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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村“制度貧困”看“城鄉統籌”的必要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理念——“五個統籌”，并把“城鄉統籌”放在這個新時期偉大發展戰略的首位。中央為什么于此時把“城鄉統籌”提到如此空前的高度呢？筆者此前的研究中，曾從“人文貧困”的概念出發提出農村“制度貧困”一說，今應《學習月刊》之約，要我就此談談對“城鄉統籌”的認識，那就“舊曲新唱”吧，讓我們一起再次從農村“制度貧困”的角度來體會一下“城鄉統籌”的“歷史沉重”和現實意義！
在中國，農村不僅是絕對貧困的“故鄉”，而且它也是相對貧困的“坐標”，這已經是使統計數據都顯得多余的不爭事實了。那么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究竟是什么妨礙了農民致富呢？作為經濟增長的逆命題，貧困不僅有其數量表現，更有其“質量”內涵，尤其是在我國高速經濟增長導致絕對貧困人口驟減、相對貧困矛盾突出的今天，人們就更有理由關心貧困的“質量”，探究貧困的根源。椐此人文貧困作為收入貧困的對稱命題應運而生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人類發展報告1997》中給人文貧困下的定義是：人文貧困是指人們在壽命、健康、居住、知識、參與、個人安全和環境等方面的基本條件得不到滿足，而限制了人的選擇。人文貧困的定義告訴我們，貧困的根源在于人們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得不到滿足而限制了人的選擇，換言之，要消除貧困，就要盡可能地給人們提供選擇的機會，就是要使人們除了獲取實物和服務的能力之外，還有實現長壽、身體健康、較高的受教育水平以及能夠自由地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充分參與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機會。而我國農民恰恰很大程度地喪失了這種機會的選擇權，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農村自然環境惡劣、歷史上經濟發育滯后……都影響著農民選擇權的發揮，但是我們也遺憾地看到，迫使農民放棄選擇或降低農民選擇效率的諸多因素中，來自政府的體制障礙發揮著重要作用，不合理的體制對農民致貧貢獻極大，農村貧困的實質是“制度貧困”。正是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使農民失去了致富的機會，是一系列對農村、對農民歧視性的社會經濟政策使農民兄弟改革之初的“幸福生活”得而復失。
長期以來，跳“農門”曾成為多少農家子弟夢寐以求的向往，城鎮居民戶口本似乎就是通向天堂的“派司”，因為誰都知道這“派司”意味著政治上的優越和經濟上的得利；進入天堂的人當然不能太多，于是政府就在天堂和地獄之間設置了層層藩籬——城市和農村終于被隔離為天上人間。在這種制度下，政府為了保證城市的“繁榮”，不得不痛苦地告訴農民“未經許可不得入市”，于是中國農民稀里糊涂地喪失了上帝賦予他們的一項基本權利——遷移流動的權利，他們除了選擇固守家園、無奈受窮，還能選擇什么呢？試想，沒有選擇權的行為還有經濟意義嗎？沒有選擇的勞動還有效率嗎？那么，農民是否可以在放棄戶口和“非法進城”之間進行選擇呢？且慢，政府恩賜給農民的“責任田”還需要農民承擔太多的“責任”，不得拋荒、不得轉讓、不得……哪怕你到天涯海角，田畝負擔也是不能少的，農民對土地的偏好在政府“不經意”的安排下變成了農民對土地的依附。雖說近年來農民們經不住外界的誘惑，以政府默許的“民工”身份斗膽沖進他們向往已久的城市，但是他們倍受歧視的政治、經濟地位并未因為他們現在能和“城里人”走在同一條馬路上而有所改變，他們在城市沒有象樣的住所，沒有城鎮居民所享受的社會保障，他們從事著城鎮居民所不屑的臟、累、險、重的工作，得到的卻是比城鎮居民低得多的報酬。
既然對“薄命”的農民們來說，城市是如此的“不好玩”，他們為什么不選擇“老死田園”，享受“山青水秀”呢？當然，如果政府能夠向農民提供足夠多的公共產品，作為他們扮演“陶淵明”的社會保障，那么我想，“低素質”的農民們大概也不至于“愚蠢”到不知道“享福”的地步。然而事實是，農民們不是用他們的“眼睛”而是用他們的“痛苦”清楚地看到，理論上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產品在現實中對農民是排斥的。農民們夢寐以求想消除的城鄉差別，并不僅僅表現在城鄉居民收入的巨大反差，更重要的是城鎮居民大多是“公家人”，農民羨慕他們享受太多的國家財政提供的公共產品。那么公共產品為何不能惠及農村呢？因為，雖然已經“分田到戶”，但法理上仍然保留著“集體經濟”的名義，這為國家財政在農村的缺位提供了“理論”支持；既然農村存在著“集體”，那就盡可放心地把農民社會保障、農村公共教育交給“集體”去辦，政府又何必多加“干預”呢？遺憾的是而今的農村“集體”很不爭氣，而政府對城鎮居民又過于盡責。結果是在居民家庭收入構成中，從國家和集體獲得凈轉移支付的部門在農村是“凈稅負”，即凈轉移支付為負，農村貧困和非貧困人口來自國家或集體的轉移收入分別占收入來源的-3.56%和-1.13%。中國農村家庭的人均收入僅相當于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2/5，然而，他們卻要交納比其所獲得的財政轉移支付多得多的稅收，相比之下，城市家庭則可以獲得為數頗多的各類財政補貼，成為凈補貼受益者。農民們在還沒有搞清楚“社會公平”為何物時，就已淪落為中國社會最貧窮的納稅人了。在這里，農民所能選擇只能是納稅的義務，至于享受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的權利已經被“城里人”選擇去了，他們惟有發揚“自力更生”的光榮傳統，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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