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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區”的語詞歷程看一個社會學概念內涵的演化
一、Gemeinschaft概念的翻譯難題：“社區”還是“共同體”社會學研究者們認為，“社區”概念進入學科領域，當從1887年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發表《共同體與社會》(Gemeinschaft und Gese 11 schaft)一書算起。德文Gemeinschaft一詞可譯作“共同體”，表示任何基于協作關系的有機組織形式。滕尼斯提出“社區”與“社會”相比照，主要是用來表示一種理想類型，引用他的話就是：“關系本身即結合，或者被理解為現實的和有機的生命——這就是共同體的本質，或者被理解為思想的和機械的形態——這就是社會的概念……一切親密的、秘密的、單純的共同生活……被理解為在共同體里的生活。社會是公眾性的，是世界。人們在共同體里與同伙一起，從出生之時起，就休戚與共，同甘共苦。人們走進社會就如同走進他鄉異國。”[1]
對此，吳文藻的解釋是：“‘自然社會’與‘人為社會’的區別，乃是了解杜尼斯（即滕尼斯——引者）社會學體系的鎖匙……由這‘本質意志’而產生了他所謂的‘自然社會’……反之，‘作為意志’（林榮遠譯本作‘選擇意志’——引者）形成了杜氏所謂之‘人為社會’……試將人為社會與自然社會來對比：自然社會是本質的，必需的，有機的；人為社會是偶然的，機械的，理性的。自然社會是感情的結合，以齊一心志為紐帶；人為社會是利害的結合，以契約關系為紐帶�！盵2]
滕尼斯在提出與“社會”相區分的“社區”(Gemeinschaft)這一概念時，旨在強調人與人之間所形成親密關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識以及對Gemeinschaft的歸屬感、認同感；而且他強調得更多的是一種研究的路徑、一種“理想類型”。因此，在滕尼斯的視野中，Gemeinschaft的涵義十分廣泛，不僅包括地域共同體，還包括血緣共同體和精神共同體，人與人之間具有共同的文化意識是其精髓，所以Gemeinschaft譯作“共同體”應該說更貼近滕尼斯的本意。
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種種社會問題，滕尼斯所提出的“社區”逐漸引起社會學家的研究興趣。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的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社會學家把滕尼斯的社區(Gemeinschaft)譯為英文的Community，并很快成為美國社會學的主要概念。英文Community一詞源于拉丁語communitas，有“共同性”、“聯合”或“社會生活”等意思。美國的芝加哥學派把社區問題作為其研究重點，對美國不同類型的地域社會及其變遷進行深入的研究，獲得了豐富的成果。盡管從研究取向上看，美國芝加哥學派注重經驗研究而與滕尼斯的純粹（理論）社會學異趣，不過使用英文Community作為德文Gemeinschaft的譯名，至少在符號能指（音響形象）上仍然是同一的，并沒有以后進入漢語導致的分裂�；蛘哒f，不論是重地理還是重心理，使用的都是一個字眼，而不必在兩個語詞（社區／共同體）之間徘徊選擇。一個簡單而可以被接受的解釋或許是英、德兩種語言的譜系關系非常之近罷。
二、社區概念的發展（20世紀30～40年代）
從滕尼斯提出"Gemeinschaft"概念的一百多年來，隨著社會變遷和社會學學科的發展，社區研究引起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的普遍關注，“社區”的內涵也不斷得到豐富。由于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社區研究有著不同的實踐，因此學者們對于社區內涵和外延的界定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向，對于究竟何為社區，也就頗多歧見。
據美國社會學家希勒里(George Hillary)的統計，到20世紀50年代，各種不同的社區定義已達90余種。在這些定義中，有的從社會群體、過程的角度去界定社區；有的從社會系統、社會功能的角度去界定社區；有的從地理區劃（自然的與人文的）去界定社區；還有人從歸屬感、認同感及社區參與的角度來界定社區[3]。這些定義與滕尼斯提出的社區概念相比，不論內涵還是外延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社區的定義眾說紛紜，但歸納起來不外乎兩大類：一類是功能的觀點，認為社區是由有共同目標和共同利害關系的人組成的社會團體；另一類是地域的觀點，認為社區是在一個地區內共同生活的有組織的人群。當社區被界定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地域社會之后，社區的內涵已經與滕尼斯所提出的作為親密關系的生活共同體的Gemeinschaft概念有了很大的偏離。
筆者認為，中國社會學界把社區界定為地域社會，其中既有社區研究史上的淵源，也是社區建設在我國近代化、現代化進程中實踐的結果。
自從Community概念被以“社區”為語言符號引進中國之后，人們對它的理解便含有了地域性的因素。“社區”一詞是在20世紀30年代轉道由美國被引進中國的，其中吳文藻起過重要的作用。他在當年的講演中曾解釋說：“‘社區’一詞是英文Community的譯名，這是和‘社會’相對而稱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觀點即是從社區著眼，來觀察社會，了解社會。因為要提出這個新觀點，所以不能不創造這個新名詞。這個譯名，在中國詞匯里尚未見過，故需要較詳細的解釋……”[4]由此可以看到，中文的“社區”一詞是輾轉翻譯而來的，它經歷了從德文的Gemeinschaft到英文的community，然后到中文的“社區”的語詞的旅行。
旅美學者劉禾在她的話語研究中要求讀者注意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這一相對有限的時段存在的一種獨特的歷史狀態。在這一時段中，經由日語對歐洲詞語的“漢字”翻譯這樣一種中介，很多漢語復合詞在很大程度上被重新發掘出來，其中“文化”就是一個非常突出的例子。
高名凱和劉正ｔáｎ＠①提醒讀者應當謹慎從事[5]，不要把外來詞簡單地等同于它們在古漢語中的對應詞。例如，“文化”(culture)的現代涵義源出于日語的“漢字”復合詞bunka，漢語的文化與英語的culture（法語的culture；德語的die Kultur）之間的對等關系是通過借用的方式才確立起來的。在古代漢語中，“文化”指的是與武力或軍事征服相對的“文治與教化”，它完全沒有今天通常與兩個“漢字”組成的復合詞相關的民族志內涵……我們無法繞過日語的一詞來說明“文化”的涵義，我們不能認為字形完全一樣古漢語詞匯可以自然而然地解釋其在現代漢語中對應詞的涵義[6]。
這番論述對認識“社區”所經歷的德（語）——英（語）——漢（語）的語詞旅行和概念發展無疑是有啟示作用的。想要真正理解“社區”，決不能簡單地從“社”和“區”兩個字義相加去尋找答案。
吳文藻認為，滕尼斯在使用社區概念時，雖然沒有提及地域特征，但他將社區概念降至社會之下，已具有地域性意義[7]。顯然吳文藻對滕尼斯提出的社區與社會這對概念的認識存在偏差，社區與社會表達了傳統鄉村社會與現代都市社會的兩種截然不同的人際關系和社會整合方式，它們是兩個并列的概念，并不存在從屬關系。但是吳文藻和費孝通等人把社區理解為有邊界的相對封閉的實體，是基于對中國的現實社會進行實證研究的這一需要
出發的。吳文藻有選擇地引進人類學的功能學派理論，而該學派的奠基人馬林諾斯基就認為，只有在一個邊界明晰、自成一體的社會單位里，才能研究整體文化中各個因素的功能。20世紀30年代，中國部分社會學家接受了馬氏的影響，認為以全盤社會結構的格式作為研究對象，這對象必須是具體的社區。費孝通曾經做過這樣的小結：“（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須是具體的社區，因為聯系著各個社會制度的是人們的生活，人們的生活有時空的坐落，這就是社區。”[8]也就是說，社會作為全體社會關系的總和，具有抽象性和宏觀性，很難著手對其進行研究，而研究社區則極富可操作性。
吳文藻等人面對的研究客體是“鄉土中國”，而鄉土社會重要特征之一的精神共同體往往是依附于地理共同體上的，因此，以“社區”對譯Community，盡管以“區”字強化了地理共同體的含義，而對“精神共同體”這個題中應有之義傳達不足，在當時環境中卻不會導致學術上的困惑。不過既然語言符號具有“任意性”，那么，從后來的發展史反觀，可以認為“社區”一詞被創造，其符號所指（基于地理區位的精神共同體）與社會事實（有人居住的地理區位）之間就已經存在錯位。由于中國社會轉型打破了以往精神共同體常常與地域共同體合一的傳統格局，漢語譯名“社區”／“共同體”兩者之間的裂隙日益擴大。
三、社區概念的發展（20世紀80～90年代）
解放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社會學被取消，社區研究也無從談起。改革開放之后，社會轉型加速，社區建設蓬勃發展，這才帶動學術界重新關注并深入研究這一領域的問題，“社區”也成為中國百姓日常生活里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匯之一。
目前我國社會學界對社區的研究更多的是與社區服務和社區建設聯系在一起的，所以，社區建設的實踐勢必會影響到包括學者、政府官員和老百姓在內的各界人士對社區概念的界定。學術界和政府部門結合國外社區發展的理論和實踐，面對中國的國情，在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社區建設概念。政府倡導社區建設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社會轉型期所出現的各種矛盾，如國有企業虧損、工人下崗、貧富分化、官員腐敗、老齡化加劇、城市流動人口增多，單純依靠政府的力量無法解決這些復雜的矛盾，因此動員民間力量，與基層社會結合，在城市基層開展社區建設就成為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另外，隨著政府機構的改革和“單位制”的被打破，城市居民逐漸由“單位人”轉變為“社區人”，推進社會發展的大量社會事務需要通過社區來落實。
社區建設問題受到了中國高層領導的重視。1999年10月江澤民總書記在天津考察工作時指出：“加強社區建設，是新形勢下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做好群眾工作和加強基層政權建設的重要內容，社區服務直接關系千家萬戶的利益，也是發展第三產業的重要方面，前景十分廣闊，要通過加強社區建設，充分發揮街道、居委會和群眾的力量，不斷提高社區服務水平和城市的管理水平，提高居民素質和文明程度。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保證居民群眾安居樂業，促進社會穩定和發展。”[9]中央領導的指示又進一步推動了實際工作的開展。
目前的社區建設大多以“法定社區”作為操作單位。在當前的語境中，確定社區實體首選的標準是地域界限明顯，至于成員歸屬感的強弱則是次要的。換言之，地域的基礎是預先規定的，而社會心理的基礎是要靠以后培育的。具體而言，社區在農村指的是行政村或自然村；在城市指的是街道辦事處轄區或居委會轄區以及目前一些城市新劃分的社區委員會轄區。城市的基層社區建設之所以比農村的來得突出和迫切，一方面固然與城市人口的高度異質性有關，另外的原因可能是單位制淡化后需要由社區擔當原先由前者承擔的社會功能，而這恰恰需要促成一種由地理性的小區向有足夠的互動和認同感的社區的過渡。譬如，1996年，市委書記黃菊在上海市城區工作會議上就說：“社區是城市的細胞，社區建設和管理是城市建設和管理的基礎工作……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許多社會職能將要更多地依托社區來承擔�！盵10]相比之下，農村社區的地域特征與成員歸屬感兩者從歷史傳統上看就是結合自然的，不存在重新培育認同感、增強凝聚力的問題。
四、e時代回眸古典思想家
把社區理解為“地域社會”已與滕尼斯提出的Gemeinschaft概念相去很遠，因為滕尼斯提出這一概念時，并沒有強調它的地域特征，而是強調社區是具有共同歸屬感的社會團體，英文community早先也沒有“地理區劃”的涵義。滕尼斯提出Gemeinschaft（“共同體”／“社區”）這一概念，強調的是本質意志，是生機勃勃的有機體，它是禮俗社區的精髓和實質。如果說目前涉及基層政權建設的對法定社區的界定是對滕尼斯意義上社區概念的偏離，那么，虛擬社區的出現算得是對滕尼斯描述的理想生活的一種回歸。
“虛擬社區”譯自英文"Virtual community"。其實除了“虛擬的”之外，"Virtual"還有“實際上起作用的、實質上的”之意。何謂虛擬社區？大家并未形成統一的認識。盡管譯名已經約定俗成，但為避免望文生義，不妨把此語境中的"Virtual community"理解為“隱形的共同體”。國外學者指出，Virtual community的意義在于“為網絡衍生出來的社會群聚現象，也就是一定規模的人們，以充沛的感情進行某種程度的公開討論，在網絡空間中形成的個人關系網絡”[11]。國內有的學者認為虛擬社區是由一批網友自動聚集并相對固定在一定的網際空間進行如信息發布、言論交流等活動的地方；也有些學者從行動結合體或社會群體的角度界定虛擬社區，認為它是人們在電子空間里通過精神交往所形成的具有共同歸屬感的聯合體。
盡管大家從不同的角度去考察虛擬社區，但對它的本質有著統一的認識，即虛擬社區存在于和日常物理空間不同的電子網絡空間(cyberspace)，社區的居民為網民(netizen)，他們在一定的網際空間圍繞共同的需要和興趣進行交流等活動，并且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和對社區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虛擬社區是與傳統的實在社區(real community)相對應的，它也具有實在社區的基本要素——一定的活動區域、一定數量固定的人群（網民）、頻繁的互動、共同的社會心理基礎。虛擬社區是信息技術發展之后形成的嶄新的人類生存空間，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更接近滕尼斯所謂共同體的那種“天然的狀態”[12]。虛擬社區與實在社區最大的差異是在地域空間的界定上。實在社區通常強調地域環境的影響，其社區形態都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空間中。社區實際上是居住在同一地域內的人們形成的地域性共同體。虛擬社區則沒有物理意義上的地域邊界，虛擬社區的非空間組織形態以及成員的身體缺場(body absence)，使其成員可能散布于各地，即一個個體可以超越空間的障礙生活在好幾個虛擬社區里。由此看來，虛擬社區無疑更強調作為“共同體”的社會心理基礎而不關注其地域屬性。
e時代虛擬社區的出現顯然對工業時代理解的社區觀念提出了挑戰，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社區的涵義。虛擬社區使網絡空間內的人際交往超越了地理界限的限制，因而
可以說它是一個無物理邊界的社區，具有很大程度的開放性。在虛擬社區里具有共同興趣和愛好的人們經過頻繁的互動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意識和對社區的歸屬感和凝聚力，我們正在這個意義上說，虛擬社區就是“隱形共同體”。虛擬社區的出現，解構了人們對社區是關于地域性生活共同體的統一認識。昔日滕尼斯悲嘆城市的興起破壞了傳統的有機結合，如今互聯網為本質意志和禮俗社會的回歸帶來了新曙光。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翻譯、界定“社區”概念的實踐活動為我們揭示了民族思維方式的多樣性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復雜性。社區概念和社區實體與人們的生活實踐有著極為密切的互動關系：一方面，社區概念的界定影響著人們的觀念和實踐，有助于社區工作和社區建設乃至地域社會的蓬勃發展；另一方面，人們改造客觀世界的生活實踐又在不斷拓寬人們認識社區的視野，致使學者和官員根據不同的需要，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表述社區這個客體�？季空Z詞“社區”的跨語境歷程，既讓公眾看到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理論與實踐的互動，同時也給了做學問的人許多有益的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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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劉禾.跨文化研究的語言問題[A].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244-245、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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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三聯書店，1985.94.
[9] 人民日報，1999-10-11.
[10] 黃菊.加強社區建設和管理，不斷提高城市現代化管理水平[A].徐永祥.社區發展論[C].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0.4
[11] ［美］唐·泰普斯科特(Dan Tapscott).數字化成長——網絡世代的成長[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McGraw-Hill出版公司，1999.
字庫未存字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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