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中國傳媒

全球化與中國傳媒

　一.意識形態的弱化
８０年代初，意識形態的弱化，自我意識的強化，個人崇拜坍塌了，個人主義卻復活了，80年代知識精英以憂患意識、理想主義、人文關懷、啟蒙主義進入主流社會。一元化意識形態滿足不了多元化社會需求的發展。
90年代發生了最大的社會變遷。小人、狂人、窮光蛋，無名鼠輩、勞改犯、投機家、封疆大吏、社會名流都極盡表演。三大浪潮的產物在中國同時存，農耕、大工業和信息時代在“和平共處”。英雄主義、明星崇拜，貴族化、平民化、資產階級、另類都在大肆張揚。社會地位迅速分化，體制不變，僅產權制度有所松動，意識形態、文化思想、政治體制的弱化，一些社會控制的工具跟不上社會形勢的飛速發展，信仰、宗教、文化、教育，這些社會控制工具，退化到可有可無的地步，不同的利益沖突、協調、合作、制衡就很難完成。利益格局的分化，很酷，也很無耐。個人預期趨紊亂、浮躁，在利益趨動下，偽幸福、偽科學日盛，造成普遍炒星，炒老板，炒專家的造神現象。
專家、學人首先是利益格局的分化，隨后尋找最低成本進入主流社會，否則即被邊緣化。經過10多年，精英的觀點也大大分化，失去了共同語境。他們的符號完全不同，語境支離破碎，迅速分化成各種各樣的專家圈子。圈子內，他們像白癡一樣吵吵嚷嚷，圈子外，追逐權力、追逐資本，傍大款、傍大官，精英傍上權力加資本，儼然成為壟斷資本或買辦資本的代言人。在精英的論戰中，利益背景影響削弱了所有建設性。凡牽涉到利益背景，就非學術爭論。中國精英與利益集團、資本有千絲萬縷聯系。利益的糾葛使爭論流于感性階段，精力全被消耗在對弦外之音的揣測上，以致發展到人身攻奸。理論勝負其實是對決策層的爭奪，最終誰占上風，都架不住實踐的檢驗。

所有媒體都不承認自己媚俗，不媚俗又活不好，面對生存窘迫。最終就是市場是否認你，或是你是否溶入都市文化。電視產生直觀和視覺效果，使觀眾變成被動的受眾，逐漸地失去思維能力。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說，美國人從電視上看到的是熱血沸騰的鏡頭，但實際上只有一幅完整的圖像才會展示出政治家和富商們的丑行。他說，這些丑行之所以能夠成為現實，就是如今私利是用國旗裹住的。假如你關注到完整的圖像，你會覺得你生活在一個與電視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互聯網的普及，有線、衛星電視臺激增，新聞與資訊之間的界線日漸模糊。新聞已不再是“傳統新聞”了。今天一份報紙比20年前更“實惠”了，版面上有更多題材、更多報道。它不是單一的產品，而是包括新聞、體育、經濟、生活潮流、健康、烹飪、科學等一堆產品。不僅滿足讀者的不同興趣，還要吸引各異觀眾的興趣。央視推出系列欄目，《商界名家》，《對話》、《生活》、《朋友》、《聊天》等炒星節目是大工業產物，信息不對稱地引導大眾預期錯位，是資本家與狗腿子對話，是歌星影帝與影迷的交流，是官民的上下傳播，面臨著網絡的沖擊，大眾傳播已走向分類傳播（同業圈子）。尋找平行交流是一條新渠道。“信息時代的新問題是：信息垃圾膨脹的速度遠比精品快。很清楚，信息精品的生產效率是受很多因素制約的。它需要人們傾注極大的心血。拷貝成本、搜索成本很低，但篩選成本、創新成本卻很高，信息精品增加很少，然而粗制濫造的信息產品卻不同，不需要太多的精力投入，便能迅速地增加。”(中經胡小明)
問題是:意識形態弱化,約束空間放大，各利益方代表在爭奪話語權之戰中，個人彰顯的背后隱藏著的是資本權力擴張。利益趨動的實質是權利的再分配。有些原則是永恒的，媒體有三個禁區：一是不能危及國家安全和利益；二是淫穢文字或圖像；三是虛假新聞和廣告。
二.超編緝因素擴張
傳統的“硬新聞”，集中在時政、戰爭、動亂、災難、罪案和丑聞上。硬新聞由于采訪環境惡化成本高風險大，小心也難免觸雷。“軟新聞”成本低風險小，又容易操作。因而社會、經濟、生活及體育等軟新聞就大行其道，新聞和娛樂融為一體，名人報道和個人愛好倍增，最后出現了個性化服務的報道。題材涉及健康之道、投資理財和精明購物等。這種演變過程中，新聞寫作變得較個人化、不太嚴謹，偶爾也引人入勝。以往新聞注重“客觀事實”，被編輯眼中“主觀新聞”替代。隨有線電視和互聯網的崛起，連這些具體特征也在消失，眾多則是“口水佬”、“炒星”、“炒老板”，一方面是利益趨動；二是造神的技術含量和成本、風險很低；三、新聞主官權力下放讓部門長分包，形成“諸侯經濟”：在市場化大旗下拉朋黨以營私。惡俗的內容直接破壞了都市文化，引來“娛記”的惡名。新聞的價值判斷，面對愈來愈大的商業壓力。追求轟動效應，提高銷量或收視率，利益趨動變本加厲，編輯的選擇只有——新聞故事“好賣”不“好賣”。媚俗是因為市場過分的功利目的而決定，人們感到在傳媒變得越來越庸俗時，迎合了一些人的低級趣味，變成娛樂和花邊新聞的集錦。但是，媚俗并不是傳播的必然理由，不要忘記媚俗化的傾向，正是我們主動放棄了意識形態的管理。

   
全球化與中國傳媒 　
中國人不信上帝，相信鬼神。鬼使得中國人發生“靈魂”問題，包括善惡報應等人類自身的反思。信仰是一種終極需求，也是人類最基本需求。５０－６０年代對人文教育的破壞，20年來被顛覆的最徹底、最體無完膚的就是價值觀，一個國家20多年沒有信仰，價值觀全面向傳統回歸，幸福觀變成了福祿壽，英雄觀變成江湖大俠，生活觀充斥著嚴重的痞子化和虛無主義。低級庸俗下流的尋樂主義、東方神秘主義，那就是邪教產生的土壤。人類歷史上對精神追求――古希臘求真、求美，古希伯萊堅持信仰，中國自古以來的仁愛精神，都變得無足輕重。沒有信仰，社會就失去規范，不規范，不均衡導致沖突不斷。人們失去信仰，制度就失去了它廣泛的支持度，制度合法性就面臨十分尷尬的局面。公安大學靳高風認為：失去信仰，建設法制社會可謂“蜀道之難”。罪與非罪，守法和違法，公與私的混淆，價值觀預期的紊亂，使社會無序和文明衰退。
爭奪讀者和觀眾注意力的競爭變得極為激烈，面對“資訊過剩”大潮，迫使編輯決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隨著觀眾讀者口味的改變，如此一來，編輯幾乎失去了他們的功能，“整個傳媒業正在演變成大百貨公司。”(薩繆爾森)結果是，我們不知道新聞到底是什么，受眾也不知所云。記者最擔心的不是寫作、不是主題，而是能否見報。新聞主官控制圈內，上稿權成了關鍵。又變成權力斗爭的焦點。其實這屬于超編輯因素。于是，這些年總是有人拷貝，抄襲制造假新聞。因為成本和風險很低。媒體的新聞構架變成了兩條腿，一是炒星。一是揭黑幕。媒體報道取向始終受著諸多因素制約：一是政府對媒體監管力度；二是轉型期媒體的改革力度；三是民意的影響，老百姓也不愿意天天看丑聞。這三方面就形成了互動。
論文全球化與中國傳媒來自

三、采訪環境惡化
采訪環境變得異常嚴峻和兇險。一些政府機構、公安、司法、檢察、稅務機構的不作為、瀆職，超記者行為不得不加強。媒體為了哄動出彩，些許為了正義。臥底、探密、偷拍等超記者行為比比皆是。記者采訪中往往得變成一個偵探，臥底取證增加了采訪風險和成本，極大地限制了報道的范圍。嚴格地說，這種越線行為，在不超出公正的范圍內尚可。《重慶商報》羅俠被打，采訪不僅僅面臨暴力，還被惡意訴訟、地方保護主義侵害。施暴者有地痞無賴，也有政府部門公務人。一些地方社會治安形勢相當嚴峻，帶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和流氓惡勢力橫行，爆炸、殺人、綁架、投毒、拐賣婦女兒童等重大惡性案件時有發生，盜竊、搶劫等多發性案件居高不下。揭黑幕的風險很高，媒體面臨的尷尬是：如何選擇公正、公平、公信，如何堅持“三講”原則。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本身在表達意愿和表達能力上懸殊很大；加上訴求渠道不通暢。造成了強者愈強,弱者愈弱。接下來權威、政要打招呼，被告成對象會動員所有的社會關系，向媒體游說、施壓、以至賄賂，以至將報道扼殺。劉健寫的《兩支隊伍包圍焦點訪談》文章說，中央電視臺的大門排著兩條隊，一隊是上訪者，一隊是為游說說情的官員。
媒體為適應市場，存在著世俗化、都市化、和文化品位的等等問題。恩特曼所論述的，媒體通過突出某一方面、削弱其它方面來構架新聞，從而將讀者的注意力導向被突出的部分。“ 新聞構架分析法，構架這一概念是由高夫曼（１９７４）提出的，用以闡述人們如何理解每天生活中發生的事件。高夫曼認為，人們在不知不覺中監控著社會環境，以便根據周圍環境的變化來調整自己的期望和行為。高夫曼論述過讓女人擺出誘人姿態來吸引男人注意的廣告是怎樣在無形中加強了對女性的社會歧視。對媒體來說，新聞構架通常設置一種主導的和首選的閱讀，雖然讀者也可能從相反的角度來理解。構架的要素是可調大小的——夸大或縮小描述事實的元素從而使其突出或不突出。甘斯（１９７９，７）認為，媒體構架是認識、闡釋、陳述的一種持久穩固的方式，也是挑選、強調和剔除的依據，通過構架，符號操作者只需例行公事式地組織符號，無論是語言的還是視覺的。與構架分析法相比，內容分析法不能充分展示語言和視覺訊息的微妙和細微差別。只有貼近地、挑剔地逐一考察語言和視覺文本，才能使微妙、隱蔽的訊息一目了然。因此，為了顯示這一微妙之處，新聞構架要求作者作出關鍵性的決定：新聞報道中的眾多要素到底那些是重大的、需要加以突出的。”（清華李希光 《新聞構架與國家利益》）
四、跨學科領域加深
1997年至今全國出現了60--70種財經類報刊并形成辦刊熱點，缺少專家級分析人員和信息顧問，流于惡性競爭，始終進入不了主流期刊。而路透社、道瓊斯、穆迪和博龍貝格以很成熟的財經產品強力打進中國市場。中國傳媒的財經編輯、記者還欠成熟，對專家的符號系統和語境也不熟悉，不少財經記者不懂經濟，現學現賣都不趕趟。專家也存在錯位和受眾錯位等諸多問題。傳媒涉及相關領域學科越來越多：如傳播學、認知科學、計算機科學、信息管理學、經濟學、信息經濟學、信息法學、情報學等，跨學科領域也加深。
熱點問題、市場動態、時政、社會動態、輿情反應、輿情分析等社會、財經問題，是政府、企業、決策部門都十分關心的，這是制定公共政策和企業戰略的依據。因此，財經分析是許多政策機構、市場機構必需開展的業務活動。信息分析領域，大眾傳播媒介（包括報刊、廣播和電視）是輿情反應的一面鏡子，它信息量大，反應及時，又有連續性，特別適于內容分析。專家要不時在報刊上露臉，政治家也最懂得與媒體打交道，知道什么消息該不該發，他們往往通過選擇時間、地點、場合和信息量，來左右媒體對某一事件的報道。政府往往會在制定政策的同時，設計出爭取民眾支持的宣傳方案。國家對傳媒內容進行監管主要有三種方式：前端、中端和后端監管。前端監管指的是直接控制傳媒及相關的產業的準入，中端監管指的是控制傳媒內容的終審權和播發權，后端監管指的是對違反國家有關政策法規、損害國家利益的傳媒行為進行及時有效的懲罰。過分依賴“三管齊下”的監管模式，是強化壟斷地位，有違市場經濟的原則，妨礙市場要素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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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數據？什么是信息？什么是知識？什么是智能？對這些基本概念如果沒有清楚的認識，就不可能對相關學科的明確理解。分析首先從數據搜集開始。定性研究從來少不了數據，關鍵是如何選擇數據來分析。數據（Data）是現實世界中被發現的事實（Fact）的編碼表現，是用實體、屬性和屬性值3個變量進行描述記錄的結果。信息（Information）是經過加工組織的、對決策者有意義的數據，知識（Knowledge）是對既有信息進行解釋和評價的結果，它以某種有目的、有意義的方式處理信息，可表述或預測出信息之間的規律、原理性聯系，包含信息真偽的評價。智能（Intelligence）則是指人們有效運用信息和知識的能力。它們的關系形成了一條“信息管理鏈”。（清華李希光 《新聞構架與國家利益》）
五、信息識別難度加大
以上談了專家符號和語境，是同類對話基礎。財經有財經的符號，人文有人文符號，軍事述評有軍語，外交、外經、外貿皆有術語，信息專家一看就知道信息源出自那里，單從符號知道信息出自是專家還是學人，是出自院校還是來自官員，具體到部、委、辦、局。這就是信息識別。其中最重要的是——證偽。CIA、FBI、蘭德的核心技術，一是內容分析，二就是比較分析。但內容分析再深刻也不及田野調查，不論科考、刑偵、還是新聞，一手材料都是無比重要的。二手資料的大量出現，就需要專事信息的分析機構，中國在內容分析上見長的機構并不多，做大的只有中經分析、中新社、新華社，入世后中國傳媒有向綜合信息服務業轉移的大趨勢。值得警惕的是信息壟斷，這可是高級壟斷，妨礙了市場空間的擴大。

中國的信息能力處于世界底層，僅為美國的8.6%，只有韓國的15.3%。國家統計局報告中指出，信息技術差距，（信息不對稱）將使中國在21世紀的國際競爭中處于極不利的地位。經貿發展、企業商機、消費者權益保證、政府公共服務質量的提高等都離不開及時獲取準確信息。信息公開和信息自由成為世貿規則的基本要求和各國政府規制改革的主導方向。信息公開是貫穿于多邊貿易體制的基本要求。信息公開不僅是貿易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當前各國政府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等全面發展方面保障公民權的一項基本義務。公民對政府和公共部門擁有的公共信息享有知情權。
9.11后，是互聯網時代的第一戰，是全球信息戰。我們對突然到來的信息戰完全沒準備，政府、機構及媒體則完全不適應。美軍卻早已做好信息戰的準備工作，美國國際戰略中心的《軍事技術革命》報告很明確：信息革命是軍事技術革命的核心。包括參謀長聯席會議的《21世紀聯合作戰構想》，陸海空特兵種分別提出的《21世紀部隊》計劃、《哥白尼》計劃、《地平線》計劃、《海龍》計劃等等。正是這些戰略計劃，人們才被相互沖突，相互干擾，撲天蓋地的信息所壓到。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以39.7萬美元與蘭德簽約，讓這個著名的智囊公司來幫助做輿論工作。好萊塢和華納是全世界最大的信息制造商。讓全世界一股子美國味。誰有這么大的能量，誰能如此熟練的操縱媒體，讓炭疽幽靈在全世界轉個不停。是大財團，還是美軍方。信息戰主導下，干擾信息、泛信息、謠言、流言蜚語漫天飛。當經濟環境不安全，消費信心下降，人們的恐懼壓力增大，信息流也呈加速度。連續8周的轟炸也罷，炭疽也罷，金門大橋預警也罷，都像一場鬧劇。自以為有決斷的人，現在也找不著北了。天堂不再安全，信息戰的破壞力可能比我們所預想的核生化的打擊還要大。戰爭不僅在戰場，也在市場上展開。戰爭不僅投炸彈，還要投食品、投收音機、傳單、祈禱語錄。在傳媒、電視、商場、食品店、互聯網、郵件、清真寺、廣場、影院，在一切方面展開。不對稱另類戰爭，使世界變得更加兇險。更多表現的是信息戰。大眾傳媒成為一種戰爭工具。電視在這場戰爭中成為專用武器。這就是數字化時代的傳媒。信息戰最喜歡不對稱，信息要是公開透明了，CIA、FBI、M-5、M-6還吃什么。
傳媒發生的大變化，一是從受眾角度，受眾如何收聽、收看、閱讀新聞。一個是從傳媒生產的角度，從記者、作者的角度來看傳媒的變化。網絡技術改變了人們使用新聞的方式。這將對新聞的生產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大多數人先通過電視看到這場襲擊，電視的功能告訴觀眾發生了什么。第二天，報紙詳細地報道了這場襲擊，報紙告訴了讀者更多的細節故事。再不滿足的還可以上網查尋，通過網絡人們展開同類對同類的交流和傳播，所謂“Peer to Peer”。軟件在網絡上自動把相關的信息做鏈接，這是一個媒體聚合的時代，你可以通過各種接口獲得新聞，手機、PDA，科技給媒體帶來的變化， 9.11后很多人獲得的新聞并不是來自專業新聞工作者制造的新聞，他們去的網站也不都是專業的媒體。傳統新聞有一個中心，新聞主官把持通道，新媒體的變化使把關人變成邊緣人。重要的傳播是電郵，一份電子郵件組，有成千上萬讀者，且不是一般大眾，而是某一專業領域的“分眾”，這些信息所提供的背景和價值觀，在傳統媒體上看不到，把這些有用的、有價值的信息編到文章中去。人不僅在閱讀新聞，而且也在生產新聞，包括沒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數字化技術將把大家連接在一起。一臺電腦，一部數碼照相機，任何人都可以作為一個作者和出版商。這是一個媒體聚合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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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權力資本擴張
北京9家媒體建設的“千龍新聞網”，依托9家傳媒的新聞資源，想形成影響最大的華人新聞網站。上海解放日報社、文新報業集團、東方電臺、東方電視臺等聯合籌建了上海東方網。陽光衛視和新浪的聯手，此舉被人稱為傳統媒體“網變”，這種“網變”將變得愈加激烈。3年后，中國網民數量也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網絡大國。中國網民人數將雄居世界榜首后，中文將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網上語言。2001年中國在移動通信、固定通信、寬帶設施等領域都將成為世界第二大市場。繼網絡泡沬化破滅之后，有專家警告說：第二個泡沬是媒體。
9.11后，世界投資家把眼光盯著中國市場，包括傳媒。2001年5月以來北京就至少出現五、六份新報紙，《華夏時報》、《信報》、《京華時報》等。其中，北大青鳥是投資媒體最積極的國內上市公司之一。中國入世全面開放傳媒市場，立刻會涌現出大量的、新的平面媒體，因此北大青鳥收購的“媒體殼”，究竟有多大價值，值得懷疑。上市公司依靠粗陋不堪的網絡經驗去經營和投資媒體，會犯大錯，網站也會倒霉，國內的上市公司弄不好也會重蹈網絡股的覆轍。(安邦)
傳媒入世的第一課，也許是產權制度的改革，隨后才是知識產權。否則根本檔不住猖獗盜版和抄襲。民營資本和國際資本從本質上說沒有多大區別。它們都是以市場和投資回報為基本導向的。在傳媒產業，在保證內容監管下，引入包括外資在內的非國有資本，從而增強中國傳媒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新華傳媒工場的出現,是新華在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具有新華社和香港泛華科技集團投資的背景，橫跨傳媒業界和國際資本，使國內出現了第一個從資本和產業運營角度的傳媒服務商。在其新近出爐的《中國媒體投資報告.2001》中，對進入WTO后中國傳媒的變局作了預測。幾乎贏利的報業集團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蓋大樓，形成所謂“大樓現象”，實力媒體在產業化過程中再投資的空間小，最保險的方式當然是投資蓋房子了！傳媒管理體制與傳媒發展的沖突，垂直管理模式和跨媒體經營，分業與混業的沖突。從機關報刊到行業媒體、專業媒體，分別由不同的主管部門分兵把口，壁壘森嚴，做報紙的不許碰電視，做電視的不許碰出版……相對于那些全球化的大傳媒集團所實施的報紙、期刊、電視臺、電臺、網絡等跨媒體經營，壟斷與多種經營模式之間沖突明顯。我們從單一的內容制作，廣告銷售、市場培育，轉變到綜合信息服務。擺在中國媒體面前的路很嚴峻：發展機會，停滯死亡。在境外媒體緊逼下，誰能爭得資本市場內資或外資的發展合作，誰就有機會。大媒體的出線也是強化壟斷，在跨媒體經營，資源整合的背后是權力資本擴張。
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在卸任前說：“我們這個星球正處于兩種強大的、相互矛盾的力量所支配--全球化與邊緣化，自由化與極權，民主化與專制，富裕與貧困在齊頭并進。二極分化到什么程度，政策是對富人傾斜還是對窮人讓渡。政府能否利用稅收再分配政策來調控危機。處于變革中的人們，只有極少數才懂得這場變革的終極意義”。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大旗下,給了富人和想當富人的機會和預期,也給了窮人和絕望者以反抗的手段，發展中國家也找著一個理由，以專制集權方式來推進民主化和現代化。像家長打孩子：是為了孩子好。
中國傳媒近年來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動向：1、大媒體影響力加強；2、權力資本擴張。3、大眾對國際問題的關注力加強。媒體在引領人們干好事的同時,也引導人們干了些錯事,但可以肯定，媒體再發展，再變化決不能變成大百貨公司。媒體為了保持一定的獨立性，還得保持公信力。反映中國精英的主流觀點不會變，維護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不會變。 （2001年12月20日）
信息源及參考資料：
除單注外，中經分析，人民網、“天元”數據
（文章來源：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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