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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之黨的領導學習心得
胡錦濤指出："各級干部都要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真心實意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做到心里裝著群眾，凡事想著群眾，工作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要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為群眾誠心誠意辦實事，盡心竭力解難事，堅持不懈做好事。"
因此，在執法思想上，必須使廣大民警有新突破，切實樹立黨的領導的觀念。司法機關作為政府的一個重要職能部門，權力是人民通過法律賦予的，必須理所當然地要堅決服從于黨的領導。牢固樹立黨的領導的觀念，盡心竭力為群眾排憂解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事為民所辦。保障人權的觀念。司法機關既要做到堅定不移地打擊犯罪和維護穩定，又要做到堅定不移地服務和保護人民。公正執法的觀念。公正執法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的關鍵所在，是勞教執法工作的永恒主題。講究效率的觀念。廣大民警牢固樹立效率觀念，迅速、及時、認真地履行法定職責，努力提高執法工作效率。
務執法為民之實，求執法水平新提升。民警執法能力的高低不僅關系到執法工作質量的優劣，而且關系到司法機關的聲譽和隊伍形象，關系到"執法為民"思想的具體落實。加強對執法民警的法律教育，作為改進和加強勞教執法工作的重要內容，促使民警養成自覺守法嚴格依法辦事的習慣，自覺地加強對各種應知應會法律知識的學習和應用水平的培養，提高運用法律武器的能力。
對于司法機關來講，堅持黨的領導，是由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決定的，是我國憲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改革越是深入，開放越是擴大，就越要把這個根本利益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在人的多層次需要中，除了生存需要外，第一要緊的便是安全需要。隨著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擁有財富的逐漸增加，對安全需要也與日俱增。安居才能樂業，樂業也會推動安居，安居與樂業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很難設想在一個安全毫無保障的社會中，人類會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安居樂業作為一種社會發展的環境保障，順應了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安居樂業，并非司法機關本身的職責所能涵蓋，也不是公安機關一家所能達成，但司法機關在這個環境的培育、實現和發展過程中，任務無疑最重。千方百計為人民群眾創造舒適、安定、康樂的生活環境，能夠充分體現黨和政府為群眾辦實事的宗旨，必將凝聚人心，融洽黨群和干群關系。這就要求司法機關必須全面發揮職能作用，盡心盡力為人民群眾創造良好的、安全的生活、學習和工作環境。隨著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的逐漸加快，公共事業發展方興未艾，人民群眾對提供新型的服務有不可抗拒的需求。毫無疑問，司法機關職能的定位，也應該隨著人民群眾需要的發展而發展。司法機關是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主力軍，而安居樂業的實現要靠我們堅定地貫徹好黨的群眾路線。應該看到，司法機關為人民創造安居樂業的環境，人民群眾期望安居樂業，這本身就為我們走好新時期的群眾路線開創了廣闊的途徑。我們常說，我們的一切工作，就是為了讓群眾滿意，而沒有群眾的安居樂業，我們就難以讓群眾滿意。黨中央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包括政治文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諸多方面。其中，保障人民群眾安居樂業，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在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司法機關的使命和任務無疑更加繁重而艱巨。公安機關作為政府一個重要職能部門，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大局，堅定不移地把保衛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促進生產力發展作為公安工作的第一要務。要進一步拓寬服務領域，提高服務質量和服務效率；要樹立指導型、服務型、溝通型的執法理念，學會運用便民的、符合時代要求的、體現民主精神的法律規范，創造性地開展公安執法工作，切實提高行政執法效率，真正做到便民、利民。保障人民安居樂業，公安機關不僅要做到傳統意義上的愛民、助民等服務，而且要自覺地、優秀地依法行政。所以，只有在思想上認識到保障人民群眾安居樂業是實現小康社會的題中重要之義，我們才能自覺地服務于社會，服務于黨的奮斗目標。
努力建設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通、作風優良、執法公正的隊伍，要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公安工作和司法隊伍建設，貫徹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使司法工作的每一個方面、每一個環節都真正體現人民的愿望、滿足人民的需要、維護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執法為民。
執法為民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這是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在法治上的體現。要確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來自于人民的理念，把實現、維護和發展廣大人民群眾最根本的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在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上體現尊重和保障人權，做到為人民執法、靠人民執法，保證把黨的領導的要求落到實處。
依法治國的特點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一項戰略方針和戰略目標，具有以下特點：
全局性
全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應該由法法律調整的都要實現法制化，都要依法治理：這一方針應成為執政黨、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廣大公民的共同行為準則。那種認為法治主要是"治民"而不是"治官"的觀點是不正確的。法治有古代法治與現代法治之分。
古代法治雖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總是代表著先進的階級、階層以及開明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利益和愿望，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但當時的統治者往往把法律當做治民的工具。
現代法治與此則有很大不同。老百姓的行為雖然也要受法律的約束，但法律的作用主要是治官，這是由民主政治代替了專制政治所決定的。憲法出現在近代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
憲法的內容很多，但主要是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確認和保障公民的權利，使其不受侵犯；二是設定和約束國家的權力，使其不被濫用。同時，那種認為法治只是一項具體工作而不是一項影響和決定全局的方針的看法也是不正確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制定和實行了一系列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針和政策，其中有四項最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深遠戰略意義，即：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實行計劃經濟轉變為實行市場經濟；從實行閉關鎖國轉變為實行對外開放；從人治向法治過渡，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整體性
依法治國是一項從中央到地方，從地區到行業，從立法到執法、司法、護法、守法、學法的系統工程。應上下呼應，左右協調，前后銜接。那種認為依法治國只是中央的事情，"依法治省"、"依法治村"、"依法治水"等等提法不科學、措施無意義的看法是不正確的。實行依法治國，首先是中央的事情，首先要從中央機關及其領導成員做起；制度改革首先要從中央一級的層次上實施，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且實行這一治國方略成敗的關鍵也在中央一級。不強調這一點也是不正確的。但是，我們不應低估從1985年開始的、在全國范圍內廣泛和深入開展的"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意義。依法治理包括區域治理（省、自治區、直轄市、地級市、縣）、行業治理和基層治理，內容涉及立法（還有行業與基層的建章立制）、執法、司法、護法（法律監督）、普法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方面，是一個多層次、全方位的系統工程。它已經超越"學法必須用法"的視角和把依法治理僅僅當做普法的一個環節的眼界，發展成為一個把依法治國方針和措施從中央推向各級地方、各行各業和所有基層單位的宏偉局面。
目的性
戰略目標是相對于策略手段而言的。法治國家作為現代一種最進步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目標模式，其基本標志和要求是豐富的、具體的、確定的、可預測的。它不應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八屆人大四次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出的"法治國家"概念，在以往黨和政府的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中從未出現過，是一個全新的概念（當然，學者早已提出過）。我們強調狹義上"依法治國"是方針，"法治國家"是目標，主要意義是說明"法治國家"有其具體的豐富的內涵，是一種國家在政治和法律上的類型與模式，它應具有一系列現代法治原則，不應簡單地將它理解為只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它應有中國的一定特色，又必然具備現代法治國家的各種共同特征；它應有自身的性質和客觀規律可循，又可以在總結實踐經驗基礎上發揮主觀能動性予以創新。研究、發展、設計和明確其基本標志及具體內容，以作為前進的目標、努力的方向和行動的向導，是完全可能的和十分必要的。
長期性
法治國家的建成同整個國家的現代化是同步的。法的內容與形式，法律制度的模式選擇及其實現，不可能孤立地存在與發展，而必然受當時當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具體條件的影響與制約。同時，人們認識的提高和經驗的積累也須要有一個過程。特別是我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情況復雜，歷史包袱沉重。因此，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使其達到理想的境界，在我國大約還需要三十年以至五十年左右的時間。這一長期性決定了建設法治國家的歷史性進程具有漸進性、持續性和階段性的特點。在這個問題上，既不能不顧主客觀條件而操之過急，也不能不去做那些可以做到的事情而停步不前。如何實現在觀念更新尤其是制度變革上的持續性，以始終保持這一歷史性進程的發展勢頭；如何在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上選擇某些重大改革措施，以影響和推動全局的進展，是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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