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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予敏：物本與民本：春秋時代的觀念變革
內容提要春秋時代重大的觀念變革在于產生了以物本思想為核心的新世界觀和以民本
思想為核心的新政治倫理觀。物本思想打破了殷商的唯神論和西周的天命論，將
“物本”與“陰陽”辯證觀點結合起來，提出了唯物主義傾向的天道觀。民本思
想從神權的禁錮下解放了人的生命意識和群體意識，確定了物質文明與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的合理關系，提出了體現新興勢力和平民意志的新的政治尺度。物
本思想與民本思想的提出，為行將到來的社會大變革作了觀念的準備。
關鍵詞 春秋時代，物本，民本
一、從天命觀到物本論
春秋時代是動蕩的、充滿懷疑精神的時代。固定的禮制秩序已陷落顛覆，規(guī)范的人生
道路已變得艱險莫測、不知所歸，普遍認同的倫理尺度已眾口交辯，莫衷一是，命運的盛
衰、窮達、禍福闖入性的善惡，已沒有了必然的關聯……動蕩社會的具體事象，將人們的
日常困惑懷疑，最終引向對既往世界觀的總體性懷疑，原有的終極信仰——關于“天命”
的信仰動搖了。
周人發(fā)起對殷商王朝的革命時，制造過“天命靡常”的哲學理論。具有無上意志的吳
天，曾經賦予殷商統治者合法權力，而殷王的倒行逆施，周人的崛起則意味著吳天成命的
轉移。這為周人建立新秩序找到了合理依據。在周朝統治早期，出于對殷鑒的畏懼，周王
還不斷以“天命靡常”的理論告誡臣屬，要他們克勤克儉，謹慎地奉行敬天保民的國策。
而當周代統治完全鞏固以后，“天命靡常”的命題就被“天命不易”所取代了。《詩·周
頌·敬之》篇載周成王告廟之辭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詩·大雅·
蕩之什》中《丞民》詩日：“天生丞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jiān)有周，昭
假于下，保茲天于”。“大命”在周人心目中，成了超然的意志、永恒的秩序，這是周王
朝統治的不可移易的象征。周人祭天，亦敬亦懼，“天命”便是周朝的福祉所在。
到了春秋之際，“百川沸騰，山家奉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一切似乎大謬
“天命”，大背“人情”。西周衰亡，平王東遷，家父作誦，以究王兇：“昊天不庸，降
此鞠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昊天不平，我王不寧”。在西周王朝的舊史官中也
發(fā)出了怨天尤人的言論：“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
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天命”對于人們不再有任何的庇佑，反而成了助紂為
虐的元兇。“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天命”似乎不再遵循
其既定的法則運行，種種乖謬、偶然、盲目和自相矛盾的現實，終使人們不再相信“天
命”能夠永恒地維持它的惠愛、公正和全能。“下民之尊，非降自天。尊沓背憎，職競由
人”，“天命不徹”（按：尊沓背憎，指人們背叛常規(guī)的言行。徹，即常規(guī)。）背離了
適合周朝統治者利益的“常軌”（轍）而運行的夭命，使東周社會陷于一片震驚和困惑。
縱觀周代的觀念演變，從發(fā)韌期的“天命靡常”到全盛期的“天命不易”，再到衰頹期的
“天命不徹”，似乎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圓圈”。無論是國家，王室、宗族，還是
邦國、村社、個人，都不能不再次面臨著認識世變、把握世變的嚴峻局面。
我們知道，周人的文化是繼承了殷商巫覡文化的傳統的，他們的世界觀中已經滲透了
巫現文化觀對宇宙變化事象的敏感。這在《周易》卦辭里就表現得很突出。不過，巫教所
理解的變化是超人的神秘的現象，因而，認識世變的方法是通過的龜甲、筮蓍草，利用變
幻莫測的數字符號取得所謂“前兆”呈示。而后，再由善于溝通“天人之際”的巫師們作
出種種解釋。這類巫教范疇的認識世變的方法，在沒落的王公貴族和缺乏理性的人們當
中，當然還一再被啟用，但是，春秋時代卻發(fā)展出一套哲學化的認識世變的方法，它基于
理性良知的覺醒，最終走向新世界觀的建設。
據《國語·周語》記載：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
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追而不能祭，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
鎮(zhèn)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民乏
財用，不亡何時？昔伊、洛竭而復亡，河竭而商亡。令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
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微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
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
東遷。YT'J[YzZ*=v#.?b?{Do x6F{y?atP微電子學論文Vh`'n I/ndJS1J 99US]:n
周王室大夫伯陽父對周朝命運所作的不祥的預言，是基于他對自然災變的觀測。盡管他的
言論還帶著一些神秘的巫教色彩，然而他不同于一般巫師的特色在于，他在說明自然災
變本身的物理原因和自然災變與國運衰變之間的關系時，卻是基于經驗的總結和理性的
概括。事物變化的內在原因是實在性的。“天”在這里是非意志的純粹自然。天地山川之
間周流運動的是物質性的“氣”。氣分為陰陽兩類，互為對立，互為功能，構成變化運動
的規(guī)律（序）。陰陽二氣的平衡和互補決定了自然界的調適、穩(wěn)定；陰陽二氣的失衡和相
迫，造成自然的顛覆、災變。水土氣通潤演，便生育萬物，富國養(yǎng)民；若氣脈郁壓結迫，
便乏財用，終至于國弱民亂。由此可見，伯陽交對周未世變的解釋，不再拘泥于“昊天成
命”或“昊天不惠”的舊觀念，他通過還“天”以其“自然本性”，通過陰陽二氣的范
疇，終將自然災變及人世災變歸結到物質本原。
“物”的概念與祭品有關，它的字源本義是“雜色牛”，牛是最重要的祭品。《詩·小論文吳予敏：物本與民本：春秋時代的觀念變革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
雅·魚麗》是一首贊美祭品的詠物詩，詩中言道：“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
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因其本義指最重要的祭品，故而后來泛稱一切祭品。
周人對“物”的重視、品嘗、觀賞，往往與祭祀禮儀相關。周人欣賞祭物品種的豐盛（“多”），
從豐富的配合中見出美麗（“嘉”）；欣賞祭物的美味（”旨”），從五昧的配合中見出
和諧（“偕”）；欣賞祭物的綿延不絕（“有”），從祭物與節(jié)令的配合中見出自然界生命
的周流不息（“時”）。“物”在周人的心目中，是關乎“財用”的實在，又是眾美集合
的實在。不過，“物”在西周時并不具有其哲學的意義。“天生丞民，有物有則”，物是
物象，則是物序，而這一切都是由“天”所派生的。天是超然的客觀意志。當“天”的自
然物質本性在東周之初得到人們理智的重視以后，“天”才與普遍的物質性的“氣”成為
同一。周大夫芮伯對周厲王說：“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萬物被理解
為是地受天氣而后育成的。周靈王二十二年，谷、洛二水泛濫，威脅王宮，周王打算用壅
堵方法防范。太子晉進諫道：“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
之鐘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于庫，以鐘其美。是
故聚不也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太
子晉顯然認為，大自然有它自在的運行規(guī)律，人的生存憂患全系于物體。“古之圣王唯此之
慎”，即必得遵循自然的規(guī)律。他舉例說，共工氏不遵循自然法則，“欲壅防百川，墮高
湮庳，以害天下”。鯀又播其淫心，不思改過。“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
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
無災蟬，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禹樹立了“養(yǎng)物豐民”的“軌
儀”。太子晉繼而從歷史經驗轉向對春秋時代社會大動蕩的理性分析：
有夏雖衰，杞、曾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夫
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滔淫之心閑之。故亡其氏姓，路斃不振；絕后無主，湮替隸圉。天
亡者豈曾無寵？皆黃、炎之后也。唯不帥無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
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閑之。度于天地而順于
時動，和于民神而儀于物則。……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按：刑即法），
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jié)矣。作又不節(jié)，害之道也。
太子晉這里提出的象天、儀地、和民、順時、敬神、節(jié)行的系統觀念，確實帶著清新的理
性氣息，通過這種理性的分析，他揭露了舊王朝和舊宗族以滔淫之心，逆道之行終于走上
窮途末路的思想根源。
“儀生物之則”、“儀于物則”的概念在當時無疑是最富創(chuàng)造性的；因為在舊的思想
體系里，“物”只是物品物象，物的價值只在于它的實際功用和象征功用；“儀”只是人
的內在德性的外在顯現，人的規(guī)范行為的常態(tài)格式，從來，“儀”只關乎到“德”而不關
乎到“物”。而在這里，“儀”卻與“物則”相關聯了。人的行為規(guī)范，不是可以隨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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