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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二元結構
一、中國的三農問題
三農,農業、農村、農民之謂也。這一稱謂今天已經納入了官方話語之中,被廣泛使用。從近況看,三農問題已經引起了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高度重視。領導人言之鑿鑿把它視為重中之重,為政之首:媒體則把它作為重大題材連篇累牘地予以報道;在年初的“兩會”上,三農問題甚至成了代表們最關注的焦點問題,有關提案的數量在所有的提案中遙遙領先;由此也足見三農問題的嚴重性。
那么,什么是三農問題的真實情形呢?筆者在調查中,曾聽農民說“我爺爺流血,我爸爸流汗,到了我自己則是流淚”。這句話換成可被接受的表達方式應該是,中國農民曾為新中國的建立流血,為國家工業化流汗,現在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則因貧窮和不公正的遭遇而流淚。而他們流淚是發生在整個經濟快速增長,城市生活日新月異的情況底下,因而就格外痛苦,比流血和流汗的遭遇更慘。這也許就是三農問題形象的概括。
一位農村基層干部則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李昌平,2002),觀之大多數農村,大抵沒有錯。從收入這項核心指標看,過去幾年農民收入一直處于十分低迷的狀態,農民生產投資和生活消費都受到了明顯的影響,不少地方的農村經濟已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樣充滿活力和生機。2000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2253元,而且根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系統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所屬32個市縣的2萬多個農村家庭的調查(郭建軍,2001),低收入組和中低收入組占了54.2%,這部分人是21世紀中國的貧下中農;調查還顯示,1%的最高收入農戶擁有的全部收入是20%最低收入農戶全部收入的1.7倍。
同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在顯著擴大。2002年二者的差距已經超過3:1。如果考慮到農民收入的統計數據有一定的水分,而城市居民還享有農民無法享受到的多種福利,如福利住房、公費醫療、單位發放的實物收入等,那么,差距將會更大。世界銀行(1998)在一份報告中認為這部分福利應達到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4左右。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估計進行調整,真實的差距接近6:1。這一差距,按照國際標準衡量是巨大的和少見的。在同一報告中世界銀行還指出,“36個國家的數據表明,城鄉之間收入比率超過2的極為罕見:在絕大多數國家,農村收入為城市收入的2/3或更多一些。”中國的情況已經遠遠超出這一比例。
從資源分配的具體情況看,城鄉之間的不平等隨處可見,且日趨嚴重。比如,1998年以來,中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長期國債,加強了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但用于農業(不包括林業、水利)的份額很低。1998一2001年,中央安排國債資金5100億元,其中用于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為56億元,占1.1%,僅能滿足同期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10%左右(農業部,2002)。
在社會發展方面,城鄉在獲得資源方面更為不平等,農村的落后表現得更為明顯。比如,在農村醫療方面,中國曾經有成功的合作醫療體系,然而當亞洲一些國家還在效仿中國合作醫療制度的時候,合作醫療卻在中國的絕大部分農村解體了,解體的后果是嬰兒死亡率的上升和地方病、傳染病在一些地方的再度流行。陳錫文(2003)指出,因病去世的農民很少死在醫院里,而在城里則很少死在家里;農村婦女很少在醫院生孩子,而城里人基本上沒有在家里生孩子的。現在城市的新居一般都要雙衛(兩個衛生間),而農村的廁所簡直骯臟不堪。世界衛生組織在2000年的《世界衛生報告》中指出,中國在191個國家的衛生系統中排名188位。據衛生部基層衛生和婦幼保健司的有關資料,占總人口70%的農村人口只享有20%的衛生資源配置,87%的農民是完全自費醫療。僅就2000年5歲前兒童死亡前治療情況為例,農村56.6%的孩子是死在家里,而城市91.3%的孩子是死在醫院里(張曉山,2003)。
在教育方面,城鄉教育資源的分享也存在嚴重的不平衡,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主體發生了錯位,農村教育附加和教育集資顯著加大了農村基礎教育的成本和農民負擔(李成貴、李人慶,2003;杜育紅,2000)。自1985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對農民征收“教育附加費”(征收基準原則上為農民純收入的1.5%~2.0%)以來,征收金額是逐年增加的,1998年達到165億元,而在1985—1999年的15年間,其總額超過了1100億元。現在,教育支出已經成為農民開支中僅次于生活費的第二大項,全國平均而言,每個小學生一年的各種費用在500元左右,初中生則在1000元左右,這對于人均收入只有2000多元的農民家庭而言,無疑是很難承受的。如同電影《鳳凰琴》、《一個都不能少》所表現的那樣,農村教育條件非常落后,與城市別若天壤。基礎教育是一個社會文明存在、延續和進步的基礎,然而“義務教育”對于許多農民和農家子女來說,成了難以享受的“奢侈品”,這對于一個民族的未來命運而言,無疑是最大的威脅。
簡要地說,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結果基本是工業的現代化而非農村的工業化,城市的現代化而非農村的城市化。經濟增長和現代化是全民族的共同事業,廣大農民卻沒有平等地分享這“共同事業”的成果。
二、結構—功能：二元結構導致三農困境p`\o9*b4H!h = `YkO\C=6.V WAZh(;E8 數學論文@Pg\ /,UpJ@I6bOW#kr.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為了深入理解這個問題,在分析中國的情況之前,我們有必要進行理論和國際經驗的考察。
根據已有理論,在公共選擇過程中,各社會階層和集團之間的權力和影響是不平等的,有些利益集團處于明顯的優勢,他們的行動對政策選擇產生重大影響,而另外的利益集團可能在政治機器這個龐然大物面前表現得束手無策和無足輕重。這意味著,不同的人群或階層的政治影響是以不同的權重進入執政者效用函數的。因此,執政者在政策決策時,要綜合社會各方面的利益,但首先要考慮某些強勢集團的要求和支持。任何國家的執政者都可能對某些群體有著特殊的依賴。正如舒爾茨(1988)所指出的那樣,“處在統治地位的個人在政治上依賴于特定群體集團的支持,這些集團使政體生存下去。經濟政策在這個意義上講是維持政治支持的手段。”社會學家布勞(1964)也有類似的看法,“政府權威依靠它作為合法權威受到的承認以及國民的主要群體對它的支持,就是說受到參與政治生活的并對公共事務關心的那些人的多數支持,而不必是所有居民的支持。”這說明,政府決策首先是要滿足這些強勢集團的要求,以換取政治支持,否則就會造成政治收益的巨大損失,甚至像亨廷頓(1968)所說的那樣“陷入政治的泥坑”。其結果就有可能是,盡管所有的官方意識形態都包含有這樣的命題:現行的政策是為公眾利益服務的,但作為一種權威性社會價值分配方案的政策,還是傾向了那些能夠更為有效地參與政治生活的群體。正像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說到的那樣,“國家的權力并不是懸在空中的,波旁王朝是大地產的王朝,奧爾良王朝是金錢的王朝,波拿巴王朝是農民的王朝。”摩爾(1966)分析了中國國民黨政權,認為“國民黨的主要社會基礎是鄉紳后裔、城市工商業和金融業的利益混合體”。簡言之,政策不是決策人為了所謂的“全民利益”而設計出來的,而是各個利益集團競爭的結果。論文三農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二元結構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
從農民利益角度看,長期以來,發達國家農民人數的比重已有很大下降,農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也只占很小的份額,但農民組織在國家政治生活和決定農業政策方面一直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農民組織給政府決策帶來了巨大的政治壓力。有一個典型事例,很能說明問題。1965年,戴高樂就是由于缺少農民的支持而在首輪選舉中未獲得半數選票的(44.6%),因為他拒絕英國加入歐洲市場,這使盼望擴大自己出口量的法國農民失望了,并且在共同市場的馬拉松式的談判過程中,掀起了暴力示威活動(阿爾蒙德等,1978)。時隔30年,法國的情況給我們以更深刻的印象。報載,1995年法國總統選舉前夕,候選人之一巴拉迪爾總理前往北部里爾地區游說拉票,當地農民卻以強烈的抗議迎接他,農民們不滿意農產品收購價過低,在當地政府辦公廳前焚燒車輪等物以示抗議。“這樣他在4月23日法國大選首輪投票中名落孫山,也就不十分意外了。”(1)我們似乎可以說,統治者面對農民團體的壓力,逆之者要付出高昂的代價,順之者則會獲得好處。農民是政治天平上有分量的砝碼。在華盛頓、倫敦、巴黎、東京,情況莫不如此。比如,美國的三大農民團體:農民協會、農民聯盟、農場局所代表的農民政治勢力,對政府決策顯示了強大的影響力。再如,在日本,自本世紀初就開始實行農業保護政策,在長達近百年的時期內,農業政策的保護性質幾乎沒有什么改變,其主要農產品特別是大米的價格遠遠高過了國際市場價格,這使得消費者的利益受到很大損失。究其原因,就在于日本的農民團體具有較強的利益表達能力,在政治市場上處于優勢地位。目前日本農業人口不足全國總人口的5%,但控制著全國25%的選票,并且有自己的得力的團體——農協,從而迫使政府決策去顧及農民的要求,對農業保護政策欲罷不能,并使得其在農產品國際貿易自由化的潮流中陷入了尷尬的境地。在農業政策的集團競爭中,特別要提到的是,農民的要求并不是孤鴻哀鳴,農民以外的壓力集團在政府決策中可能起著更大的作用。比如美國農業中的各種行業協會一般都有自己的院外游說集團(LOBBY,也稱“第三院”)。說客們頻頻出入于國會兩院,進行疏通、收買或脅迫活動,以影響國會立法和政府決策。
因此,在發達國家中,盡管政府援助作為弱質產業的農業意味著損失一定的效率,但必須如此。否則將會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統治者不可能無視這種要求解決困難產生的壓力。其結果是,這些國家普遍實行了農業支持政策,如對農產品給予價格支持,對主要農產品的進口進行限制,出口給予補貼,等等。這里,也可以理解為政府是應農業集團的邀請而對農業實行保護的。美國的情況最為典型。長期以來,美國的農業政策不斷進行調整,形成了非常復雜的農業政策體系,但它的中心目標并沒有變,即通過農產品計劃和價格支持來保障農民的收入。比如2002年5月美國頒布的新農業法,以為農場主“提供可靠的收入安全網”為主要目標,在農產品補貼、資源保護、農產品貿易促進、農業信貸、食品營養、農村發展、科研和技術推廣、林業發展、能源發展、作物保險和災害救助等方面,出臺了一攬子支持措施。據美國農業部測算,新農業法,今后10年(2002—2011)政府補貼農業的資金為1900億美元,比1996年農業法增加約83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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