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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押沙龍，押沙龍！》的多元敘述藝術
解讀《押沙龍，押沙龍！》的多元敘述藝術作者/鄧秋峰
威廉·福克納是美國現代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是舉世公認的意識流小說藝術大師。美國文學批評家克林斯，布魯克斯稱贊他“是一個具有獨創性的人。在美國文學中和他比肩的還沒有第二個人。”發表于1936年的《押沙龍，押沙龍！》是福克納最鐘愛的一部作品，也被許多人認為是福克納小說藝術的巔峰之作，甚至是20世紀西方最杰出的小說之一。就表現手法來說，《押沙龍，押沙龍！》是一部獨一無二的實驗小說，作品兼具現代主義、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特征，作者在情節結構、敘述角度和語言等方面都做了許多大膽而成功的嘗試，成為文學評論家們熱議的焦點所在。本文從文本意義、敘述視角、層次結構三方面出發，探討了該小說的多元敘述藝術。
一、多元的文本意義
《押沙龍，押沙龍！》講述了美國南方一個家族四代人所經歷的百年滄桑的故事，深刻地描繪了人與人、人與環境、情與理、愛與恨之間的沖突，涉及了諸多與整個人類境遇有關的問題。故事開始于小說焦點人物，杰佛遜鎮的莊園主托瑪斯，薩德本死去40多年后的19世紀30年代。昆丁·康普生在回哈佛大學前被老小姐洛莎約到那所已人去樓空的莊園。托瑪斯，薩德本家族的歷史被慢慢揭開。托瑪斯·薩德本在少年時代曾因貧窮受過屈辱而立志發奮，以“新貴”身份出現在南部的杰弗遜鎮，成為當地屈指可數的莊園主。他生有一對兒女。女兒朱迪絲同兒子亨利好友邦恩之間的婚事遭到薩德本的反對，亨利為此與邦恩離家出走。南北戰爭結束后，兩人突然出現在杰弗遜鎮，但亨利卻槍殺了邦恩，從此杳無音訊。面對戰后家境的頹敗，薩德本仍希望有人繼承其建立莊園“王朝”的夢想，但他卻被一個曾經崇拜他的白人砍死。朱迪絲把邦恩的兒子接到莊園后因被孩子的病傳染而死。至此，莊園“王朝”化為烏有。
這部小說與傳統小說的不同之處就在于企圖給它一個最終結論，或以某個終極意義來概括整個主題，幾乎都是無法實現的。無論哪一種所謂的“最終結論”，都缺少堅實的基礎。其實回顧整部作品可以發現，作者是在有意地或抹去、或拆解意義和思想上的確定性，一味地追究某個終極意義是不現實的。
一方面，這與小說的創作過程有關。福克納在小說構思的開始時并不順利。因為小說在布局結構上可謂紛繁復雜，特別是在空間結構的建立上，時間順序被徹底打破，情節在橫、縱方向上同時展開。相比于其他類似創作手法的作品，《押沙龍，押沙龍！》可謂是最復雜精湛的一部。福克納為了更好地實現藝術效果和行文間的對照，必須多次修改情節。并且，關鍵問題是情節安排重點還有不同的可能性，可能是薩德本家族的傳說，也可以是昆丁等人對其歷史的講述和重塑。福克納的反復斟酌使得開始階段的創作極為不平坦，如小說中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就源于此。小說中最明顯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與邦恩的身世有關，即邦恩是否是薩德本同前妻所生的兒子，并且其前妻是否具有黑人血統。昆丁曾暗示過，他同洛莎去薩德本的舊宅后，得知邦恩的身世。正是因為這個身世，才使得亨利決心殺死邦恩。但在小說對那晚的描寫中，卻并未提供確鑿證據。因此，這很可能是昆丁推斷出的結論。有研究者對照原稿后發現，作者原意可能是康普生先生確實知道邦恩的身世并告訴了兒子昆丁。邦恩的身世和其黑人血統在原稿中都有明確說明。但這些確定性的言辭卻在修改時都被刪除了，變成昆丁說邦恩身世是他告訴康普生先生的。此外，一些帶暗示意味的言辭的保留，又使讀者產生前后矛盾的感覺。福克納的修改結果是，無論對于小說的讀者還是對于昆丁等描述家族歷史的人來說，都造成了許多難解之謎。這樣敘述者被賦予了很大的想象和推測空間，其個人的文化、立場和情感便擁有了一個進入的契機，以嘗試給這一家族歷史某種確定的意義。小說的重心就從薩德本轉向敘述者，從薩德本家族的故事轉向這個故事的敘述，這就是這個故事的寫作轉移。”
另一方面，書中各人物既然有了很大的空間可以從不同角度、懷著不同情感與立場去重現過去，也造成了小說意義上的多元，同時使作品成為一個開放性的文本。對這部作品的解讀者來說，也獲得了很大程度上的自由，文本意義的可能性更加寬泛。20世紀50年代末，福克納在弗吉尼亞大學執教時，一位學生曾引用美國詩人華萊士，斯蒂文斯的《觀看烏鶴的十三種角度》一詩中的比喻來觀照《押沙龍，押沙龍！》，福克納回答道：“任何個人都不能看到真理，每個人只能看到部分或者是真理的變形。雖然沒有一個人看到全部，但真理存在于不同人觀察的總體之中。對每一個敘述者來說，洛莎小姐、昆丁、昆丁的父親等，都認為自己掌握的是真理。但要真正認識薩德本這個人物，需要更大的智慧、更多的寬容大度、更多的敏感和更深的思考。當讀者看到了全部的十三個角度，當他形成自己的第十四個角度，那就是真理。”
二、敘述視角的多元化
如上所述，《押沙龍，押沙龍！》文本結構的特點，一方面，給敘述者更大的創作自由；另一方面，基于敘述者各方面的差別，除了不變的悲劇氣氛，他們對薩德本及其家族歷史的反映有著根本差別。正是因為他們將個人的精神境界、人生態度和關注重點都融入歷史的再造過程中，實質上是借助與故事主角不同關系的紐帶來觀照自己。作品中有四個敘述人，即洛莎、康普生先生、昆丁和史厲夫。他們在出身、經歷和觀念等方面的差異明顯，且與薩德本人物的關系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對故事的重現中產生了諸多分歧。
相對于洛莎和康普生來說，在時間和空間距離上是與薩德本較接近的。因此，在這一點上可以說，他們提供的信息更直接和看法也更真實。但事實并非如此，洛莎和康普生在薩德本這個人物身上傾注的情感又是最多的，如洛莎對薩德本的愛與恨。薩德本向她求婚只是把她當做生孩子的工具，她通過講述惡魔薩德本的故事宣泄自己的積怨和痛恨。而康普生則不同，他對薩德本既蔑視又敬佩。一方面，家族曾經的聲譽帶給康普生先生驕傲的資本，相比于貧苦人家出身的、沒有任何背景的薩德本，他是有一定優越感的；另一方面，家族曾經的輝煌又給康普生先生帶來沉重的負擔，面對庸碌的現狀，薩德本身上那種野性、勇敢的氣魄又是他所欠缺和需要的。洛莎與康普生之間存在著看法的矛盾，刻意去消解對方信息的權威性，使得他們所提供的信息缺乏全面和客觀的基礎。因此，洛莎與康普生先生對薩德本的描述充滿了個人情感色彩。他們的真實目的恐怕并不是探求歷史的真相，而是借對這段歷史的重塑來抒發和釋放個人內心難以言說的情感。
對于昆丁和史厲夫來說，他們在時間和空間上與薩德本從未有過任何的交集，所掌握的材料也都是間接性的，很可能造成信息結果的失真。但換個角度來看，兩人相對于洛莎與康普生先生來說，其情感因素的加入卻不多，他們反而能夠站在更高的位置，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去審視這個家族100多年的時過境遷。同時，這兩人仍無法將自己的主觀態度排除在理性之外，他們甚至是刻意地扮演起了故事中的人物，以自己的立場出發，使故事里的人物成了自己的替身。真實的歷史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在將這段歷史的碎片以自己的邏輯拼貼起來的過程和心理體驗。
如果排除微觀的個體因素，從更廣闊的社會視角出發，也可以認為，影響敘述人敘述的因素中，最核心的是敘述人與舊南方的關系。薩德本這個人物是舊南方的象征性符號。在他身上既有南方的勇敢、浪漫、傳奇，也沾染了舊南方的罪惡、野蠻和對人性的摧殘。敘述人對薩德本重塑的同時，也是在表達自己對舊南方的態度。敘述人與舊南方的關系、對舊南方的態度便成為左右敘事的關鍵因素；洛莎是南方繁榮與罪惡的親歷者，更是南方舊制度的受害者和犧牲品。她心中滿懷憤恨，便將薩德本這個人物惡魔化以泄憤；康普生先生眼里的老南方充滿浪漫與傳奇色彩，只能通過這一故事來緬懷；昆丁是在南方出生并長大的，即怨恨南方，又擺脫不了自己作為舊南方一部分的現實，他的敘述便是愛與恨的矛盾統一體。史厲夫作為一個“他者”，雖然立場相對客觀，但文化與地理的距離造成了他與南方的隔閡，他的闡釋終究也不是現實的南方。
綜上所述，文本意義的多元與多元敘述視角的寫作風格采用，使得《押沙龍，押沙龍！》這部作品具有了結構層次上的多元特征，成為一部立體的具有現代主義特色的作品。《圣經，舊約，撒母耳記》中大衛王與兒子押沙龍之間的悲劇故事，是其書名和情節架構的原型來源。其中的父與子的矛盾、兄弟間的仇殺、兄妹之間的暖昧感情，在福克納的小說中均依稀可見。在這一悲劇故事的基礎上，福克納構思了一個關于薩德本家族百年興衰的歷史。由于文本意義與敘述視角的多重化，使得小說擁有了第三層結構，那就是薩德本死后，四個人物分別以個人的視角，對這一家族歷史的重構。于是，當作品中的人物本身也成了參與小說創作的一部分，進而使小說獲得了第四層結構，即是對小說是如何創作出來的過程描述。每個人的重塑都是一部關于薩德本家族歷史的完整圖式。因此，這又是一部“關于小說的小說”，從本質上決定了小說的多元化。福克納精湛巧妙的敘述藝術著實令人嘆服。
［作者簡介］
鄧秋峰（1976-），女，陜西延川人，西北政法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碩士，主要從事翻譯、外語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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