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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增產中國中產階級
中國國家信息中心的某位官員去年在深圳說：“未來五年，中國將有兩億人口進入‘中產階級’消費群”。這位官員解釋說，所謂“中產階級”指的是“擁有穩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買房買車，能夠將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費的人群”。
沒有人提及這位官員的尊姓大名，也沒有人介紹他的技術頭銜或官職，因此我們沒有辦法判斷他的話的分量——是經過嚴格分析計算的科學預測，還是政府高層領導已經拍板決定的預期工作目標，或者僅僅只是他個人的預測。盡管如此，他的話還是被報刊雜志和因特網廣泛轉載。顯然，這是因為大量“中產階級”的出現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到某種程度的標志，也意味著這個國家的政治基礎進入了一種新的狀態，而這些都是盼望中國早日現代化的人所希望看到的。
很多人覺得“兩億中產階級”是個很大的數字，實際上有些論者在數年前就提出了更大的估計數：“當前中國中產階級的人數已經相當可觀。1998年10月中央電視臺報道，中國已經有 3 億人步入小康之列，也就是說來自社會各階層的中產階級人數約占全國人口的 25％左右（《中國中產階級——未來社會結構的主流》，秦言著，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年版）。”
顯然，對“中產階級”的定義不同，得出的估計數也會不同。上述論者把達到“小康”水平理解為中產階級的標準，而一些中國社會學家認為，中國中產階級年收入應達到一至五萬美元，前述官員使用的中產階級標準——“自己能夠買車買房”等，顯然比較接近后者。
這些中產階級標準都是從經濟收入這一個方面來進行衡量，但有學者指出：“我們不能把所有在經濟收入方面比較富裕的人士都稱之為中產階層，中產階級從本質上說，是指那些運用自己的知識技能作為‘軟資本’來參與市場競爭，并因此而取得競爭優勢的人們，他們所受的教育，他們的審美趣味、生活態度與價值觀念，一般而言較為精致化。那些投機商、暴發戶、利用權錢交易的權勢尋租者，利用權力地位取得財富、地位等稀缺資源的人們，嚴格地說，并不屬于社會學意義上的中產階級。知識型企業家與知識型能人是當今中國中產階級的主體。”（蕭功秦：“當今中國的中產階級與知識分子”）這樣一個中產階級標準可以概括為：既有錢又有文化知識，缺一不可。顯然，按照這個標準，可以稱為“中產階級”的人數會更少一些。
考慮到中國人對中產階級的期望不僅僅限于經濟方面，例如增加社會總購買力等，還把社會穩定和進步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因此蕭功秦描述的中產階級標準應該比較符合我們對中產階級的想象。
我認為，爭論若干年后中國中產階級的人數能夠達到多少，意義并不大；但鑒于中產階級在一個現代化國家中的重要地位，思考并討論一下如何增加這個階層的總人數，倒是比較有意義的事情。
根據蕭功秦的標準，中產階級至少應該是大學畢業。國家計委在去年編制完成的《教育發展專項規劃》中確定，中國將在今后五年內使高等教育進入初級大眾化階段，高校在學人數將由 2000 年的 1100 萬增加到 1600 萬。顯然，這個數字決定了中國中產階級的年增長數量將被限制在千余萬的數量級上。
那么在這個環節上，有沒有可能提高中國中產階級的生產效率，即招收和培養更多的大學生呢？我作為一個大學的教師，站在微觀的角度上看，是完全有可能的。
以我自己為例，我成為“人民教師”的一年半（三個學期）以來，我班上的學生從來沒有超過二十人，偌大的教室往往空著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很多時候顯得很冷清。我常在想，那些參加高考的孩子競爭得那么慘烈，這里卻空著這么多座位，這是為什么呢？我對十八個學生是上課，對三十八個學生也同樣是上課，十八個學生看投影，三十八個學生也同樣能夠看，頂多在講臺上裝一個麥克風嘛！
有一次我看見一個學生的表情有點奇怪，當時并沒有在意。后來才知道，這個學生因故不能來上課，她的妹妹（和她長得很象）正好廠里停工待料，于是自告奮勇替她來聽課。這個打工妹害怕我知道了趕她走，所以在課堂上很緊張。她后來告訴我，雖然只聽了幾次課，但是收獲很大。我上的只是廣告學這類應用技術型的課程，如果中國文學、世界歷史或自然科學等方面的課堂大門也向那些僅僅差幾分而無緣大學的年輕人打開，我相信可能會改變他們的整個人生。
不但班上的學生少，而且教師的工作量也嚴重不足。仍然以我為例，每周最少只要上一個班級的課，即每周只上兩小時的課，上課多的學期，也只上三個班級的課，每周十余小時。象我這樣工作量不足的教師很多。為了讓教師不太閑，學校規定必須以“科研”工作量來代替教學工作量，以保證總工作量達到要求。
那么“科研工作量”又是如何計算的呢——發表在所謂“核心刊物”上的論文數。全中國“核心刊物”雖然不少，但是具體到各個專業就很少了。一年內要寫出幾篇有思想有創新有突破的論文，已屬不易（思想畢竟不是挖土方，只要下死力氣就能出成果），要發表就更困難了。因此，輕則讓學生替自己收集資料、走后門發文章，重則剪刀加糨糊，剽竊別人的成果，出現種種學術腐敗也就不奇怪了。
既然如此，為什么不多招一些學生，讓老師多上課呢？根據我自己的經驗，同一門課，上的次數越多，就上得越好；如果同時給幾個不同的班開同一門課，效果更好，教師可以不斷地完善自己的講授思路和方式，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上課多了，教師的收入也可以大幅度提高，本身也可能成為中產階級。
一邊是強烈的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一邊卻閑置大量的教育資源，逼迫教師把寶貴的精力用于制造“學術垃圾”——沒有什么大價值的所謂“論文”，真令人費解。如果考慮到現在都是自費上大學——招生越多，學校收入也越多，規模效應和學校之間的競爭還可能導致學費降低，這種現象就更加荒誕了。
中產階級的另外一個標志是達到一定的收入水平。林思云“兩億中產狂想曲”一文很尖銳地提出了一個問題：“誰來為中國提供兩億個能夠達到中產階級工資水平的工作崗位？”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如果中國中產階級只是國際資本的高級打工仔，那么他們的地位本身就是不穩固的，必然依附于國際資本，隨國際資本的涌入而盛，流出而衰。因此，我們在談到“中產階級”之“產”時，不應該只把眼光放在他們擁有的和未來能夠購買的生活資料（汽車和房子等）上，還應該注意他們擁有的生產資料——有形的如股份、有價證券，無形的如管理經驗、技術、專利、知識產權等等。只有擁有這種“恒產”的中產階級，才會有真正的“恒心”，成為保持社會穩定、推動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形態可以簡單地描述為“窮人為富人生產”，這種經濟形態的主要表現形式就是依賴向發達國家的出口。在世界經濟形勢良好，進出口國之間沒有戰略上的利害沖突時，小的窮國可以利用這種經濟形態迅速地發展自己，例如亞洲四小龍等。但是中國這樣的“大”的、和美國有潛在利害沖突（至少美國單方面這么認為）的“窮人”（發展中國家）就不能或無法完全依賴這種經濟形態來發展自己。一方面是因為窮人多（中國大量的初級勞動力）而富人少（相對中國龐大的生產潛力，美國的消費能力是有限的），窮人們（中國的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者）為了競爭出口的機會，相互激烈競爭而導致自身利益的損失；另一方面，美國可以容忍也樂見泰國和菲律賓等小國的現代化，但是卻不能容忍更不樂見中國這樣一個龐然大物實現現代化。因此，中國這樣的大的發展中國家，應該兩條腿走路，同時發展“窮人為窮人生產”這一經濟形態。
人類經濟活動的本質就是把越來越多的人裹挾到經濟活動中來，通過提高分工和交換的深度和廣度，通過降低商品的成本，來增進每個人實際的物質享受。因此，中國應該把更多的窮人“卷進”生產過程，相互為對方生產，因參加生產而有收入，因有收入而有購買力，因有購買力而推動生產。為富人生產，產品要高精尖新，但是為窮人生產，實用而實惠，應該是最基本的原則。14 英寸彩電，一匹窗式空調，486 電腦，真的永遠被歷史淘汰了？政府可以推動和指導這種經濟形態的發展（例如提供低息或無息貸款，監督貸款用途，保障勞動者權益等），但是具體操作應該讓民間去作，以保證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成本。
還有窮人，還有非自然失業，就標志著整個經濟體離開生產可能性曲線還有很大的距離，意味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在這個潛力被發揮出來的過程中，中產階級可以大有可為，其隊伍也將得到擴大。一個經濟體，只有自身內部成員相互之間也達成了密切而協調的經濟關系，這個經濟體才是穩定的。只有依附于一個穩定的經濟體，中產階級本身才可能是穩定的。
（2002-1-24）
個人主頁《資本異論》：http://www.nows.com/z
（本文原載《環球市場經濟信息導報》2002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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