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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上古人口土地情況的估計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關于人口的準確數字見于〈漢書*地理志〉，據班固統計，在西漢孝平帝時期，全國的戶口數為：“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這確實是第一個可信的數字。
而此前的戶口數字是多少呢？據〈后漢書*郡國志〉注引皇甫謐〈帝王世紀〉載，大禹治水時，“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周成王時，“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周莊王十三年，“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人”；戰國時，“戍卒尚存五百余萬，推民口數，尚當千余萬”。〈帝王世紀〉所記的數字，不知何出，無法令人相信。
據范文瀾先生統計，戰國后期及秦統一時，人口數字當為兩千萬。（見〈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這是根據蘇秦張儀分析各國軍隊數字（共五百多萬），再按四人出一兵的比例，得出來的。
皇甫謐〈帝王世紀〉中關于戰國時期的人口數字（千余萬），范老的數字（二千萬）雖然相差很大，但是，卻提供給我們一個方法，就是可以根據軍隊的兵力，推斷出全體居民的數字。
我們首先推斷武王伐紂時周人的兵力。
據〈史記*周本紀〉記載：“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然而，太史公關于周武王軍隊的數字，歷來有人懷疑。我們來看看戰國時人們的記載。
據〈尚書*牧誓〉載：“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孟子*盡心下〉載：“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戰國策*魏策〉載：“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于牧。”
〈戰國策*趙策〉載：“湯武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兩，立為天子。”
《韓非子*初見秦》載：“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
〈呂氏春秋*卷八*簡選〉載：“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紂為禽〉”
〈呂氏春秋*卷十五*貴因〉載：“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
以上各說，包括〈史記*周本紀〉在內，都認為是戰車三百輛。如果按古兵法一車七十二人計算，武王伐紂時的兵力應該是兩萬人左右。
太史公所說的四萬五千人，不知何本，很可能夸大了。
張守節《史記正義》曰：“謂戎車三百五十乘，士卒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人。”張守節也認為周軍數字為二萬多人。
武王克商，是周族歷史上的大事，具體的年分已不可考，有公元前1026年之說，有公元前1066年之說，近年又有公元前1040年之說。年代雖然久遠，但，一些細節，卻是可信的。如甲子日滅商，決戰于牧野，革車三百乘等等。例如，關于甲子日滅商，這一具體的時間經常見于史籍。古人迷信，由于商人以甲子日滅亡，甲子日便被視為不吉祥的日子，行兵作戰，皆要避開此日。這一日期，已經得到了考古的證明。1976年，在陜西臨潼出土了西周初年的青銅器——“何簋”，何簋共有三十二字的銘文，開頭即有“武征商，唯甲子朝”的字樣。證明了史書上關于“甲子日滅商”的記載。
“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也是這樣，由于武王率“兵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以滅商，“三百乘”同“三千甲士”也成了吉祥數字。《左傳》中有大量關于“三百乘”與“三千甲士”的記載：
閔公二年載，衛國遭受狄人的打擊后，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僖公二十四年，“晉侯（文公）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穆公）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仆”。
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之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
成公十八年，楚鄭聯軍取彭城，也是“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定公十年，齊魯夾谷之會，盟書中規定：“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
春秋初年，衛國被狄人所滅。在齊桓公的幫助下，衛國復國。《左傳》中也以“三百乘兵車”做為一個標志：“衛文公大布之衣……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可見，“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已經成為周人的傳統用兵數字。
既然我們明確了武王伐紂時的兵車是三百乘，以每車七十二人計算，周人當時的軍隊數字，就應該是兩萬人左右。
上古的軍事行動是一種闔族行動，全體男子都要參加。因此，若按四人出一卒計算的話，周闔族人口不足十萬。若按三人出一卒計算的話，周族的人口應該在六七萬之間。由此向前推算，百年前古公亶父時期，周族的人口數字，很可能不過數千而已。
這種小國寡民的情況，我們可以參照春秋初年的衛國的情況來了解。
據《左傳*閔公二年》載：前660年，“狄人伐衛”，衛國上下離心，抵抗不力，衛遂為狄人所滅。“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齊桓公）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衛國的武裝力量僅存“革車三十乘”。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 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兵車的數量增加了十倍，達到了三百乘，衛國的人口數字也應該增加十倍，達到五六萬人。當然，衛國的五六萬人口，不可能全是自然繁殖的，狄人進攻時，會有大量的人口逃亡，以后又逐漸返回祖國。如果說，衛國能經過二十幾年的努力，使人口數字增加十倍的話，那么，以武王滅商時的十萬人口，推斷百年前太王時期周族的人口數字為數千人，則應該是合理的。
春秋后期的吳越之戰時的情況，也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哀公元年，越王勾賤被吳戰敗，“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僅剩下壯丁五千人。屈膝求和后，“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臥薪嘗膽”，努力恢復人口。終于，到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越國滅吳時的兵力，當在十萬以上。除收集散失人口外，這其間大繁殖的人口是肯定的。
同理，如果說越國的人口能夠在二十二年的時間內增長十倍的話，那么也可以反證，根據武王伐紂時的六七萬人口而推斷百年前周族人口不過數千，也應該是合理的。
與人口稀少相對應的，就是當時存在著大量的可懇荒地。
《詩經*大雅*綿》描寫周族在古公亶父的率領下，來到了岐下，情況是：
“周原瞴膴，堇荼如詒，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曰止曰時，筑室于茲，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
乃疆乃理，乃宣乃畝，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周原土地肥美，野草叢生，乃是一片待開墾的處女地。這種無人居住的大面積荒地，
決非僅此一處。夏商周三代的闔族大遷徙，正是由于有廣闊的空間可供人們選擇居住，有足夠的荒地供人們開墾耕種才能行得通。據〈國語*鄭語〉，〈史記*鄭世家〉記載，直到西周后期，宣王，幽王時，“雒之東土，河濟之南”，還有可供鄭國遷徙居住的大片荒地，于是，鄭國就從關中地區遷到了中原地區來。
在古史傳說中，常有圣王“讓畔”的口碑，最有名的當屬大舜和周文王。
〈韓非子*難一〉載：“歷山之農侵畔，舜往耕焉，期年而畝汌（左田旁）皆正。”
〈史記*五帝本紀〉曰：“舜耕歷上，歷山之人皆讓畔。”
〈詩經*大雅*綿〉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蹶生。”漢毛萇注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
韓非，司馬遷，毛萇都把耕者讓畔歸于圣賢的教化，其實，這正是當時人口稀少，土地充足的物質基礎，才決定了人們對土地的相謙相讓的“讓畔”意識。到春秋以后，由于長期的定居生活和人口的大量增加，土地由相對不足而進而發展到絕對的不足，各階級之間，各階層之間，才開始了對土地的殘酷爭奪。也進而產生了“寸土必爭，寸步不讓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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