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道德文章兼?zhèn)錇槿酥螌W俱佳——為祝賀張煉強先生八十華誕而作
道德文章兼?zhèn)錇槿酥螌W俱佳——為祝賀張煉強先生八十華誕而作口曹德和
國學大師季羨林曾指出，評論一個人，歐洲往往把道德和文章分開來，中國因為文化的關系，歷來把這兩方面結(jié)合起來。2010年6月19日，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語言研究中心在首都師大國際文化大廈為我國著名修辭學家張煉強先生舉辦了八十華誕暨學術研討會。來自全國各大高校的專家學者和首都師大教師近百人歡聚一堂。在本次研討會上，首都師大文學院為張先生精制的大紅綬帶，上書“青山不老、學重德高”八個金字，道德學問并提，充分印證了季老所言。張煉強先生是我最為敬重的語言學家之一，因為無論為人還是治學，張先生都有許多值得我思齊的地方。
一
張先生的學術生涯起始于1951年考入北大后，迄今長達一個甲子。期間發(fā)表學術論文一百多篇，主編現(xiàn)代漢語參考書兩部，合作編著修辭學教材一部，獨立編著語法學教材和修辭學教材各一部，獨立撰寫修辭學專著和文集六部，研究成果多次獲獎并有文章入選中學語文教科書。張先生主攻修辭兼治語法，他的修辭研究有這樣幾個特點，即：“正”“寬”“厚”“實”“新”“深”。
所謂“正”，是指張先生對于修辭和修辭學的理解與我國語言學界和國際語言學界對于前述行為和學科的主流觀點高度一致
以下論述反映了張先生有關修辭和修辭學的基本看法：
a．根據(jù)不同的表達需要，運用最恰當?shù)恼Z言表達形式，以求得最好的交際效果的言語活動，就是修辭。
b．不論是句斟字酌、反復推敲，還是一揮而就，出口成章，就其表達過程來說，都有一個由思想內(nèi)容移為語言形式的過程。這個過程，體現(xiàn)著修辭過程。a是說修辭是什么樣的活動，b是說修辭過程是什么樣的過程。
c．語境是我們觀察修辭現(xiàn)象的重要依據(jù)，也是我們運用修辭手段的時候必須充分注意的。
d．如果說，把思想內(nèi)容移為語言表達形式是一個修辭的過程的話，那么，二者之間是否相適應就是一個修辭過程完成得好與不好的關鍵。這是修辭學所最為關心的。
e．就思想內(nèi)容而言，它雖然以語言形式為載體，但并不是修辭的研究對象，并未直接進入修辭的過程。只有把“想”作為“移”的對象并“移為辭”的時候，才體現(xiàn)了修辭過程，才是一種修辭活動。
f應該指出，對思想內(nèi)容的評價雖然十分重要，但這不是修辭學的任務，對語言表達的評價，才是修辭學的任務。
g．修辭學側(cè)重觀察、研究言語表達的方式及其表達效果。
h．修辭學屬語言學，而以具有多科性的特點，往往與其他有關聯(lián)的鄰近學科有交叉、重合之處。但又因為它具有言語運用的本質(zhì)屬性，既不能取代相關聯(lián)的鄰近學科，也不會為所關聯(lián)的鄰近學科所取代。c、d是說修辭原則以及該原則關鍵所在，e、f是說修辭研究的資源對象，g是說修辭學的主要任務或者說目標對象，h是說修辭學的學科屬性以及這門學科是否存在與其他學科合流或改變屬性的可能性。
學術研究總會有不同意見，以上觀點并非為修辭學界普遍認同，但它相當貼近地反映了陳望道等前輩學者對于修辭和修辭學的基本看法，相當貼近地反映了法國結(jié)構主義修辭學以及俄國功能修辭學等國外最具影響力的修辭學流派對于修辭和修辭學的基本看法，也就是說它體現(xiàn)·的是相當正宗的修辭觀。
所謂“寬”，是指張先生“視野開闊，探索領域廣闊”，善于“綜合運用眾多相關相鄰學科的理論，尋求新的角度，多種側(cè)面、多種層次地開展修辭研究”（胡裕樹語）
張先生對于修辭學品性有著深邃的洞察，他注意到這門學科從縱向看屬于語言學，從橫向看則有著交叉學科的特點，因而高度重視修辭的綜合考察。張先生出版過兩部文集——《修辭藝術探新》和《修辭論稿》——內(nèi)收1980-2000年撰寫的論文七十六篇。這些文章中大多屬于立足語言學立場的跨學科研究。如《修辭中的邏輯問題》《錢鐘書對藝術語言的邏輯思考》等反映了邏輯學角度的修辭研究；《根于聯(lián)想的修辭現(xiàn)象初探》《作家筆下奇異的感知和想象》等反映了心理學角度的修辭研究；而《表達的需要對漢語某些語法規(guī)則的形成和發(fā)展的影響》《由某些語法結(jié)構提供修辭資源論析》等則反映了語法學角度的修辭研究。如果說以上文章體現(xiàn)了跨學科研究的化整為零、全面出擊，那么另外一些成果則體現(xiàn)了跨學科研究的集中兵力，重點突破。如，他1994年出版的《修辭理據(jù)探索》，是以修辭的“有理”和“無理”即是否符合普通邏輯為人口，專門論析修辭與邏輯的關系；2005年出版的《漢語修辭文化》，是以漢民族傳統(tǒng)文化對漢語修辭的影響為人口，專門闡述修辭與文化的關系；而近年來他發(fā)表的《修辭現(xiàn)象的認知考察》《語言和言語活動的認知思維理據(jù)》和《漢語修辭現(xiàn)象的認知考察》等，則清楚顯示如今他又開始轉(zhuǎn)向修辭與認知關系的探索。從認知角度研究修辭不同于從心理角度開展的研究。從認知角度研究，沒有認知科學新興理論的支持難以進行；而從心理角度研究，僅憑傳統(tǒng)心理學提供的知識就足以應付。即此可知，張先生目前的跨學科研究不止是在向重點突破的方向轉(zhuǎn)移，同時是在向由表及里的深處推進。
所謂“厚”，是指張煉強先生治學的總體風格為厚積薄發(fā)，而非小本錢做大買賣
戴震認為，治學須有淹博之學、識斷之力、精審之才，積淀淹博學養(yǎng)乃是第一難關。二十年前張先生給學生做過一次題為《關于學習方法的思考——怎樣把書讀活》的報告，當時他主要說明“識斷”和‘精審”的重要性，只語未提“淹博”。孤立地看似乎張先生并不那么重視淹博，其實不然，讀過張先生著述的人都知道，他的作品無論短長處處閃爍著淹博的光芒。張著何以會給人如此印象？在我看來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畢業(yè)于中國第一名校，兼任過中國邏輯與語言函授大學教員，編著過語法學和修辭學教材，研究過錢鐘書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對魯迅雜文作過全面修辭分析，考察過修辭學與相關相鄰學科關系，對修辭學史和修辭史研究做過探討，思考過修辭學能否科學化以及如何科學化，撰寫過大量詩詞從而對文學語言具有豐富的感性經(jīng)驗，等等，都可以說是原因所在，不過最主要的原因則無非兩點：其一是廣擷博取，虛懷若谷；其二是勤奮過人，堅持始終。撰稿前我在網(wǎng)絡上意外發(fā)現(xiàn)一位中學教師2008年拜訪張先生后留下的日記，其中寫到：
張先生77歲了……雖然早已退休，但仍然每天伏案工作八個小時以上……張先生現(xiàn)在做學問，仍然用的是傳統(tǒng)的方法，用的是紙和筆。他說他為了寫一篇五六千字的論文，卡片做了一萬多張……荀子云：“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浂嶂�，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睆埾壬强恐鴪猿忠簧腻浂簧峋�，積累了廣博的知識并使其著述周身透射著淹博的力量。
所謂“實”，是指張先生研究任何問題總是力求做到“三個充分”，筆下文字從來不帶半點浮躁之氣
近年來“觀察充分，描寫充分、解釋充分”逐步成為我國語言學界普遍認同的方向。其實張先生很早就具有以上意識并一直朝著這個方向前行。他的《人稱代詞的變換》《同語復用固定結(jié)構及其修辭分析》《羨余信息和修辭》《試說以“時”或“的時候”煞尾的假設從句》等論文，以及《修辭理據(jù)探索》等專著，都是“三個充分”的極佳樣本。通過以上著述可以看出，張先生無論觀察還是描寫抑或解釋都是極其充分。《同語復用固定結(jié)構及其修辭分析》一文歸納出的“同語復用固定結(jié)構”多達五十五種，可謂竭澤而漁、一網(wǎng)打盡�！缎揶o理據(jù)探索》一書研究修辭與普通邏輯的關系，作者以邏輯基礎和修辭效果的對應聯(lián)系為基礎，將修辭現(xiàn)象分為“有理而妙”“有理而不算妙”“無理而妙”“無理而不妙”四種情況，主要研究其中第三種。該著由五章組成，除了緒論以外，其他幾章標題分別為“修辭在概念中的反映”“修辭在判斷中的反映”“修辭在推理和論證中的反映”“話語銜接的邏輯思路”。以往人們研究語言與普通邏輯關系，很少將目光投向積極修辭的“無理而妙”以及篇章層面的“話語銜接”，張先生則不然，《修辭理據(jù)探索》一書對于修辭與普通邏輯關系的審視，可謂點面常變，無所不及。充實、扎實、信實乃是張先生著述的顯著特色，而以上特色的形成，就直接原因看主要得益于他研究任何問題總是力求做到“三個充分”；就更為深層的原因看，則主要得益于他唯有求實之心而無弄巧之意的樸實學風、端正人品。
所謂“新”，是指張先生高度重視新理論、新方法的吸納，新領域、新課題的發(fā)掘，新結(jié)論、新成果的創(chuàng)建
張先生總是與時俱進地不斷吸納新知，像語境學、信息科學、認知科學等新興學科的知識，他幾乎都是在第一時間納入視界化為己有，因為他深知，“豐富的知識，對舉一反三地進行思考十分有利。往往是有理論才能有角度，知其二，才能反其三”[24]。他同時認為：“充分掌握別人的觀點，了解別人的研究成果，當然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停留在這一點上，還要邁開自己的雙腳去開拓自己的路。”有鑒于此，張先生把“創(chuàng)新”視為治學的主要目標。他的第一部文集以“探新”命名充分反映了前述學術追求。宗廷虎認為，張先生的《修辭理據(jù)探索》“將在我國修辭學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因為它不僅是我國對修辭與普通邏輯關系開展全面深入研究的第一部專著，同時也是我國對修辭理據(jù)進行全面深入探討的第一部力作[26]。張先生的‘創(chuàng)新”不僅反映在新領域的開拓上，同時也反映在新成果的創(chuàng)獲上，而相對來說后者尤顯突出。例如，他的《表達的需要對漢語某些語法規(guī)則的形成和發(fā)展的影響》，專門研究語用的語法化，有關探索明顯領先于當前正日趨紅火的同類研究；又如，他的《羨余信息和修辭》，將羨余成分常見類型歸納為四種：(1)等量式，如“每天每日工作忙”；(2)包量式，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3)虛量式，如“他已經(jīng)溜之乎也”；(4)負量式，如“他本該有個幸福的童年，但是家庭悲劇，卻使他變成了父母雙全的孤兒”。該文對于羨余成分基本類型的考察和抽象，無疑也是獨樹一幟的；此外，他的《‘意多字少”說略》《試說以“時”或“的時候”煞尾的假設從句》《時空的表達和修辭》《假設從句后置的條件》《由某些語法結(jié)構提供修辭資源論析》，不僅結(jié)論帶有創(chuàng)新性，而且連課題也帶有創(chuàng)新性。張先生的《修辭現(xiàn)象的認知考察：從象似性和激活看名詞活用為動詞》深得學界好評，王希杰先生(2003)認為，“在他的所有論文中，這一篇是具有最高水平的”[32]。該文主要說明漢語名詞如何通過相似性隱喻、相似點激活而獲得動詞功能的原理以及條件，同時附帶說明相關性隱喻在名轉(zhuǎn)動上的作用和這類活用的三種情況以及認知過程。從引文看它似乎是受譚景春先生(1998)《名形詞類轉(zhuǎn)變的語義基礎及相關問題》的啟發(fā)，其實在譚文發(fā)表之前，張先生(1984)就已進行有關研究。當時討論了三個用例，即“弓著腰”的“弓”，“膝上顏色”的“漆”，以及表示“屈身攀抱，纏住不放”的“猴”，當時的思路與后來的思路沒有根本區(qū)別，只不過當時是從心理學出發(fā)，采用的是‘相似聯(lián)想”和“關系聯(lián)想”等舊術語，后來是從認知學出發(fā)，采用的是“相似性隱喻”和“相關性隱喻”等新概念，以及只不過當時的研究帶有初探性而后來的研究更顯成熟而已[34]。張先生早期研究成果發(fā)表于二十六年前，由此可以清楚看出其學術研究探新、拓新、出新之軌跡和特色。
所謂“深”，是指張先生的修辭力作多能鞭辟入里、切中肯綮而給人以茅塞頓開般的深刻啟發(fā)
根據(jù)服務對象的不同，修辭學可以大別為大眾修辭學和專家修辭學兩種類型。這兩類修辭學文章張先生都寫，而且都寫得很好。他的《語境淺談》屬于前者，十年前該文被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的全日制普通高中教材《語文讀本》第六冊，連續(xù)使用八年之久。大眾修辭學需要控制深度和廣度，而專家修辭學是不避深廣的，它應當將達到相應水準作為努力方向。有些修辭研究者不了解這一點，他們忽略了大眾修辭學和專家修辭學的區(qū)別，認為大量撰寫大眾修辭學文章乃是該學科基本任務所在，結(jié)果自然是大大損害了修辭學在學界的形象，即便說這門學科還沒有淪落到生存危機的地步，但至少說它已經(jīng)跌人低谷且處于困境之中。面對修辭學當前的窘態(tài)，張先生十分著急，他(2004)明確指出：“‘危機、低谷和困境’不是空穴來風，主要來自修辭學自身研究的不深入�！薄爸挥猩钊耄拍軇俪�。只有深入研究，當代修辭學才能在更高的層次上再次走上大發(fā)展的大道。”對于修辭學屬于應用語言學，具有實用特點，張先生無疑是心知肚明的，正因為此，他撰寫了不少大眾修辭學文章；不過他很清楚，沒有‘學”的深入就沒有‘術”的淺出，所以他一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專家修辭學研究上。前面說專家修辭學是不避深廣的，這里的“深”不是指語言艱深、晦澀難懂，是指內(nèi)容深刻、啟人心智。張先生筆下的專家修辭學文章正是如此，其語言平易、通俗明快，而道理闡發(fā)，往往給人以豁然開朗的感覺。例如他在考察‘錯綜”修辭法時指出：
前人云：“一篇文字之中，須有數(shù)行整齊處，須有數(shù)行不整齊處�！边@話是不錯的，但是，為什么要兩個“須有”？卻又不容易確切地回答了。如果從心理活動角度來加以說明，說是：“整句”多根于相似聯(lián)想的心理活動而成，在一個語言片斷中，既讓相似聯(lián)想的心理活動得到活躍的機會（亦即運用“整句”），又讓相似聯(lián)想的心理活動適當中斷（亦即運用“散句”），從而擺脫了心理上的單調(diào)板滯的感覺，因而文字也就生動活潑了[36]。比起前人只言其然不言其所以然，以上論析“無疑要深刻、科學得多，更利于人們理解其實質(zhì)”。又如在成功揭示詞性轉(zhuǎn)換認知原理的基礎上他做了如下總結(jié)：
漢語語法、修辭的象似性同漢語作為非形態(tài)語言是相互聯(lián)系著的。因為漢語的象似性強無需過多地用嚴格意義上的形態(tài)和形態(tài)變化來完成語法結(jié)構所擔負的語法意義的表達的任務。也可以說，因為漢語語法結(jié)構形式無嚴格意義上的形態(tài)和形態(tài)變化，所以需要更多地依系象似性來完成語法結(jié)構所擔負的語法意義的表達的任務。以上論述不僅說明漢語在象似性利用上何以遠遠高于形態(tài)語言，同時指出對漢語語法、修辭研究來說加強漢語象似性研究具有怎樣重要的意義，總之它是極為深刻且新人耳目的。再如他的《修辭理據(jù)探索》指出：修辭既有符合邏輯的一面又有不合邏輯的一面；消極修辭總體上講是合乎邏輯的，而積極修辭往往并不是循著邏輯思路走的，且有的地方是根本無法用邏輯來解釋的。“無理而妙”的“無理”不是指毫無道理，是指其辭面不合邏輯；之所以“無理而妙”，乃因為“邏輯思維，心理活動、審美觀念等等，都可以作為修辭理據(jù)”。其上論述無疑是切中肯綮的。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里，在修辭與邏輯關系上，以及如何看待“無理而妙”的提法上，一直存在爭議。有的學者因為將修辭理據(jù)與邏輯思維對應起來，將“無理而妙”的“無理”理解為不論表里都全無道理，認為沒有不合邏輯的修辭，以致否定“無理而妙”這一傳統(tǒng)命題。近年來有關爭議似乎漸趨和緩。毫無疑問，《修辭理據(jù)探索》的出版對于化解爭議、統(tǒng)一認識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吉林大學原副校長、著名哲學家高清海認為：“會做人，才會做學問，才能做得出真學問、做得出好的學問和有用的學問……‘為人治學，其道一也’�！睂τ谏鲜鲇^點我由衷信服，同時以為張先生學問做得好首先因為做人做得好。張先生做人方面可圈可點的事例很多，這里只談印象最深的三點。
其一，童心治學，以學為樂。朱德熙先生認為：“做學問要有一顆童心才行，就像小孩兒在地上玩泥巴似的，只有本身的樂趣而沒有任何功利的動機和其它的目的。”在我印象中，張先生便是如此。我是2000年在廣州召開的中國修辭學年會上認識張先生的，次年同去臺灣開會且同住一室，從此結(jié)為忘年交。不過我和張先生直接見面的機會加起來不過五次：三次是一起開會，一次是我請他主持博士論文答辯，一次是我去北京開會本說好我去府上拜訪他而他堅持趕到賓館來看我。其他時候的聯(lián)系則是通過信件和電話。見面時他跟我拉拉雜雜什么都聊，但每次聊著聊著他就聊上了學問。彼此寫信都是關乎學問的。電話通常是我打過去，主要是向他問安。每次通話，幾乎都是半小時以上，因為沒談幾句他就談到了學問，談他剛剛完成的新作，里面主要寫什么；談他又有了什么新的計劃，是什么原因引起了他的興趣，等等。前面提到的那位中學教師，在回憶與張先生見面情景時寫道：“張先生很健談。他仍然沉浸在他最近研究的學術問題，不知不覺就聊到相關的觀點和論據(jù)�！庇腥肆奶鞎r跟你高談闊論是為了炫耀，張先生不是這樣，他跟你談學問就像小孩談玩泥巴，是樂在其中，樂而忘返。
其二，堅持真理，實事求是。梁啟超認為，“正統(tǒng)派”治學有十大特色，其中第七特色為“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難本師，亦所不避，受之者從不以為忤”，第八特色為“辯詰以本問題為范圍，詞旨務篤實溫厚。雖不肯枉自己意見，同時仍尊重別人意見。有盛氣凌轢，或支離牽涉，或影射譏笑者，認為不德”[41]。張先生治學過程中遇到“所見不合”正是如此處理的。張先生在北大讀書期間聽過王力的課，聽他講授漢語史。張先生非常珍惜這段師生情，對王先生始終懷著由衷敬意。他不僅在文章中積極闡發(fā)王先生的學術觀點，同時在恩師逝世兩周年之際，撰寫了《王力先生的修辭理論及其運用》，以表達懷念之情。但對于王力先生的學術觀點，在“所見不合”的情況下，從不囿于私情逶迤奉迎。王先生曾在1984年給《修辭學習》雜志寫了“修辭是語言美的藝術”的題詞（見該刊1984年第1期），并在此前提出“修辭學屬于藝術的部門，語法學屬于科學的部門”的見解。因為藝術具有情感性、技巧性、不可重復性等特征，而絕大多數(shù)修辭行為，除了屬于消極修辭的撰寫公文等，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前述特征，對于恩師將修辭視為“藝術”，張先生基本是贊同的，故而將主要考察積極修辭的文章匯編成集，他以“修辭藝術探新”來命名。張先生從不反對從美學角度開展修辭研究，但因為人類各種自覺行為都伴隨著“美”的追求，“美”是人類一切自覺行為的內(nèi)在屬性而非修辭的區(qū)別性特征，對于思師將“美”作為修辭的特色或標志，張先生則始終持保留態(tài)度。因為恩師前述提法中所謂“部門”是指學科，而一切學科都是按照從個別到一般、從現(xiàn)象到本質(zhì)的路線來開展研究的，都屬于“科學的部門”，又因為修辭學研究也是按照從個別到一般、從現(xiàn)象到本質(zhì)的路線推進自身，毫無疑問同樣屬于“科學的部門”，對于恩師將修辭學說成是“藝術的部門”，張先生也沒有隨聲附和，且明確表示，“修辭學本質(zhì)上是人文科學即社會科學”(2004)。因為太“認理”，張先生曾經(jīng)兩次與人在刊物上公開辯論。一次是與賴先剛先生，那是別人先質(zhì)疑他的觀點而后他反駁；一次是與譚永祥先生，那是他先質(zhì)疑別人的觀點而后別人反駁而后他再次質(zhì)疑別人再反駁。兩次辯論，張先生‘‘雖不肯枉自己意見”，但堅持以誠待人、以實示人、以理服人，表現(xiàn)出良好的學者風范。
其三，提攜后學，誨人不倦。張先生是位愿為他人做嫁衣裳的好師長，自從他主動通過讀書札記形式給予我以學問上的指導，每逢撰寫難度較大的學術論文，我都將初稿呈送于他請他把關，而他每次都仔細審閱，并將意見認真寫下來，及時寄給我。我統(tǒng)計了一下，自從認識張先生，他在書面上給我的較大指導共有四次。第一次是2001年．讀了我第一部著作《內(nèi)容與形式關系的修辭學思考》之后，他寫下22條札記，約15000言；第二次是2006年，讀了我《重振學科的根本舉措在于改善學術研究》論文初稿之后，他寫了33處眉批，以及一段以附頁形式闡述的總結(jié)性意見，共計4683字；第三次是2008年，讀了我《關于修辭理論的深度思考》論文初稿，他留下了9處眉批，共計838字；第四次是2010年，讀了我《追思黎翁貢獻試論語音銜接》論文初稿，寫下了9條意見，l條“又及”，共計2609字。張先生在札記、眉批和意見中，有時會寫下熱情洋溢的鼓勵文字。不過張先生是個實在人，總是想到什么說什么，該說什么說什么。例如他為拙著《思考》寫下的札記，就是除了鼓勵還有補充、建議以及質(zhì)疑。其中鼓勵12處，補充3處，建議4處，質(zhì)疑8處。張先生審稿時寫下的文字具有很高的學術含量，例如，他在我質(zhì)疑泛修辭論的話語旁寫下了這樣文字：
多中心勢必導致無中心，大范圍可以導到無范圍，一種科學或?qū)W科與其他科學、學科區(qū)分，在于其有別于其他科學、學科的最本質(zhì)的屬性，研究者的智慧在于排除非本質(zhì)的、甚至是無關的特征而顯示其主要的本質(zhì)特征。在我質(zhì)疑無限拔高‘修辭立其誠”做法的段落旁發(fā)表了下列議論：
如果我們把“立誠”視為修辭原則之一，并對“立誠”做出具體分析，不做簡單化理解，或許可以得到認可。但視為“決定性原則”，則我不敢茍同了。古人說“不誠無物”，把“誠”夸大到極點，是唯心論觀點，當然不可取。如果認為“不誠無修辭”，則雖非唯心論觀點，但不可取。這些論析堪稱人木三分、力透紙背。與張先生結(jié)識之初，一因為彼此不甚熟悉，張先生審閱稿件不免時有高抬貴手的情況。隨著彼此相知日深，張先生則不再客套，到最后則一般都是質(zhì)疑多肯定少。其實我請張先生審稿，就是想聽批評。他指出稿件中的毛病，使你認識到不足，從而知道如何修改如何完善，這不是好事嗎？我之所以認定張先生是個待人以誠、值得信賴的師長，是個提攜后學、誨人不倦的前輩，就是因為他發(fā)現(xiàn)我稿件中的問題，總是直言不諱指出。
我很早就打算寫一篇評介張先生的文章，為自己，為學界。因為我總想把自己對于張先生的崇敬和感激形諸文字，總覺得如果修辭學界更多地了解張先生，見賢思齊，會風、學風、文風一定會大有長進�？墒且驗閷嵲诿Φ貌豢砷_交，這心愿拖至今日才了卻。張先生的著作文章我?guī)缀醵甲x過，但從未像這次因為要寫評介而讀得這樣細這樣深。再次細讀深讀的過程不僅是促使自己更為深入思考修辭學各種問題的過程，同時也是幫助自己更為深入了解張先生學術思想和為人品格的過程，因而無論從何種角度講這都是一次再學習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我收獲甚豐，我要為此感謝張先生，我所敬重的張煉強先生。
注釋：
[1]季羨林：《季羨林先生的發(fā)言》，載《朱德熙先生紀念文集》第30頁，[北京]語文出版社1993年版。
[2][3][5][6][7]張煉強：《修辭》第1、20、27、2l、22頁，[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4]張煉強：《修辭基本知識》第21頁．[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8][9]張煉強：《漢語修辭現(xiàn)象的認知考察》，載《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
[IO]張煉強：《修辭藝術探新》第133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Il]張煉強：《修辭論稿》．[北京]人民教育w版社2000年版。
[12]張煉強：《修辭理據(jù)探索》，[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13]張煉強：《漢語修辭文化》，[北京]語文出版社2005年版。
[14][39]張煉強：《修辭現(xiàn)象的認知考察：從象似性和激活看名詞活用為動詞》，載《語言》（第2卷）第189—208、207頁．[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5]張煉強：《語言和言語活動的認知思維理據(jù)》，載《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16]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載《戴震集》第18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張煉強：《修辭論稿》第374-387、382、375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8]陳林森：《我在北京（九）之探望老教授》[EB/OL]．據(jù)http//www.hokee.net/newrirclemodule/artic,le_viewEntry.do?id=2355165&circleld=101762.
[19]筆者曾就以上說法求證于張先生，張先生更正說自己寫兩三萬字的稿件通常要做一萬張卡片。
[20]張煉強：《人稱代詞的變換》，載《中國語文》1982年第3期。
[21]張煉強：《同語復用固定結(jié)構及其修辭分析》，載aE京師范學院學報)1986年第1期。
[22]張煉強：《羨余信息和修辭》，載《語文研究>1990年第2期。
[23]張煉強：《試說以‘討”或‘韻時候”煞尾的假設從句》，載《中國語文》1990年第3期。
[26]宗廷虎：《第一部系統(tǒng)探討邏輯理據(jù)的專著：讀張煉強（修辭理據(jù)探索）》，載《修辭學習》1994年第5期。
[27]張煉強：《表達的需要對漢語某些語法規(guī)則的形成和發(fā)展的影響》，載《語法研究和探索》（第三集）第313-322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
[28]張煉強：《崽多字少”說略》，載《營口師專學報》1988年第3期。
[29]張煉強：《時空的表達和修辭》，載《修辭學習>1991年第4期。
[30]張煉強：《假設從句后置的條件》，載《邏輯與語言學習》1992年第1-2期。
[31]張煉強：《由某些語法結(jié)構提供修辭資源論析》，載《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
[32]王希杰：《關于“名詞活用”的談話》，載《語言》（第4卷）第330-333頁．[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33]譚景春：《名形詞類轉(zhuǎn)變的語義基礎及相關問題》，載《中國語文》1998年第5期。
[34]張煉強：《根于聯(lián)想的修辭現(xiàn)象初探》，載《修辭學論文集》（第二集）第78-79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5]張煉強：《缺乏深度是當代修辭研究的主要癥結(jié)：兼論修辭研究數(shù)量化、形式化問題》，載《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36]胡裕樹：《為開拓修辭學新境界而努力》，載《修辭學習)1992年第6期。
[37]高清海：《‘‘為人治學其道一也”：人生觀漫談》，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7年第5期。
[38]張敏：《懷念導師朱德熙先生》，載《朱德熙先生紀念文集》第306頁．[北京]語文出版社1993年版。
[39]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43-44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40]張煉強：《王力先生的修辭理論及其運用》，載《語言教學與研究>1988年第4期。
[41]王力：《漢語語法綱要》第2頁．[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
【道德文章兼?zhèn)錇槿酥螌W俱佳——為祝賀張煉強先生八十華誕而作】相關文章：
強法治學習心得體會07-17
祝賀長輩八十歲生日祝福語12-23
我為學生文章作“鑒賞”08-17
活動為載體科研作先導08-17
千錘百煉為一文作文07-22
七十華誕祝壽詞08-24
德能兼?zhèn)浞侥軋A夢08-05
德才兼?zhèn)鋬?yōu)秀作文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