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原型及其早期歷史行程

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原型及其早期歷史行程

中國光輝燦爛的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在它的傳承、傳播和發展過程中，古代知識階層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關于古代知識階層的研究，雖然已經有了不少可喜的成果，但這個課題涉及社會史、政治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許多領域，有些問題見仁見智，還有大片空間留待我們深入探討。

“知識階層”一詞來源于西方近代學界，它本指對社會現實持一種批判態度和人文關懷的近代知識分子群體。余英時先生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認為，知識階層并不是近代獨有的現象，“每一個社會都有其知識階層，因而也各有其特殊的知識分子的問題”。他指出“知識階層在中國古代的名稱是‘士’，但‘士’卻不是一開始就可以被稱作知識階層。‘士’之變為知識階層，其間有一個重要的過程”。春秋戰國時代社會階級的流動，“導使士階層在社會性格上發生了基本的改變”。①這些意見都是很正確的。《士與中國文化》還有不少富有啟發性的見解，它堪稱是研究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一部力作，因而在海內外學術界有較大的影響。但我們拜讀全書之后也發現，由于作者對儒家的道統情有獨鐘，使得他對若干重要問題的論述有失偏頗，甚至遠離了歷史實際。本文擬就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崛起及其早期行程作一些考察，并對余英時先生的有關論點提出商榷意見，以求正于余先生和各位方家。

一、春秋戰國時代新興知識階層的形成及其性格特征

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原型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士”。“士”的稱呼由來已久，論者從文字訓詁的角度對“士”的原始含義和指稱作過種種解釋。不管“士”的原意究竟何所指，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在西周和春秋前期，文獻中的“士”主要是指下級貴族。《左傳》桓公二年：“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國語·晉語》：“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足以說明士屬于低層貴族。所謂“士食田”，是指士享有祿田，與庶人受田耕作的性質不同。西周時代禮不下庶人。《儀禮》記載先秦名物制度甚詳，其《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士喪禮》、《士虞禮》五篇，皆冠以“士”。姚際恒指出：“其實多通大夫以上而言，蓋下而為民，上而為君卿大夫，士居其中也。”①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士是處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的一個低層貴族等級。

作為貴族，士要具備當時貴族所必需的一些專門知識。學習的科目是所謂“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顧頡剛認為古代之士皆武士，士之學“表面固為禮節，為娛樂，而其主要之作用則為戰事之訓練。故六藝之中，惟書與數二者乃治民之專具耳”②。強調士之訓練以射、御為主是對的，但認為禮、樂訓練是表面文章，“惟書與數二者乃治民之專具”，這個說法似難以成立。作為低層貴族，禮、樂訓練也是治民必備之知識。《國語·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禮記·王制》說：“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士之所以是士，身份地位高于“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這些“執技以事上者”，除了因為他屬于低級貴族之外，他的文化素養也遠非后者所能比擬。如果只會射御而不懂禮樂書數這些道藝，那就不成其為合格的士了。

西周和春秋前期，車乘甲兵由城邦的國人組成，野人只能當徒兵，而士則是這支軍事力量的重要骨干。《國語·魯語》說：大夫有“貳車”，士有“陪乘”。所謂“乘馬之法”是“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③，甲士即由士擔任。執干戈以衛社稷，是士必須履行的義務。《禮記·王制》云：“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士除了擔任軍事力量的骨干之外，還是城邦國家選拔官吏的重要來源。《禮記·王制》有一套司徒、司馬選拔士之賢俊“以告于王，而定其論”的制度。“論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祿之。”《禮記》成書時代雖在戰國或秦漢之際，但《王制》所載的一些制度當有歷史根據。《國語·周語》載內史過談到西周的制度時說：“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可見士雖然是低于大夫的貴族等級，也和大夫一樣可以擔任官職，但多數情況下是公卿大夫的屬官或其家宰。《國語·魯語》說，卿大夫“序業”，士則“受業”，反映了他們之間的上下關系。士作為基層官吏，除了管理稅收府庫這類工作之外，還要承擔執法的任務。《周禮·秋官·小司徒》：“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小司寇”屬官有“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朝士”，職責都是聽訟斷獄。執法之吏多由士承擔，這大概與古代兵刑不分的傳統有關。

先秦文獻中的“君子”，是貴族的通稱，而“士君子”則專指有官職的士。《墨子·非樂上》：“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同書《尚賢下》：“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眾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由于士的貴族身份是城邦國家各級官吏必須具備的起碼條件，所以文獻中有時也用“多士”來泛稱各級官吏。如《詩經·周頌·清廟》就有“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的詩句。

但是無論在西周或春秋，并非所有的士都擔任官職。《管子·乘馬》：“士閒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孫詒讓云：“謂不為君臣，則與民同受九職之功，而不得受分頒之賜給也。”①“不為君臣”的士，即不擔任官職者，他們不得享受“分頒之賜給”，但仍要服兵役。《詩經·國風·標有梅》：“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氓》：“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野有蔓》：“士與女，方秉蕳兮。”所詠之“士”應多是不任官職的士。

《管子·小匡》記齊桓公問“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管仲說：“圣人之處士必于閒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主張士農工商四民“不可使雜處”。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認為“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群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為鄉之法哉”②。其實，士農工商四民之說雖屬后起，但他們原先確實是各有居處而不得混雜的。在國野畛域尚未消失之前，住在國中的士農工商，“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③，各有固定的居住區。《國語·齊語》有同樣的記載：“昔圣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所謂“昔圣王”之時，當指先前的西周時代。這種依身份劃分和帶有封閉性的居住區的布局，是由當時階級關系別貴賤的需要所決定的。士是低層貴族和有職之人；農是具有國人身份的農民；工商食官，勞動者大多是奴隸。他們各有居處，不相往來，“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①。論文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原型及其早期歷史行程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2[M?*yT[-a@}NysOH wgBl"{)=法學本科畢業論文C$t%Jh=/% N0N|(Y!QeR_t^

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社會發生激烈變動的時代。在這個社會轉型時期，新舊事物共生而混雜，“奇辭起，名實亂”，“貴賤不明，同異不別”②。階級和等級關系都出現了巨大變化，士的成份隨之也就不再限于低層貴族了。③春秋時期，不少士已喪失了貴族身份而淪為平民，而一些有一技之長的平民則脫穎而出，加入到士的行列中來。《管子·問》：“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貧士之受責于大夫者幾何人？”這些士或親自耕田，或因貧困而借債，顯然都已非享有祿田的貴族。前引《國語·齊語》和《管子·小匡》載管仲建議恢復“昔圣王”之時讓士農工商分區居住的制度，也說明到了齊桓公之時，士已經被視為和農工商并列的“四民”。值得注意的是，并非貴族出身的管仲，由于家庭貧困，曾和鮑叔牙一起做過生意，“分財利多自與”④。管仲沒有受過系統的六藝教育，但他憑借自己的才能，卻因緣際會，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成為春秋時代最杰出的士的代表人物之一。孔子的先世雖是貴族，但他少時也“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⑤；亦即在季孫氏手下當過管理倉庫和畜牧的小吏。墨子出身不詳，學者或疑“墨”為刑徒之稱⑥，從墨子的言行來看，說他出身微賤當不為過。孔墨這春秋時期的兩大學派，其門徒很能說明士的成份之復雜。《呂氏春秋·尊師》說：“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于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于鄉曲，學于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于禽滑黎。”這些村夫、牙商、盜賊和騙子，都得以成為顯學名士，在貴賤有別、等級森嚴的制度沒有崩潰之前，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士作為新興知識階層的崛起，是春秋時代階級關系變動最重要的歷史內容之一。

到了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的公室和私門爭相養士，士的流品就更加五花八門了。范文瀾把戰國時代的士分為四類：一類是學士，如儒、墨、道、名、法、農等專門家，著書立說，提出各種政治主張，在文化上有巨大貢獻。一類是策士，即所謂縱橫家，長于政論，憑口舌辯說獵取富貴。一類是方士或術士，可分兩等，一等是天文、歷算、地理、醫藥、農業、技藝等學科的專門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貢獻；一等是陰陽、卜筮、占夢、神仙、房中術等騙取衣食的游客。最下一類是食客，數量最大，流品最雜，其中包括雞鳴狗盜之徒，任俠刺客、奸人犯罪、賭徒屠夫和市井無賴等。①范文瀾上述分類中的某些人雖然并不屬于知識階層，但他比較全面地概括了戰國時代士的職業分途和社會屬性，為我們理解士作為新興知識階層的構成和整合提供了一個比較符合歷史實際的切入點。

由于士的流品復雜，其稱呼的覆蓋面非常廣泛，因而戰國時代的士并不能和知識階層劃等號。那些沒有掌握文化知識的武士、游俠和食客之類，顯然是不能列入知識階層的。但是我們也不能把古代知識階層原型的士，看成僅限于先秦諸子各學派的道術之士。不同時代的文化有其不同的歷史內容。春秋戰國是我國古代社會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發生深刻變化和迅速發展的時代，新興知識階層在從其先輩那里繼承歷史積淀的文化知識的同時，不但會舍棄一些不符合時代需要的舊的文化知識，還會創造一些時代所需要的新的文化知識。就總體而言，春秋戰國時代的新興知識階層不但在知識結構方面比西周的貴族階級合理，更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而且其隊伍的規模也要比西周的士龐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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