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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概述論文

    時間:2022-11-27 08:34:57 新聞傳媒學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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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概述論文(精選6篇)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都經常接觸到論文吧,論文寫作的過程是人們獲得直接經驗的過程。一篇什么樣的論文才能稱為優秀論文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中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概述論文,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中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概述論文(精選6篇)

      中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概述論文 篇1

      由于第一次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書籍進行年度概述,這里先把我國新聞傳播學書籍的出版情況做一簡單回顧。

      解放以后至,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出版的關于新聞工作的書籍只有百來本,而且沒有一本學術專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聞理論基礎》是我國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聞學著作。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國出版的新聞傳播學著作日漸增多。1991年,各種關于新聞和傳播的書籍超過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聞和傳播方面的書籍,大約有1500本以上(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資料室和中國新聞年鑒的粗略估計)。如果說80年代是我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的準備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紀初的兩年,無論這數量和質量方面,與自身相比都是最輝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幾年,新聞和傳播方面書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各類新聞傳播學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體系。80年代,我國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和復旦大學新聞系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統教材。90年代的情況大大改觀,各個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陸續組織寫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點的各種專業教材。到世紀之交,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則全套更新和增補新的面向新世紀的系列教材,北京廣播學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專業教材。

      現在的問題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質量不高,甚至可以說是垃圾;內容重復現象較為普遍,相互抄,車轱轤話來回說。關于網絡的教材,顯然為了搶時間,更為粗糙,相當多的這類書籍停留在描述現象和想象的理論層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質量和在一定時期穩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寫作和出版的要務。

      二,大量傳播學譯著在世紀之交的幾年內成批推出。這對于我國傳播學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這類譯著中有世界信息與傳播的綜述性著作,也有傳播學研究的概述性著作,還有一些專題研究的著作,例如組織傳播、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媒介形態、媒介與大眾文化、電視批評、媒介倫理等等。(參見我在《新聞與信息傳播》2001年夏季號的概述文章《直面當今傳播學研究----最近兩年我國傳播學譯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從贏利角度考慮較多,現在出版的傳播學書籍多數為教材,有的出版社選擇的層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傳播學讀物。這給國內某些本來就對傳播學有“階級”成見的人留下印象:傳播學就是這么個層次和水平。傳播學的研究性專著,尤其是傳播學經典著作很少,最近幾年的新著更少。經典中唯有麥克盧漢的著作出版了好幾種,但他畢竟是上個世紀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傳播學研究的經典譯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組織翻譯出版中。

      譯著的翻譯目前也存在問題,如果是普及性讀物,由于語言和內容較為簡單,可以考慮組織研究生集體翻譯,但是學術專著若由一撥學生每人分上一章一節翻譯,在短期內出籠,差錯較多,后患無窮。已出版的譯著中有一些翻譯質量過差,甚至到了無法讀懂的地步。

      三,國人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性專著依然不多。盡管出版的新聞和傳播學方面的書籍越來越多,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浮躁使得可以列為研究性專著的書是有限的。相當多的書,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說學術結構,就是話語也是非學術的',或政治套話,或新聞報道式語言,用這樣的話語體系論證學術,可以想象是些什么東西:現象性的描述內容多于論證,擺出問題(有時很生動)但沒有能力說明問題;論證邏輯貧乏,諸如“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區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類。

      四,出版新聞傳播學的“套書”呈現為一種趨勢。這種出版現象有商業包裝和贏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輕易說都沒有意義。如果學術研究的條件成熟,這種推出的方式對于學術研究有一定推動作用。近幾年傳播學譯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這種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這種方式。但是研究性的專著,不宜采用這種批量推出的方式,因為任何學術研究都不可能是工業流程式的。

      現在從已出版的套書看,同一套教材,質量高低差距較大。有的較高,有的明顯地差。特別是網絡叢書,尚沒有一套提得起來!埃玻笆兰o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叢書總體水平較高,但也有的相對不高。“華夏傳播研究叢書”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資料價值。“南京大學當代學術棱鏡譯叢”中有幾本涉及傳播學的,尚有水平。“清華傳播譯叢”中有幾本的水平也行。有的叢書以“最新”或“高級”冠名,但內容不新,也談不上高級。

      五,新聞記者的個人文集越來越多。現在只要有錢,出書不像以前那樣難了,難的是寫不出那么多好東西。最省力的就是將自己歷年發表的新聞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聞作品的時效特點,相當多的這類文集只有個人收藏價值,并無社會價值。有的新聞傳播學教師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這類文集在已出版的書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讓市場來調節吧。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聞和傳播方面的書籍出版獲得了很好的發展機遇,與過去相比,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憂慮的地方,即其中攙水的較多,書籍的內容質量(現在的裝幀質量一本賽一本)成為影響新聞傳播學外部形象的一個問題。

      中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概述論文 篇2

      2002年新聞和傳播方面的書籍,大約有300本,比去年增長了一半左右。但總體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書籍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概述如下:

      一,幾乎同時,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關于中國傳媒近年總體發展情況和展望的書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陸小華的《整合傳媒》、孫燕君的《報業中國》、周偉主編的《媒體前沿報告》等。前一本帶有政策研究性質;后兩本像新聞報道那樣對媒體發展形勢作了記者式的描述,因而這類書籍屬于普及讀物。對近年媒體發展作一整體情況的描述是有意義的,但缺少學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書是喻國明的文章和調查報告集子《解析傳媒變局》。他本人強調學問就在于經世致用,必須與“問題單子”聯系在一起。作為一種觀點,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茍同。正是中國傳統的實用理性,使得我們這個民族缺少理論思維。創新的中國需要應用研究,同時也需要不是為了應用而存在的理論思維,它代表人類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學中我們需要陳景潤一樣,盡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沒有任何實用價值。

      二,關于研究專著,數量依然不多,有幾本尚有新意。有一些書從標題上看是要構建某種理論、某種核心,但是翻開一看,索然無味,拍拍腦袋想出來的名詞概念較多,說來說去就是新聞傳播的一些常識知識,又換了一種說法或換了個包裝。研究專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認為侯健的《輿論監督與名譽權問題研究》給出一種什么叫研究的榜樣,他從一個較小的問題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聞法,給人以思想。陳力丹的《世界新聞傳播史》在結構和內容上比以往的同類書有些新意。杜俊飛的《彌漫的傳播》可能是這年出版的書最難讀懂的一本書了,表達上過于晦澀,但若硬讀下去,還是確實有思想的。

      三,關于專題和會議文集,這年不多,下面書介中介紹的,均有些意義。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國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國新聞侵權的第四次浪潮》頗有水平,新聞法治意識十分明確而且論證有力,只是未對書名作解釋,令人莫名其妙。尹鴻、李彬主編的專題論文集《全球化與大眾傳播》,論題集中,這種有組織的專題論文集現在不多,值得提倡。張國良、黃芝曉主編的《中國傳播學:反思與前瞻》和展江主編的《中國社會轉型的守望者》屬于會議文集,也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四,這年新聞傳播學教材出版的熱潮已經過去,新出版的教材明顯減少。新出版的新聞傳播學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書教材中,作為增補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聞傳播法教程》、李良榮的《當代新聞事業史》等。這年新出版了一套網絡方面的教材,也有單本的網絡方面的書籍,但新的內容不多。

      五,這年的傳播學譯著沒有像兩年前那樣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譯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眾輿論》的新譯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獨的人群》的新譯本(南京大學版)、利文森《軟邊緣:信息革命的歷史與未來》的譯本(清華大學版)。

      六,這年出版的新聞業務方面的書依然量很大。除了記者個人的作品集外,關于新聞寫作方面的書中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為優勢的黃曉鐘的《新聞寫作思考與訓練》,論證角度較新的郭光華的《新聞傳播藝術論》,有些新意的新聞攝影方面的文集《讀圖時代新聞攝影論說》等。

      中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概述論文 篇3

      “新聞”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了,無論它是作為一種信息形態,還是作為一種文本。任何文本最終都可以用語言來表達。人類的語言現象可以劃分為兩個維面:語言和言語(話語),語言是抽象的、系統的一種表達規則,一旦運用某種語言系統在具體的語境中的說話或寫作,形成的口語或文本,即是“話語”。運用一定的語言系統敘述、重構新近發生的新聞事實,便是我們一般化理解的“新聞”,而這種情形下產生的口語或文字作品即“新聞話語”,它的特點與眾不同,是一種再現事實的話語。它在形態上是物質的報紙或電子傳媒的一種文本,在觀念上則是一定語境的'體現。

      荷蘭符號學家梵迪克的《作為話語的新聞》,被視為傳播學的經典之一。該書把新聞作為話語分析的對象,因而將符號學的一種分析方法與新聞的研究結合了起來,提供了深化新聞研究一種視角。話語分析存在兩個層次:文本分析與語境分析。前者對新聞話語的結構進行描述,后者將這些結構的描述與記者的認知、新聞話語如何再現事實的過程、社會文化因素等聯系起來加以考察。他的觀點屬于批判學派的溫和派,通過新聞話語分析,他認為:“媒體從本質上說就不是一種中立的、懂常識的或者理性的社會事件的協調者,而是幫助重構預先制定的意識形態。”這里的“意識形態”不完全是政治意義上的,包括政治意義,但更側重文化傳統。

      在作者的論證下,看似平常的新聞話語具有了規律性的總體意義(宏觀結構),包括一系列的常規敘事類型、敘事等級和順序規則、隱含的敘事模式,以及將隱含敘事變成真實敘事的轉換規則。在微觀結構方面,從確定命題到保持內部的一致性、句法、詞序、措辭風格、修辭等等,各種非常具體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感受到(甚至新聞作品的當事人也沒有意識到)這種話語深層的“意識形態”成份。新聞話語的多層級結構特征,決定了受眾一般只能得出既定結構所提供的解釋框架,其他的解釋框架、其他的目標、規范、價值和意識形態等等,會被用使用到反面的解釋中。

      該書對新聞話語的考察是從源文本和對源文本的加工過程開始的,從而能夠準確地論述制度(機構)控制、經濟利益控制、專業活動組織、日常新聞工作程序和新聞價值體系如何對新聞話語產生影響。在觀念性的認知方面,該書涉及五個重要的控制記者職業活動的認知因素:1.記者對事件的主觀認知模式(表現在對輸入文本的關于事件的解釋)。2.記者對源文本可信度和權威性的認知模式。3.新聞文本制作的目標和規劃,包括所確定的新聞的微觀結構和宏觀結構。4.接受者的認知模式對記者的影響。5.制作語境的認知模式,包括日常的工作程序、時限和工作互動。

      梵.迪克曾發動他的學生們記錄了荷蘭各主要新聞傳媒的記者們獲得新聞源和加工源文件的許多細節。他從中發現,記者們在以職業的新聞價值標準制作新聞時,實際上不斷復制著社會的話語,無形將與事實相關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價值觀內涵其中了。無論記者如何獨立地思考,他通過詳盡的宏觀與微觀的話語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們的新聞、新聞制作和報紙已深深地被他們為有效地以一套固定程式收集每天新聞而編織的那張網所束縛住了!

      中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概述論文 篇4

      美國的電視節目具有一種跨越語言和文化障礙的能力,或許這就是傳播學批評學派常說的“文化帝國主義”吧。在美國電視節目的包圍中,被浸淫了這么多年的觀眾,對此似乎已經無所謂了,以致很少有人進行過系統的研究,來解釋紛繁復雜的世界文化背景中美國電視節目何以取得這樣的成功。

      《達拉斯》是一部在20世紀80年代征服了全世界的美國電視連續劇。從美國到以色列, 從南非到澳大利亞,不同角落的'人們聚集在電視機前一起追隨尤因家族的傳奇。它在90多個國家獲得成功,而僅在少數幾個國家遭到失敗。那么不同地方的觀眾是如何理解這部電視劇的?會激起相同的卷入和反應嗎?兩位以色列的傳播學專家,泰瑪利貝斯和埃利胡卡茈,在他們的這部專著回答了這些問題。

      這本著作其實是兩位學者研究經歷的一份記錄。他們選擇的途徑,是觀察和研究這部電視劇在不同民族家庭中的接受情況。具體的研究對象是以色列的特殊亞文化群體, 包括以色列阿拉伯人、摩洛哥猶太人、從俄羅斯來的新移民,以及具有西方血統的老資格的以色列聚居區居民。他們從每個亞文化群體中選取10個“焦點組”作為代表, 每個小組由三對夫婦組成(相互之間都是朋友或親戚,并且具有相近的年齡和接受教育的程度)。成員們一起觀看一集《達拉斯》,然后復述劇情,逐漸進入“引導式討論” 。為了進行更加全面的比較,作者們還對美國人和日本人(這個節目在日本只存活了幾個月)的接受情況進行了調查。書中詳細闡述了研究的設計,描繪了各種文化群體對訪談環境特有的反應。介紹了其中一個摩洛哥人小組的討論草案,用具體例子來說明訪談過程中對話交流的豐富與自然。

      中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概述論文 篇5

      20世紀以來,社會科學各領域的語言學轉向引人注目,語言的變化,作為社會變化和文化變化的重要表征,開始在社會各領域受到關注。致力于批判語言分析的英國語言學家諾曼·費爾克拉夫,注意到語言分析在各學科中的兩個走向:一方面是語言研究范圍中各種分析語言方法,一方面是與社會語言相關的社會和政治思想。遺憾的是,這兩者的綜合并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使語言與社會的相互建構關系不能得到有效地揭示。1993年出版的他的話語分析代表作《話語與社會變遷》,力求將話語分析和社會理論結合起來,發展一種既能研究語言變化,又能研究社會和文化變化的多向度話語分析方法。

      2003年中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概述  

      作者在導言中開宗明義地介紹了他開創的多向度的話語分析方法,他認為,任何“話語事件”都可以被同時看作一個文本,一個話語實踐的實例,一個社會實踐的實例,因此,話語分析可以在三個向度上進行:文本向度,關注文本的語言分析;話語實踐向度,說明文本生產過程和解釋過程的性質;社會實踐向度,傾向于關注社會分析方面的問題。

      諾曼的這種方法,基于對前人話語分析成果的綜合梳理。他既吸取了語言學對話語文本本身和話語生產過程及解釋過程的研究方法,又采納了?聦υ捳Z在社會意識上建構屬性的觀點。同時,他指出福柯在固化的權力結構中探討話語的政治性的研究缺陷,認為權力斗爭的動態過程應在話語實踐中具體分析。

      話語與社會存在一種辯證關系,一方面話語被社會結構所構成,并受到社會結構的限制,另一方面話語又有助于社會身份、社會關系、知識和信仰體系的建構,有助于改變社會;同時,話語實踐作為社會實踐的一部分,又是一種政治實踐,建立、維護和改變權力關系及權力關系實體,這是作者論證的基礎性觀點。在三向度分析框架中,文本分析主要側重詞匯、語法、連貫性和文本結構來進行。話語實踐作為中間向度,將文本分析和社會實踐聯系了起來,側重文本生產、分配和消費的過程,所有這些過程都關聯到經濟、政治和制度背景,文本的生產和解釋建立在內化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習俗基礎上的。社會實踐的話語分析則將話語置于意識形態和權力關系中,揭示意識形態和霸權以各種方式對話語的介入,和話語對意識形態和霸權的維護、批判和重構作用。

      給出話語分析的大體框架后,“互文性”成為“特別有成效”的`分析重點。在話語實踐研究方面,互文性被列為專章論述,“互文性”是文本的一種屬性,它描述文本與文本間、文本與話語習俗間的相互建構關系。作者認為,互文性非常有助于對語言變化的研究;ノ男允菍v史性文本的繼承和改造、創新過程,它受到霸權環境的限制,并體現為一種形式的霸權斗爭;ノ男源嬖谟谏a、分配和消費三個環節中,生產環節的互文性體現文本的歷史性,分配環節的互文性涉及不同話語類型的轉換,這種轉化過程往往體現著隱性的權力關系。消費環節的互文性,強調了消費者帶入解釋過程的文本對解釋的建構作用?梢哉f,作者對互文性的概念的深化,更為透徹地揭示了文本與社會環境的深層互動關系。

      為了詳細闡述文本分析的不同方面,諾曼大量采用了醫生與病人、教師與學生的談話實例、以及媒體的報道,從互動控制、闡釋、情態、禮貌、普遍特質、關聯詞與論證、及物性與主題、語詞意義、語詞表達、隱喻等角度,分析文本中哪些細致的技巧和策略,以怎樣的方式建構了話語主體與社會現實,并導致了意識形態和政治色彩的無形介入。

      本書的結尾,綜合前文,提供了話語分析的具體指南,這對于從事話語分析的讀者,具有直接的參考價值。在談到當代社會話語變化的民主化、商業化、技術化趨勢時,作者也表現了他的憂慮:那些用于重新設計話語實踐的“話語技術”,有可能被有權力、有資源、有金錢的人所竊用。他預見到,話語分析者面臨著“緊迫”的悖論:一方面,他們揭示話語實踐的復雜社會和霸權結構,另一方面,“像許多其他領域的研究者一樣,話語分析者日益面臨著被整合到官僚主義和管理性的議程的危險”。

      中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概述論文 篇6

      當今世界,廣告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每天清晨從睡夢中醒來,我們就處于廣告的圍城之中。廣告,對當今的生活和社會到底造成了什么影響?它促進了社會的進步,還是破壞了社會的結構?這是一個值得人們關注和深思的問題。

      論文2003年中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概述來自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約瑟夫·塔洛教授所著《分割美國:廣告與新媒介世界》一書,對以上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并給出了一個鮮明同時也讓我們驚奇的答案:廣告,正在塑造碎裂的美國社會。

      作者認為,對于一個普通的閱讀者和收視者,廣告日益深刻的細分化和目標化特征預示著一些可怕的東西。美國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將會因為廣告的影響而受損。美國的廣告主指揮美國主要媒介所進行的對于美國毫不留情的細分,具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廣告是現代生活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們大都很難跳出廣告所制造的虛擬世界,來觀察一下自身所處的真實處境。究其原因,在于人們總是被廣告美麗與時尚的表象所迷惑,而忽略廣告背后真實的世界圖景。作為一個理論上的`自覺者和清醒者,作者在該書中向我們展示了美國廣告業背后的真實世界。借助其理論之光,讀者能夠看到美國廣告主、廣告公司、媒介公司和技術公司在一種宏觀的歷史背景中,如何形成一種合力,對美國社會結構產生深刻影響。作者認為,近30年來廣告在美國塑造了一個碎裂的社會,并將給美國帶來一個碎裂的未來。廣告在美國經歷了從社會塑成型媒介到階層塑成型媒介的平衡變化,并加速了美國社會的分裂化進程。階層塑成型媒介是指那些鼓勵社會的各個零散部分與自身溝通的媒介,而社會塑成型媒介是那些具有潛力使得社會各個階層進行相互溝通的媒介。當今美國廣告已經進入了階層塑成型媒介為主導的歷史階段。

      在廣告背后,廣告主是作為一種影響和改造社會的重要力量而存在的。“廣告主討論美國社會的方式正在發生革命性的改變,他們制作廣告和塑造媒介以及反映這種討論的方式同樣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這就是本書的主題。這種改變和家庭具有的視聽選擇的重大變化相互影響。但是這種改變又驅動了這種分裂意識的發展! (正文第1頁)

      在這本書中,作者反復強調的是:美國廣告主透過廣告不斷對目標受眾進行細分的歷史性活動,對美國社會造成了負面影響。通過對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美國廣告的總體研究,作者得出結論:美國廣告深刻影響了美國社會。在未來,美國廣告還將繼續加深對社會結構分裂化趨勢的影響。

      塔洛教授的研究,對于考察中國廣告業與中國社會結構的互動關系,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以前我們一般習慣于從市場發展的角度來考察廣告對社會的影響,而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實證的、批判的研究視角。從這個角度看,該書對處于全球化環境中的中國廣告業研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該書1997年由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雖然出版已有6年時間,但是書中論及的廣告對社會影響的趨勢依舊在繼續。作者相信,數字互動型媒介領域、個人化的家庭空間、復合媒介集團公司與營銷傳播控股公司,都將進一步發展。從另外一個角度看,6年的時間也正好對該書的觀點和論斷進行了新的檢驗。

      未來,人們依舊處于一種與廣告世界交融的生活形態。隨著全球化、市場化和高科技趨勢的來臨,廣告活動細分化和目標化的特點將更加明顯,廣告對社會和生活所進行的分裂化進程將無法逆轉。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學術界對廣告業社會影響的客觀的、歷史的研究,顯得更為必要。對未來的廣告業,該書也提供了一種獨到的研究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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