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公平經濟增長中折騰的西部

在非公平經濟增長中折騰的西部

提　要　沒有制度創新試點權，使西部一次次坐失經濟突破性發展的歷史性機會，嘗食南橘北枳的苦澀；大一統政策，使“發展很不平衡”的西部沒有充分享受政策中立所帶來的相應的活力；“市場一體化”把西部逼上了與東部短兵相遇的“拳擊場”，以40公斤級的拳擊實力迎戰80公斤級的東部對手，僅有屢敗屢戰的悲壯；一個個“逆向邊際效益”、“溢出效益”重大項目，總是難以得到合理的政策性補償。這些，都是綰住西部發展的死結，在更大程度上沖淡了“西部大開發”各項重大舉措所帶來的發展活力，使西部人所有的努力都不過是“經濟非公平增長”這個大趨勢下的折騰。這些由于國家經濟政策和經濟走勢給西部發展綰上的死結，不是西部的努力可以解開的。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僅僅是實現鄧小平構想的“第二個大局”中的重要一環。5年的歷史已經說明，這遠遠不夠，在繼續實施西部大開發的同時，還需要把西部發展納入整個國家經濟社會改革發展的每一項重大決策中來考慮，需要從實現“第一個大局”的政策取向（非公平經濟增長方式）向實現“第二個大局”的政策取向（公平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只有這個轉變完成，綰在西部發展上的死結才有解開的現實條件。　西部問題，仍是中國問題　這些年來，我常常在反問自己：我是一個西部人，當我傾注如此之多的心血審視西部經濟改革發展中遭遇的種種不公平，是不是我帶有西部人的偏見？作為一位學者，保持中立是應該堅守的基本原則。10年前，我從北京回到成都后進了這個西部特大中心城市的核心決策研究機關——中共成都市委政策研究室，一呆就近7年，見證了中央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前后西部人頑強拼搏的歷史。我陳述這段經歷，是要表明，我與國內其他學者的區別僅僅是自己親歷了西部奮發圖強的拼搏，能夠深切感受西部遭遇經濟非公平增長的切膚之痛。每當我為西部取得一個個成就歡欣鼓舞之余，遙望東方，總會有一股莫名的蒼涼襲上心頭。——中央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西部各地黨委政府牢牢抓住這個歷史性機會，緊鑼密鼓，新招迭出，可謂嘔心瀝血、盡職盡責了，實現了一年一個臺階的跨越式發展。結果怎樣呢？結果是與東部相比，差距不是在縮小，依然逐年拉大。2002年11月十六大《報告》的評述是：現在達到的小康是“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究竟有多大的“不平衡”，蘭州大學西部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李國璋的調研結論是：西部的12個省市區綜合起來跟東部的廣東、浙江、江蘇三個省比較，僅2000年到2002年兩年之間，東西部人均GDP的差距就擴大到了2713元，這兩年正好是西部大開發的關鍵時期，可以想象，如果沒有西部大開發，這個差距的擴大將更加驚人。“發展很不平衡”，到2003年底，仍沒有緩解。我對比了一下東西部幾個省在2003年的發展數據：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上海、浙江、廣東與四川、云南、貴州分別是14867、13180、12380和7042、1644、4948。最高與最低之間的差距是10000元，為3：1；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元），上海、浙江、廣東與四川、云南、貴州分別是6658、5431、4055、2230、1697、1565。最高與最低之間的差距是5000元，為4：1。我們不得不正視這一痛苦的事實：5年來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并沒有從根本上扭轉西部落后的態勢。　全國有6000萬絕對貧困人口。最新統計（2004年資料）顯示，絕對貧困人口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僅西部云貴川三省就有3000萬。在最窮的地方，一家人的家產合計不及100元。這當然是最極端的事例。盡管如此，它仍為我們反觀25年的改革發展之后東西部的嚴重差距提供了需要警醒的參照。——我堅信：西部問題仍然是中國問題。西部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并非在很遠的將來才凸顯出來，事實上在今天就已經非常明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國家經濟增長主要是通過投資來挪動，消費增速緩慢。2003年我國消費率僅55.4%，是1978年以來25年里的最低點。表明我國經濟增長是在缺乏消費支撐的高位上運行，經濟形勢相當嚴峻。為什么呀？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是導致消費率過低的重要原因。而西部，是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區域差距最集中、最突出的地方。所以，西部增長問題，與低收入群體問題、“三農”問題一樣，都是涉及我國全面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和國家經濟安全、國家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　多年困繞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突出問題就是發展不平衡問題。貧富差距、城鄉差距、東西部差距，不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而縮小，而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在加大，癥結就是我們在經濟增長中丟失了公平。三大差距日愈擴大使中國經濟在“地震多發地帶”馳行，速度越快，風險越大。2003年9月世界銀行發表的研究報告主題是《中國：推動公平的經濟增長》，指出中國經濟改革發展面臨日益嚴重的受益差距擴大的挑戰，由于非公平使得經濟增長對減少貧困的作用在弱化，因而就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現狀而言，政策措施上注重公平尤其重要，并且明確指出應把“改善欠發達地區經濟增長的條件”作為中國改革政策措施應該注意的三大方面之一。　現在的情勢是，貧富差距、城鄉差距、東西部差距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不是我們愿意不愿意解決，而是非解決不可。推進第二個“大局”刻不容緩。作為偉大的戰略家，鄧小平對改革發展“兩個大局”的設計是一個整體構想。而且在我看來，實施第一個大局，是一個過程，一種手段，實現第二個大局，才是目的。基于中國當時的國情，經濟落后，人口眾多，只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地方先發展起來，才能使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有所突破。但這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這種“非均衡發展”的態勢如果失控將面臨走到“非社會主義化”的政治風險。所以鄧小平對可能出現的貧富懸殊、地區差距一直放心不下，反復叮囑全黨：“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和發展的速度出人意料，而貧富差距、東西部差距日愈拉大也出人意料。這是很嚴肅的政治問題。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拉美陷阱”。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就是要把他開創的改革發展事業進行到底，實現“兩個大局”的構想。　在紀念小平誕辰100周年的活動中，新華社《瞭望東方周刊》第34期推出的主題文章是《未竟的鄧小平》。這是一個寓意深長的主題。改革的發展、經濟的發展，我們都僅走了一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地方先發展起來，我們走得很好。為什么我們在轉向“第二步”、“第二個大局”——先富帶后富、先發展帶后發展就走不動，或者說就如此艱難呢？一句“未竟的鄧小平”，警示我們“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能不能避免“非均衡發展”的政治風險，能不能扭轉這種差距越來越大的發展態勢，決定著改革的性質和國家的前途及命運。　必須看到，小平提出“兩個大局”的時候，中國還是計劃經濟為主導的時代，中央還能夠動用行政手段實施“沿海地區加快對外開放，較快地先發展起來，中西部地區要顧全這個大局”。而到“當沿海地區發展到一定時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幫助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東部沿海地區也要服從這個大局”，中國已經是市場經濟為主導的時代，那種行政的、非市場經濟化的手段進行“削峰填谷”式的“幫扶”肯定行不通了。這是新情況、新問題。更要注意的是，如何在不影響東部的正常發展的前提下而又能解開西部發展的死結。大概這正是西部要解決的“發展要有新突破”、“改革要有新思路”、“各項工作要有新舉措”。　2004年4月，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到出：繼續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并且要認真總結經驗、完善政策，落實各項措施，積極有序地推進。“認真總結經驗”，這句話分量不輕。“認真總結經驗”，關鍵是要找出：是什么力量耗散了“西部大開發”的優勢？是什么力量仍在窒息西部發展，使西部人的拼搏實效上類似折騰？我認為：制度創新資源配置不均、政策受益和受損不均、不同級別的競爭、逆向的“邊際效益”是綰在西部發展上的4個死結。這4個死結均反映為“不公平”，是國家改革發展大勢下的不公平，因而這些死結，不是西部人的拼搏能夠解開的。　我總是不斷地提醒自己：面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別為西部哭泣。問題往往在暴露最充分的時候能夠得到盡快解決，何況中央已經非常關注經濟非公平增長的危害了，正在逐一解決。2004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把GDP的增速從多年保持9%的增長降為8%，意在解決日愈突出的差距矛盾。國際社會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普遍認為新一屆中國領導人在繼續推進中國經濟改革發展時注重“修復”，“修復”過去在“效率優先”的增長中難以“兼得”的公平。　東西部差距，與貧富差距、城鄉差距一道構成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之所以日愈嚴重，歸根到底是我們在實施非均衡發展中沒有來得及“兼顧公平”。這既有經濟增長慣勢的影響，也有一些政策措施太注重“效率優先”的失誤，不自覺地走到了經濟非公平增長的路上。非公平經濟增長必然弱化經濟增長對弱勢群體、欠發達地區的帶動作用。在這種經濟增長慣勢和政策取向的雙重制約下，西部人的努力、弱勢群體的拼搏，都顯得微不足道。如今，差距矛盾已到了社會難以平衡的程度，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些地方先發展起來這個目標基本完成，國家有條件下決心把發展的重心移到解開西部發展死結上來。　制度創新資源配置不均　改革促發展。改革就是制度創新。制度既是經濟發展的支撐，又是經濟發展的邊界。超出制度支撐的邊界，經濟發展就是懸空的，早遲一天會崩塌下來。由于是制度在支撐經濟，所以，任何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都會有一個極限。要使處于極限狀態的經濟有重大突破又不懸空，只能是重新制度，否則，這時的經濟如何活躍，也只能是“滯長”。這就足見制度重新對經濟增長的巨大影響。但中國“漸進式”改革路徑是以點帶面，決定了中國改革發展中的制度創新是以試點為前驅的。中央自實施鄧小平“兩個大局”發展戰略以來，制度重新的試點都是布置在東部，所以，東部經濟突飛猛進有制度支撐。我們可以假設，如果改革開放之初，中央不授予東部設置經濟特區的制度創新試點權，東部能夠有突飛猛進的發展、日新月異的變化嗎？顯然不能夠。支撐這個假設能夠成立的事例是：特區設立之前，所在地并沒有明顯的跨越發展；首批特區沒有把上海加上，使上海騰飛推遲了幾年，是鄧小平多次提到的一大“失誤”。20多年來，東部一直是體制改革的龍頭，再向中西部輻射，占據領風氣之先的優勢。　制度創新對地方經濟發展的作用極其重大。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經濟落后20-50年，經濟發展空間很大，制度創新的空間也就很大。但制度創新是一個政治問題。創新意味著風險，政治問題就要承擔政治風險。由于中央把制度創新的試點主要放在東部，創新風險所承擔的政治風險的壓力可以分解到中央。西部則不同，中央沒有特別授予西部制度創新的試點使命，制度創新所面臨的政治風險要由西部人自己負責，一個善意的“招呼”足以使西部官員“不知所措”。“起步不靈剎車靈”中國西部改革發展一直屢見不鮮。　這種現象一直是嬉笑西部人“觀念落后”的口實。一個地方的觀念落不落后，主要是看領導。同是中國人，難道西部就沒有敢為天下之先的領導？可悲的是這種歧視性認識居然被普遍認同，甚至被大多數西部官員所認同，漩在“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的急流里做文章。回顧改革發展的歷史，是誰第一個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是誰第一次揭開股權交易的蓋子？西部產生了許多第一。遺憾的是，這些都沒有上升到制度創新的層面。當然，不可否認，今天的西部的確存在一個思想不夠解放、觀念不夠先進的問題。但這是多年來西部不具備制度創新的政治資本而又倍受“打招呼”的警告或暗示養成了“風聲鶴唳”般的自覺反應。所以，西部人觀念落后，僅僅是表象，深層次的原因是沒有承擔制度創新的政治資本。這不是西部人的問題，而是中央對制度創新資源配置不均的問題。由于制度創新是先試點，再推廣，于是，同樣是制度建設，東部更多的是自主內需型，需要什么，創新什么；而西部則更多的是被動外加型，不論需要與否，適宜與否，都必須接受。東西部在不同的制度條件下發展經濟，結果可想而知。　所以，能不能授予西部制度創新的試點權，是西部經濟發展突破制度瓶頸的關鍵。如今，小平當年設計的實現“第二個大局”的路徑是東部沿海地區“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幫助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已經沒有體制基礎了，而且，那樣做勢必也會削弱東部經濟繼續增長的力量，東部不會“服從這個大局”。西部不可能也不應該把自己的發展建立在發達地區“手拉手式幫助”的基礎上。西部發展要實現重大突破，只能是走制度創新之路。　當然，這里的“走制度創新之路”，絕不是以往由于改革相對滯后把東部創新的制度移植過來的路徑依賴，而是根據西部的區域優勢和經濟特點，敢為天下之先，“闖出一條血路”。我國是一個政治高度敏感的國家。制度創新要承擔政治風險。維護中央的絕對權威和政治布局是西部人的政治覺悟。曾經，中央把制度創新的試點布置在東部時，“膽子再大一點”，改革就是“試錯”，允許“試錯”，“錯了糾正”即可，這些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當年鄧小平對東部改革的寄語和厚望。沒有這些由中央分擔政治風險的背景，“特區”建設、產權交易等曾經被視為“洪水猛獸”、帶有重大制度變遷、事實上極大地促進了地方經濟發展的嘗試恐怕早就半途而廢。如今，東部制度建設已經相對成熟、經濟社會發展的態勢已經基本穩定，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中央應該把制度創新的試點轉移到西部，像當年支持東部一樣支持西部改革創新。沒有完成這個轉移，西部將注定永遠落后東部，西部人沒有制度創新的政治資本，承擔不起“闖出一條血路”的政治風險，不會也不該挑戰中央部署的改革發展大局。　西部人是高度顧全中央改革發展這個大局的。正因為西部人顧全這個大局，所以只有中央授予西部制度創新試點權，分解制度創新的政治風險，西部人才可能充分施展自己的聰明才智，闖出一條敢為天下之先的發展新路。西部問題是中國問題，而且是由于東西部差距還在拉大變得日愈嚴峻的中國問題。問題發展到了這個程度，中央理應授予西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制度創新的特權。　大一統政策的“非中立”缺陷

什么是中國今天的國情？幅員遼闊、發展很不平衡，這就是中國國情。中國如此之大，沒有統一的方針政策，難免“一袋土豆”，國將不國，這是個大原則。中國有崇尚中央權威的傳統，在維護大政方針的大一統上，總體說來，執行得很好。問題是，今天的中國不再是經濟落后，而是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在幅員遼闊、發展很不平衡的國情里，執行大一統的重大決策，往往會加重欠發達地區的發展負擔，使理應中立的重大決策事實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傾斜。　比如，制止重復建設。西部新建項目往往是發達的東部已有項目，而且資金、技術、效益都可能超過西部，因而被制止的往往是西部項目，西部項目連競爭的機會都沒有就夭折了。比如，國家強調充分利用和開發自然資源，顯然，這些自然資源在相對落后的西部效率不高，于是往往是提供資源或初加工產品，深加工環節“合理”地移到東部，資源效益擴大了，但擴大部分在東部。比如，打擊地方保護主義，沖破地方經濟壁壘，這對于提升我國的市場經濟程度，擴大國內市場，發展經濟，都極其重要。可是，地方保護往往是應對強勢經濟的本能保護。當我們把鞭子高高舉起的時候，想過沒有：是誰希望窮追猛打？誰受益？誰在承受陣痛？為什么要筑建地方經濟壁壘？打過之后，有什么形式給予補償？（相同的事例是，當我國面對經濟全球化大潮，我國會無條件地開放市場、會沒有開放的時間表、沒有必要的保護性措施嗎？）比如，國家控制地方投資“過熱”，由于東部盤子大，僅增加一個百分點都是西部的幾倍，而西部的投資規模即使達到如上海、江蘇50%的增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過熱”）也微不足道，雖然這次宏觀調控國家注意到了區別對待，西部發展的勢頭依然受到阻擊。比如國家從嚴控制土地，而真正沖破國家土地監管紅線的重災區在東部。這次被清理的“開發區用地”，山東就占去了全國被清理出來的總額的一半。試想，東部能有今天耀眼的成就，如果抽去土地成本，能有今天的發展勢頭嗎？保守地說，至少減去1/3。本來西部最大的資源就是土地，在落后半拍還處在起步階段的西部，接受相同的管制，無疑受到的影響最大。比如，國企改革，在民營經濟高度發達的東部，地方政府有足夠的財力補償國企職工的損失，有足夠的崗位安置下崗職工。而在西部，包括一切經濟欠發達地區，國企改革往往舉步維艱。比如，鼓勵產業發展的稅制改革，國家已經敲定增值稅由原來的生產方支付改為由消費方支付。誰受益最大？如果我們把產品分為低端、中端和高端，就能比較出最大的受益者是誰了。如今東部的消費已經升級進入高端產品，高端產品的生產主要布局在東部，在這個領域，基本上不存在誰受益誰受損問題。問題出在中端產品上，由于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歷史優勢，中端產品的生產主要集中在東部，而西部正處在由消費低端產品向消費中端產品升級的階段。由于東部產品具有性價比優勢，在打破“地方壁壘”、“市場一體化”的背景下，西部有廣闊的市場。所以，增值稅改革，縱向看，是扶持企業，有利于更多的企業誕生、發展和壯大；而橫向看，比較東西部，由于在生產方面，東部企業的發展數量、發展規模和勢頭，肯定比西部大。在消費方面，東部消費力強，但很少直接消費西部產品，而西部消費力弱，更多的是消費東部的產品。如此比較，這項重大改革措施，對東西部發展完全不同的影響昭然若揭。諸如此類，包括在非經濟領域如城市化、建成社會保障體系、企事業單位改革補償等重大政策舉措，在東部實施可能舉重若輕，而在西部執行，則可能是不堪重負，即使是透支未來資本也難免捉襟見肘。　我們的各項重大決策，經過眾多專家學者反復論證，都是著眼于解決發展中的新問題，有利于國家經濟社會的推進，對此，我沒有絲毫懷疑。可是，我們國家幅員遼闊，發展很不平衡，地區差異那么大，施行統一的方針政策，無論是受益還是受損，肯定不均。由于受益受損不均，必然首先在政策面就注定了地區之間的發展更加不均。　政策總是帶有強制性導向力量的。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的政策傾向是維護基本平衡，發達與欠發達地區之間的差距不大，但抑制了具有巨大潛力地方的發展。進入市場經濟后，國家的政策傾向基本上“精英路線”，整個社會一片蓬勃向上，“自由競爭”、“競相發展”成為時代最時尚的主題詞。但在事實上存在各種非經濟因素（特別是“潛規則”）對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情況下，“精英”導向對欠發達地區的影響必然使本來就艱難的欠發達地區雪上加霜，帶來的是發展之“痛”。鼓勵發展的時候，欠發達地區往往力不從心，因為不具備必要條件和實力；宏觀治理的時候，欠發達地區往往損失最重，因為發達地區已經構成既定事實。這樣，注重“精英”發展的政策導向加重兩極分化。國家不同于市場。市場的基本功能是優勝劣汰，誰更有力量，誰就出類拔萃，誰就先行一步。國家的基本功能是調劑，在為“精英”自由伸展提供了制度平臺的前提下，更多的應是注重扶持弱勢一方的發展。所以，國家的重大決策，要盡力保持“中立”，妥善處理好一致性與差異性的關系，既有注重整體利益，又要注重局部欠發達地區的利益；既有注重保護強勢一方的發展勢頭，又要保護弱勢一方面受強勢力量的沖擊。事實上，我們國家如此之大、發展很不平衡，發展又是第一要務，要做到重大決策充分保持“中立”，相當困難，因此，需要地方性政策來補充。在實施中央重大決策時，允許個別地方制定相應的政策來彌補重大決策在保持“中立”方面的不足。這種補充性的地方政策，也具有中央政策一樣的權威性和強制力，不能視為“地方保護主義”一攬子“掃蕩”干凈。　我們國家幅員遼闊，曾經經濟落后，實施“兩個大局”的發展戰略，是唯一的、務實的選擇。同時，必須看到，“讓一些地方先發展起來”，走不平衡發展之路，政策傾向性強，僅僅是階段性的權宜之計。在“第一個大局”已經實現之后，向“精英”傾斜的政策應該逐漸終結，代之而起的是有利于實現“第二個大局”的方面轉變。同時，還要看到，中央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第二個大局”構想全面啟動時，中國的經濟社會環境與1980年代小平提出“兩個大局”構想時已經發生深刻變化。當時，計劃經濟還占主導，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央調控各地發展的行政手段很十分見效。到90年代末實施“西部大開發”時，市場經濟已經占據主導地位，市場經濟體制已初具規模，中央再有權威，也難以如臂使手那樣運用自如地行使行政手段來均衡區域之間的發展力量了。這就是說，當年小平構思“兩個大局”時設想的：“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即使“這也是個大局”，沒有實施“第一個大局”時“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的歷史條件了。因此，在實現“第二個大局”時，注意克服重大決策的“精英化”傾向，尤其重要。這實際上就是如何處理大國發展中中央與發展很不平衡的地方之間的關系。在這方面，美國的有些制度性安排可資借鑒。　西部是中國的西部，西部發展是中國發展“第二個大局”的落腳點。所以，促進西部發展，不僅要體現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上，還要體現在國家全局發展的重大決策實施上。如果國家重大決策還繼續保持在實施“第一個大局”時期的階段上，那么，由于地區之間存在巨大差距，重大決策損益不均，必將抵消很大一部分“西部大開發”戰略給西部發展送來的政策優勢。　如今，東西部發展的差距已是既定事實。西部還是個羸弱的“孩子”，指望東部的“行政指令性幫助”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完全依賴中央的資金支持也不現實，授予西部更大的政策自主權以提升西部的競爭力、發展力是可行的。否則，在事實上存在一個強勢經濟的“市場一體化”的競技臺上，西部就只有屢敗屢戰的命運。東西部差距的存在，也為西部發展在政策面上實現更多的政策自主提供了地域疆界。國家允許并支持西部地區出臺有利于地方經濟發展和免受強勢經濟沖擊的保護性措施，給西部在國家政策的執行上和地方政策的制定上有更多的自主權，使西部有獨享的政策優勢來保護和發展地方經濟，結束長期以來“東邊日出西邊雨”的損益不均的歷史。　實力、條件不均等的市場競爭　中國市場經濟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的20多年，由于制度創新、政策非中立等宏觀形勢的原因，逐漸拉大了東西部的發展差距，形成事實上的經濟強勢地區和經濟弱勢地區。改革開放的20多年，市場經濟形成并發展的20多年，就是東西部發展差距逐漸拉大的20多年。中國幅員面積大，東西部各自的自然優勢本身差距就大，在“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神圣職責里，以行政區域為界的經濟發展競爭包含了深層次的政治資本積累。經濟弱勢地區想發展，難道經濟強勢地區就不想發展嗎？這些既可理解又合理的追求，使中國這片幅員遼闊的土地上，形成了類似經濟強國的經濟強勢地區和類似經濟弱國的經濟弱勢地區，形成了由于制度創新、政策非中立等宏觀形勢的原因造成的實力、條件不均等的競爭。　中國是一個大市場。但是一個存在博弈各方實力不同、基礎不同的大市場。由于日漸拉大的發展差距，使東西部的產業質級和產業結構完全不同，彼此拓展和占有市場的實力完全不同。在“市場一體化”的沖擊下，迫使產業質級、產業結構、管理水平、市場實力完全不在一個等級上的西部迎戰東部的“競爭”。這使我們看到的是在遵守共同競爭規則的拳擊場上，一個40公斤級的拳擊手迎戰80公斤級拳擊手的搏擊。這是一場沒有懸念的比賽（競爭）。誰勝誰負一開始就有答案。　市場是企業的生命。在“市場一體化”的競爭中，東部產品以自己的性價比優勢不僅在當地占有絕對多數的市場份額，而且在中西部也占有絕對多數的市場份額；西部情況正好相反，不僅由于性價比劣勢敲不開東部的大門，而且在“市場一體化”　這一歷史趨勢摧枯拉朽般的沖擊下，在東部性價比優勢的沖擊下，筑起的“地方保護”壁壘紛紛土崩瓦解，連本地的市場份額也逐漸丟失。　由此形成一系列可怕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比如“招商引資”，特別明顯。2003年，東部如江蘇協議注冊外資208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158億美元。而西部如云貴川（云南、貴州、四川）三省協議實際利用外資分別為1.68億美元、0.56億美元和5.8億美元，3個省合計起來僅8.04億美元，不及江蘇實際利用外資的1/19，甚至不及江蘇省內的昆山市（昆山市2003年實際利用外資12.01億美元）。同在一個國家，差距之大令人瞠目結舌。外資投向是沖著資本增值而來，表明東部資本增值率遠比西部大。市場經濟又是資本經濟。外資集中向東部匯集不僅快速提升了東部優化外資投資結構水平，可以游刃有余地選擇那些最能優化當地產業結構的外資項目，而且加快了東部產業結構升級，對西部的產業崛起形成更大的沖擊。　“市場一體化”把西部逼上了與東部競力的拳擊場。“市場一體化”，一方面，西部人享受了東部產品價廉物美的實惠，同時刺激了西部產業加快結構調整和升級換代的緊迫感。這是市場競爭帶來的好處。另一方面，在解除了任何保護性措施的情況下，西部承受的更多的是強勢經濟對弱勢經濟赤裸裸的“弱肉強食”，更多的是工業發展的艱難。既然市場是企業的生命，只要西部市場上琳瑯滿目的是東部的產品，就如同“洋貨”充斥中國市場必將影響民族工業一樣，西部工業必然舉步維艱。國家“一五”期間就把西部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布局為西南工業中心，“三線”后又有大批大型企業移遷成都，有西部其他地區不可比擬的工業優勢，面對東部咄咄逼人的工業，缺乏能夠逐鹿中原的工業來支撐成都經濟做大做強，這些年來一直是地方領導的心頭之痛，其他西部地區就更談不上規模工業了。以自然資源和農業為基本經濟形態的西部，在市場比值一點點縮小的趨勢下，對振興地方工業的追求，很帶有點“精衛填海”的悲壯。——這使我想到世界各國的發展情況。為什么發展中國家對經濟全球化又愛又怕？因為經濟全球化可以打破封閉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激活國內的資源。而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遵循同一規則，這個貌似公平的平臺，弱國只有被剝削、被掠奪的份。我把它稱為“文明的野蠻”。在我們國家，地區間發展嚴重不平衡，在同一規則的平臺上競爭發展，事實上也存在這種“文明的野蠻”。而且，在國家的名義下，這種“文明的野蠻”更堂皇、更隱蔽，也更嚴重。　只要有差異，就必然存在“文明的野蠻”。問題不在于消除“文明的野蠻”，而在于減輕“文明的野蠻”對弱勢地區的損害。國家理應承擔起減輕弱勢地區所受損害的責任。當然，在推進“市場一體化”過程中，國家并沒有袖手旁觀。但實效不大。　在實施“西部大開發”之初，聲勢造得很大，似乎東部的資金、技術、人才等轉眼之間就要向西部轉移。西部各地都出臺了相應的政策措施，以迎接東部的資金、技術、人才等的轉移。而且，以長江流域上下游經濟合作的“東西連動”成為時尚，牽引著中國經濟平衡發展的大變革。事實上，規模“轉移”并沒有出現，長江流域的互利合作也沒出現。道理很簡單，在市場經濟時代，沒有免費的午餐。　午餐是要付費的。關鍵是怎么支付。對于民間合作，完全按市場經濟原則進行，我無可非議。我在這里只談政府間合作，即在官方的斡旋下進行的民間合作。無論是民間合作還是官方合作，只要有利于西部發展，我都以極大地熱情歡迎。這是一個大前提。我要強調的是，既然是政府間合作，就必須體現小平“第二個大局”的要求：幫助優先，兼顧利益。我所憂慮的是，在官方出面以“合作”的幌子下，所謂“優勢互補”，不過是一種發展分工，西部出資源、出市場，東部出資金、技術、人才，結果彼此之間成本支付和合作受益嚴重不均，實則是“合理掠奪”。所以，由于西部發展在與東部的交往中存在嚴重的逆向“邊際效益”，存在嚴重的非公平“溢出效益”，我堅決反對那種所謂“優勢互補”實則“合理掠奪”的“東西連動”。　我不會在一般意義上反對“市場一體化”，我只是在公平的意義上質疑“市場一體化”。國際紛爭也是如此。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會拒絕發達國家的經濟合作，但同時也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會一攬子接受發達國家提出的開放市場的要求。因為遵循強勢國家主導的原則進行合作，無論理由多么堂皇，都掩飾不了“剝削”和“掠奪”的本質。這一點，就連發達國家有良知和正義感的經濟學家都在嚴肅批評。在國際經濟合作的大背景下，當今正是世界范圍里的經濟結構大調整和產業升級，這對我國來說上是又一次重大發展機遇。由于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國際分工指望我國成為提供資源、市場和加工貿易大國。我們能心安理得接受這樣的分工嗎？如果接受這樣的發展分工，那么，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會是在什么層面上的復興呢？顯然，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是不會滿足于這樣的國家分工的。同理，如果在“市場一體化”的背景里，東西部的合作是以西部提供所謂的自然資源和市場這樣的分工，那么，振興西部不就是“夜郎自大”嗎？　西部要實現騰飛，必須有自己的工業來支撐。由于東西部發展的差異，東西部的工業發展水平完全不在同一個層次上。如果說，西部的經濟正在由農業型向工業型轉變，那么，東部的經濟已經在由工業型向“后工業時代”轉變。這個巨大差異在“市場一體化”的沖擊下，相對貧困的西部人當然樂意消費東部價廉物美的產品。這就極大地阻擊了西部工業特別是輕工業的發展。可以說，只要東部工業產品充斥西部市場，就難有西部工業崛起的空間。　就此而言，我認為，在我國，不僅在經濟結構上存在嚴重缺陷，而且在產業布局上存在嚴重缺陷。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在東部，已經處于產業升級階段，而傳統優勢產業依然雪球般越滾越大。這不僅致使國家產業布局不均衡，加大了生產與消費之間的成本，而且，致使西部工業發展極其艱難。　為了更簡明地表述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我把中國現實的生產與消費分為三個層次，即低端產品、中端產品、高端產品與低端消費、中端消費、高端消費。西部地區正在從生產低端產品、消費低端產品向生產中端產品、消費中端產品過渡，而東部已經由生產中端產品、消費中端產品向生產高端產品、消費高端產品過渡。這樣，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到西部不僅是中端產品生產的資源提供地，而且還是中端產品消費的主要市場。無論是資源的移動還是市場的移動，都會加大成本。因此，這種非均衡的產業分布如果不能與時俱進，不僅不利于國家經濟節約式增長，而且不利于西部工業發展。　可見，推動東部中端產業向西部轉移，既是促進西部工業做大做強的重要環節，也是國家經濟節約式增長、均衡國家產業布局的重要環節。當然，在市場經濟時代，資金、技術、人才、項目的走勢都是趨利而動。行政指令推動下的產業轉移已經隔日黃花，采用項目審批限制相同產業促使其自然萎縮已經被廢止，因此，最佳方式就是遵循利益驅動規律，給予西部特殊的利率、稅率，吸引東部中端產品產業向西部轉移。運用利率、稅率差異促使不同地區、不同產業的興衰和轉移，是市場經濟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有效手段。　在我們國家，幅員遼闊、發展很不平衡，東西部各自的現實起點不同，實行統一的利率、稅率必然造成區域經濟發展的更加不平衡。這是不公平。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針對不同產業、不同地區施行不同的利率、稅率，以及組建西部發展銀行等建議，早就有專家學者提出來了。或許是當時東西部差異不大、矛盾不突出，或許是國家商業銀行體系、國家稅務體系還不完善，這些設想被撂置下來。現在到了刻不容緩的程度了。　逆向的“邊際效益”　經濟學里提到的“邊際效益”是收益最大的區域在支付成本最大的區域，邊際影響呈漸弱走勢。我把這看成順向發展，是投資與收效成正比增長的常態。而在全國一盤棋的發展中，由于“發展很不平衡”造成東西部之間經濟結構和發展實力的差異，已經形成了“受益很不平衡”的分工合作的歷史格局。這種“受益很不平衡”的分工合作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東西部的分工定位。西部主要是為東部發展提供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初級產品（包括初加工產品），東部承擔起中國經濟騰飛的龍頭責任，發揮順向的邊際效益，影響西部發展。這樣的分工合作，意味著，只要東部呈騰飛狀，西部就永遠處于尾隨的落后狀。為什么“經濟全球化”這個皆大歡喜的經濟浪潮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會是恨愛交織？為什么發展中國家要在經濟全球化潮流中要常常對發達國家說“不”，要討價還價，對國內市場、資源利用要有步驟、有條件地開放？就因為不附加其他補償條件的強弱合作隱含著赤裸裸的經濟“侵略”和資源掠奪，就因為以出售資源以及初加工產品的落后國家實際上是在透支子孫的生存與發展之資源，就因為從基礎資源到終極產品的各個效益鏈中，支付資源成本的欠發達國家總是獲得很少的比較收益，占據資金優勢、技術優勢、人才優勢和管理優勢的國家隱含著對提供基礎資源國家的“合理剝削”。這種被各種力量延伸后的邊際收益是越來越大，所以我把這種效益走勢看成“逆向邊際效益”。這種“逆向邊際效益”的結果，是世界強國與弱國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在貌似公平的合作中隱含著深刻的不公平。對這種不公平，當我們在世界經濟交往中身居發展中國家，有著深切的感受，堅持從國家、民族未來的發展著眼，捍衛和爭取自己的利益，“入世”談判才格外艱難。而為什么我們面對國內存在的發展受益不均會長期熟視無睹呢？——在以行政區域計算GDP和分配社會財富為既定事實的情況下，千萬不要用“中國是一個大家庭，這樣的分工才更有利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利益，更有利于欠發達地區的發展”這樣堂皇的話語來安慰西部人，因為強勢經濟國家也正是用類似的理論來迷惑弱勢經濟國家，因為東部人在理所當然享受現代化生活的時候并沒有分出一半“羹”給西部人以體現“大家庭”的平等。如果在發展很不平衡的行政區域之間要求“收益共享”是荒謬的、不實際的話，那么，作為一個過程（起點與終點），一個大局，沒有補償條件、不合理的分工、要求西部支付逆向邊際效益，也是荒謬的。可是，誰為西部的切身利益和長遠利益與東部坐下來好好地談判過呢？　解剖被列為“西部大開發的標志性工程”的“西氣東輸工程”的整個投資情況和整體效益，特別能說明“逆向邊際效益”是怎么回事。“西氣東輸工程”能夠給新疆帶來200多億元的氣田開發建設投資，增加四分之一的工業增加值，使地方的財政收入能夠增加10％左右，這對新疆來說，無疑是平地里挖出個“金娃娃”，值得歡天喜地。不過，這僅僅是整個工程的一部分。當我們看它的延伸工程，這時的“歡天喜地”就含有難言的苦澀了。首先，這項工程靜態投資1400多億元。這項工程包括上游氣田開發、輸氣管道建設和下游天然氣利用三個部分，投資比例是2：4：6。輸氣管道建設投資400多億元，下游天然氣利用投資600多億元。站在全國一盤棋的高度上鳥瞰“西氣東輸”全局，一個西部，獲得投資200多億元，一個東部，將獲得投資600多億元，誰得到的資金更多？答案一清二白。還不說其中400多億的輸氣管道建設工程定單，西部能拿到多少？鋼管是面向國際招標。東部有更強大的實力與西部企業競標。至于誰受益最多，600多億的天然氣利用建設資金全部安排在東部，能夠把東部地區的經濟結構調整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這還僅僅是顯性受益，還有難以用資金來計算的隱性受益。比如，上海每年大概消耗4200萬噸煤，環保部門對上海和華東地區的酸雨發生率統計是，上海在11％左右，江蘇大概是12％，杭州地區最高的時候曾經到過50％。改用天然氣后，將在較大程度上改善華東地區的大氣環境。從“西氣東輸”整個工程的成本（主要是資源與資金）、效益上看，與其把它視為“西部大開發”的標志性項目，不如把它看成是國家建設發展項目。因為固然西部受益，而東部受益更大，大到超過西部人的想象力。只有這樣的視點，才能看到這個被稱為“西部大開發”標志性工程里由西部承擔資源資本所帶來“逆向邊際效益”。這類“逆向邊際效益”在經濟學里有更清楚的表述，即“溢出效益”。　這類局部承擔成本、全局受益、典型的“溢出效益”項目，還包括“三峽工程”和“天保工程”。我個人是非常支持這些重大項目的，為了國家經濟質量的提升，為了可持續發展，為了改善包括西部在內的生存環境、發展環境，我們需要實施這些重大項目。問題是，這些項目所形成的“溢出效益”沒有引起國家足夠的重視，并沒有對“溢出效益”給予公平的補償。　受自然因素的影響，使西部在國家可持續發展和環保建設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可以說，凡是涉及國家可持續發展和環保事業大局的事，都需要西部做出奉獻或犧牲。無論是西部的奉獻或犧牲，都會使國家整體受益，特別是東部受益。這一點，我們已經能在如“西氣東輸”、“三峽工程”、“天保工程”等一系列國家級重大建設項目的整體效益中清楚地看到。　經濟學里沒有純道義的成本與收益的結算，無論是奉獻還是犧牲，都是支付成本；無論是避免損失還是減少其他開支，都是獲取收益。當支付成本與獲取收益不在同一方，獲取收益方就享用了成本支付方的“溢出效益”。遵循公平原則，享用“溢出效益”方就應該回報以相應的補償。如果這類“溢出效益”是在國家干預下為了服從大局需要才出現的，那么，國家也就有責任促使補償得以實現。　市場經濟趨利而動，這是不能背離的基本原則。所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西部不應指望東部的幫助“不帶利益色彩”。同理，東部享用“溢出效益”也不應該“心安理得”。比如“三峽工程”建成后，就可以減輕下游洪水造成的巨大損失。同時，也加大了上游發生特大洪災的幾率。在水利設施已經相當完備的情況下，長江上游如達川、廣安等地在今年（2004年秋季）遭遇特大洪災，不能說與三峽工程抬高了上游水位完全無關。比如上游治理污染，任務特別艱巨。不僅資金安排上捉襟見肘，而且加大了發展與治理的矛盾。毫無疑問，如果上游也如下游那樣走先發展后治理之路，對下游的影響可能是災難性的，已成事實的有“淮河污染”。為此上游西部地區不僅要肩負起超負荷的環保重擔，同時還會使正處在原始工業經濟積累階段的地方工業更加舉步維艱。表面上看來，西部山青了，水綠了，西部人直接受益。從全局看，受益的就不僅是西部了，還包括東部。東部不僅可以減輕諸如洪災等直接經濟損失，還包括間接受益如健康、生活、生產等。既然是甲方支付成本，乙方連帶受益，遵循公平原則，乙方不能坐享其成。由于這是有國家行為，所以，國家都應該對受益方增收資源調劑稅、環保受益稅等稅種，用以補償支付成本方的“超正常收益的損失”。既然是市場經濟，彼此都按經濟規律辦事。　結束語　沒有制度創新試點權，使西部一次次坐失經濟突破性發展的歷史性機會，嘗食南橘北枳的苦澀；大一統政策，使“發展很不平衡”的西部沒有充分享受政策中立所帶來的相應的活力；“市場一體化”把西部逼上了與東部短兵相遇的“拳擊場”，這個在國家重拳出擊被完全解除了“地方（經濟）保護”壁壘的西部，以40公斤級的拳擊實力迎戰80公斤級的東部對手，僅有屢敗屢戰的悲壯；一個個“逆向邊際效益”、“溢出效益”重大項目，總是難以得到充分的政策性補償。這些，都是綰住西部發展的死結，在更大程度上沖淡了“西部大開發”各項重大舉措所帶來的發展活力，使西部人所有的努力都不過是“經濟非公平增長”這個大勢下的折騰。　經濟非公平增長必然加大強弱之間的差距，加重強弱之間的矛盾，最后也會因弱者過弱阻止消費需求而導致整個中國經濟出現滯漲。解決強弱差距、消除貧困、破解經濟滯漲難題，幾乎是20世紀下半葉的世界性話題。由此，我們看到了一個個扶持發展中國家爭脫貧困的國際組織，甚至看到了富人俱樂部成員國也基本上達成共識——“把牛養大了再擠奶”，對特別落后的國家減免債務、增加低息或無息貸款，以及提供一些必要的公共服務援助等。　中國的東西部差距問題，與世界上強國弱國差距類似，只要存在經濟非公平增長，先發地區與后發展地區的合作就必然存在“合理剝削”，世界經濟增長對減少貧困的作用就會弱化。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初期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評價是“極為平等的社會”，世界銀行曾經預測中國經濟改革發展會自動消除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差距，因為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區別就是注重公平，就是抑制經濟非公平增長，換個角度講，就是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有制度的力量來補充和提高經濟增長緩慢一方的增長實力。所以，他們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現代化程度的提高，發展過程中的貧富差距、地區差距趨勢會自動或自然而然地縮小。顯然，他們忽視了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政策缺陷和增長潛力。在實際存在政策缺陷的情況下，在“市場一體化”的強勢沖擊下，在事實上國家既重視“西部大開發”同時更重視中國經濟龍頭東部發展的牽引作用、輻射作用的情況下，西部人的頑強拼搏、開拓進取，雖然實現了“舊貌變新顏”，實現了長足發展，但與東部更快速度發展相比，不過是“風箏飄帶”。　西部發展的滯緩肯定有一些是自身不足造成的。自身的不足可以通過自身努力去解決。我在這里審視的是國家經濟政策和經濟走勢給西部發展綰上的死結，解開這些死結不是西部的努力可以完成的。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僅僅是實現鄧小平構想的“第二個大局”中的重要一環。5年的歷史已經說明，這遠遠不夠，在繼續實施西部大開發的同時，還需要把西部發展納入整個國家經濟社會改革發展的每一項決策中來考慮，需要從實現“第一個大局”的政策取向（非公平經濟增長）向實現“第二個大局”的政策取向（公平的經濟增長）轉變。隨著這個轉變的完成，綰在西部發展上的死結才有解開的現實條件。至于如何解開，非個人智慧能夠完成，我在這里也僅僅是提出了一些思路性的思考。解開西部發展死結，需要關注國家經濟公平增長的專家學者們的共同努力，需要改革決策者們的政治智慧。　伯君視界www.bjsj.sunb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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