業化水
農業勞動力比重差異與世界 平10個百分點以上
中低收入國家組的比較
2001 與同期世界城市化進程相比 城市化水平比世界城市化平
較 均率低12個百分點
王茂林 2000 工業人口比重與城市化比重 1990年，中國城市化水平應
國際比較 該達到43%左右，滯后約17
個百分點
二、基本適度論
劉連銀 1997 與印、巴、泰等經濟發展水 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與這些國
平相當的發展中國家相比較 家基本相當，并沒有滯后
劉勇 1999 中國的發展水平與“世界平 中國的城市化發展與經濟發
均模式”相比較 展基本相符，僅稍顯滯后
郭克莎 4001 人均GNP與城市化水平關系 中國的城市化并沒有嚴重滯
的國際比較、城市化與非農 后，城市化與人均收入水平
就業關系比較 和非農就業比重基本相適應
三、發展超前論
陳阿江 1997 把已經城市化了的農村人口 中國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0%，
統計進城市人口
董黎明 1999 90年代中國城市的“超常規 中國的城市發展脫離了經濟
”發展 發展現實、城市發展過快
鄧宇鵬 1999 把鄉鎮企業和鄉城流動人口 1997年中國的隱性城市化率
算入城市人口 加上公開的城市化，實際水
平超過60%
首先，拿不同時期、不同發展背景下，不同國家工業化、非農化和城市化發展的互動歷史資料來說明經濟發展與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一般趨勢固然沒有問題，但套用其經驗數據則有可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
一方面，人均收入從400美元到800美元的發展階段，發達國家出現在100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時候。所謂多國模型中發展中國家的資料，也是30～50年前的，不考慮時空背景，僅僅從人均收入（而且是以匯率變化十分頻繁的美元作為計量單位）這一指標，用此時的收入水平來套用彼時的社會經濟結構，試圖說明某個國家城市化水平應該在某個水平，是十分缺乏說服力的。部分學者雖然考慮了收入的不可比性，采用實際購買力評價(PPP)方法來進行論證，但也存在同樣的缺陷，更不用說PPP方法本身還有許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今日中國在實現工業化時的全球經濟背景和條件也是不一樣的，這些將直接影響到各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對不同的城市化發展模式的取舍。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所需的巨額初始資本有相當大的部分來自外部渠道：一是通過殖民擴張，在殖民地進行搜刮，獲取巨額的擴張紅利，刺激了國內工業的發展；二是通過索取巨額的戰爭賠款，加速其原
始積累的進程；三是引進外資。而戰后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一沒有發達國家當年所具有的優越資源條件，不可能從其它的國家和地區掠奪到大量的資源為己所用，以實現資本的原始積累，發展民族工業；二來它們處的國際經濟環境決定了它們只能成為發達國家的工業品市場。這些因素使得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工業和其它非農業發展的空間十分有限，要用比發達國家更短的時間實現城市化，困難很大。特別由于缺乏足夠的市場空間發展工業以帶動城市化，這些國家城市化過程中常常出現過度發展第三產業，從而形成過度城市化的現象。只有少數國家和地區利用其特殊的地理及政治經濟因素，從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與制造業外移中分得一杯羹，在較短時間里，實現了工業化、非農化和城市化的同步發展。中國長期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經濟市場之外，國內經濟結構又與一般較小的發展中國家不同，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發展自然既難以用發達國家的既往歷史模式來套用，又難以用當今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格局來衡量。
其次，就IU比（I＝工業化率，U＝城鎮化率）和NU比（N＝非農化率）的分析角度而言，一般情況是，IU比最開始大于1，隨著經濟發展程度提高，特別是服務經濟成分提高，IU比逐步降低。這就是說非農化勞動力中的大部分被第三產業所吸收，城市發展的動力的重心由工業變為服務業。中國的IU比和NU比一直高于世界一般水平，根源在于兩個方面：一是服務業發展的滯后；二是非農產業，尤其是大量農村工業分散地在城鎮以外的區域發展。造成這種發展格局，既是過去制度選擇造成的結果，也是發展中大國所存在的合乎邏輯的現象。類似的情況在印度也存在。作為人口眾多、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相當的大國，印度與我國的IU比和NU比有相似的情況。因此，我國的IU比和NU比高于其他國家是一種正常現象，不能以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來判斷我國的城市化水平滯后多少個百分點。
再次，從“隱性城市化”的角度來論證中國城市化水平的滯后，是試圖克服目前人口流動和遷移的某些政策障礙的后果和統計資料口徑混亂等因素而把握城市化水平。應該說，這種分析方法提供了一種參考性思路，但以此來說明城市化滯后，則存在難以克服的難題。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從事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居住于農村的情況十分普遍，NU比大于1的現象是一種常態。按照“隱性城市化”的定義和計量方式，即使最不發達的農村地區，也可以計算出一定的“隱性城市化”水平出來，雖然通常人們不會去這么做，但理論上是會出現這種情況的。這足以說明，“隱性城市化”的方法不能正確把握我國城市化水平的滯后的程度。
雖然我國的城鎮行政區劃體制混亂和城鄉人口流動二元性的特點，使人們從統計意義上把握城市化水平較為困難，但這個問題是可以克服的。參照一般經驗，我們可以把目前我國城鎮人口分成三類：一類是城鎮建成區內的市鎮非農業人口；二類是分布在城鎮近郊、融入城鎮社會經濟活動、使用城鎮基礎設施、享受城鎮文明的部分農業勞動人口。這類人口，依多數學者意見，按城鎮人口的30%計算為宜；三類是以流動方式進入城鎮從事非農業生產經營的流動人口。這部分人口，部分是呈鐘擺型在城鎮與農村之間進行流動，部分是長期在城鎮中務工經商。根據一系列典型調查，第三類人口中的一半以上人口也可以視為城鎮人口。以此標準進行計算，90年代末我國的城市化水平應該為37%左右，大致領先于按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口徑計算的城市化率6個百分點，而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數據基本吻合。
除了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人為抑制城市發展的現象，如中國20世紀60～70年代，朝鮮以及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執政時期，任何一個國家的城市化發展水平，都是其經濟發展水平與結構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城市化發展水平也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與結構相適應的。中國的城市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呈現出與其它國家有別的特征，是我國的經濟結構和城市發展中的結構出現偏異的結果。過多地研究和爭論中國的城市化是滯后發展、適度發展亦或是超前發展，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相反，我們研究的重心應該放在如何從經濟結構和城市結構改善著手，促進中國城市化的發展。
3 城市化偏差還是非農化偏差？經濟結構與城市化發展
長期以來，我們過多地把中國城市化發展速度緩慢歸咎于城鄉隔離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特別是戶籍制度。認為城市化發展落后于產業結構的變化，在于制度因素阻礙了勞動力和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從而產生了“城市化偏差”。按照這種思路，只有把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不利于人口流動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應該從根本上予以廢除，城市化偏差才能加以矯正。
客觀地說，長期以來形成的阻礙人口流動的制度因素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延緩了中國城市化的發展。但這并不是所謂“城市化偏差”的唯一原因，甚至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事實上，經過近20年的改革與發展，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影響人口流動從而阻礙城市化發展的制度因素的作用已經大大降低。80年代中期以來，我們逐步放寬了鄉城人口流動的限制，如吸收農民自理口糧進入城鎮落戶、實施藍印戶口制度等等，但城市化水平提高有限，甚至在90年代以來步伐趨緩。如1979～1988年，我國市鎮人口年均增加1140萬人，城市化率每年上升0.79個百分點；1989～1998年，市鎮人口每年只增加928萬人，城市化率每年上升0.46個百分點。而在城市化速度放慢的90年代，前半期城市化發展速度又明顯高于后半期。如1989～1993年，市鎮人口每年增加938萬人，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47個百分點，而后半期的1994～1998年，市鎮人口每年增加918萬人，城市化率每年只增加0.45個百分點。（注：課題組.關于加快小城鎮發展的對策研究.經濟研究參考，2000;3）應該說，十多年來，鄉城之間的壁壘是在逐步松動的，而且越來越多的鄉城流動人口以各種不同方式進入到城鎮，其中的相當部分已經融入城鎮，成為城鎮人口。在許多地方，可以說是城門大開，戶籍制度名存實亡。過去政治經濟制度下附加在戶籍制度上的政治經濟利益已經消失殆盡，客觀上并不構成繼續阻礙城市化發展的重大障礙。戶籍制度等造成的城市化發展滯后在相當程度上已經“補課”完畢。時至今日，城市化水平仍然出現“偏差”，且城市化從絕對人口增加到相對速度都有所下降的事實，說明把城市化滯后及發展速度緩慢的原因簡單地歸咎于體制因素是缺乏充分的說服力的。實際上，有些地方倒是利用戶籍制度政治經濟利益的幻覺所遺留下的剩余影響，試圖加快城市化發展的進程。典型的事例就是通過賣戶口的方式籌集資金來進行城鎮建設。其結果難盡人意，這恰恰從反面證明戶籍制度已經不構成中國城市化發展的主要障礙。
中國城市化發展之所以呈現出與世界大多數國家不同的發展模式，問題不在“城市化偏差”，而在于“非農化偏差”，尤其是“工業化偏差”。這就是說，中國城市化發展與經濟發展的水平與結構之間呈現出的與其它大多數國家不同的特征，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國的經濟結構與其它國家的差異。中國經濟結構的特異對城市化發展的影響，至少表現在兩個突出的方面，一是從產業的角度來看，非農產業發展對非農就業的拉力不足，從而對城市化發展的拉動彈性過低，我們可以稱之為產業結構偏差；二是非農產業在農村地區的分散發展，限制了供給和需求在地理空間上的聚
集過程，從而造成城市化發展的動力不足，我們可以稱之為非農經濟發展的區域性偏差。
就非農化、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發展關系而言，我們可以分別從產出結構和就業結構兩個角度進行分析。
表2利用序時統計年鑒資料對我國非農化與城市化發展軌跡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我們的偏差所在。顯然，方程(1)說明我國城市化與非農產值之間存在一定的依存關系，而方程(2)和(3)則又說明在兩個不同發展階段，我國的非農化和城市化之間存在不同的發展模式。在1952～1979年，非農化對城市化發展的解釋力較低；相比較而言1980～1999年，非農化對城市化的解釋力則十分顯著。數據的實證分析支持了這樣的結論：我國的城市化發展緩慢，原因在于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沒有在經濟產出結構變化的同時實現城鄉結構的同步變化。
表2 中國城市化與非農化發展的回歸與相關分析
內容 回歸方程 擬合度(R[2]) 相關系數(r)
城市化與非農產值
1952～1999 U1=-17.8+0.56N1 …………(1) 0.797 0.895
1952～1979 U2=2.49+0.23N2 …………(2) 0.604 0.787
1980～1999 U3=-22.04+0.64N3 …………(3) 0.901 0.952
城市化與非農就業
1952～1999 U4=8.11+0.42N4 …………(4) 0.822 0.909
1952～1979 U5=14.28+0.12N5 …………(5) 0.147 0.423
1980～1999 U6=3.85+0.54N6 …………(6) 0.951 0.976
從就業結構變化與城市化之間的關系來看，上述特點更加明顯。方程(5)說明，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國的非農就業的增長對城市化幾乎談不上有什么貢獻，而改革開放后的非農就業的增長與城市化的發展呈現極強的對應關系，非農化對城市化的彈性大大提高。
歸根到底，城市化只是一個國家社會發展和經濟結構變化的一種外在性表現。它的水平高低，是由前者決定的。中國非農產值和就業的擴張沒有產生相應的城市化拉動力，原因有三：一是非農經濟的重型結構抑制了城市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二是廣泛存在于農村地區的非農產業造成了非農化與城市化的脫節與背離；三是城市發展過程中的結構畸形限制了城市本身的輻射與吸納能力。
在經濟結構方面，90年代初，就有研究者分析我國工業的重型發展結構嚴重阻礙了城鎮非農產業對勞動力的吸收。據一項研究表明，從1952～1987年的35年間，我國的工業資本積累應該吸納的勞動力就業量為1.7億人，而實際吸納的勞動力僅為8000萬人，不到應當吸納勞動力的50%。（注：課題組.中國鄉鎮企業發展及國民經濟的宏觀協調.中國農村經濟，1990;5）產生這種特殊的非農經濟結構的原因：一方面是當時以工業為主導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發展總體戰略；另一方面則是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強調先生產、后生活，按照當時的說法就是要建設生產性城市而非消費性城市，由此導致服務業發展嚴重不足。改革開放以來，輕型工業和服務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對非農勞動力的吸納有了顯著增強，但這方面具有的潛力遠未充分發揮出來。由于城市化發展進程中的結構問題較為突出，吸收勞動力就業能力最強的城市服務功能難以發揮，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受到產業結構的制約。
導致中國城市化發展與非農就業增長之間出現嚴重偏差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則是非農就業廣泛地分布于廣大農村地區，沒有有效地向城鎮集中。我國的NU比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在90年代仍然呈上升態勢，集中說明了與世界各國相比，我國城市化發展緩慢的原因及我們努力方向所在。90年代以來，各地為實現農村地區非農產業的集中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遍布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各級開發區的設立，就是為了筑巢引鳳。在一些地方，開發區吸引了一批投資項目，但總體來看，對引導鄉村非農產業向城鎮集中仍然效果有限。
中國的鄉村非農產業難以向城鎮集中，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從需求的角度來看，對鄉村非農企業生產經營的產品的需求大多來自于當地農村社區的農民，一定社區圈子里的相對較穩定的需求使得小規模、低水平的非農產業企業得以維持。從供給方面看，把企業分散地布置在鄉村，有利因素也不少。一是企業可以大大降低其生產經營成本。如有些企業本來就是就地取材，就地銷售產品，把企業辦在家門口，符合經濟原則。二是可以以臨時工的方式極為方便地從大量的閑散鄉村勞力中招收工作人員，可以說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這種對企業員工非正式的錄用和管理模式，極大地降低了企業人工成本。三是企業用不著為員工提供食堂、宿舍等設施，省卻了管理者的許多麻煩。四是企業使用的土地及其它資源都是自己或本村的，就可以不用或很少交納各種費用。五是可以較為方便地逃避有關部門的監管，省卻五花八門的各種正當和非正當的費用。
當然，鄉村非農業企業難以向城鎮集中，還存在另外一個體制性障礙，那就是農村社區的基層行政管理者并不熱心甚至反對所管轄的區域內的非農企業向城鎮的集中。對他們來說，在轄區內興辦了多少非農企業，是其政績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基層干部們的小金庫或招待基地，他們享有“控制權”利益，自然不希望非農企業向轄區外的地方集中。
狹隘的目標市場定位、與低收入和低下的購買力相適應的產品和營銷方式、非正式的生產和管理模式和不計成本的外部收益，使得非農產業在農村分散經營的交易成本和經營成本大大降低，而在城鎮生產經營可能具有的諸如人力資源、技術、信息、管理、交通、市場等優勢大打折扣，對它們難以產生足夠的吸引力。這就是中國NU比一直居高不下進而導致城市化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
4 頭重腳輕還是頭輕腳重？城市結構與城市化發展
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遲緩，還有另外一個不得不注意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我們的城市結構偏差。具體說來就是長期以來，我們的城市化發展過分地強調中小城鎮的作用，把中小城市的發展看成是吸納鄉村人口的主要渠道。偏向中小城鎮發展而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戰略，客觀上抑制了城市化發展水平的提高。
長期以來，我們通常的統計方法，是把100萬人以上的城市列為特大城市，50～100萬人口的城市列為大城市，20～50萬人口的城市列為中等城市，20萬以下的列為小城市。90年代以后，把100萬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又劃分為100～200萬人的特大城市和200萬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在這種劃分方法之下，中國的城市結構有所謂“頭重腳輕”之感，即大城市多，小城市過少。從1952～1980年，特大城
市數量年均增長2%，大城市年均增長4%，中等城市年均增長4%，小城市則年均減少0.33個百分點。為了改變這種結構，80年代以來，我國實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小城鎮發展的戰略措施，使得小城鎮的增長速度大大快于大中城市。根據統計年鑒提供的資料計算，從80年代初至上世紀末，小城鎮年均增長8%，中等城市年均增長6.5%，而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年均增長僅為3.5%。
這種不平衡的增長格局是刻意抑制大城市發展，重點發展小城鎮的城市化發展戰略實施的結果。但中小城鎮由于其城市經濟規模有限、經濟結構單一、城市功能欠缺，無法形成對勞動力的巨大吸納能力。現代城市中對吸納勞動力就業最有前途的服務部門，只有在一定的經濟規模和相應的經濟結構上才能形成和發展，在中小城鎮中是很難形成這些部門發展的環境的，因此，我們的小城鎮偏向的城市化戰略壓制了現代社會城市中最有活力的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從而也阻礙了中國城市化的進程。這就是說，表面上，從城市數量的角度，我們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頭重腳輕”的問題；但數量龐大、結構單一、對農村勞動力吸納能力低下的小城鎮又成為中國城市化發展的障礙。這種“頭輕腳重”的現象，嚴重制約了中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速度。
根據發達國家經驗，城市化的進程及人口區域分布格局變化的基本動力在于經濟結構的變化，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變化在城鎮發展過程中的主導性作用愈來愈突出。以美國為例，70年代中，最大的20個城市里有7個人口流失。80年代以來，雖然從整體上扭轉了人口流失的態勢，但情況仍有差異。以紐約、波士頓、費城為代表的城市，在發展金融業、高科技產業方面進展較大，人口增長也由負轉正，并且增長速度較快；而像明尼波斯、堪薩斯城等本來以服務業為主的都市則無論在70年代中或70年代以來，都保持較高人口增長率。反之，產業結構過于單一或集中于制造業的城市，如底特律、克利夫蘭、匹茲堡等歷史上的重要工業基地的城市，仍處于人口流失或低增長狀況。一些城市人口在萎縮的同時另外一些城市人口卻在快速增長，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在于這些城市是否適應了后工業社會產業結構調整與發展的大趨勢。（注：鐘水映.人口流動與社會經濟發展.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77）從發展趨勢上講，過去以制造業為龍頭的經濟結構將轉變為以服務業為龍頭的經濟結構，所謂的Fire行業(Finanee,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高技術行業將成為吸納就業人口的主要場所。在這場新的轉變和競賽中，誰轉得快，誰就會繼續增長，城市人口不但不會流失，反而還會增加；反之就會一步步沒落下去，人口不可避免的流失。表3突出反映了美國不同經濟結構的城市地區興衰的格局。
表3 美國不同主導產業類型的市區人口變化率(1970～1990) %
都市主導 北部 南部 西部 全美
產業類型 1970 1980 1970 1980 1970 1980 1970 1980
～80 ～90 ～80 ～90 ～80 ～90 ～80 ～90
制造業 0.9 0.6 13.5 5.7 - - - - 2.9 1.5
商業、金融業 -0.2 4.4 26.1 22.9 20.4 23.3 10.9 14.5
政府、軍事部門 8.2 6.9 16.1 16.4 28.1 20.0 20.0 17.5
醫療、教育部門 8.3 7.1 24.1 17.4 43.1 22.9 16.6 12.2
娛樂、休閑 17.8 15.6 60.9 48.5 66.5 51.7 57.6 46.6
石油、礦產 0.6 -9.4 19.4 2.9 40.2 -14.8 12.6 -2.4
其它 1.9 3.7 16.2 9.6 29.0 26.7 14.1 10.6
合計 0.8 3.0 22.0 17.4 22.7 23.9 10.0 11.6
資料來源：William H,Freg,Alden Speare,Jr,.The Revival of Met-ropolitan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n Assessment of Fi-ndings from the 1990 Censu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8,No.1 March
1992.
美國城市發展的經驗，一方面再次印證了本文前述的經濟結構與城市發展的關系，同
時，它也給予了我們強烈的啟示：結構單一，不具備產業支撐，尤其是缺乏現代經濟內涵的小城鎮，其發展空間必然受到很大制約。現代城市化發展的趨勢是由核心城市及其輻射地區形成的大規模的城市圈帶。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和質量要有一個明顯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象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及環渤海地區城市圈帶的形成與發展。
5 結論與政策含義
以上分析說明，推進中國城市化的發展，僅僅廢除戶籍制度是不夠的，還必須從調整經濟結構、非農產業布局、優化城市結構等方面著手。
積極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是推進我國城市化發展的根本出路。前者是后者發展程度的決定因素而不是相反。具體的說就是要改變非農經濟的重型結構，大力發展輕型工業、城市服務業并合理引導新型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進一步發揮它們對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潛力。這樣不但適應了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轉變的需要，同時也打破了原有產業結構對城市化發展的制約。
推進農村非農生產經營企業適當向城鎮集中，是加快我國城市化進程的關鍵之一。為達此目的，必須從兩個方面做起，一是降低非農企業在分散經營時由于不規范性和無償利用外部收益而具有的種種比較優勢，破除阻礙它們向城鎮集中的體制性障礙；二是創造適宜環境，擴大非農企業在城鎮生產經營所具有的優勢。由此強化促成非農企業向城鎮集中的推力和拉力。
突破“大、中、小”舊有思路束縛，建立城市體系發展的新思維，是我國城市化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人口普查與多個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多年來大城市在我國流動人口的吸納及城市化的發展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為控制大城市的發展顯然是違反市場原則及城市發展客觀規律的。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城鎮發展格局來看，在商品經濟發展最快、市場機制發生作用最顯著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一些大城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而為數眾多的中小城鎮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如果我們積極引導和規劃，把這兩個區域的大城市發展與中小城鎮的發展有機聯系起來，形成布局合理、結構協調的城市圈帶，則在下一個世紀，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水平與內容將有巨大的提高和改善。要向這個方向發展，必須跳出既定的“大、中、小”思維框框，讓市場機制決定城市發展資源的流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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