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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中國廣播的文化戰略定位
世紀之交的中國廣播面臨著重新進行文化戰略定位的嚴峻現實——其一，西方國家廣播已經和正在進行以中國為進攻重點的文化與科技兩大戰略調整，由冷戰時期的半月形包圍圈發展到對華電波戰的整體合圍之勢。
其二，現代通訊技術和信息高速公路的迅猛發展為受眾提供了極大的信息選擇空間，從而進一步加劇了傳媒之間的競爭，促成了廣播超越傳統局限，發揮其長于人類精神交往、心靈溝通的文化傳播優勢，把握機遇，以新的姿態進入21世紀。
其三，市場經濟因素介入新聞傳媒。從某種意義上說，誰贏得了受眾，誰就贏得了市場。因此，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保持和發揚媒體自身的人格化魅力，吸引受眾，并引導受眾認同和接受正確的文化價值觀念是廣播傳媒面對的“當務之急”。
其四，香港回歸祖國帶來“一國兩制”的多元文化格局。東西方文化的相互碰撞和相互作用勢必對內地和香港廣播產生深遠的影響。內地廣播傳媒對此務必要有清醒和辯證的認識，并能從維護祖國優秀傳統文化和吸收外來優秀文化兩個向度制定對策。
中國廣播的文化戰略定位大體上應包括如下方面的內容——
一、中國廣播的文化形態
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內部環境和冷戰結束，沖突不斷，東西方走向對話的外部環境下，中國廣播具有以輿論工具形態為主體的多種文化形態和多種文化功能。
（一）作為輿論工具的廣播。中國廣播首先是作為黨和國家的輿論工具存在的。1983年中共中央明確指出：“廣播電視是教育、鼓舞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強大的現代化工具，也是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中國廣播作為黨和國家輿論工具的這一政治屬性和世界上所有國家廣播的基本屬性歸根到底是一致的。
（二）作為信息媒介的廣播。從廣播自身的內在運動規律來看，傳播信息是廣播媒體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屬性。作為信息傳播媒介，廣播傳播的根本目的在于借助語言、音響和音樂將原始信息加工為文化信息，以訴諸人類的聽覺。我們之所以將廣播的這一信息傳播形態視為文化形態，是因為廣播傳播的終極信息是一種通過傳者加工過的文化信息，“文化信息所施加于人們的力量是臺階控制人們行為的主要能量輸入形態，也是形成各種社會心理狀態以適應環境的最基本的社會刺激或反應方式。”盡管現代受眾在信息接受過程中不再扮演“靶子”的角色而享有選擇信息的廣泛自由，經過傳者加工的文化信息仍然可能使受眾不由自主或潛移默化地接受“文化”引導和改變。因此我們將廣播的信息傳播形態視為一種文化形態。
（三）作為輿論監督的廣播。通過廣播、電視和報紙等新聞媒介實行輿論監督是開放的現代社會特有的文化形態。廣播傳媒實行輿論監督的文化功能在于以新聞批評或聽眾參議議政的形式協調社會的相互依賴關系，促動政府職能部門解決群眾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難題，以及督促和鞭策國家工作人員糾正錯誤，改進作風，聯系群眾，安定民心，從文化心理上維護社會的穩定與繁榮。
（四）作為交流渠道的廣播。現代社會緊張的生活節奏、細密的社會分工與優越的物質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人際關系的疏離、社會交往的散淡與道德評價的失衡。以廣播作為交流渠道開展精神交往，促進社會溝通，體現了廣播媒介在傳播形式上注重心靈相同的人文意識，適應了聽眾道德修養和人際關系調適的需求，也有利于人和人的交往與溝通。
（五）作為教育載體的廣播。廣播歷來被譽為空中學校，擔負著社會教育和該學類教育的重擔。在傳輸技術迅猛發展，電視教育相當普及，網上教育也已特別顯示出成效的今天，中國廣播傳媒仍然有作為教育載體的必要和可能。首先是因為在今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普及該與和普及科學技術知識仍然是包括廣播在內的所有傳播媒介都不可推卸的職責和義務。
（六）作為社會論壇的廣播。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國民綜合素質的提高，受眾參與廣播的形式和內容將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以新聞評價為主體的參政議政和輿論監督有可能成為受眾參與廣播的經常性話題。因此廣播傳媒向受眾提供的不僅是一種參與傳播的形式和機會，而且是一個足以展示社會文明與進步程度的碩大的論壇。它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大政府、小社會的文化傳統，而代之以小政府、大社會的嶄新的現代文化形態。
試論中國廣播的文化戰略定位
（七）作為服務中介的廣播。中國廣播的服務功能因其周到、細致，既有文明古國、禮儀之邦的特有的文化底蘊，又有現代電子傳媒風風火火，講求時效，真實可信的文化特征而受到聽眾普遍熱烈的歡迎。作為服務中介，廣播為聽眾提供的服務包括公益服務、經濟服務、生活服務、收聽服務、廣告服務等等。有學者認為，就節目系統而言，廣播電視的產業性在于其無償的服務型。在今后10年內，可能會成為關于廣播電視屬性的主流看法。
（八）作為公眾樂壇的廣播。廣播在聽覺傳播上的獨特優勢使它成為欣賞音樂和音響性文藝節目的最佳媒介之一。隨著電子技術的發展，廣播的傳真度越來越高，立體聲廣播能使音樂的傳播達到相當完美的程度。由于廣播電臺音樂儲存量豐富，所以盡管聽廣播音樂缺少自主選增，還是優于個人的唱片欣賞。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于廣播在聽覺上的優勢可以借助電話轉化為受眾的心理優勢，受眾自我展示的文化交流愿望可以因此得到滿足。作為公眾月壇的廣播傳媒不僅改變著民眾的文化知識結構，提高著民眾的文化素質，也逐步改變著民眾傳統的文化封閉心理。
論文試論中國廣播的文化戰略定位來自
二、中國廣播的文化特征
作為現代化的傳播工具，中國廣播從總體上體現了世界文化與民族文化融匯，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整合，并且，隨著香港回歸，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并立，因而形成社會主義文化體系與資本主義文化體系相反相成的文化傳播格局。作為黨、國家和人民的輿論工具，中國廣播的文化特征具體表現為如下幾點：
（一）體現文化傳統的傳播思想。中國廣播從開始創建便確立了堅持黨性原則的傳播思想，如前所述，1983年更明確提出了：“兩個工具”的方針，要求傳媒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完整、準確、生動地融于各類節目的傳播之中。近年來，這一思想擴展為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創造性地體現無產階級黨性原則，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中國廣播的這一文化特征有利于國家的穩定、人民的團結和水的繁榮與進步。同時，它又是中華文化的一種現代觀照。中華文化所講求的兩大核心內容，一為政治事功，一為倫理勸導。它并們行不悖至今，顯示出中華民族的文化凝聚力。通過廣播體現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維護國家統一的合理因素，在現代社會仍然有著特殊重要的戰略性意義。
（二）符合思維習慣的敘事方式。從廣播傳播以線型結構和單體發展有序組合的結構原則出發確立的中國廣播的新聞敘事方式與傳統的文學敘事方式不謀而合。中國傳統的文學敘事方式講求有始有終，首尾相接，以時間為序，一以貫之。即使時空交錯，事件復雜，也要“花開兩朵，各表一枝”。中國廣播通用的新聞敘事方式符合國人傳統的思維習慣，目前仍有廣闊市場。是還應該看到，對大多數現代青年說來，這一單調的敘事方式盡管適合廣播傳播與接受的需要，卻沒有太大的吸引力。
（三）標志民族文化的語言范式。語言是人類精神交往的工具。特定的語言是特定的民族文化的標志。中國廣播使用的是以北京語言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型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的語言范式。作為中華民族共同語的載體，中國廣播以純正的普通話表現和傳播民族的文化。如，在造句規則上講究按照漢語言的口語順序安排句子結構，而不用歐化句式；在用詞規則上講究多用現代漢語中的雙音詞、多音詞而少用單音詞；在語音規則上講究區分音同義不同的詞語，恰當運用雙聲迭韻詞等。以此體現出漢語言獨特的文化內涵和微妙、細致的民族情感。
（四）源于現實生活的傳播內容。美國文化學家拉爾夫.林頓認為：“文化指的是任何社會的全部生活方式，而不僅僅是被社會公認為更高雅、更令人心曠神怡的那部分生活方式。”林頓提示我們，文化就是生活，就是人類為了不同的目的而從事的不同的社會實踐。由此看來，廣播傳播的全部內容因為直接來源于現實生活，來源于人類為了不同的目的而從事的不同的社會實踐，因而具有了文化的意義和文化的特征。
需要強調的是，廣播傳播內容之所以具有文化的意義和文化的特征，不僅在于它的報道了“社會的全部生活方式”，還在于它在傳播過程中經過了傳者的價值判斷與文化設計，最終為同一文化氛圍內（或曰同一語境內）的聽眾認同與接受。
（五）順應交流需要的傳播方式。一個社會的傳播方式往往取決于它的接受方式。當今社會的接受方式主要有交流式、協商式和互動式。90年代初我國廣播傳媒相繼推出的直播與聽眾電話參與就是順應這類接受方式而產生的現代傳播方式。該傳播方式的實質是：在借助無線電波傳播信息的同時借助電話交流信息，使傳統的單線傳播形成雙向回路，傳者和受眾的信息——包括雙方的認識和感受得到交流。這種采用傳、受雙方同步交流信息、傳遞感受的傳播方式既具有公開的一面，又具有遮蔽的一面，因而極大地順應了人類情感交流的需要，成為傳媒和受眾普遍認同的現代傳播方式。
試論中國廣播的文化戰略定位
三、中國廣播的文化戰略拓展
中國廣播在完善和開拓原有文化形態，發揮和利用已有文化優勢的前提下進行文化戰略拓展勢在必然。拓展不是丟棄，而是在原有基礎上向新的時空領域開拓和拓展，因此中國廣播將在文化戰略拓展中增長壯大，獲得新的發展。
（一）由國內廣播向國際廣播拓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將對華廣播作為重點發展項目，對我國全面展開政治文化攻勢，迫使我國大力加強對外廣播，全面貫徹落實中央關于“廣播電視并重，內宣外宣并舉，中央地方聯合”發展廣播電視事業的指導思想，以適應國際輿論斗爭的需要。
目前我國的對外廣播擁有38種外語和漢語普通話，4種方言，無須經過中間媒介便可直接進入外國的主體社會，具有電視、報刊和通訊社尚不具備的特點和優勢，在對外宣傳中處于主體位置。中央也確定我國傳媒對外宣傳的主要任務由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擔任。但是，近兩年，隨著中央兩臺節目上衛星，一些省市廣播電視節目也紛紛上衛星，收視范圍迅速由本省擴大到全國乃至亞洲周邊地區。由此帶來提高節目質量，擴大節目文化含量的問題。這是國內廣播向國際廣播實行文化戰略拓展的重點，目的是爭取兩部分聽眾：一部分為收聽中國廣播的國內外聽眾——對其中的外語聽眾還應有針對性地增加外語，尤其是英語節目；另一部分為外臺對華廣播節目的聽眾。改革開放前，“爭取”這部分聽眾的辦法是實行政治干涉和電波干擾。在改革開放政策和發達國家無可阻礙的傳播技術面前，故伎已不可能重演。中國廣播唯有依靠自身努力，在文化傳播的戰略技術上與西方廣播界進行歷史的較量。
（二）由單一廣播向多元廣播拓展。隨著傳輸技術的迅猛發展，
傳媒競爭壓力進一步加劇，廣播結構由單元向多元拓展已成定勢。
其一，向可視廣播拓展。1993年，受無線通訊信息傳呼機（BP機）啟發制成的帶液晶顯示屏的可視收音機便已在日本問世。利用文字、數字和圖像便可讓廣播成為可聽、可視、可查看的“可視”傳媒。它們仍然制作簡便，費用低廉，易于接收，收聽方便，受到聽眾的歡迎。
其二，向電視廣播拓展。由收音廣播向電視廣播拓展不是讓廣播消亡而是讓廣播壯大。90年代以來，一些發達國家的廣播電臺先后辦起了對外電視。美國的世界電視網負責任司蒂夫.墨菲宣稱：“把美國之音長期成功的經驗與世界電視網的技術設備結合起來，將大大提高我們向全世界報道美國的能力。”由此看來，向電視廣播拓展，不僅是發展中國廣播事業的一條出路，而且是我國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的必須。
其三，向數碼廣播拓展。作為數碼廣播載體的因特網，將會為“網上廣播”提供優良的設備和先進的技術條件。以獨特的網上文化，同時保留廣播傳播的本質特征，吸引傳統廣播失去的一大批年輕聽眾，將成為中國廣播文化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
其四，向衛星廣播拓展。我國逐步推行的廣播電視共星覆蓋、共站接收、共纜傳輸、共同入戶的廣播電視覆蓋網將會給廣播事業帶來革命性的變化，為中國廣播的文化發展戰略提供可靠的保證。
其五，向“窄播”廣播拓展。廣播“窄播化”是廣播系列化、專業化、對象化的統稱。其生命力在于聽眾的非群體化和信息傳播的個性化。它有效地保障了“國際廣播”大潮下文化的多樣性，適應了現代社會人們對個性的崇尚和追求。
（三）由事業型廣播向產業型廣播拓展。針對市場經濟對傳媒的介入，中國廣播不能不在作為“輿論工具”的前提下，將其產業性特征納入文化戰略定位的范疇。
事業型廣播與產業型廣播并非對立的概念，它們的區別僅在于出發點的不同。前者是從廣播的事業屬性提出問題，后者是從廣播的產業屬性提出問題。從廣播的事業屬性來看，它是黨、國家和人民的輿論工具，具有無庸置疑的政治屬性。但政治屬性并非廣播的唯一屬性，作為新聞傳播媒介，廣播具有其內在的運動規律，有其特殊的產業性特征。廣播傳媒的產業性特征在于它的無償的服務性。比之報紙媒介，廣播的無償服務性更為徹底也更便于操作。比之報紙媒介，廣播的無償服務性更為徹底也更便于操作。這也是廣播在激烈的傳媒競爭中能夠保持不敗，受到聽眾青睞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在兩種制度共存，兩種文化體系并立在現實北京下實踐中國廣播的文化發展戰略。香港回歸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并立，東西方兩種文化體系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格局構成了中國廣播文化背景的一個顯著特征。在此背景下制定的中國廣播的文化發展戰略是植根于內地的、社會主義的文化發展戰略，它對香港現時的廣播電視事業不產生制約，正如香港的廣播電視法在內地可以受到尊重，但并不發生效力一樣。可以肯定的是，香港和內地的廣播電視傳媒將會加強交流，各自決定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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