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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瑪納瓦卡”小說梅蒂斯人的邊緣生存
解析“瑪納瓦卡”小說梅蒂斯人的邊緣生存
作者/丁 杰
一、引 言
加拿大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移民國家，土著居民（美洲印第安人、因紐特人和梅蒂斯人）是加拿大的少數群體，占總人口的4%，約為100萬人。其中，梅蒂斯人是印第安人和英裔或法裔白人通婚的后代，他們特殊的印第安人文化傳統以及混血身份使他們遭受著白人世界的歧視。在“瑪納瓦卡”系列小說中，瑪格麗特·勞倫斯（1926-1987）給予了少數族裔梅蒂斯群體特殊的關注。勞倫斯是加拿大文學的領軍人物，她雖是白人移民，早年的非洲生活經歷卻使她對長期遭受殖民壓迫的邊緣群體有著特殊的感情，對周圍生活的深刻觀察也使她形成了對加拿大多元文化獨到的見解。本文通過分析“瑪納瓦卡”系列小說中的《潛水鳥》和《占卜者》中瑪納瓦卡鎮上梅蒂斯人的生存狀態，揭示了加拿大白人世界的民族中心主義傾向是造成少數族裔梅蒂斯人飽受歧視、邊緣生存的重要原因，并提出超越民族中心主義是減少跨文化交際間的隔閡和沖突，實現加拿大多民族和諧共生的有效途徑。
一、民族中心主義
在跨文化交際領域，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又可稱作群體中心主義，它是由兩個希臘詞ethnos和kentron組成，前者是民族的意思，后者是中心的意思。當一個民族／群體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中心的時候，就產生了民族／群體中心主義。W.G.Sumner （1940）認為民族／群體中心主義是指某個民族把自己當做世界的中心，把本民族的文化當做對待其他民族文化的參照系，以本民族的文化標準來衡量其他民族的行為，并把本民族文化與其他文化隔離開來。
對于跨文化傳播的實踐來說，民族中心主義的重要影響之一是導致傳播距離的發生。Luckens（1978）把“民族／群體中心主義言語”納入交際距離的范疇，提出“民族／群體中心主義言語”包括以下三種交際距離：（1）漠不關心的距離（dis-tance of indifference），即對異文化和其他民族的人漠不關心，對文化差異缺乏認知和必要的敏感；（2）回避距離（distance of avoidance），即回避或限制與其他民族的交往；（3）蔑視距離（ distance of dis-par agement），即對其他民族成員表示反感甚至敵意。
三、“瑪納瓦卡”系列小說介紹
勞倫斯創作的五部“瑪納瓦卡”系列小說《石頭天使》《上帝的玩笑》《關在屋中的鳥》《住在火里的人》《占卜者》為她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瑪納瓦卡”系列小說中，勞倫斯以她虛構的加拿大西部草原小鎮瑪納瓦卡為創作背景，各小說間通過場景和人物建立聯系，相互影響，相互照應，環環相扣。其中，《潛水鳥》選自短篇小說集《關在屋中的鳥》，講述了瑪納瓦卡鎮上托納爾家族梅蒂斯女性人物皮格特的悲慘命運。瑪納瓦卡鎮是小說中的重要場景，梅蒂斯人托納爾家族是小說中的重要人物。(論文范文 www.baimashangsha.com)另一部作品《占卜者》是勞倫斯“瑪納瓦卡”系列的壓軸之作，小說依舊發生在瑪納瓦卡鎮，情節上延續了《潛水鳥》梅蒂斯人托納爾一家的故事，講述了白人女作家莫拉格對自己和梅蒂斯人朱爾斯祖先歷史的深刻理解，并與梅蒂斯人朱爾斯生下女兒皮珂，這充分體現了勞倫斯對民族融合的憧憬。
四、民族中心主義在《潛水鳥》中的體現
《潛水鳥》以第一人稱“我”——生長在瑪納瓦卡鎮上白人醫生女兒瓦尼莎的視角來構建皮格特這一人物形象，講述了“我”眼中的梅蒂斯女性皮格特短暫而苦難的人生。皮格特·托納爾一家是法裔混血兒，住在垃圾材料建造的單頂棚屋里，生活環境十分惡劣，和住在大磚房里的蘇格蘭移民后代——主流社會成員有著天壤之別。小說中，祖母、母親、“我”以及瑪納瓦卡鎮上其他的白人女性對梅蒂斯人的態度都是排斥的，甚至是敵意的，她們基于民族中心主義的立場，有意無意的以白人身份自居，將梅蒂斯人的血統、生存處境、語言等方面與自身的文化相比較，她們用自身的文化標準去衡量判斷，并將兩種文化對立隔離起來。
外祖母認為梅蒂斯人既不是瑪納瓦卡山上的蘇格蘭人、愛爾蘭人、烏克蘭人，也不是印第安人，戲稱他們是“四不像”。當父親提出帶皮格特到鉆石湖度假休息養病時，祖母的反應異常激烈，最終選擇放棄鉆石湖度假。文中，祖母具有強烈的民族中心主義傾向，對待梅蒂斯人她選擇了蔑視距離（distance of disparagement）。祖母有意將梅蒂斯人與白人加以區分，用尖酸刻薄的語言詆毀梅蒂斯人，并放棄鉆石湖度假，體現了祖母對梅蒂斯人極度的反感和敵意。
母親和“我”在父親邀請梅蒂斯女孩皮格特鉆石湖度假前，出于民族中心主義立場，對待梅蒂斯人采取了回避距離（distance of avoidance），回避與梅蒂斯少數族裔群體的交往。母親起初試圖以皮格特的病會傳染給自己的孩子、梅蒂斯女孩頭上會有虱子拒絕皮格特前往鉆石湖。在學校，皮格特與“我”是同班同學，“我”卻見到她就感覺不自在。
在鉆石湖度假和以后的幾次接觸中，白人女孩瓦尼莎和母親對梅蒂斯人代表皮格特采取了漠不關心的距離（distance of indifference）。在鉆石湖面對湖光美景感嘆時，瓦尼莎向皮格特提到“我們每年夏天都到這兒來”，白人女孩無意間流露出的優越感使皮格特感覺被排斥在外。由于對皮格特邊緣群體的悲慘生存處境一無所知，瓦尼莎出于好奇向皮格特了解大森林的故事，遭到皮格特粗魯地回絕。幾年后，皮格特與白人女孩“我”在咖啡館不期而遇。“我忍不住鄙視她說話時流露出的自卑自憐”“我希望她走開，我不想見到她”“我們彼此之間好像無話可講”，都體現了瓦尼莎內心對待皮格特的疏遠和排斥。處于社會邊緣的梅蒂斯人皮格特是多么渴望自己的文化價值取向能得到主流文化的認同，但是主流社會的不理解和不尊重，使梅蒂斯人融入主流文化的夢想變為泡影。
咖啡館相遇四年后，皮格特與白人丈夫婚姻破裂，她帶著兩個嬰兒回到老家破舊的窩棚，被大火燒死，這悲慘的經歷令瓦尼莎和母親都很震驚。母親為鉆石湖度假沒能為皮格特多做點事而后悔、遺憾，但也陷入困惑、“可我們能做什么呢？”這道出了她的無能為力。幾次接觸后瓦尼莎也因與皮格特“無話可講”而相處不融洽心存疑問。瓦尼莎和母親是主流世界的代表，她們的思想認識也發生了悄無聲息的變化，她們曾像其他人一樣漠視皮格特的存在，鉆石湖度假驚訝于皮格特的自卑和敏感，咖啡館相遇驚詫于皮格特的奔放和熱情，直到皮格特悲慘的結局令他們震驚、反思。母女倆始終將梅蒂斯文化作為異文化，對其缺乏認知和敏感，對梅蒂斯人缺乏應有的關心。對于皮格特的死，她們表現出同情，卻沒有意識到自身的以及周圍瑪納瓦卡鎮上白人的民族中心主義立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皮格特的悲劇。
五、民族中心主義在《占卜者》中的體現
在《占卜者》中，白人世界對待梅蒂斯人的歧視和不公同樣存在。瑪納瓦卡鎮是自然遭到工業文明嚴重破壞的縮影，小鎮依山而建，山頂是有錢人的天堂，山腰的小山街上的“居民都是些流浪漢”，被看做是最底層的印第安梅蒂斯人只能住在山腳。梅蒂斯在加拿大成為英屬殖民地后淪為被排斥于主流社會之外的最低等人群，飽受歧視和凌辱。特別是莫拉格敢于沖破種族隔離的樊籬與梅蒂斯人朱爾斯相戀并生下一女的行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被認為是極端離經叛道的，她也被周圍人們公認為“怪人”。
在小說中，莫拉格意識到自命高貴的小鎮上流社會正像他們那道貌岸然、做張做致的中心公墓一樣，于光鮮外表之下盡是虛偽和冷酷。富家棄嬰被埋骨于垃圾場進一步展現了白人世界的丑惡。白人世界的罪惡使她能拋開民族中心主義立場，與梅蒂斯人“瘦猴”朱爾斯相戀。莫拉格意識到自己在父權統治下處于“他者”和“失語”的地位，選擇了與大學教師布魯克結束婚姻，回歸自我。她的個人成長和婚姻經歷，使她能夠理解梅蒂斯人“瘦猴”朱爾斯邊緣群體生活的艱難。朱爾斯被當做混血兒，一出生就成了工業文明進程的犧牲品，他在原始叢林的山腳搭建窩棚勉強度日。成年后，朱爾斯沒有固定的工作，作為流浪歌手歌唱印第安人凄慘的生活境遇。作品中，不同與瑪納瓦卡鎮上的白人，莫拉格能夠跨越民族中心主義，與朱爾斯相愛并生下女兒皮珂，這充分體現了莫拉格遠離偏見、回歸自然、回歸自我的想法。
六、結語
小說中，勞倫斯對待少數族裔艱難生存狀況的憂慮以及對他們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的控訴體現了她對加拿大多元文化的深刻理解。主流社會民族中心主義傾向是造成少數族裔梅蒂斯人飽受歧視、邊緣生存的重要原因。盡管梅蒂斯人在工作、生活等方面仍有許多困難，但只要主流社會成員能夠放棄成見、跨越民族中心主義，能以包容和平等的心態去面對，加拿大多元文化共存共榮仍是歷史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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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丁杰（1980-），女，回族，遼寧綏中人，黑龍江科技學院外語系講師，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跨文化交際、英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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