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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團視角的中國“三農”問題
一、從利益集團角度看中國“三農”問題的癥結
眾所周知，“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革命的開始和進行將是為了利益，而不是為了原則，只有利益能夠發展為原則”，“每一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是作為利益表現出來。”當今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呈現出的錯綜復雜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和落腳點在于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圍繞著經濟利益這個中心，具有不同的勞動特點、謀生手段、經濟地位、利益取向和消費層次的人群便自然而然地各自聯合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利益群體。若這些利益群體能夠有效地組織和運作，利用一致的集體行動試圖并有能力影響其他社會群體或政府機關的決策來盡可能地擴大自身發展所需的利益，則可以借鑒西方公共選擇理論，稱其為“利益集團”。應該注意，利益集團本身是一個中性詞，正如利益是中性詞一樣。目前，西方社會中利益集團數量多、涵蓋面廣，在社會事務的公共決策中發揮著顯著的影響。
新中國建立后，雖然階級及階級斗爭在宏觀整體上已退居次要地位，但利益集團卻始終存在并逐步凸現出來。階級并不能等同于利益集團，因為前者過多地把人們之間的關系視作統治壓迫的政治關系和由政治決定的關系，后者則是把其自身當做宏觀政府與微觀個人間的橋梁，是一個中觀層次的范疇，目的在于建立一種常態的利益聚合與表達的渠道和機制。而且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個人利益雖然在根本上一致，但在實際中并不是完全統一的，如毛澤東指出：“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
如何在矛盾主體間構建意見表達與利益調整的機制，既避免專制主義又克服無政府主義，就顯得尤為重要，而以多元制衡為基本特征的利益集團正好能夠發揮這樣的作用。此其一。其二，就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來看，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張培剛先生所言：“應當看到，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從落后的農業國演進而來的政治經濟實體，在其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必然表現出多層次多方面的利益矛盾。有不同的利益及追求，就會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它們總是優先考慮和滿足本集團的要求，并具有一定或很強的凝聚力量，因此彼此間不可避免地發生矛盾和沖突。可以這樣說，在利益群體多元化的情況下，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是各種利益矛盾的集中表現，而利益的激勵與調節，講到底無非是對不同集團經濟利益關系的全面協調。因而，正確把握主要利益集團的性質、特點及相互關系，利益激勵與調節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其三，就目前中國經濟生活中存在的現實現象而言，利益集團的存在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我國進行的鐵路票價聽證會、電信資費聽證會，均可理解為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博弈以使本集團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正如一些學者在對鐵路票價聽證的分析中指出：“政府的規制政策是在成本約束、利益集團博弈和規則沖突間尋求均衡的結果。”“聽證是多元利益妥協和政治民主的微縮舞臺”。綜合以上所述，利益集團的主要問題不是它們是否存在，而是它們是否做得過分。
從國際上看，西方發達社會中基本上所有的社會階層或群體都有自己的“代言人”——利益集團，而且利益集團的格局是相對均衡的（這意味著長期、持續地壓榨某一利益集團的行為近乎不可能）。其中農業利益集團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如美國的農業合作社和日本的農協。從國內看，包括鐵路、電信、石化等的諸工業行業和包括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科教精英等的城市群體已經或正在形成各自獨立的利益集團。可反觀占全國人口70％的“三農”
群體，除政府以外，居然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能為自己說話、爭取自身權益的利益集團。目前雖然也有形形色色的專業化合作組織（如技術指導協會等），但大多流于形式且規模太小，或異化為政府職能部門（有的就是由政府直接牽頭舉辦的），沒有充分代表農民去爭得應有的公共決策參與權或話語權。我們認為，正是由于農民缺少自己有組織、有力量、擲地有聲的“代言人”，才造成在公共政策決策中缺乏發言權，在分配與再分配活動中缺乏主體性。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一方面是把政治和經濟問題的糟糕的后果分散給最軟弱無力的集團，另一方面安撫那些能夠最有效地調動公眾呼聲的集團。這并非說政府一定要這樣做，但是，如果政治是可能的“藝術”，或者，民選政府一般都力圖確保現有秩序的最平穩延續的可能性，那么，他們除了安撫那些最強有力、最能有效調動資源的人以外，幾乎別無選擇。在中國，“最軟弱無力的集團”主要就是農民群體，而造成農民處于社會結構金字塔底端的深層次原因，就在于廣大農民不是以組織化的形態、而是一個個單獨地面對一整套國家機器與社會各利益集團。一盤散沙。從另一個角度看，雖然國家采取超強度吮吸農業的方式推進工業化有其積極意義和歷史貢獻，但我們看到的事實是：在農業哺育工業和農村支援城市五十余年后，這種情形依然如故，種種利益集團利用已獲得的政治與經濟優勢（先發優勢），繼續“吮吸”而不是“反哺”“早已失血過多”的農村與農業。目前中央政府雖然意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并鄭重承諾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村綜合環境，但在其他強勢利益集團把持相當程度上的公共決策權和近乎完全意義上的基層決策權、執行權、裁判權的情況下，利農、補農政策措施的落實比較困難。在一個民主與法制尚不健全、制衡機制極度缺乏的社會氛圍下，期望其他利益集團僅憑道義和良知來扶助弱勢的農業、農村和農民，無異于“水中撈月”、“與虎謀皮”。而組建中國的農業利益集團，通過在法律的框架內就“三農”問題進行利益表達與矛盾疏導，不僅可以逐步恢復農業的造血再生功能，而且可以避免基層矛盾的極端式觸發，在政府、社會各利益集團和農民之間構筑起緩沖與調和的通道，有著巨大的政治、社會與經濟意義。
二、西方利益集團理論與農業利益集團的實踐
在西方，利益集團又稱利益團體、壓力團體、院外活動集團等。關于利益集團的研究滲透于西方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多門學科，是一個綜合性的范疇。許多學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利益集團作了界定。美國著名學者大衛•杜魯門1951年在其《政治之過程》一書中系統地論述了利益集團及其在政府決策中的作用，認為利益集團是指“在其成員所持的共同態度的基礎上，對社會上其他集團提出要求的集團”；《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定義利益集團是指“致力于影響國家政策方向的組織，它們自身并不圖謀推翻政府。”詹姆斯•麥迪遜認為，“最普遍、最持久的黨派來源卻是多種多樣、不平等的財產分配。擁有財產的那些人和沒有財產的那些人已經形成了不同的社會利益集團”，“對這些多樣的、相互干擾的利益集團進行管理，構成了現代立法的首要任務，并且涉及到在必須的、正常的政府運行中政黨和派別的根本態度。”一般說來，利益集團的主要活動有：在選舉公職時，一致投票，募集經費，協助競選；組織或雇傭人員進行院外活動；建立共同基金，從事學術、文化、宗教、慈善活動；扶持輿論機器或智囊集團制定和宣傳政治經濟主張，等等。論文利益集團視角的中國“三農”問題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M Fu%$ i)*.{ T6?&4H &qz=sM\ 體育論文PQ0fj"8&x^sq.[U;N:jxG~.6
圍繞利益集團存在的原因這個核心問題，形成了三種不同的理論。第一種是以大衛•杜魯門和羅伯特•達爾等人為代表的傳統利益集團理論，認為集團（或組織）的存在是為了增進其成員的利益（特別是不能通過純粹的個人行動獲得的利益），具有共同利益的個人或企業組成的集團通常總是具有進一步增進這種共同利益的傾向，個人可以通過代表其利益的集團來實現或增進他的個人利益。這實際上是“個人行動的目的是追求他自身利益最大化”
（理性經濟人）命題的推廣。其直接推論就是集團成員會從自身利益出發采取一致的集體行動。而以奧爾森為代表的第二種利益集團理論則對上述觀點提出質疑，奧爾森在他1965年出版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指出，有理性、尋求自身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來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因為集團利益的公共物品性質會導致集團成員普遍的“搭便車”行為。在其后出版的《國家的興衰》和《權利與繁榮》兩書中，奧爾森還就利益集團的“分利”
行為與滯脹現象之間的關系以及政府的兩面性（既可能保護產權、促進生產，也可能掠奪私有財產、打擊生產活動）等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思考與分析。第三種是羅伯特•薩利茲伯里等人提出的政治企業家理論，把利益集團的組織者視作政治企業家。他們認為，集團提供給成員的利益可分為三種類型：物質利益、觀念利益和團結一致的利益。奧爾森模型強調的是物質利益而忽視了后兩種非物質利益。在薩利茲伯里看來，政治企業家之所以愿意作為集團行動的組織者，是因為政治企業家不但可以從集體行動中獲得物質利益，而且可以從集體行動過程中獲得成就感、名聲和榮譽等非物質利益。
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西方發達國家，無論是利益集團的總數，還是加入利益集團的總人數，都顯著增加了。客觀地講，這種現象兼有利弊。其利在于數量眾多的利益集團的相互作用，將會產生一種社會滿意的結果，最終的均衡一般是代表全社會利益的；另外，它還促進了政治文化、政治結構、政治過程的多元民主化，增強了全社會的民主意識。其弊主要在于易產生行賄、受賄、金錢政治等腐敗現象，而且利益集團內部的集中過程和集團間的博弈過程會產生決策與執行的時滯從而損失效率。
農業利益集團在西方國家中到底居于什么地位？作用有多強？是否在真正意義上并且在多大程度上為農民爭取了利益？這些是我們關心的問題并期望能從中得到借鑒。美國的農業利益集團——農業合作社就其制度而言，是農場主自愿參加的非盈利組織，其經營目標是通過為社員服務，使社員從其生產的農產品中獲取最大收益。目前美國有各種農業合作社25000個，參加合作社的農民有440萬，約占農業人口的90％。從1980年到90年代初，通過合作社供應的農用物資比例從20％提高到47％，農產品銷售量比例則從20％提高到47％。美國農業信貸合作社在農業資金融通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70年代實施《農業信貸法》以來，合作信貸機構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可以為農場主提供長期抵押貸款和中短期生產貸款，其貸款總額約占農場主貸款總額的2／5左右。日本的利益集團可分為五類：工商業利益集團，勞工利益集團，農業利益集團，專家利益集團，公眾性利益集團，其中農業利益集團——全日農協聯盟（NOKYO ）擁有800萬成員，成員數量超過任何日本的利益集團組織。“農協”
分為全國農協、地方（都道府縣）農協和基層農協三級組織，基層農協是農戶自由組織的，原則上有15名以上的農民發起并得到行政部門的認可便可以組成單位農協。這種基層農協因經營與農業生產有關的農產品收購、生產及生活資料供應、信用保險、農業生產指導、醫療福利等業務，所以也稱作綜合農協，1980年時共有1萬多個基層農協；地方農協除地方農協中央會外，還有經營農業經濟、信用、保險、衛生保健等業務的四個聯合會，即“經濟聯”、“信用聯”、“共濟聯”、“厚生聯”。90年代初，有95％的大米和小麥、92％的生乳、82％的水果、56％的蔬菜、51％的畜產品以及70％的農藥、60％的薄膜、53％的農業機械、57％的汽油和40％的飼料是經過農協系統銷售或供應的。由此可見，農協延伸到農村的每個領域，為農民提供了從生產到生活的全方位服務。全日農協的強大，使它在政治上也具有相當的分量（屬于NOKYO 的選民約占全國選民的19％），因此政府的農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農協的制約，任何損害農民利益的行為很可能導致執政聯盟的崩坍。日本政府即使面臨美國的巨大壓力也不肯全面開放大米市場，其原因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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