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做飯、做人、做文雜議

治國、做飯、做人、做文雜議

　　治國、做飯、做人、做文雜議

　　邱軒洛

　　查詞典知悉，“調和鼎鼐”一詞，乃是古人對治國理政大才的一種專譽。是呀，在古時，鼎鼐不僅是一種烹調食器，同時也是國之“重器”(禮器)所在，而更重要的是，像商湯、尹伊、庖丁這樣的治國論道大才，其微時也都有立于庖廚的人生經歷，而且，他們也都是傳說中的坊間烹調神手呢。

　　如此史實，是讓人不得不這樣去想：在這做飯與理政之間，是否也存在著一些相通之處？比如說，在烹調配料上的五色、五味、五行相諧關系講究，這是不是與治國理政上的資源配置同理？還有，在烹調上的刀工講究，其不僅有美食美學上的欣賞要求，同時也要考慮到便于入味的問題，此者，是不是與治國理政時處理法治與人性間的關系相通？至于說烹調的火候掌握，那在《道德經》中其實早就有“治大國如烹小鮮”一說了。

　　實際上，不僅做飯與治國之間有著相通之處，其實在做人與做飯之間，可能也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系!請看吧，在我們身邊，凡是那些胖乎乎一團和氣的大廚和在家中掌勺在單位受人擁戴的領導們，他們是不是在做人與處事上大多持謙卑低調的姿態——我想，他們，是絕不會以己之口味為味，同時呢，也絕不會對他人做出那種味重量小的“飯”來；相反，像那種性格強勢毛糙之人，他們在做飯做事時，或可能燒糊弄砸的概率要大些？還有就是那些太過精明之人，若令其掌勺或立于朝堂（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那種“看人下菜”的人），在他們心目中，可能盤算最多的就是食客們的身份與配料成本——像這樣的人，當然是不會做好飯與辦成事的!

　　關于做飯與做文間的關系，在此我們不妨以中國文人為例，眾所周知：我們中國文人或因受到道家養生思想影響太重之故，所以呀，他們對于美食與烹調的關注，是幾乎演變成了一種個人人生情趣的表達，典型如蘇東坡、袁牧、李笠翁、曹雪芹、梁實秋、林語堂、豐自凱、周作人、沙葉新等人，他們呢，不僅個個都是美食家，而且，也都能親臨庖廚烹鮮擊肥，而更令人叫絕的是，他們還能將掌勺的樂趣以及對美食的品評給升華出一篇篇美文來，終而，是為中華文學史刷出了一道別樣的風景，你說妙不？

　　(2013、1、31  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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