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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文視野中的科學
我的觀點可以歸結為，Science Studies的全部框架就是從社會和人文的角度考察科學。由于這種考察是借助于不同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實現的，從而形成了這些不同領域中的分支學科，構成了研究科學的學科群。根據以往的工作基礎和近年工作重點，僅述以下三個問題。
一、 歷史中的科學和科學的歷史：從學科史到科學通史和科學社會史。
二、 社會結構中的科學和科學中的社會結構：科學社會學的貢獻。
三、 絢麗的畫面深層的理解：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特點和價值。一、歷史中的科學和科學的歷史
從學科史到科學通史和科學的社會史
馬里奧·邦格曾經說：科學史是研究科學諸學科中的長者。［Bunge, 1974：244］我們的討論先從在歷史上出現最早的科學史入手。科學史是以各門自然科學的學科歷史為起點的，可以說沒有各門學科的歷史研究就不會有今天的科學史這個大的研究領域。但是作為一個學科，科學史的出現，并且得以立足于學科之林，卻是由于科學通史的出現；而科學通史的倡導和確立，是人文學者的功績。
1) 各門自然科學學科的歷史是科學史發展的起點，但是沒有獨立的學科意義
我的基本觀點是：科學學科史的出現，是學科本身發展的需要。也就是說，各門學科的學者在進行科學研究和教學的時候，需要了解自己學科的歷史，最早的學科歷史出自科學研究第一線的人物，也就是科學家。他們的研究就是為了看看前人做了哪些工作，什么工作是當前必須進行研究的。他們的歷史研究也是為了告訴后來人：這個領域已經有了什么成果，新手應該學習什么，才可登堂入室；應該關注什么，才能有所前進。先從科學研究來說，科學家為了科學研究需要了解學科發展的現狀和近期歷史，如，十八世紀的著名化學家普利斯特列在1767年寫了一本帶有插圖的《光學和電學的歷史和現狀：最初的板極實驗》，這本書當時很受歡迎，作者在世時就曾再版五次。原因是這本書根據英國《皇家學會會刊》的報導資料，翔實地描述了各國科學家的科學研究進展，對于科學家的實驗研究具有指導意義。受到這本書的鼓舞，他又出版了另一本學科史著作《視覺、光和色的發現的歷史》。［Peacock，1919：20-21, 27］這兩本學科歷史都是為了使從事研究的人員知道別人已經或者正在進行的工作，有些什么工作和問題是需要繼續深入探索的。再說教學，人們打開某一學科教科書的前言或緒論，往往就有簡潔而明白的學科歷史，那些優秀的教科書更是如此。19世紀的地質學家賴爾在他的名著《地質學原理》一書的開頭，就以好幾章的篇幅闡述地質學思想的歷史。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也有簡短的前言敘述生物進化思想的歷史。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當代，物理學家狄拉克曾經有《量子力學的發展》的演講，以后收入《物理學的方向》一書[狄拉克，1981]。楊振寧教授也有《基本粒子發現簡史》一書 [楊振寧，1963]，并且在他的多次演講中都是從歷史的觀點考察物理學的學術問題。［寧平治等主編，1989：第二部分］優秀的教師在講述本學科的知識內容的時候，經常要回顧某項知識發展起來的歷程。可以說，從學科發展的歷史和現狀來引導學生，是訓練新手的必由之路。正是因為如此，最先從事科學史研究的往往就是科學家，如前面說的普利斯特列等人。對于學科歷史最有發言權的人物也就是這些領域中年高德韶的優秀科學家。在一定的意義上說，所有的科學家都是科學史家。但是，科學史研究畢竟是要求專門的時間和精力的，特別是當各門學科的知識已經有相當程度積累的時候，更是如此。所以，專業的學科歷史著作大約在18世紀出現。從學科學術隊伍中分化出來專門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撰寫學科史的專門著作，例如著名的數學史家莫里茲·康托爾(Moritz Cantor,1829-1920)，他是和著名數學大師喬治·康托爾(Georg Cantor,1845-1918)有親屬關系的數學史家。醫學史專家蘇德霍夫專職行醫28年，53歲專任醫學史教授。［Sarton，1962：25-26，30-31，38-39］最早出現的學科史就是最先發展起來的那些學科的歷史，如天文學史，力學史，數學史等等。1 因為在這些領域，知識的成熟最早，積累最多。應該注意的是，此時的各門學科史，仍然顯現為各門學科的一個部份。因為無論從研究目的還是人員的訓練背景看，確實只是分屬于各個學科的。所以說，最早出現的學科歷史并沒有獨立的學科意義。
2) 科學通史是科學史學科獨立的標志
這個獨立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科學史家庫恩指出，“科學史的研究者把實證知識看作是整體，用科學通史代替專科史。這種看法作為一個綱領可以追溯到培根，特別是孔德”。［庫恩，1981：107］培根在他的《The Advance of Learning》[Bacon，1952]中討論了知識的進步，但是那個時候各門自然科學并未充分發展，他的論述也就不是嚴格意義下的科學通史。以后，十九世紀的科學家惠威爾寫作的三卷本《歸納科學的歷史》2可以說是科學通史的起點。這部著作被譽為是“一本無與倫比的，...對于從古代希臘到十九世紀科學的重要概述。”［Butts, 1970 ：292-295］惠威爾是19世紀科學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科學的許多領域都有非常重要的貢獻，由他來寫作綜合史著作是最合適不過的了。真正把科學史放在人類歷史中考察的是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孔德，他的著名的歷史發展的三階段學說，就是從知識發展的三個歷史階段提出的：他認為人類精神的發展，經歷了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和實證階段；與此相應，人類歷史（社會組織和政治統治）發展也是三個階段，祭司和軍人統治（古代），牧師和法官統治（中世紀和文藝復興，）工業家和科學家統治（現代）。顯然，這種分析明白地表現了他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但是他畢竟是在歷史的框架中討論知識的發展。正是因為這種思想支配，他極力推崇科學史的研究和學習，并且主張把科學史教育納入高等教育體系。他明確指出，“為要了解人類思想和人類的歷史發展就必須研究不同學科的進化”，又說“僅僅研究一個或多個具體學科是不夠的，必須從總體上研究所有學科的歷史。”早在1832年，他向當時的法國首相基佐提出“一項請求，要設立一個講授一般科學通史的教授席位。”［轉引自薩頓，1987：27-28］。所以，科學史家薩頓說：“應該把奧古斯特·孔德看作是科學史的創始人，或者至少可以說他是第一個對于科學史具有清晰認識的人。”［同上］這一建議的實現是在1892年，也就是孔德死后35年。此后，歐洲的著名大學也開設了相近或者類似的課程，如，著名物理學家和哲學家馬赫在1895年在維也納大學開設《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課程。對于科學史學科進一步體制化做出了重大貢獻的是，比利時裔美國學者喬治·薩頓。薩頓(1884-1956)出生在比利時的根特。在大學時代，他曾攻讀哲學，后來學習科學，在化學和數學方面取得優秀成績。他深受法國人文和哲學傳統的影響，特別是孔德的影響。早在1912年，薩頓就勇敢地選定了他一生的目標，就是“把科學史建立成為一個能和其他學科相比美的獨立學科”。為實現這個目標，同年他創辦了科學史專業雜志《ISIS》［E.M.E.,1944：xi-xii］，他主持這份雜志達40年之久。薩頓驕傲地宣稱說，《ISIS》是他的兩個孿生女兒之一3。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家園慘遭占領，年青的薩頓離鄉背井，仍然矢志不移，繼續為他確立的目標竭盡全力。他幾經困頓，從故國來到美國，堅持辦雜志，而且開展研究，尋找機會。最初是卡內基研究所任命為研究助理，以此身份進入哈佛的溫德納圖書館(當時世界最大的大學圖書館)。數年之后，在1920年成為正式成員；在1940年成為哈佛的正教授。那時的他，已經教授了許多學生，得到了許多國際榮譽，終于建立了迄今仍然存在的哈佛科學史系和科學史的學位教育(1940年授出科學史的第一個博士學位)。科學史確實已經和其他學科一樣，屹立于眾多的學科之林了!［Thackery and Merton, 1970：107-114］我認為，薩頓的人文主義思想，支持了他的一生。他畢生致力于科學的人文主義化，才能取得這樣的成就。從創刊時的《ISIS》的編委會的人員組成4，就可見到他完全是把科學史的研究作為一項社會和人文的事業來完成的。這份雜志作為科學史學科的優秀雜志，直到現在始終堅持創辦時立下的宗旨，突破純粹內史研究的藩籬。從他有關科學史的論文可見，他是從整個人類的歷史角度觀察和推崇科學史的。真、善、美是他的歷史主題，是他推崇的人類精神的重要內容。科學是人類進步的核心，科學史研究科學的發展史。他要繼承孔德的衣缽，建立起以科學史為核心的人道（人文）主義的宗教。顯然這是一種唯心史觀，我們并不認同；但是，分析他的唯心史觀不是本文的任務。我們討論的是薩頓對于科學史的貢獻。他在《新人文主義》一文中強調地說：“新人文主義是雙重的文藝復興，對于人文學者，是科學的復興；對于科學家，則是人文的復興。”［Sarton，1956：159］“我們必須使科學人文主義化，最好是說明科學和人類其他活動的多種多樣的關系、科學和人類本性的關系。這不是貶低科學；相反地，科學仍然是人類發展的中心及其最高目標；使科學人文主義化，不是使它不重要，而是使它更有意義，更為動人，更為親切。”［薩頓，1987：51］薩頓認為，在當代社會，出現了經濟問題或是各種社會弊端以及混亂，“沒有一種簡單的辦法可以解決它們”；但是，“任何一種有效方案都必須有科學的人文主義化。”［Sarton,1956，184］正是在這樣一種信念支配之下，他才以最為嚴謹的精神，從事歷史研究；才以常人難以企及的熱情，把科學史納入了教育體系。5如前所說，薩頓是具有國際影響的人物，他不僅得到許多國外學術機構的榮譽和稱號，而且積極參與國際科學史的活動。1928年，在他參與之下，國際科學史研究院成立，是領導人之一。1934年，在葡萄牙舉行的國際科學史學會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他是大會的主席。在1938年，他被授予科學史學會的榮譽主席。由于他對于科學史學科的巨大貢獻，國際科學史學會設立了薩頓獎章，是科學史學科的最高獎勵。［E.M.C.，1944： xiii-xiv；劉珺珺，1984］總之，科學通史的出現意義非同一般，它的出現是人文和科學融合交叉的產物。孔德的倡導只是一個開端，薩頓的一生才是最為生動具體的代表。
3) 科學史成為人文學科(歷史學)的一員；科學史發展成為一個學科群
自從科學通史出現以后，科學史就成為歷史學的一個領域，是歷史學的一個特殊領域。沒有人類發展的觀念，沒有歷史科學的方法和手段，就無從研究科學的歷史。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只有在歷史學工作的基礎上，才能做出哲學社會學的分析說明。從事科學史工作的人員，一方面要受到科學技術的訓練，另一方面，也要受到嚴格的人文和歷史科學訓練。薩頓的經歷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再以備受薩頓推崇的保羅·湯內里來說，他受到的人文訓練也非同一般。按照薩頓的介紹，他雖然身為法國國家煙草公司的高級白領和高級工程師，從事實際的技術和管理工作凡40年，但是他把全部的業余時間獻給了科學史研究，“最為熱中的領域是希臘的、拜占廷的和17世紀的科學，尤其是數學領域”。他的興趣和成就說明，他不僅精通數學，也精通古代文字，有很高的人文素養。［SARTON，1962： 27］科學通史的出現以后，各個學科史就發生了變化，它們一方面分屬于各該學科，另一方面也就成為科學史這個大的領域的一個部分，并且隨著整個科學史學科的發展變化而發生變化。科學史現在成為一個大的綜合領域了：科學通史或者綜合史，以及各個學科史，斷代史，國別史，人物研究等等，無一不是歷史中的科學。這樣形成的科學史學科就是一個龐大的學科群，有多少個科學和技術的學科，就有多少科學技術的歷史。所以和各個學科的國際學術會議相比較，科學史的國際會議就成為一個規模最大的學術會議；常常多達數百人之多，可以討論最為高深的天體物理的歷史，也可以討論諸如種牛痘和做豆腐的歷史這樣貎似通俗的話題。論文社會人文視野中的科學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cIuP;?;&fWI#ZAr]z~| =Md[-9CxU\% _自 動 化論文:~ F5I 7.? Y54QYxn,K5 pvq
4) 社會歷史中的科學和科學的社會歷史：歷史學的變革和社會學家的貢獻
前面已經指出，在孔德和薩頓看來，對于科學發展的社會方面的研究是科學史研究的內在目的，他們在倡導科學史的一開始，就是把科學史的研究和社會的發展聯系起來。但是，在科學史的長期發展中，以內史的研究占據著科學史文獻的主流和優勢，也就是說“孔德和薩頓的思想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并沒有真正形成西方科學史研究中的重要潮流。”［劉珺珺，1985］但是孔德和薩頓撒下的種子，以后由于默頓的工作而開花結果。科學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和社會學影響是非常重要的。早在1933年，在英國召開的國際科學史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蘇聯科學史家就以《牛頓力學的經濟基礎》一文，打破傳統科學史的研究的框架，首次宣布了研究科學史的馬克思主義范式。接著，英國一流科學家貝爾納的《歷史上的科學》從唯物史觀的立場描述了科學的發展。貝爾納的另一重要的著作《科學的社會功能》作為姐妹篇，也在30年代末期問世。在30年代后半期，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研究生默頓，在導師索羅金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索羅金的《文化動力學》，把科學作為大的文化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考察，要求默頓為他搜集大量數據。于是他在薩頓的指引下，在溫德納圖書館，開始了從社會學角度考察科學的工作。默頓也就是在這項研究中，開拓了自己的學術視野，廣泛接觸了有關科學的歷史資料(傳記、手冊等等)，確定了自己的博士論文的選題；終于以《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以下簡稱《十七世紀》)獲得了社會學的博士學位。這是一篇國別的、斷代的科學社會史，1938年發表在《ISIS》的專刊《OSIRIS》。事隔30多年，1970年《十七世紀》出版了單行本。這說明情況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因為60年代以來，科學社會史研究成為科學史研究中的重要潮流，在某種程度上壓倒了傳統的內史研究。有人說，這是“最新的運動”［庫恩，1981：159，111］；有人說，科學社會史使得“科學史失掉了科學”。［BROAD, 1980］這種情況的出現有深刻的原因。首先是因為人類歷史和社會本身重大變化所導致的歷史學的重要變革。20世紀中期以來，歷史學描繪的再也不是帝王將相和少數貴族紳士等上層精英人士的活動，而是過去從未進入史冊的布衣、市井、婦女等蕓蕓眾生的多重生活畫面；歷史學研究的領域，不再只是編年史、政治軍事史和帝王將相史。社會科學的影響，包括社會學的、人類學的以至心理學的觀點和方法的引入，計量手段的采用，都促使歷史學面目改變。 “歷史學的重點轉移到經濟、社會、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歷史學的工作范圍也相應地擴大了。”［巴勒克拉夫，1981：13］在歷史學領域進行工作的不再只是傳統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人口學家以至心理學家都進入了歷史研究的領域。歷史學的主要新潮流是社會史。這樣的史學革命必然影響到它的各個領域，科學史也不例外。科學史的變化是母體學科歷史學變化的后果。不僅如此，科學史的變革直接以科學本身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和面臨的社會環境的為背景。20世紀是科學的時代，是科學技術發生重大變革的時代。科學技術的變革引起了社會生活面貌的重大變化，科學技術的社會影響日益強大。這就引起全社會對于科學技術的普遍關注。科學技術專家、經濟學家、政治家、社會學等社會各界人士從各自的角度關懷和討論科學技術和社會生活多方面的關系。這是科學和社會關系方面。另外，科學本身也有重大變化：從過去的小科學變成了大科學，成為從業人員眾多，耗費資金巨大，成果累累的事業。在這種情況之下的科學史研究，就必然會要突破單純內史，單純編年記載的傳統，走向社會。科學史的變化還要以本學科內部的學術準備為前提，要由本學科的優秀代表人物來實現。《十七世紀》一書就是這種準備。它是關于某個時期某個地區的科學和社會的關系的討論，這正是斷代的和國別的科學的社會史。《十七世紀》也就被譽為科學社會史的開山之作，被稱為科學史研究中的“默頓命題”。［庫恩，1981：113-116］它在沉寂幾十年后，以單行本為標志，走向前臺，引領風騷。這就是科學社會史的開山之作。時至今日，科學史的英語文獻之中，科學社會史的新著使人目不暇接，不過這里沒有篇幅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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