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梅堯臣的詩風與仕宦生計——兼論宋人仕宦的謀生意義與文學影響
梅堯臣的詩風與仕宦生計——兼論宋人仕宦的謀生意義與文學影響葉 燁，劉 學（中南大學 文學院，湖南 長沙410083）
摘要：仕宦于梅堯臣而言，既是實現自我價值的手段，又是最重要的經濟生活方式，不僅為其提供物質與心理的雙重保障，又限制其經歷與視野，從而促成了梅堯臣詩風中的題材日�；c風格平淡化之特點。由于梅堯臣的境遇在宋人中具有代表性，故此可以認為，宋人普遍的仕宦經歷對于造就宋詩的整體風貌也產生了類似影響。而梅堯臣開宋詩風氣之先這一意義，則可理解為對特定生活方式的一種早期演示。
關鍵詞：梅堯臣；仕宦；生存方式；經濟狀況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 - 723X（2010）06 - 0131 - 05
在考察經濟生活對于傳統文學之影響時，仕途顯然是一不可忽視的要素。因為對于傳統士人而言，仕宦固然關乎恢宏的功業理想，也關系到具體的個人生計。作為謀生手段，仕宦限定了士人的生活方式與內容，進而影響心理世界，并波及文學創作，其中路徑看似曲折，作用卻非常明顯。在這一方面，宋代詩人梅堯臣堪為例證。眾所周知，題材的日�；c風格的平淡化乃是梅詩的兩項突出特征，但此種詩風緣何而來？如果僅僅從個人性格方面作探尋，便無法解釋梅詩為何具有開宋詩風氣之先的代表意義。而若復原當日生活實景便不難發現，仕宦所決定的生活水準以及所導致的經濟生活方式，正是梅堯臣詩風所以形成的背后推手。而由于梅堯臣所面臨的其實是宋人的典型境遇，因此，所謂的開宋詩先聲，又不妨理解為對特定生活方式的早期演示而已。
一、平淡詩風與略儉不豐的經濟狀況
所謂“平淡”，通常理解為梅詩中所體現的自然淡遠意趣，其中又包含語辭的不事雕琢與情感的平和寧靜這兩重要素，而后者可能更為傳統文人所看重。歐陽修就將此種風格歸因于梅堯臣的人生境界，在《梅圣俞墓志銘》中作高度評價：“至于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圣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于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于詩，然用以為歡而 不 怨 懟， 可 謂 君 子 者也�！彼^“唐諸子號詩人者”，就此前一貫的表達來看，應是指孟郊、賈島為代表的一批中晚唐詩人，歐陽修好將梅堯臣與郊、島相提并論，在他看來，梅堯臣境遇與二人相同，而品格修養實過之，故能于文學中免除“僻固而狹陋”之弊。不過歐陽修的這一解讀不妨視為揄揚故友的策略而已，未必合乎實際。因為當時人已經提及，梅堯臣“蚤接諸公，名聲相上下，獨窮老不振，中不能無躁”，朱東潤先生也指出，所謂“仁厚樂易”，不宜過分強調，梅堯臣性格中自有褊急激烈的一面，其不合于時也未必與此無關，因此將“平淡”與“僻固狹陋”的區別歸因于此，至少不夠充分。而在另一方面，梅堯臣的境遇與郊、島其實又并不相同，梅堯臣生前已對此種比附不予認同，事實上，若作進一步探究，他們在生存境遇方面的差異反而可能與文學上的涇渭分明有密切關系。
就仕途遭際而言，梅堯臣與郊、島確在伯仲之間，但在仕途所決定的經濟狀況方面，彼此又實有軒輊之別。若從謀生的角度來理解仕宦，那么理應從人仕的難易程度、人仕時間長短以及俸祿數額等三個方面來考量唐宋兩代詩人的處境。不過在俸祿方面，雖然宋人自我感覺更優于唐人，但由于唐宋兩代的俸祿均隨時調整，又涉及俸祿構成、貨幣購買力等因素，因此具體的比較其實無法進行。可資對照者，主要是前兩項而已。從仕履來看，賈島早年困于場屋，不得不入空門以求生計，后雖返俗，仍終身未第，開成二年(837)始責授長江縣主簿，時已五十九歲，后遷普州司倉參軍，卒于普州司戶參軍之職，享年六十五歲。孟郊三次應進士第，貞元十二年(796)始登第，時已四十六歲，又四年，始得授溧陽尉，又因不治官事被罰半俸，任職四年即辭官。后兩度人節鎮幕府，為時不過四年，即于元和九年( 814)卒于赴任途中。梅堯臣系門蔭得官，于天圣五年( 1027)前后出任桐城縣主簿，由此入仕，時年二十六歲，此后歷任知縣、州郡判官、太常博士、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等職，嘉祐五年( 1060)卒于尚書都官員外郎之職，享年五十九歲。雖始終徘徊下僚，但入仕時間長達三十三年，期間僅因父母亡故而兩度離職，為時四年。通過比較不難發現，由于入仕簡易，且在職時間長，梅堯臣在仕途中獲得的經濟收益，顯然會高于郊、島二人。
梅堯臣與郊、島的對比，雖為個案，仍有必然，其后折射的乃是宋代文士所享有的相對優厚待遇。粗略言之，宋代科舉的錄取率遠高于唐人，且文士及第后即可釋褐為官，不必如唐人在及第后尚需經過苛刻的選試（孟郊即因此在及第四年后方得一官）；又宋代于科舉之外，尚有恩蔭這一更主要的入仕途徑，而門蔭范圍較唐代更廣，與唐人五品官以上方許蔭親不同，宋人上自宰執、下及從七品之員外郎，都可蔭及子孫（梅堯臣即因叔父梅詢之恩蔭補官，此后雖又屢次參加科考不中，但不妨為官），故就此言之，入仕實較唐人為易。入仕之后，宋人在職似亦較唐人穩定，蓋趙宋以文臣治國，若無特故，不輕施責罰，故官員任職時間較長，梅堯臣仕途雖乏善可陳，卻勝在波瀾不驚，不似郊、島難安于職，正與此有關。如此一來，宋人不啻獲得了一個更為穩定而可靠的謀生手段。
就梅堯臣而言，有賴于制度的保障，日常生活尚差強人意，大體處于一種略儉不豐的狀態。通過現存兩千八百余首詩，今人不難復原其日常生活狀況，從中可以看出，梅堯臣的主要經濟來源便是俸祿，此外的田產收入與友人資助不過是些微補助而已。而其俸祿雖不豐厚，已足供日常之用。以其晚年所任國子監直講一職為例，俸祿約為每月二十千錢。②雖然此時大規模的加俸尚未開始，俸祿較后世水平為低，但比之于尋常百姓，已屬可觀。王曾瑜先生曾指出，北宋鄉村下戶（五等戶中的第四、五等戶）和客戶（住在農村，不占有土地，而需租種土地耕種的農人）占當時戶口總數的75%以上，他們在社會身份和經濟地位上都處于社會的底層，據時人描述，“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業壟畝之多寡，無甚相遠，粗糲不充， 布褐不備， 均未免凍餒之憂”，可知日常溫飽亦不易得，客戶則更為貧窮。又據考證，鄉村下戶的全部資產總值通常在四十千錢以下，則北宋社會大多數家庭的資產總值尚不及梅堯臣兩月俸祿之和。由此推想，梅堯臣的收入水平由全局來看，已可劃入較高收入階層。
這一事實也可由梅詩得到印證。大抵上，梅堯臣偶有衣食不足，在父母喪葬等特定時期更為拮據，但并非常態，經濟狀況在大多數時候可保持平衡，甚至偶有家境豐足的自喜，如《依韻酬永叔再示》。與此對應的是，梅詩中雖有對貧窮的感嘆，但數量有限。在其三十三年所作兩千八百多首詩中，直接提及貧困狀況的不過六十余首，其中又只有十五首左右為獨處詠懷的作品，其余約五十首則是作于與人唱和酬答的背景下，且相當數量是為答謝他人饋贈而作，則此時的貧困感嘆尚有可能是虛應故事而已。由其詩還可知，梅家常年備有仆婢、車馬，甚至有過以三萬錢買馬的舉動，雖然可能是因陋就簡，但都足以與平民家庭拉開距離。由此則可以理解，對于梅堯臣來說，生活中的主要困擾仍是仕途挫折而非生活困境，如其作于皇祐元年( 1049)的《記歲》詩：“買臣四十八，猶苦行負薪。我免以樵給，貧居年與均。道上不謳歌，妻亦無恚嗔。三者固異彼，異同雙朱輪�！迸c漢人朱買臣相比，梅堯臣自覺生計過之，唯無望于榮華而已。須知當年梅堯臣正因父親去世而守制在家，經濟狀況已不如平時，然而在這種情境之下，政治上的失意仍是第一位的，生活上并沒有感到太大問題。
由此便可以看出梅堯臣與郊、島在生存層面上的不同。借用馬斯洛的生存需要理論，對梅堯臣與郊、島而言，在相當于最高層需要（自我實現需要）的功業理想方面固然都不能滿足，但至少在最低層次的生理需要方面（吃、住等日常生存需要），梅堯臣尚較后者為優，個人滿足感也會較強。郊、島由于長期不能人仕，經濟來源不穩定且有限，以至于在最基本的生存方面都有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仍想保持心平氣和，非不可能，但難度理應較梅堯臣更大，情懷因此僻固狹陋，亦可以理解。事實上，關于物質生活貧乏給郊、島精神氣質帶來的消極影響，自宋人歐陽修、李綱至今人聞一多、施蟄存，也已有充分論述。而梅堯臣則擁有起碼的物質條件、可靠的生活來源，更因此能夠獲得穩定的創作心理，即使仕途中遭遇沮喪，亦不至于過分絕望。在梅堯臣的詩中雖有對挫折或貧困的感嘆，但不作極端的表達，正與此有關。所謂平淡詩風，平和的心理占有相當比重，穩定的生活則在事實上構成了平和心理的保障。需要注意的是，梅堯臣的平淡詩風到晚年更趨明顯，而其對應的經濟狀況是晚景勝于早歲，兒女婚嫁及父母終老之事俱畢，生活較為寬裕，詩風與經濟狀況之間的聯系不可不察。
二、題材的日�；c受限的生活方式
仕宦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在提供穩定物質基礎的同時也并非沒有弊端，而最為突出的負面影響便是對生活環境的約束，以及由此而來對詩歌題材的限定。
梅堯臣的詩歌在題材上具有關注日常生活瑣事的傾向。通常的理解將此視為詩人開拓精神之體現。即不滿足于唐人詩歌既有畛域而希圖別開生面，詩歌以故由唐人的江山大漠轉而為宋人身旁之亭臺園囿。這種解釋當然有其合理性，但若僅僅著眼于此，則又未免在將詩歌創作的主觀動機神化，而忽視了詩歌自我表達、自我愉悅乃至日常交際的作用，畢竟詩人不可能始終以一種“挑戰者”的心態來進行創作，挑戰對象的不確定和獨辟蹊徑的疲勞都會使得這種挑戰難以為繼。事實上，若換一角度理解，這種日�；倪x材趨向也完全可以視為一種不得已，即由特定生活方式所決定的結果。
查考梅堯臣生平可知，其成年后游歷之地非常狹窄（少年時曾隨叔父宦游襄陽），任職之地包括如下城市：桐城縣、河南縣、河陽縣、建德縣、襄城縣、湖州、許昌、陳州。此外尚有汴京及宣城較為特殊：汴京為政治中心，梅堯臣每逢改職均至此辦理手續，又多次于此參加科考，晚年又在此任職；宣城為梅堯臣故鄉，梅堯臣卸任后往往短暫返鄉，再由此履新，再娶以及父母亡故時亦需回鄉居住�？上攵�，由于身份所限，不得擅離職守，梅堯臣基本只能以汴京以及宣城為中心，在各城市間作點對點式的線性流動，而在任所，日常出游也僅限周邊而已。然所有流動范圍，不出今日河南、安徽、浙江、江蘇四省，其中屬于今日江蘇的城市，如揚州、潤州、高郵等地，僅僅是在赴任或卸職途中經停而已，如此一來，其視野必然大受限制，而這相比唐人更成為極大缺失。嚴羽《滄浪詩話》稱：“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心�！睙o論征戍、遷謫、行旅、離別，都與遠行有關，異鄉的陌生風景、離別故鄉親人的感傷、對不可知未來的恐懼，都對詩人情感造成沖擊，成為創作之誘因。而對于梅堯臣而言，雖有出行，相關的體驗卻往往付諸闕如，其中原因有三：所經歷之地曾多次往來，缺乏驚喜；②所經歷各地彼此鄰近，自然面貌差別不大，且所經路途為交通要道，設施完備，開發充分，更難給旅行者以經驗之外的新鮮刺激；旅行目的明確，家屬亦往往隨行，心態因之穩定，不至于產生前途未卜的恐慌或形單影只的孤獨等情感波動。
與此相對應，梅堯臣在詩歌創作題材方面必然存在極大缺失，缺乏對自然山川與異地風情的體會，成為了與唐人相比的先天不足。作為一種補償，將題材轉向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便成為了自然而然的選擇。換言之，梅堯臣未必沒有如唐人那樣擊劍漠北、浩歌劍南的意愿，但他的生活方式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斷絕了這種可能。但在另一方面，同一生活方式又為詩人提供了穩定而較有保障的生活，使得詩人無需為生計奔波勞心，從而出現了不少閑暇有待排遣。如此一來，梅堯臣詩歌中所出現的某些題材雖多少令人無奈，又實在是勢所必然。如《捫虱得蚤》、《八九日晨興如廁有鴉啄蛆》等惡俗之作自然可視為平庸生活的折射，而如《次韻和原甫陪永叔景仁圣徒飲余家題庭中枯菊之什》這樣讀來興味索然的作品，同樣可視為在淡而無味、缺少變化的生活中的勉強掙扎。《次韻》作于嘉祐四年( 1059)，由另一首《十一月二十三日歐陽永叔劉原甫范景仁何圣徒見訪之什》可知，此詩的緣起是十一月二十三日歐陽修、劉敞、范鎮、何郯等四人同至梅堯臣家中相訪，當時各人均有詩作助興�！洞雾崱芳词菍⒊ㄔ姷某��！洞雾崱啡娙缦拢骸熬旁萝囻R過，我庭黃菊鮮，重來逾七旬，枯萼無復妍。自非凌霜操，枝葉徒相連，衰敗未忍去，根荄尚翹然。不意憔悴叢，尤為君子憐，固值時節晚，豈恨地勢偏。直如木上蘿，緣蔓欲到天，一朝風雪厲，零落向暮年，至此事乃等，高低復何言。公休夸松柏，彭祖與顏淵，各不相健羨，焉能論柔堅。愿公時飲酒，周孔今下泉�！贝嗽娤仍佂ブ锌菥盏蛄阒疇�，進而感嘆榮枯貴賤之空幻，意境并不深遠，宗旨亦是老生常談，但由此詩及眾人的吟詠而復原當時情景，則不免令人感到，枯菊這一意象既缺乏美感也少有新意，之所以在當時當地得以入詩，全在把酒言歡之余，實在沒有其他更多情物可助吟興，于是詩人們也只能勉為其難，以眼前枯菊為題各自成篇，而這種狀態下作出的詩歌，不吸引人也就勢在難免。
《次韻和原甫陪永叔景仁圣徒飲余家題庭中枯菊之什》當然不是特例，在梅詩中存在大量此類題材瑣碎的作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又有相當數量同《依韻》一樣屬于唱和詩。朱東潤先生早已注意到梅詩中的依韻詩、唱和詩過多的問題，指出原因在于梅堯臣晚年居住汴京，生活安定，亦不受政治浪潮影響。但需要指出，梅堯臣的唱和習慣并不起于晚年。早年在西京錢惟演幕府之時，梅堯臣便以唱和著名，而且這種聲名的成就，又與西京幕府中謝絳、歐陽修、尹洙等一批才俊的唱和之風有關。而由早年西京生活至晚年東京安居，具體生活環境與生活內容常有變換，不變的是位居下僚的地位與波瀾不驚的生活模式，由此則可以看出．對唱和詩與依韻詩的大量存在而言，仕宦決定的經濟生活方式其實會是一更為根本的原因，唱和詩、依韻詩并非絕無文學方面的價值，但更多時候，它們是作為文字游戲而出現的，其存在同樣是狹窄生活的反映。[InstallDir_ChannelDir]List/List_116.html
三、梅堯臣境遇的普遍性
與宋詩風貌之形成對于傳統士人而言，仕宦不僅是實現自我價值的主要手段，也必然是重要的謀生方式，對于品級較低的文官而言這一點尤為明顯。梅堯臣在其中年以后的詩中，便再三言及于此，如《宿洪澤》中的“宦游常作客，未息為貧催”，或《依韻和春日偶書》中的“高低趨向難為合，冷暖情懷固飽諳。勉意妻兒猶茍祿，強顏冠冕未抽簪”。此外在《答裴送序意》、《依韻和達觀禪師贈別》、《吳沖卿學士以王平甫言淮甸會予予久未至沖卿與平甫作詩見寄答之》、《寄題劉仲叟澤州園亭》等詩中也多有感慨。人仕有種種不快，為何仍勉為其難？各詩對于其中的利益考量都闡述得相當清晰。從這一意義上說，他所得到的支持與所受到的限制，都是主動追求的結果。而這其實也是諸多地位相近者的共同選擇。所謂“薄宦拘人似馬銜”，宋人每有類似表述，而歐陽修晚年《感興五首》之四中所說的“仕宦希寸祿，庶無饑寒迫，讀書為文章，本以代耕織”，更將此種心曲表述無遺，可知在時人眼中，以仕進求衣食實為常識。
而在這一前提下，宋代文官們所面對的，自然會是和梅堯臣相似的境遇。
就經濟狀況而言，如上所述，梅堯臣的處境雖然不算寬裕，但在當時社會整體中仍處于較高水平。而就梅堯臣地位而言，他又實際處于整個宋代官員金字塔序列的基層。梅堯臣的仕途確實不盡如人意，五十歲以前（皇祜三年，1051）所任幾乎都為州縣幕職官，屬于“選人”序列，晚年所任之國子監直講、尚書都官員外郎等職，同樣品位低下，而這一級別的官員原本是北宋文官中的主體。以元祐元年( 1086)為例，當時自承務郎以上京朝官為三千人左右，選人則在一萬人左右。由此則可以推想，處境類似梅堯臣者，理應是宋代文人官員的大多數。
而且從梅堯臣生平來看，他的經歷也無何特別之處，甚至可用平淡無奇來形容。他未曾遭遇貶謫，與動蕩戰亂絕緣，家庭負累一般（梅堯臣有子女7人，而據程民生《宋代家庭人口數量初探》，宋代官員平均每戶有子女5．- 54人，此外梅堯臣詩文中未見出需承擔過分家族責任），又沒有特別的癖好或收藏習慣，而上述任何一點，都有可能影響到一般官員的經濟狀況，換言之，梅堯臣足以被視為當時下層文官的標準樣板，在正常狀況下，一般文官的遭遇應與其差別不大。
就眼界和游歷來看，梅堯臣的條件看似極端，也適足以反映宋人的基本處境。由于喪失了燕云十六州等疆土，宋代北部疆域較漢唐顯著縮減，又由于趙宋不重軍功，文人也無意如唐人折節從軍，這都導致宋代文人先天地缺乏見識異域風光的可能，而靖康以后，喪失了淮河以北國土，宋人的眼界只會更為狹窄。對于一般宋人而言，中原以及東南沿海是最為熟悉的地域，路途較遠的旅行，或是西入川蜀，或是南下嶺海，但這并非常見情形，尤其后者，往往是嚴厲貶謫的結果。因而在正常狀態下，文官的游歷和視野并不會較梅堯臣更為豐富。宋代文學史上幾次著名的遠行，如三蘇的由蜀入京，歐陽修的由京城往峽州夷陵（今湖北宜昌），陸游的人川，范成大的人桂、入川，基本都與這兩個方向有關，而且由于路途遙遠、所見風物迥異平日，當事人或有特別詩文，或專為游記，津津樂道于所見所感，也正可見出一般文人此種經驗的缺乏。
而就一般出行而言，除日程有限之外，同樣重要的影響還在于當事個體的心理。如上所述，梅堯臣縱有旅行，心態也較為平和，不至于為不測之前途而不安，亦少有背井離鄉之感傷。這對于一般宋代士人而言也同樣成立，除非因貶謫遠赴瘴癘之地，通常因公務出行無需對前途過分擔憂，家人隨同，又可解分離牽掛之苦，這都使得宋代士人的出行難度降低，心理沖擊減小。合而言之，旅途中的見聞或感動減少，使得詩文的表現領域也有明顯萎縮，而轉向日常生活，便成為不得不然的趨勢。
由此看來，梅堯臣足以被視為宋代士人的典型，而對其境遇與文學風貌的解讀也適用于更普遍意義上的宋代士人。概言之，仕宦對于宋人的文學創作實能發揮雙重效應：在提供物質與心理之穩定的同時，又限制了生活范圍與視野。而這也理應成為理解宋代種種文學現象的一項基本背景。即如詞體在宋代的勃興，便不能不考慮到宋人的生活水準為花間樽前提供了物質條件，樂此不疲的宴飲雅集則適應了擺脫呆板生活的心理需要。
至于宋詩亦然。眾所周知，梅堯臣在宋代詩壇之所以重要，正由于梅詩開啟了宋詩的基本風貌，以平淡為美和題材日常化其實也是宋詩區別于唐詩的關鍵特征。然而宋詩又因何呈現出這般面目？對此固然可以由思想史的角度尋找原因，如三教合一的思潮培育出了宋人的理性文化性格以及“以俗為雅”的審美情趣，但由對梅堯臣及更多宋代士人經濟生活的分析又可以看出，無論是以平淡為美抑或題材的日�；�，其后都還有具體的現實背景，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宋代詩風也是宋代士人經濟生活方式導向的結果。事實上，由宋人對富貴氣象的向往到白居易詩在兩宋的流行，以及楊萬里、范成大等人對日常生活和田園風物的好尚，正可視為一定生活水準對欣賞趣味的引導；而無論西昆體的挦扯古人抑或江西詩派的點鐵成金，以擬古為內旨的文字游戲，都未嘗不是對身外世界不得拓展之困境的回應。要言之，追蹤宋詩的主要詩潮與詩體，往往可見仕宦之雙重效應的潛在作用。
在此基礎上，則似可對梅堯臣的詩學意義作新的解釋。何以是梅堯臣成為開宋詩風氣之先者？除了本身的成就與歐陽修等巨擘的推重等原因，生活年代較早無疑也成為一種先天優勢。既然梅堯臣所引領的趨向——宋詩的轉向日常、轉向內在，其實是宋人共有生活方式的產物，那么開宋詩先聲也無妨視為水到渠成的必然結果了。換言之，梅堯臣乃是作為一位代表，適時地出現于彼時詩壇。而更進一步說，宋詩的某些根本特征，已為由此發軔的有宋一代文士的經濟生活方式所限定。
[參考文獻]
[1]歐陽修．歐陽修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1．
[2]邵博，邵氏聞見后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3．
[3]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9．
[4]梅堯臣，梅堯臣集編年校注[M]．朱東潤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嚴羽，滄浪詩話·詩評[A]．歷代詩話[M]．北京：中華書局，2004．
【梅堯臣的詩風與仕宦生計——兼論宋人仕宦的謀生意義與文學影響】相關文章：
法律文化論/解國臣08-05
兼論走進生活的新課程08-17
論網絡對青年的影響08-12
錢謙益唐宋兼宗的祈向與清代詩風新變08-07
堯的政治中心的遷移及其意義08-11
“人”的覺醒對傳統文學原則的挑戰——論龔自珍文學思想的近代意義08-07
王佐：論物流產業研究—兼論物流企業的界定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