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人選擇與《黃河邊的中國》下

經濟人選擇與《黃河邊的中國》（下）

六、土地承包制解析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農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現在已經表現了明顯的弊端。土地承包制在充分發揮它的潛力之后，已經走到盡頭。從經濟學原理看，小農生產是在中國特定的地理氣候條件下適合手工勞動和操作的生產形式。過去我們并沒有認識到小生產的適用性，結果在毛澤東時代實行了農業大集體。但大集體不能激勵農民努力勞動和工作，結果幾億農民搞飯吃卻一直讓全國人民餓肚子。還是鄧小平主持土地承包經營之后重新恢復了農戶小生產，充分發揮了個人積極性，才真正打了糧食翻身仗。　但小生產畢竟不是現代農業的方向，它無法實現專業化經營和規模經濟效益。幾年來許多地區說是農民繼續增收，實際上都是在統計數字上做游戲。現在看來，指望小生產能夠一直發展并提高農民收入，那是不現實的，所以需要創造出一條走出困境的道路。當然，我們不可能形成象美國家庭農場那樣上千畝的經營規模，但象曹先生所說的那樣，“　北方農村形成五六十畝土地的家庭農場”，應當說還是可能的，問題在于怎樣才能達到這一目標。可惜曹先生在“農村現代化的出路”一節中說，他認為“并沒有找到能夠有效地解釋農村社會并指明現代化出路的理論”，結論則是“現代化沒有出路　”。　應當承認，我們確實不好找到“指明現代化出路的理論”。但從根本上說，我們的任務并不是必須找到這樣的“理論”，而是要探索出一條可行的“道路”。但在道路的探索上，曹先生大概陷入了迷惘之中，他似乎認為計劃經濟時代的大集體生產有很多好處。例如他引用幾名縣鄉干部的話說：

都說分田單干好，其實，這種說法既不客觀也不公正。應該說，集體化與分田單干各有利弊。河南省直到1983年才全面推行分田單干，行政指令，一級一級壓下來，非分不可，而且分得越徹底越好。多年來的集體積累，一夜之間化為烏有。還美其名曰“分光吃光，不留后遺癥”。其實，最大的后遺癥就在于，村集體一旦沒有自己的經濟來源，村委就形不成一個健全的組織，有許多公共事務就辦不成。村委組織的健全與否，關系十分重大，因為村委組織乃是黨和政府與千百萬農戶的直接接觸點，是中國農村社會基層政權的一塊基石。　一些縣鄉干部批評家庭承包制的弊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這段話明顯表現出認識問題的模糊和混亂：既然“全國上下都說集體化搞糟了，都說分田單干好”，為什么斷言“這種說法既不客觀也不公正”呢？這樣的說法實際上是站在基層政權（村委）或村干部的立場上說的，而沒有站在普通農民的立場上。筆者在黃河北岸村莊接觸到的農民，沒有一個說大集體時代好的。當然，這些干部的話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如果當時不采取強硬的行政命令，不搞一刀切，而是充分尊重各公社、各大隊、各小隊的實際情況與村、組農民的多數意愿，那就好了。如果干部與群眾愿意繼續走集體化道路，就讓他們繼續搞下去；如果干部與群眾愿意分田單干，那么就分田單干。總之不必用行政指令強求一律，讓兩種體制有個競爭、有個比較該多好。就河南農業來說，在集體化時代各地發展很不平衡。有些公社與大隊，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麥畝產已近千斤，耕地基本上實行機械化，集體積累也比較多。像這樣的大隊，多數農民對分田單干的要求并不迫切，甚至沒有這個要求。就從開封數縣情況來看，如按原來的道路走下來，小麥畝產普遍達到目前的水平（平均畝產600-700斤），似乎并沒有什么大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那時農村沒有貧富分化，干部比較廉潔，社會治安狀況良好，當時幾個公社合用一個派出所，每個公社只有一名公安干警，公社黨政機構少則一二十人，多則二三十人，哪有現在這樣龐大？！448　也許曹先生考察的村莊確實是一刀切實行了土地下放。筆者倒有一個繼續試驗集體化生產的生產隊可以作為例證，它只堅持了一年不得不被迫解散，因為沒有人愿意再為集體努力生產（也許從來就沒有，只是以前暴露的不太明顯而已）。生產隊長本人和全隊群眾都說，遲下放土地一年，農戶受了大損失筆者承認集體化時代有的村糧食單產確實已經不低，但單以糧食產量說明土地下放不具有優越性顯然是勉強的，如果當時真有“下放土地的要求不迫切”，也不能說明下放土地不正確。當然，“那時農村沒有貧富分化，干部比較廉潔，社會治安狀況良好，當時幾個公社合用一個派出所，每個公社只有一名公安干警，公社黨政機構少則一二十人，多則二三十人”倒是事實，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現在貧富分化、政府腐敗、治安狀況惡化、機構惡性膨脹等嚴重的社會現實，但我們要問，這些嚴重局面是土地承包經營造成的嗎？　曹教授引用駐馬店地委黨校一位教員的話，說是土地下放破壞了農村水利設施：　“一概實行分田單干，流弊甚多。就拿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來說吧，如今成了制約農業進一步發展的最難解決的頭痛問題。從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駐馬店地區利用公社體制調集成千上萬名勞動力，奮戰近10年，建成了以板橋水庫為中心的自流灌溉系統，使受益的確山縣、遂平縣、泌陽縣、西平縣、汝南縣等五縣的相當大區域內成為水稻種植區。水稻畝產高達800斤至1000斤。所以，凡受此水利系統之益的地區，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1975年，駐馬店地區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沖毀了這一辛苦建成的自流灌溉系統。1976年、1977年，再次興起農業學大寨高潮，集中人力物力修復這一水利工程，但未能恢復原來狀態。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這一自流灌溉系統屢修屢毀。這個“毀”，可不是毀于天災，而是人禍，毀于分田單干的小生產方式及農戶的自私短見。由于灌溉渠道占地很多，沿渠農戶不斷地與渠道爭土地。冬季筑起，春季又被扒掉。冬季是渠進地退，春季是地進渠毀。一條河渠一處開決，即成廢渠，何況沿渠農戶把它挖得千孔百缺。所以每年的冬季水利建設，徒具形式，且浪費大量人力物力。好端端的一方高產水稻區，如今變成為小麥、玉米產區。兩熟　不及一熟”。　把土地下放后農田基本水利設施出現的問題歸咎于土地承包，也是不得要領的。大集體時代修建的水利灌溉工程，最大的弊端是沒有進行經濟核算。在土地承包給家庭經營以后，水利設施要繼續維持和使用，就需要很好地平衡相關各方利益，這當然是需要花費代價的。協調解決利益分配問題，正是政府部門的職責。不管你是不愿還是不會，總是沒有能夠平衡各方利益，造成水利設施破壞的情況，就不要怪“沿渠農戶把它挖得千孔百缺”。可惜我們的許多干部甚至根本不知道需要利用經濟人理性選擇原理平衡各方利益，卻只會埋怨土地承包造成了水利設施破壞的局面！　1992年黃河北岸原陽縣與武陟縣因引黃灌溉渠挖淤問題發生的糾紛，也許可以很好地說明利益平衡的重要性。大躍進時代從沁河入黃不遠處的黃河下游向北修建了一條灌溉渠，主要由原陽縣幾個鄉引水灌溉農田，渠首占用了武陟縣的耕地。由于每年挖淤采踏和占壓武陟縣的農田，給當地群眾造成很大損失，于是在土地承包之后矛盾逐步激化，雙方各聚集幾百人爭吵，差一點動武鬧出群體打架事件。原陽人買通了《河南日報》的記者和領導，竟然在頭版頭條發布新聞，指責武陟縣干部故意挑動并指揮群眾阻撓原陽挖淤。好在當時在河南省任省長的程偉高先生把雙方召集到鄭州親自處理，確認原陽是引黃灌溉的受益方而武陟是受損方，應當由受益方補償受損方，要么就廢止渠道各自種地。由于受益數額大大高于對受損方的補償數額，所以受益方還是愿意拿出款項對受損方給予補償的。省長當即決定由原陽縣一次性拿出30萬元的補償費之后才開始挖淤，結果圓滿解決了這場大型水利設施糾紛。　要解決駐馬店地區水利設施出現的問題，當然要比程偉高先生所解決的問題復雜得多。但原理到處都是相同的。農民之所以要破壞水渠，是由于水渠對他人有利而對自己不利。如果利用水渠灌溉的總收益小于上游群眾所遭受的總損失，那就沒有繼續維護和利用的價值，任其荒廢倒是一種有效率的選擇；而如果總利益遠遠大于總損失（這一假設可能符合實際），那么讓受益方拿出一部分補償受損方甚或利益均攤都是可行的。只要能夠合理平衡各方利益，水利設施就能夠更好地發生作用。但如果由于相關政府（人員）不作為而聽之任之，水利設施也就只好繼續破廢毀損了。總之，在筆者看來，農田水利設施的荒廢并不是土地承包的過錯。問題并不在于承包經營，而在于政府沒有做好協調工作。　土地下放以后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是否定期按人口增減進行調整。在這一問題上，曹先生所引述的材料，給人的印象也是混亂的，使讀者搞不清曹先生到底是主張經常進行調整，還是最好不要調整：

“雖然中央與省市一再要求我們延長土地的承包期限，前些年說是一定30年不動。這一政策的動機是好的，但執行起來十分困難。由于婚嫁、生育、死亡等諸多原因，家家人口及一村戶數處于經常的變動之中，每隔五六年或七八年，這個變動就很大了。那些新增人口的家庭，要求增配土地，一旦這種家庭在村組內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村組干部的家庭新增人口，那就必須進行一次耕地調整。我們鄉政府對這種自發調整行為是無力干預的。”726　可笑！鄉政府有什么必要“干預”土地的自發調整呢？如果土地調整中發生糾紛需要鄉干部處理，鄉干部只要用國家關于“承包期30年不變”的規定，支持不愿意調整的人即可；而如果農民真為調整土地達成一致意見，他們調整土地與鄉政府又有何相干？　不過，承包期30年不變確有許多不清楚之處，是否根據人口增減進行調整是關鍵。如果允許隨時調整，那么30年不變的規定就沒有多大意義。如果不允許調整，那就給予明確規定，而不能象文件所說的那樣含糊。現在農村的許多土地糾紛就是由調整和不調整的矛盾引起的。規定農村土地永遠不再調整，可以省卻許多矛盾和糾紛，也堵塞了繼續爭奪土地的渠道。說到底，土地在一種資源。既然新增人口能夠無償獲得這一資源，人們為什么會不去爭奪呢？　七、干部腐敗和政策折騰　曹先生對干部腐敗根源的認識，是很深刻的：　這些年來，河南各市、縣，甚至鄉鎮都在搞城鎮標準化建設，硬化縣鄉公路。前些年搞什么開發區，這對地方官員來說，實在是三全其美的事。一是給他們搞攤派集資提供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借口。二是通過拆屋建房、修路收取大量回扣。三是借以顯示自己的政績。　政績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影響深遠的問題，可以說是干部向上爬升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結果為了要出政績，官老爺想出了許多辦法，害民工程就是這樣屢禁不絕的。開發區和城鎮標準化建設既然能夠使官員一舉三得，當然就成為官員的首要選擇。那么，掌握干部提升大權的上級領導何以要看下級干部的“政績”呢？道理其實也很簡單，因為鄉領導的政績之和就是縣領導的政績，縣領導的政績合起來就是市領導的政績，市領導的政績合起來就是省領導的政績……從毛澤東以來的最高當政者都好大喜功，怎么能讓下面的干部不努力創造政績呢？　在上者“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在下者“急功近利，形式主義”，甚至“弄虛作假”，這是河南省某些官員的一個通病。也可以說是一個歷史上的老毛病。1958年大躍進，河南省的牛皮吹得最大，結果遭受的禍害也最重。如今“大跨度，超常規”的口號，又不是哪個縣委書記提出來的，而是省里提出來的。據說，這個口號是從張家港那里學來的。別人是沿海港口大城市，或許有條件“大跨度，超常規”，河南是內地省份，依然以農業為主，農民剛過溫飽，能穩步發展也算不錯了。“大跨度，超常規”只能導致大起大落。還沒有學會常規走路，就想到超常規；小步走路尚且困難，談什么“大跨度”。上面定高指標，年產值多少，財政收入多少，引進資金多少，辦鄉鎮企業多少，層層下壓，層層加碼。到時候完成不了任務，只能在數字統計上作文章，大量摻假，這個老毛病，一犯再犯，從來不吸取經驗教訓，這才是河南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大問題，老問題。　問題遠不是一個河南省而是全國性的，所以有它更深層次的原因。共產黨革命成功以后，一直把發展經濟作為大任務。因為正如鄧小平先生所說，經濟發展不好就體現不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共產黨也就喪失了統治的正當性。所以自從毛澤東以來的中共領導人，沒有幾個懂得治理農村最好的辦法是只要不折騰農民，其實這幾十年農民真是被折騰苦了。經濟發展應當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不是政治領導人（號召人民）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就能夠辦到的。對一個國家來說，發展經濟最好的途徑是建立良好的激勵機制，在良好機制的激勵下，普通百姓都知道努力增加財富，政府的職責只是為社會提供合理的游戲規則，為社會提供保護和公正等公共產品，而不是直接參與經濟活動，也不是強迫人民接受你“發展”經濟的餿主義。　可惜的是，中共從最高領導到基層的干部，都認為直接參與發展經濟就是為人民作貢獻，所以毛澤東搞超英趕美的大躍進，華國鋒提出建設十來個大慶，鄧小平提出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江澤民提出“偉大復興”，結果是任何一任政治領導人都要提出全國的奮斗目標和口號（在毛澤東看來，沒有政治口號的鼓動，人民就會泄了氣，就不知道發展經濟了），而學者門的職責則是論證該目標和口號的“科學性”，基層干部則是根據領導人提出的口號造計劃、完任務，不一而足。在這種環境下，地方政府“出臺一些大而無當的經濟發展計劃”，應當說正是中國官員的理性選擇！可惜很少有官員認識到，由政府直接干預經濟，根本不可能有好結果。　曹先生也認識到，使政府轉變執政理念尤為重要。他說，　“　承不承認內地廣大農民的分散、落后性，承不承認承包制農業經濟發展的緩慢性與有限性，這對地方政府與官員來說有著頭等重要的意義。只有承認這兩個判斷，地方政府在制定經濟計劃時才有可能做到實事求是，做到量力而行，做到耐心而循序漸進（P302）……近十幾年，內地各級地方政府與官員在‘超常規，大跨度’的口號激勵下，不斷出臺一些大而無當的經濟發展計劃”（P303）　。　其實根本問題并不是地方政府官員認識不到“經濟發展的緩慢性與有限性”，而是共產黨治理國家根本指導思想的失誤。只有放棄“發展經濟”的錯誤目標和任務，才是人民的大幸！　曹先生認識到處于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民深受“自然災害”、“地方政府之害”、“價格波動之害”，真是說出了農民的心聲。對自然災害，要全力對付它而不能埋怨老天；對價格波動之害，也要力圖認識其規律而不能埋怨市場。但對于地方政府之害，只能說是執政者對人民的人為折騰。難道我們就不能端正指導思想，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收回地方干部折騰農民的權力（其實誰也沒有賦予他們這樣的權力），或者從根本上切斷地方官員折騰人民的激勵機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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