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核——邊層：可控的放權式改革

內核——邊層：可控的放權式改革

 權力結構：基本分析框架
　　正如商品是現代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要素和起點一樣，權力則是政治學研究的基本要素和起點。自從國家產生以后，人們就生活在一種權力網絡的社會之中。國家通常包括三大要素：統治權、人民和土地。其中，統治權居于核心地位。所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經常將國家等同于統治權。這種統治權又可分為政治權力、經濟權力、社會權力和文化權力。其中，政治權力又居于特殊地位，它對國家成員具有強制性、普遍性和難以抗衡的特征。本文所說的權力主要是指政治權力。
　　權力依靠某種資源而產生，而一旦產生以后又成為可供利用的資源。根據權力的擁有者，權力有著不同的配置方式，并產生相應的權力結構。
　　權力體現著支配性，任何時候都不會均衡分布。在權力網絡中，總是由一部分人，甚至個別人占有較多權力資源，從而處于權力中心。對于權力中心，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權力內核。由權力內核，一層層推己及人、由近至遠可稱之為權力的邊層，從而構成內核——邊層權力結構。因此，內核——邊層的設定來自于這樣一種事實或假設：權力反映支配——服從關系。在任何一個共同體里，都不可能每個人占有均等的權力資源，也不可能每個人同時作出決定，因而權力的占有及其影響是有差別和層次的。無論是帝國，還是多元民主國家，都有一個擁有最高和最多權力的首腦，區別僅僅在于首腦是否受到制約。
　　在由統治權、人民、領土構成的國家里，統治權居支配地位。但是，即使在極權制下，統治者也不可能壟斷所有權力資源，對所有人產生同樣的支配、控制和影響力量。人民并不是任何時候都是國家的受動者，在一定條件下甚至是國家的決定者。由此就會產生國家與社會的權力互動關系。
　　面對領土，統治者行使管轄主權。統治者在管轄領土社會的過程中必須借助于相應的組織、機構，同時也需要一定的技術手段和支付一定的成本。在土地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一般都實行分級管理。由此就會形成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系。在這種權力結構中，中央擁有較多的權力資源，居于主導地位。但地方也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存在，也有可能以各種方式影響中央，特別是那些權力來自民眾的地方與中央的互動性更強。
　　由權力網絡結構而產生的國家與社會的權力互動、中央與地方的權力互動是我們研究中國改革的基本分析框架。
　　　　歷史延續性：內核——邊層結構
　　現有對中國改革的解釋大多參照前東歐和蘇聯國家。這種對比可以反映不同的改革道路和特色，但無法解釋為什么選擇某一道路，并形成其特色。本文認為，中國的改革主要受其內在邏輯的影響。其重要因素就是內核——邊層權力結構的歷史延續性。
　　中國最大的歷史傳統是高度分散的小農經濟和大一統的專制集權國家。西方學者大多從專制集權的角度解釋中國，然而這些研究都是以國家完全遮蔽社會、強調單一的集權控制為分析前提的，沒有從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互動的角度深入分析中國內在權力結構及其變化，也很難有效地解釋中國改革，以致于有學者只好將改革時期稱之為“后全能主義”時代。與所謂“后現代主義”等概念一樣，“后”實際上是缺乏對變革社會進入深入分析的偷懶的模糊性提法。
　　自秦開始，中國便被稱之帝國，即以皇帝為中心的專制集權國家。中國社會經濟內核是血緣性的小農家戶經濟。專制集權制度在相當程度來自于這種經濟社會結構。根據對權力資源的占有和權力的影響程度，國家和社會形成以皇權為內核的邊層結構。這種內核——邊層結構與家長制由近及遠的差序結構相似。在帝國體制下，盡管皇帝擁有絕對權力，可以支配、控制和影響社會和地方，但并不能完全遮蔽社會和地方，社會和地方仍然存在一定的自主空間，并有可能與權力內核發生互動。而且鄉村基層社會和邊遠地方成為皇權控制最薄弱的邊層。當處于內核的皇權腐敗衰弱或對社會剝奪過度之時，就會出現農民反抗和地方反叛。這一方面可能填覆皇權，另一方面可能促使皇權改善統治。
　　進入近代以來，內核——邊層的權力結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是權力內核無法應對外部沖擊，并處于經常性更迭狀態；二是權力邊層發生著新的變化，傳統帝國依賴的小農經濟開始解體。同時，內核——邊層的互動也有了新的變化。一方面，隨著現代化的進展，交通、信息、軍事、官僚系統等技術條件得以改進，國家統治權日益向社會和地方深入和延伸，國家行政權和管轄地趨于一體。另一方面，統治成本愈來愈大，并由于革命動員和外部影響，激起基層社會和地方的廣泛反抗。往往革命正是從權力邊緣和統治最薄弱的鄉村社會和邊遠地區開始的。中國革命道路之所以選擇“農村包圍城市”，是為內核——邊層權力結構所支配的。
　　革命后建立的新統治是將高度離散的社會整合為統一國家的過程，也是改造社會并在改造過程中使權力日趨集中的過程。首先是實行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經濟權力向國家或準國家的集體集中。然后是社會關系改造，社會地位和社會角色取決于國家分配。通過改造，形成國家權力主導的計劃經濟體制和以城市“單位制”和農村“公社制”為基礎的社會結構。但即使在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的過程中，內核——邊層結構仍然存在。
　　　　可控的放權式改革：邊層啟動與內核調控
　　中國改革為什么會發生，長期以來是一個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學術界對改革前的中國缺乏深入的認識。經濟學只是簡單地稱其為計劃經濟體制。從政治學角度看，比較流行的是全能主義。事實上，改革前的中國并沒有真正建立起這樣一種體制，至少在農村沒有“庇護——依賴”機制。改革前，權力內核并不是主要依靠強力控制，相反則是大量的社會動員。所以，從權力結構看，改革前的中國實際是一種統制主義，即權力內核受單一的平均主義意識形態支配，這正是“包產到戶”盡管1950年代后期便產生并不斷抬頭而反復受到壓制的重要原因所在。
　　學術界一般都認為中國的改革是分權式改革。這也是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事實上，中國的改革從開始并沒有分權的明確意識。只是隨著單一體制難以為繼，新的權力內核才考慮下放權力。而且權力內核在“放權”中居于主導地位，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改革與那種多元權力互動基礎上且有明確制度預期的分權不同，是在權力內核與邊層的互動中發生和發展的“放權式改革”。放權式改革一方面來自于基層社會基于生存理性對統制主義的沖擊，另一方面基于新的權力內核對統制主義及集權制的深刻反思。權力內核的放權改革與邊層沖擊形成互動。因為邊層啟動的改革帶來明顯的收益。這就是新的權力內核最擔憂也是最緊迫的民生問題得到明顯解決，更重要的是創造了一種新的機制，推動著制度創新。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和社會多樣化的取向，使中國改革從技術性變革走向制度性創新。
　　放權式改革的重要制度后果就是分析，即變壟斷性的單一權力為分享性的多樣性權力。放權式改革的分權后果還表現在政權系統內部。在權力的核心層，起決定性作用的不再只是單個人意志，領導集體的作用愈來愈大。政府能夠在一定范圍內自主行使權力，最重要的是地方獲得愈來愈多的自主權。當然放權改革必然帶來分權后果，但分權也蘊藏著巨大的風險，即權力內核有可能在分權過程中失去自己的控制力。隨著改革的深化，原有的利益同一性的社會發生分化，出現利益主體多樣化，并伴隨著社會離散、社會脫序、社會失范，

甚至社會斷裂。但由于權力內核的有效調控，即保持意識形態的連續性、放權的漸進性等改革方略，使得中國改革始終能夠平穩進行。在中國，權力內核對放權式改革加以調控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運用替代性手段，即首先發育新要素來取代舊要素，并運用新要素承接舊體制遺留下來的問題，重新整合社會。隨著改革深化，權力內核愈來愈注重通過控制和分配資源調整利益關系并控制社會。正因為如此，放權式改革并未削弱權力內核的核心控制力，正是這種核心控制力，使中國的改革能夠在高速推進的過程中保持總體性穩定。
　　　　內核與邊層的互動：放權式改革推進
　　在中國改革進程中，權力內核與邊層的互動依次表現為三種形式：其一是適應性互動，即權力內核適應邊層的改革，將局部經驗提升到全國性政策，進行擴展性改革；其二是引導性互動，即權力內核通過主動性試驗，加深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建立宏觀體制架構，推進改革；其三是自變性互動，即權力內核在適應性和引導性互動中改變自身，以增強自己的影響力、吸引力，從而成為改革的主動推動者。
　　放權式改革的一個重要后果就是出現了一個自主性社會，由此形成權力內核——邊層的互動關系。在這種互動過程中，權力內核居主導性地位，權力內核的行為很少受邊層的制約，尚是一種非均衡互動。但權力邊層的變化也構成了對權力內核的挑戰：挑戰之一是邊層社會對權利內核的侵蝕；挑戰之二是新的權力邊層的離散化傾向：挑戰之三是中央與地方的互動尚未制度化；挑戰之四來自于社會和基層民主化的壓力。
　　面對邊層的變化和壓力，權力內核必須作出相應的變革，最主要的是加強制度創新。首先，權力內核要改變領導方式，進一步下放權力，盡可能從競爭性經濟領域退出，主要成為社會競爭規則的制定者和裁判者。只有這樣才能超越特殊利益之上，成為全體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才能超越社會矛盾之上，增強對社會的吸附力。其次，運用中央控制資源和分配財富的特殊權力，扶持弱勢群體，縮小貧富差距，防止邊層人群的脫序。第三，將中央與地方的分權制度化。隨著法治體制的建立，作為執政黨，最主要的是控制中央的規制權和資源分配權，以此控制地方。基層地方實行自治，一方面可以使地方行為有明確的制度性預期，激發其主動性和創造性。另一方面，執政黨更能集中精力把握前進方向，協調各方利益，增強其吸附力。第四就是加快權力內核的民主化進程，特別是權力的更迭和權力獲取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擴大競爭性參與。如許多地方正在推行的“公推公選”和“票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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