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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民族史學的形成與發展
19 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人的兩大“疆域”受到“侵犯”. 一是“國土”疆域，一是“文化”
疆域。國土受犯，全民共憤，一致對外，不言而喻。而當“文化”疆域受到挑戰，引起的回應就復
雜得多。西化派對文化舊“疆域”投以鄙夷，對西方新學術熱烈歡迎。或如魯迅的“拿來主義”，
或如胡適的“全盤西化”，幾同“開門揖盜”. 文化民族主義雖則歡迎西學的播入，然而對國學多
一分情結。他們力倡傳統再造，文化復興，與批判主義“楚河漢界”，門徑大異。
就象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人的批判史學屬于文化啟蒙與批判主義思想派別，中國民族史學
屬于文化民族主義的思想陣營。這個史學派別強調考實與求真，不期然被文化民族思想支配。他們
用翔實的史料說話，表達民族性的精神訴求。具體史觀自可多彩紛呈，基本的態度卻大體一致：對
傳統尊崇與弘揚，同時也對舊史學作深刻反思與檢討；對本位文化首肯與實踐，形成史學形態的
“三大理論”；對人生問題予以特別的關照，建構獨自的“心靈”體系。這一切既為民族史學的基
本特點，也為該史學的重要學術與思想成果。
第一節 深刻的反思與新史論的創設上世紀初，中國史學界出現批評舊史學的颶風。這個史學
批評運動的掌旗人不屬于啟蒙批判學派，而為民族史學的開創者梁啟超等人。奇特的歷史現象啟迪
人思：中國民族史學本世紀的最初登場，非以“保守”姿態亮相，而以“批評”形象面世。
一、審讀舊史與“新史”精神梁啟超對舊史的批評梁啟超是中國民族史學的最主要的代表之一。
他在上世紀初發表的《新史學》一文，成為至今研究民族史學演化進程的經典之作。梁啟超在《新
史學》中對中國舊史學進行系統批判。依梁所論，中國舊史學推其大端，有以下四方面弊端：其一，
“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 “二十四史非史也”，只不過是中國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產生這樣
弊端，是因為過去的史家總抱著如此的想法：天下者乃君主一人之天下。故此為史也只是論述某朝
以何而得之，以何而失之。梁啟超說明，國家與朝廷不是一回事。要正確認識什么是國家，國家是
君主與國民合而所成之物。單為君主作史而舍民眾，是乃非完整之史學，或根本不為“史”. 其二，
“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 中國史學乃君主與“個人”之史。中國歷史成為君主的家譜與彰顯
“個人”功德的“墓志銘”. 中國歷史不否認個人的作用，但也絕不可忽視民眾的作用。他將民眾
說成是“群”. 中國“國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發生，而群體終不成立”其文化根源就在
這里。
其三，“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記錄陳跡，乃是為今務服務。記陳跡而不求于今務的實際
效用，其記錄乃是無用之記錄。事實正是，記錄與分析過去，如同診病，中國民族于近代已有沉病
在身。“史”猶如“尸”，解“史”如解“尸”. 解“史”可知中國歷代王朝癥狀，據之又可知近
代社會不振之病因，繼而投以藥石。進而言之，今天是過去的繼續，洞悉今天，即可對歷史作更深
刻的探究，舍今而研史，也無法對史作正確的判斷，將無新意，無發見，無創獲。
其四，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他舉例說若人有四肢身體，有手足、臟器與皮毛。中國過
去的史學研究外部事變，如研究人體之皮毛。然而，精神與哲學是中國之史的內在驅動，表現了中
國的理想與追求。中國歷史過程，是時間發展的過程，也是中國人精神發展與演化的過程。研究
“歷史”而不去研究中國“精神”，則使所記錄的人物如蠟人院的蠟象，全無生氣。如此，中國人
治史，只對皇帝治術有加，而于民智啟發，究有何用？
梁啟超對舊史學的批判引人注意，令人感悟：新史學創造無法新舊并舉，舊史學是新史學的阻
力與陷阱，對舊史學批判愈是徹底，新史學的前景愈益廓清與開闊。不過也要說明，梁啟超畢竟沒
有將這項工作堅持到底，也許他認為只要給予一定的火力，封建史學就會壽終正寢，不再還魂。也
許他對史學建設的興趣遠遠超過批評與破壞。他似乎不久就放下了這項工作，集中精力轉向新史學
的建設工作上去。而這項別具攻堅性的使命不久就旗幟易手，由更勇猛堅決的五四青年去擔當了。
然而歷史還是證明：自上世紀初開始，中國民族史學，已經出現自覺更新的氣象，于自我反思的立
場出發，追隨時代進步，自造適應時代的新史學精神。
劉師培“新史”論中的舊史批評意義劉師培是無政府主義，同時又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當他從
事史學活動時，更表現出民族史家應有的見地與立場。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別具一格的“新史”論，
與梁啟超同樣對中國舊史學作有力批判。AtWs)[fR(I6W0 9 3bR?w %,W'}?[3/ $社會學論文{Y/c_l}p ?P%V+qzM ~=o&C?
劉師培有 《新史篇》，從史學角度說明他的文化觀。他對中國舊時代著史精神與方法表示懷
疑與反對，論中國舊史有以下幾大缺陷。 其一“所謂歷史者，大約記一家一姓之事耳”. 如果記
“彼族所存之史”，也只是換湯不換藥，“并其所謂一家一姓之事者”. 因此在劉師培看來，一部
中國歷史在歷代史學家手里便成帝王史、英雄史，民眾在歷史中完全沒有地位。
其二、史家以其一己之好惡，對所記人事，文過飾非，隱惡揚善。他反對這樣的史觀，即“隱
修君親，亦臣子之大義”. 顯然，他主張秉筆直書，將歷史的真相表露出來，以供后人借鑒，而更
重要的是保存一部真實的中國歷史，這對于中國文化的延續與發展不可缺少。孔子著《春秋》有其
筆削曲筆的著史原則與思想，這樣的史學精神是與儒家“君臣父子”的名分觀聯系在一起的。看一
部24史，其中絕大部分都浸染著濃郁的儒學色彩。劉師培反對著史以“曲筆”與“隱飾”，其本意論文中國現代民族史學的形成與發展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
是反對儒家思想中的封建倫理。
其三，揭露封建史家的修史目的在于“掩耳盜鈴”，文過飾非，而最終“可以助愚民之用”.
人們說起“國粹”，便想到文化上的守舊與思想上的滯后，顯然，就劉師培來說，其早中期思想與
其說保守倒不如說激進。他在《警鐘日報》上發表文章署名“無畏”，也可以說明他與舊制度、舊
文化對立的決心。
劉師培又著有《中國歷史教科書》（1905年）。張豈之先生主編《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時評
論：劉師培也批評過去中國史書之敘事“詳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詳于事跡而略于典制，詳于后代而
略于古代。”他著《中國歷史教科書》，“其用意與舊史稍殊”，注重“歷代政體之異同，種族分
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綱，社會進化之階級，學術進退之大勢。”他與章太炎一樣，認為“今日
治史不專賴中國典籍，西人作史者，詳述太古事跡，頗足補中史之遺”. 故他“于征引中國典籍外，
復參考西籍，兼及宗教社會之書。庶人群今后之理可以稍明。”可以說《中國歷史教科書》是劉師
培對闡揚史學精神的一次具體實踐。
何炳松與《新史學導言》何炳松也是中國現代民族史學的重要代表。1920年，何在北京大學開
設“歷史研究法”課程，所用教材是美國史學家魯濱孫的《新史學》。1921年2 月何著手翻譯《新
史學》，192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書中有《新史學導言》，原載《史地叢刊》第2 卷第1 期。1922
年6 月。 《導言》介紹《新史學》主要內容與精神，闡發“新史學”基本理論，與梁啟超《新史
學》成前后呼應之勢。《導言》論舊史學“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未能概括人類活動的全部；專
述“觸目驚心之事實”，而成“特別的事實”的連綴，本當刪去“無關宏旨的逸聞”，而去反映人
類進步的概貌。《導言》對史學“資治”功能也予懷疑，以為史學功用并非“前車之鑒”一詞所能
包攬。人們需要史學，乃因史學為人類復寫真實的過去，提供完整的知識。專求“以史鑒今”，很
可能曲解歷史，而使知識化為謬誤。《導言》所要告訴人們的是，史學作為一門純客觀的學問，保
持其“客觀性”與“真理”性是題中首要之義。
《導言》介紹全書第2 篇《史學觀念的變遷》概要說：舊史學中宗教情節太重。在西方，即使
宗教改革以后，無論新舊教徒，都將史學視為宗教附庸，直至十六世紀以降，史學始擺脫宗教拘牽，
顯示獨立性格，還原世俗面貌。
十八世紀中葉以后，史學道路幾經轉折：《法意》出版，激起憲法史研究的熱情；法國革命時
期的史學強調“大同”主義；革命以后忽又激起民族主義的史潮，這個主義在德國獲得特別發展，
遂有《歷史哲學》出世。
《導言》強調，近代西方歷史學走上科學化的道路，“歷史抱有科學的野心以后，就生出兩個
結果來”，其一，對過去的史料做嚴密的批評；其二努力做到“秉筆直書”. 但是這兩件事還只是
歷史科學的初步，并沒有實現科學化的完成。歷史成為科學需要做到兩件事：第一記寫普通人的普
通事；第二發現且應用“天然的定律”. 對歷史最具影響力的是經濟學，因此要對歷史盡可能作經
濟學的解釋，從中找到“歷史上最普通的而且永久的實質。”由此，本書對貝克爾《文明史》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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