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試論中西現代化轉型之文化啟蒙差異探究
試論中西現代化轉型之文化啟蒙差異探究[論文關鍵詞]現代性 文化啟蒙 社會轉型
[論文摘要]啟蒙運動開啟了現代性的序幕，并成為現代性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和基本內容。對于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期來說，探討中西現代化轉型中文化啟蒙的差異，無疑有利于中國現代性的生成。中西文化啟蒙的歷史背景、發展歷程和現實基礎都有所不同，傳統文化是造成這種差異的內在根源。
現代化進程離不開文化啟蒙，思考文化啟蒙的歷程、反思文化啟蒙的結果、總結文化啟蒙的價值，無論對于啟蒙運動本身，還是對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都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無可否認，既然都是啟蒙運動，那么中西現代性啟蒙必然具有內在關聯，也不可避免地表現出共同特征。但與兩者之間存在的共性相比，中西現代化轉型中文化啟蒙的差異則更為突出，探討差異產生的根源、分析差異的基本內容，不僅可以借鑒西方文化啟蒙的合理性，而且有助于中國現代性的生成。
一、中西文化啟蒙差異的背景分析
中西文化啟蒙基本內容及結果不同，主要在于不同的發生背景，不同的社會需求導致了啟蒙擔負不同的使命，由此決定了啟蒙的進程及方向。
西方啟蒙前期的哲學是啟示哲學、信仰哲學，當時的主要精神是一種依附精神、蒙昧精神，這種精神表明人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主體地位，沒有形成獨立、自覺的人格，人們的社會生活需要從上帝那里尋找價值根據，教會控制著從日常生活到王權政治的一切，人們生存的最終目的是皈依上帝，向往天國。但宗教****、蒙昧主義、禁欲主義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危機。為了克服中世紀宗教及社會危機，適應新興資本主義的發展，西方從文藝復興的反對神權、倡導人文主義開始，展開了波瀾壯闊的啟蒙運動。作為17世紀資本主義發展最快的國家，英國的啟蒙運動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培根主張打破偶像，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名言，霍布斯反對君權神授，提出了社會契約論，洛克繼承并發展了培根和霍布斯的思想，成為啟蒙大師。他反對天賦觀念，主張議會民主制、分權制，提倡政治上的自由主義，這直接影響到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宣言”、“獨立宣言”以及美國憲法等。之后，法國成為啟蒙運動的主戰場，笛卡爾反對包括經院哲學在內的一切偏見，提出了“普遍懷疑”的方法，主張用理性審查所有的知識，培爾用懷疑論抨擊宗教，拉美特利、狄德羅、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盧梭等用戰斗的無神論批判所有的宗教神學，他們崇尚理性、提倡啟蒙、重視科學，所提出的新思想、新理論在法國的發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伏爾泰的《哲學通信》在社會各界產生巨大反響，從而拉開了l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帷幕。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深刻批判了反動的天主教會，建立了較系統的社會政治學說。恩格斯指出：“在法國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啟發過人們頭腦的那些偉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么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與法國相比，德國的啟蒙運動主要體現在文學和哲學領域，以萊辛、歌德、席勒為代表的文學在啟蒙運動中光芒四射，康德、黑格爾則在哲學的領域中建立了理性的天國。
從西方啟蒙的歷史進程看，啟蒙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封建神學，手段則是理性精神和科學知識，旨在把人們從神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正如張申府所概括的那樣：“凡是啟蒙運動都必有三個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識新思想的普及……凡是啟蒙運動必然反迷信、反武斷、反盲從，反權威、反傳統。”可以說西方的啟蒙運動是理性精神、自由主義不斷彰顯的過程。
與西方相比，中國現代化轉型中文化啟蒙的歷史背景則要復雜得多。毫無疑問，近現代中國的一切啟蒙運動都是以嚴重的民族危機為背景和動力，也成為啟蒙的實現目標。鴉片戰爭前，中華民族沒有受到更強的文化挑戰，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義國家。直到鴉片戰爭，特別是甲午戰爭，傳統的農業文化才陷入危機，現代化才不得不被提上進程，可以說，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是在西方的威壓下發生的，由此決定中國的啟蒙具有外源性特點。這種外源式的現代轉型造成了這樣一種悖論：傳統文化失去了優越性，但人們又不愿拋棄它；西方文化顯示了其合理性，可當時的中國人卻不愿接受它，而堅守農業文明的經驗主義文化拒斥工業文明的理性文化則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中國在這種情感上抵制理智上選擇的矛盾中開始了文化上的啟蒙。與中國相比，西方啟蒙并沒有“亡國滅種”的壓力。
中國現代化轉型中的文化啟蒙始于維新運動。維新派群體面對中日甲午戰爭慘敗后國家危亡的形勢，毅然走出書齋，認為西方的富強主要在于學術思想、政治制度、科學方法和民主精神。維新派組織學會、創辦報刊，呼吁變法維新，建議廢八股、立憲法、設議院，傳播科學、民權、平等、文明、自由等現代性觀念，為現代社會的產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礎。維新派的啟蒙之后，“五四”啟蒙運動對封建傳統文化進行了猛烈的攻擊，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為代表的一代精英反思傳統文化，高舉起民主和科學的大旗，實現了政治、思想和文化領域的重大變遷，在批判傳統文化的同時，主張全面汲取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與個人主義思想資源，當時最響亮的口號是“民主”與“科學”.之后，20世紀3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倡導者重提五四精神，更加強調理性與知識，更加堅定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但由于當時特殊的社會背景和時代任務，新啟蒙運動最終背離了啟蒙的宗旨。正如張光芒指出的，新啟蒙運動力求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原則，將經濟問題、政治制度問題、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問題等納人啟蒙探討的范疇之中，固然表現出思想的進步，視野的拓展，尤其是強烈的政治性、革命性與唯物論色彩；但同時也造成對“人”學本身豐富性的忽視與漠視，即加強了啟蒙運動的社會意義，而降低了其文化意義。在20世紀8o年代又一輪新的啟蒙運動中，中外學者同時提出‘墩亡壓倒啟蒙“這一命題，其代表作是美國學者舒衡哲發表的《中國的啟蒙》一書和中國學者李澤厚發表的《啟蒙和救亡的雙重變奏》，引發一場頗為熱烈的論爭。由此看來，中國現代性的生成中可以說啟蒙一直處于未完成的狀態，其中的原因及對現代化進程的影響值得深思。
二、中西文化啟蒙差異的根源探究
啟蒙的背景不同，如何啟蒙即如何超越不成熟狀態的進程就有可能不同，文化啟蒙的內容和基本選擇自然也會有所不同。文化啟蒙的諸多不同其根源主要在于中西文化模式的不同，這既體現在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上，也體現在啟蒙的價值選擇和基本主張上。
各民族的文化模式和價值系統不同，早期造成的依附狀態、不成熟狀態也不同，由此決定不同文化通過啟蒙向現代化轉型的對象和方式不同。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認為，不同民族文化的生活起點和基本生存需要大體上是相似的。但為什么不同的民族卻形成了差別極大的文化模式呢？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因素：一是環境的不同造成了實踐方式和生活經歷的不同，生活在不同自然環境中的人會采取不同的實踐活動，從而形成其獨特的生活方式；二是由于人類的創造性所致，即使人們生活在同樣的環境中，也可能創建不一樣的文化，因為不同的民族和國家的人們分別具有屬于他們自己的創造能力，這獨一無二的創造性是文化差異產生的最大原因；三是各文化形式之間的相互作用有所不同，每一文化都是一個整體，它由多種形式構成，這些形式之間存在著極為復雜的作用，這種不同文化形式之間的互相組合及程度高低，是一文化區別于另一文化的又一原因。本尼迪克特就此問題指出：”文化的差異不僅是各個社會在取舍生存的那些可能的方面時那種心安理得的態度所產生的結果。它毋寧更該歸咎于文化中各種特性之間的盤根錯節的復雜現象。就象我們剛剛說過的，任何傳統風俗的最后形式都遠遠超出了原始的人類沖動。這種最后形式在很大的程度上依于這一特性與那些來自不同經驗領域的其他特性結合的方式。“J（每一民族文化的具體樣態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人們的設定、選擇和創造，有的民族可能會注重這些因素而忽視那些因素，其他民族則相反，這就有了人類社會中千姿百態的文化模式。
理性文化是西方社會的基本文化，理性精神是統攝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西方文化啟蒙雖說主要的現實背景是中世紀的宗教文化，但西方之所以率先進入現代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從古希臘開始積淀，并一直得到繼承的理性文化，或者說，西方的現代性啟蒙與古希臘的理性文化是一脈相承的，啟蒙運動的本質是理性精神的復興，從此，以工具理性為基礎的科學獲得了巨大的進步，使之成功地進行了工業革命，建立了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體系，對此，梁漱溟先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進行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西方一切都有科學的色彩，農業如此，工業如此，不但種地講究分門別類，就連養雞牧羊也要入科學的范圍，一切都要根據科學——即用一種方法把零散的經驗經營成學問，”大約在西方便是藝術也是科學化；而在東方便是科學也是藝術化……西方人之所以喜新，而事實日新月異；東方人之所以好古，而事事幾千年不見進步，自足無怪。“可以說，理性文化模式是西方社會發展長期積淀的產物。同時，這一文化模式又極大地促進了西方現代社會的進程，成為西方社會變遷的內在機制。
中國的文化啟蒙與其文化模式是什么關系？實踐中的文化啟蒙與傳統文化又是什么狀態？這既與傳統文化模式有關，又與啟蒙的基本定位有關。某一個國家或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是生活于其中的人們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作為一種理性的人，自然會選擇便利的生產活動以及與此相適應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方式，來應對自然環境的挑戰。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據此提出了”挑戰一應戰“模式的文明起源理論。通過對21個文明詳細而認真的考察，湯因比認為，文明起源于挑戰與應戰的交互作用：”借助于神話的光亮，我們已經略為窺到了挑戰和應戰性質。我們已經了解到創造是一種遭遇的結果，而起源是交互作用的產物。“運用湯因比的挑戰應戰理論分析中國文化的產生，可以看出，肥沃的土地，使我們的祖先很快進入農業社會，生活于該社會中的人惰于對自然的研究探索，而氏族血緣關系卻得以穩定的傳遞，使以血緣宗法為核心的禮法關系得以擴張和鞏固，并上升到政治統治的地位。中國傳統文化本質上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基礎的、以家族為本位的、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等級倫理文化。客觀地看，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經濟發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助益作用。但是，其對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則更突出：缺乏創新、進取精神和科學精神。農耕文化造成平均主義、墨守成規、小富即安、缺乏競爭意識；宗法等級制度造成了與法治要求相背離的禮法秩序，親緣文化與當代經濟發展要求的不相容，突出地表現為其對契約關系的排斥，親緣文化給市場經濟公平、公正、誠信等理性原則的確立增加了難度。
于是，中國的啟蒙對中國傳統思想展開了深刻的批判。五四啟蒙倡導批判傳統，當時的思想家致力于”新聰“、”開民智“的工作，提出了科學與民主的口號，并對以孔孟之道為首的舊文化進行了清算，認為中國文化最大的問題是對人的壓抑、對個性的壓抑、對生命的壓抑、對創造力的壓抑。遺憾的是，倡導文化啟蒙的思想家們自身攜帶的傳統文化基因，致使他們在現實世界的行為舉止都沒有徹底擺脫封建禮教的羈絆。總的來看，五四啟蒙運動雖然對家族制度、封建禮教進行了激烈抨擊，但傳統的封建文化仍頑固地阻撓著人性覺醒和國民性改造的進程，多數中國民眾仍然處于封建主義的蒙昧狀態。特別是由于種種特殊的原因中國并沒有形成市民社會，而西方啟蒙的現實基礎是其較完善的市民社會。
結果不但啟蒙運動沒有市民社會的支撐，如何改造國民性也成為啟蒙運動的重要內容。孫中山先生從缺乏知識、安于現狀、奴隸性格等三個方面批評了國民性；魯迅則從奴性、面子觀念、看客心態、麻木、自私、狹隘、保守、愚昧等揭露并批判中國人的劣根性，歸結起來，由于傳統文化的強大，以至于啟蒙者也難以擺脫其強大的影響。同時，啟蒙者啟蒙的基礎不是市民社會，背景又恰逢民族危機的時刻，導致啟蒙運動發生了轉向，即由批判傳統文化轉向了在抗日戰爭中對”統一“、”集中“、”權威“、”民族主義“和”集體主義“的頌揚。正如艾思奇在強調新啟蒙運動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愛國性質時指出的：”只要是于民族的生存有利益的話，就是對一部分封建勢力攜手，也是在所不惜的。“直至80年代的啟蒙運動傳統文化才又引起了當時社會的反思，但隨之就產生了國學熱和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由此可見，中國人還沒有從封建文化中得到完全的解放，傳統文化成為中國現代化轉型中啟蒙運動一直致力于批判卻始終在不斷反彈的強大阻滯力。”實現文化的轉換，這將是中國文化中一個深刻的人性的轉變。“衣俊卿教授在《大學使命與文化啟蒙》中，與黃萬盛教授展開對話，指出了傳統文化對現代性的抗拒及現代社會中存在的傳統文化景觀：”用’現代城市的農村心靈‘來描述我們民族特有的文化景觀，即一個建立在傳統文化基座上的貌似的現代社會。換言之，表面上看我們已經很現代化了，但是其實在我們的制度安排中有很多是經驗的東西，我們的決策中有很多是人情的東西，這與儒家和道家傳統是有一定關聯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是整體上抵制現代化的。“總結啟蒙的進程，分析中西啟蒙差異的根源，可以發現，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經驗主義倫理文化及其農民社會是啟蒙一再背離其主旨的重要原因，與中國的啟蒙運動相比，古希臘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和個體自由文化模式，不但成為西方啟蒙運動走出中世紀的重要力量，而且為西方進入現代社會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
三、中西文化啟蒙差異的價值評述
中西文化啟蒙的差異不僅在基本內容上，在表現方式上也有所體現。中國近現代的啟蒙運動雖然在各個時期由于當時社會環境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從總體上看，啟蒙運動是希望通過徹底改造以等級尊卑的倫理觀念為主，改造國民性，培養自由、平等、民主、理性的新國民，從而實現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但是，中國知識分子在對民眾啟蒙的方式和途徑與上西方表現出很大的不同。誠如余英時先生在其《士與中國文化》新版序言中所言：”中國知識人把許多現代價值的實現，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視為他們獨有的責任，這無疑和中國儒家士大夫的傳統有關。’而在美國甚至整個西方，這些價值的追求則是大家的事，知識人并不比別人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新版序例如，孫中山先生在分析了國民性對中國實現現代社會的阻礙并提出構建新的國民性時就指出，新型國民必須擁護或認同”民國“及其制度和文化觀念，同時強調先知先覺者對國民的引導，而沒主張向西方那樣以公民權利為核心，實現人的獨立、自由。我們不應忘記，培育人的獨立個性，改變那種強調群體以壓制個人、強調國家以壓抑個人、強調義務來否定權利的狀態，才是啟蒙運動最本質的任務。由此看來，啟蒙固然很重要，同時如何實現啟蒙的目標、即啟蒙的實現途徑和基本方式更重要。因此，新時期中國的啟蒙切記總結以往啟蒙運動中的經驗和教訓，實現啟蒙的目標與手段、結果與環節、宗旨與方法的統一。
西方的現代化以啟蒙運動為前提，在啟蒙的基礎上展開。啟蒙使西方告別中古時代，可以說，沒有啟蒙，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有了啟蒙，才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有了啟蒙，西方才有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法制和****;有了啟蒙，才有自由的科學探討和學術爭鳴。現代性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理性化的過程。而西方啟蒙的成功正是由于繼承了傳統文化中的理性精神，依靠科學和理性擺脫了中世紀精神的奴役，從而促進了現代社會的產生。我們知道，啟蒙的實質倡導理性精神，而理性文化把人都看成理性的存在，這與市場經濟密切相關，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之一是人是理性的，所以，無論是西方的經濟活動還是政治活動，對人的管理既依靠嚴格的規章制度，又依靠嚴密的組織機構，強調對人的數量分析。結果是理性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構起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規定了現代性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個人主義亦為現代文明社會之市場秩序與民主憲政的價值基石，自有秩序理論之天賦****、社會契約、經濟自由、信仰自由、法治、有限政府等學說，無不立基于個人主義。個人主義表征著西方現代文明的基本價值。“自啟蒙之后，理性在西方社會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正如韋伯所概括的那樣，西方社會所經歷的全方位的理性化過程，在經濟、法律、行政、宗教及科學等領域已基本得到實現。
與西方文化啟蒙獲得巨大成功相比，中國的啟蒙運動失敗了。原因很復雜，一方面是由于傳統文化的強大及其嚴重阻滯；另一方面，則由于兩次世界大戰對中國的影響和民族存亡的主要矛盾決定的。中國的文化啟蒙經歷艱難曲折的過程，每次文化啟蒙雖都有特殊的時代背景和歷史使命，但理性、自由、人的尊嚴、民主也都是啟蒙所倡導的，那么，人們為什么如此沉湎于傳統的經驗文化而不愿割舍？為什么科學與民主精神的倡導、民主和法制建設如此艱難？為什么人的價值、尊嚴和基本權利常被漠視？文化啟蒙的基本內容、方式、道路不同，決定了啟蒙的作用及結果必然表現出巨大差異。中國的文化啟蒙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愛國主義、自由主義、理性主義和現代性的生成。從啟蒙的選擇來看，當時更主要地選擇了愛國主義，其他三個方面雖然也得到了啟蒙運動本身的一定重視，但由于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民眾需要，加上傳統農業文化的強大，致使與農業文明的****主義和經驗主義相對應的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并沒有成為中國啟蒙運動的現實選擇，現代社會自然也就無從得以取代傳統的農業社會。
比較中西文化啟蒙的差異，值得反思的是：首先，應理智地冷靜地對待傳統文化，它曾經強大并優越，但其文化精神畢竟無法與現代社會相契合，因此，對其理應展開認真的梳理和深刻的批判，從中探索出中國現代文化建設的思路與實踐。尤其文化啟蒙中出現的文化保守主義和文化激進主義更值得反思。”在這錯綜復雜的過程中，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根深蒂固地影響著現代化的進程，經驗主義仍占統治地位，他們充滿了對外來文化的敵視與排斥。這種態度的存在無疑將嚴重影響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當然，文化激進主義對待傳統文化徹底拋棄的態度也是不明智的，每次從反傳統又回歸傳統也是值得深思的。實現現代化轉型，關鍵要在批判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實現文化轉型。
其次，啟蒙的主體為廣大民眾，啟蒙必須以國民性的改造為根本，從而改變廣大民眾的落后心理、生活方式，不難想象作家在激動地批判著阿Q們，而阿Q們卻并不能理解、甚至也無法看到魯迅是如何批判他們的，如此啟蒙怎會成功？其實，啟蒙不僅僅要告訴被啟蒙者如何愚昧和麻木，而是更要告訴人們應該如何更好地生存和生活著，啟蒙應引導大眾勇敢而恰當地使用理性，既不要不敢使用理性，也不要任意地使用理性，從而改變不成熟狀態，以適應現代社會。”由于經濟發展的水平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進入現代化行程標志，所以不少人將它當作現代化過程中的核心內容和決定性的力量。事實上，經濟的高速發展只是結果，原因則是人的素質的提高和由之帶來的科學技術的發展。沒有這兩個前提，任何社會都很難進入現代化的行程。現代化其所以最早發端西歐，也就是因為中世紀晚期的教會學校培養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宗教改革與文藝復興把人從中世紀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并在反教會和反****的思想運動中喚醒了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
再次，應理性地認識啟蒙的精神實質，牢記啟蒙的主張和目標，從而避免由于外在的環境而修正甚至背叛啟蒙。按照康德對啟蒙的理解，中國的啟蒙運動旨在使中國民眾擺脫源遠流長的君主****和儒家倫理道德的不成熟狀態。但特殊的背景導致了中國啟蒙運動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為目的，救亡的重任致使啟蒙者忽視了社會國家與自由個體兩者目標的不一致性及其矛盾的解決，反而常不自覺地提出與啟蒙主旨背道而馳的主張，致使以理性主義、個人主義為內涵的現代性目標沒有在啟蒙運動中實現。無疑，愛國主義是應該提倡的，民族主義也可凝聚人心，但狹隘的愛國主義、極端的民族主義，尤其是與理性精神和人本主義背離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卻應引起人們的高度警惕和冷靜思考。最后，啟蒙乃是一個長期的、緩慢的、艱巨的、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既涉及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本土文化與西方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內在沖突，又涉及啟蒙與社會、啟蒙與政治、啟蒙與國民性等錯綜復雜的關系，啟蒙運動所經歷的過程及其結果在今天仍需當代人思考，他們提出的問題及留下的問題有些至今仍然纏繞和警示著我們，啟蒙未竟的事業仍等待著這個時代去完成。
【試論中西現代化轉型之文化啟蒙差異探究】相關文章：
試論中西方政治監督目標和實踐的差異08-17
試論“探究性學習”的過程08-17
論中西方繪畫雕塑的差異08-18
中西歷史進程差異的地理基礎08-17
《難忘的啟蒙》 之四08-16
《難忘的啟蒙》 之五08-16
《難忘的啟蒙》 之六08-16
“緣”及“因緣” “緣分”的文化轉型05-19
角色的責任—試論地方文獻研究現代化的課題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