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時期學術文化的變遷

辛亥革命時期學術文化的變遷

　一
　　在辛亥革命時期新舊交替的總體格局之下，學術文化領域也呈現出一種新陳代謝的活躍場面。如果說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時期近代學術新潮還處于萌芽狀態，那么，20世紀初期的10余年間則破土而出，初步勾畫出了近代學術文化的風貌，為后來的學術發展奠定了基礎。其間最突出的表現：一是許多學者已經不是僅僅停留在對西方學術文化的一般宣傳和介紹，而是身體力行，以近代的新型學術理念去重新審視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并試圖融合中西文化；二是在中國傳統學科不斷創新的基礎上，產生了“史學革命”、“文學改良”，同時創立了一批社會學、哲學、政治學等新的學科，在學科分類上逐步和西方接軌；三是進一步發揮了鴉片戰爭以來經世致用的學術傳統，熱衷于解決辛亥革命時期的實際問題，使學術研究涂上了很強的功利色彩；四是涌現出像梁啟超、章太炎、嚴復和王國維這樣的學術大家，提升了辛亥革命時期的學術水準。這四個方面的交織運作，使辛亥革命時期的學術多變、多元、求新，而較少傳世的經典佳作。
　　晚清的學者多具有較強的反傳統意識，對固有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常持批判態度，而注重吸收和應用從西方傳入的近代新學去從事學術研究。上海《廣益從報》的一篇文章明確指出：中國傳統的學術“無一真切實用”，尤其是宋明理學，“空談心性”，“塞民之智，弱民之力，使天下之士，悉出于空疏無用之一途”。“西儒之言曰：非正義無以謀利，非明道無以計功，此天下之公理也。而董仲舒則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后世泥其說者，至薄事功而不言，浸淫既久，遂開宋學空談之先聲”。所以，要振興學術，首先要學習西方，拋棄空談，“倡明實用之學”。[1]（第68號）嚴復則利用他在學術界的影響，一面大力翻譯西方的學術著作，介紹西方的研究方法，一面批駁舊式的學術傳統，呼吁改革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在嚴復看來，無論是講義理的宋學還是重考據的漢學，都缺少科學性，于事無補。他尖銳地批評中國學術“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其為禍也，始于學術，終于國家”。他認為，“西學格致，則其道與是適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為不易。其所驗也貴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極也，必道通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2]（第1冊，P45）為了傳播西方學術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嚴復在辛亥革命時期翻譯了8部歐美學術名著。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則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努力更新自己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他講他在日本所汲取的新知，如臨山蔭道上，“應接不暇”，甚至不得不“以今日之我去攻昨日之我”。1902年后，梁啟超在思想和學術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已經開始以近代學術大家的姿態馳騁于中國學術界了。章太炎和王國維同樣深受西學的影響，而且善于創造性地將西方的理論和方法中國化，并實際運用到自己的學術研究中去。總之，歷史推進到20世紀初年，有頭腦的學者都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更新自己的學理。鴉片戰爭后60年間那種關于是否應引進西學的激烈論爭已經銷聲匿跡了，代之而起的是怎樣引進西學以及如何在融合中西學術的過程當中創造新的學術。對此，王國維在1911年《國學叢刊》的發刊詞中有十分精辟的論述，他說：
　　“學之義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言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未嘗知學者也。……中國今日實無學之患，而非中學西學偏重之患。……余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動，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特余所謂中學，非世之君子所謂中學，所謂西學，非今日學校所講授之西學也”。[3](P72-73)
　　王國維在這時強調的是，中西、新舊之爭已經毫無意義，中國學術只有在中西貫通和融合中才能有新的發展。這表明，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學術界，只有學貫中西的學者才可能是時代的弄潮兒。王國維等人正是看到了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西學素養的同時充分發揮其深厚的中國古典學術文化的優勢，以西方新理論和新方法詮釋中國古典文化，從而使中國傳統學術具備了近代氣息，煥發出新的生機。梁啟超關于中國學術變遷大趨勢的思考以及對先秦諸子和古代學術的研究，成為20世紀初年學術界中一大亮點。章太炎以近代理念重新研究古代經學，對《春秋》、《左傳》、《易經》、先秦諸子學以及漢學、玄學、宋明理學都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他在日本辦國學講習班，新論迭出，使魯迅等一批熱血青年為之傾倒。王國維接受叔本華等西方學人的哲學觀點和新的治學方法后，在哲學、紅樓夢、教育學、古代詩詞等領域的研究中成果卓著。嚴復雖然較少有關于古典文化的學術專著，但他在翻譯西方學術經典時所寫的許多按語中，提出了不少新觀點。辛亥革命時期出現的這種以新觀點、新方法重新考察中國古典學術文化的新動向，不僅使當時的學術研究面貌一新，而且影響久遠。五四時期胡適等人的學術研究以及30年代的新儒家等，基本是沿襲著這個套路走過來的。
　　中國傳統的學科分類是經、史、子、集，基本服務于傳統的文史研究。1840年鴉片戰爭后，不僅單純的歷史和文學研究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沖擊，文史子集的分類也遇到了挑戰。隨著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時期一批新學堂的涌現，一些新的課程如物理、化學、西醫、外語等首先出現在教學當中。到了20世紀初年，在廢除科舉制度和擴建新學堂的情況下，傳統的文史研究發生了巨大變化，產生了“史學革命”和“文學改良”，也涌現出不少近代的新學科，從面改變了傳統的學術研究格局。洋務時期的“格致學”逐漸演進為自然科學，在學界的地位不斷提升；西方社會學也傳入中國，為人側目；西方哲學被引入，逐漸成為一門新的學科；經濟學也問鼎中華，被學者看好；其他如政治學、法學、軍事學、地理、天文學等也漸漸萌發了。辛亥革命催生出一批近代新型學科，這不僅為后來的學科發展奠定了根基，而且對中國傳統的學術起了較大的分解作用。這應該是辛亥革命時期學術文化變遷的一個不應忽略的重要方面。
　　辛亥革命時期的學術研究基本是為了“匡國濟世”，服務于社會變革的大局。上海的《新世界學報》鮮明地提出學術要為政治服務，為國家盡“匹夫之責”的觀點。其《序例》明確指出：“世界之立，文化之成，榷而論之，大要有二：曰政曰學。學者，所以學政也，雖然吾不敢言政。顧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學，其盡匹夫之責歟！”[4]（1902年第1期）這樣的認識，在清末民初帶有普遍性，反映到學術領域就是主張從學術中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那時的史學、文學、政治學等，無一不是以解決當時的實際問題為出發點，即使像章太炎、鄧實等人關于“國粹”的研究，也是為了“激動種性”，服務于“反清革命”的政治斗爭。辛亥革命時期的許多小說，如《老殘游記》、《孽海花》等，都是當時社會生活的直觀寫照，甚至連小說中的人物都可以從現實中對應地找到，個別人物的名字還使用了諧音。這種立竿見影式的學術創作，確實對改革現實、發動革命具有促進作用，但卻限制了學術研究的深入發展，使學術研究在較低的水準上徘徊，難以產生傳世精品。這是鴉片戰爭以來學術界的一種普遍現象。從道咸時期的“經世致用”，到辦洋務，再到變法維新，基本都是“急用先學”，將學術

研究變成了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式的政治任務，也就是將學術和政治等同起來。所以，近代以來的學術大家，多數是政治家或思想家。辛亥革命時期的學術泰斗，除了王國維是真正的學者之外，梁啟超、章太炎、嚴復基本都是政治家或思想家。這就使學術上的功利傾向無法逆轉了。事實上，只有獨立的學術研究達到了較高的水平，由精深的學術文化轉化成服務社會的應用性的學術研究才會水漲船高，功效顯著。近代學術忽視高深的純學術研究，總是在功利的左右下在淺層次上重復，這不僅影響了學術研究的提高，也使中國向西方文化的學習問題百出，難以擺脫困境。
　　梁啟超、章太炎、嚴復和王國維作為辛亥革命時期學術界的領袖，其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以及學術個性，自然影響巨大。從總的傾向來看，梁啟超善于宏觀研究，具有很好的整體把握和提煉能力，而且觀點新穎、宣傳有力、情感豐富，能夠將高深的學術問題以大眾易于接受的形式表達出來，加上他主辦的《新民叢報》的市場效應，其在知識界的影響力是無法估量的。相對來講，章太炎的學術風格則古典厚重，善于以典雅的文字論述古代學術，在深奧中體現近代精神和時代意義，其治學精神主要影響于上層知識界。他很自信，乃至目空一切，曾揚言：“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5](P474)不過，平心而論，在中國古典文化的近代轉型方面，章太炎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嚴復雖然是公認的翻譯家，但于辛亥革命時期的學術發展功不可沒。他在翻譯西方經典名著過程中不僅介紹了新的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和倫理等，而且傳播了近代的研究方法，如大膽的懷疑精神和歸納法，嚴復稱之為“內籀之術”，[2]（第5冊，P1250）也就是西方十分流行的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這種科學的實證方法，從辛亥革命時期起步，后逐步發揚光大，一直影響了幾代人。王國維熱衷于純學術研究，尤其是武昌起義后前往日本京都留學，完全醉心于學術殿堂而不可自拔。他政治上雖然日漸后退，但做學問總是運用新理論和新方法。他總是“由疑而得信”，“由博以反約”，在大量的證據基礎上提出精辟的論點。[3](P38)對于做學問時的境界，王國維更視之為成敗與否的生命線。他寫道：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柵處，此第三境也”。[3](P67)
　　王國維雖然是在評論古詩時以詞人的名句講這段話的，但他強調的是學術創作時境界的極端重要性。這既包括心境、意境，也涉及及個人的學術素養和研究方法。誠然，這里著重講的是高屋建瓴的新角度、精力集中的刻苦精神和經過深思熟慮后所得出的新結論。王國維認為，只有有大境界，才會成大學問家。
　　總而言之，王國維等四大名家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側面推進了辛亥革命時期的學術更新。他們雖然切入點不同，學術風格存異，但在突破舊傳統的束縛、傳播近代學術研究理念、推廣實證主義的科學研究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辛亥革命時期學術文化的更新，也集中反映在這里。
　　　　二
　　“史學革命”和“文學改良”是辛亥革命時期學術更新的兩朵金花。“史學革命”對傳統的舊史學加以揭露和批判，用進化的理念、綜合和演繹的實證的科學方法，從歷史的敘述中獲取新意義，求得新觀念。“文學改良”充分肯定了小說的社會地位和文學價值，使小說成了時代的“寵兒”，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國文壇；與之相配合，對文言文的批評以及白話雜志的崛起，昭示著文學的語言工具必將有一場變革；而話劇、西方音樂、繪畫等的輸入和傳統戲曲的更新，則有力地促進了文學藝術的近代化。“史學革命”和“文學改良”，標志著中國傳統學術在新時期的變異和新生。
　　扛起“史學革命”大旗的是梁啟超和章太炎，其中尤以梁影響最大。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揭開了《史學革命》的序幕。梁批評中國傳統的史學陳陳相因，缺少生機，至少有四大問題：一是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二十四史實際變成了24姓的家譜，國家的命運和前途被置之不理；二是知有個人不知有群體，歷史成了少數英雄活動的大舞臺，變成了個別人物的興衰史，百姓和群體完全被排除在外；三是知有陳跡不知有今務，所有的史書只是為死人作“紀念碑”，不能察古而知今；四是知有事實不知有理想，舊史書只注重于單純的敘事，不能從史實中總結出規律，上升到理性，然后開民智，益國民。這四大問題又引申出兩大弊端，即寫史“能敘述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6](P1)于是，中國古代的史書難懂、難選擇、無啟發、少情感，不能起到開啟民智、教育國民、服務國家的目的。中國傳統的史學已經落后于時代，不能適應近代社會發展變革的需求，必須改革。梁啟超具體提出三項革新：第一，歷史學必須敘述進化之現象；第二，歷史學必須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第三，歷史學必須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研究其“公理公例”。總而言之，梁啟超是以進化論為理論指導，試圖對傳統史學進行徹底改革。
　　章太炎對“史學革命”的看法幾乎和梁啟超如出一轍。在《ｑｉú＠①書》所收錄的《哀清史》、《哀焚書》、《征七略》、《別錄甲》、《別錄乙》、《尊史》和《雜志》等論文中，比較系統地論述了他的史學觀點。他認為傳統的舊史學，一是缺乏思想性和理論性，一般記事有余，深入分析不足，更缺少對典章制度的理論概括和演繹，至于史學批評，則基本沒有涉及；二是內容單一，缺乏對科技、物質生產、文化變遷的敘述和評論，不能夠反映人類文化史的演進過程；三是官修史學為主，無端歌頌太過分，浮夸習氣盛而不衰，歷史的真實性可疑。為此，必須對舊史學進行全方位的改造。章太炎提出的具體辦法是：一、加強理性思考和理論抽象，增加史學著作的思想性和理論色彩，“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鉤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7]（第35期）二、將歷史研究和現實溝通，古為今用，既講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又“鼓舞民氣”，面向未來。[8]（1902年第13號）三、擴大史學研究領域和研究視野，講清楚人類文明史的全貌，應把科技、風俗、宗教、文字、心理等等都加以敘述和研究。四、要適應史學發展的需要，變革傳統的史學體例，增強現實感和方便性，同時吸收西方史學的表現手法，“鑒古知來”。概而觀之，章太炎的主觀愿望是要扭轉舊史學死氣沉沉的局面，增加新內容，改革舊寫法，使歷史和現實結合，讓人們在“朝后看”的過程中“朝前看”，察古而知今。
　　在梁啟超和章太炎的影響下，學界出現了批判舊史、呼吁史學革新的潮流。當時的許多雜志，都發表專文，討論“史學革命”。《新世界學報》發表數篇文章，揭露舊史學的問題，呼吁寫人民的歷史，講社會的變化，學西方的史學方法，提高“史官”的社會地位和參政機會。馬敘倫在《史學總論》一文中批評舊史學“實一家一姓之譜牒也”。要將這種個人“譜牒”的歷史學變為國家和人民的歷史學，就要像西方史學那樣“莫不以保國伸民為宗旨，簡冊所垂，動關全族，故其史為全國之史，非一姓一家所得據為私有，此文化之所以日進也”。[4]（1902年第1期）有人還提出廣修方志，以實現“史者民之史也”，因為“方志者，純乎其為民史也”。[4]（1902年第7期）陳天華還著有《中國革命史論》，以新的革命史觀解析中國歷史的演變，大膽提出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觀點，頗有新意。

不過，平心而論，這些觀點難免有偏激和不完善的地方。即使如梁啟超、章太炎的言論，也并非絕對正確。這里只是從總的傾向來看問題，著重肯定的是他們對舊史學的批判和對新史學的向往。因為，清末民初的中國史學已經到了危機和新生的轉折關頭，不除舊布新就難以前進，梁啟超、章太炎為代表的革新派，恰好充當了催生的“產婆”，使傳統的中國史學發生了新的飛躍。
　　在批判舊史學的過程中，梁啟超和章太炎互致信函，商討按照新的理念寫一部新的《中國通史》。章太炎的具體設想大致為：通史必須通，要上下千古，渾然一體，從中提煉新理論、新思想，不要一朝一代地羅列；將典章制度的研究作為重心，“心理、社會、宗教諸學，一切可以熔鑄入之”；帝王和人物不作為中心，要有所選擇，只講其中最重要者；要闡明社會的進化和政治變遷的原因及其走向；通史體裁要創新，要自成體系，特色鮮明；“全書擬為百卷，志居其半，表記、記傳亦居其半”。[5](P139-140)梁啟超基本贊同章太炎的看法，立刻身體力行，在辦《新民叢報》之余給青年才俊講授中國歷史，并將講稿草寫為《國史稿》（即中國通史），到1904年已達20余萬言。遺憾的是，梁、章因政治活動頻繁，社會交往太多，興趣太廣，撰寫一部中國通史的構想終未實現。但是，夏曾佑從1904年開始，經過三年的努力，終于編寫了全新的《中國古代史》。該書原名《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僅完成從上古到隋朝的寫作，但由于理論新、內容新、體裁新，被看作“史學革命”的標志性成果。該書突破了傳統舊史的束縛，以進化的觀念、社會變遷的理論，系統論述了中國歷史的演變過程。它將中國歷史分為傳說到周初的上古之世、秦漢至隋唐的中古之世、宋至清末的近古之世等幾個時期，同時特別注重社會轉變時期的研究，對戰國時期、秦漢時期用墨甚多，見解也新穎獨特。該書還注重典章制度的分析、社會生活的考察以及民族的形成、思想的遞進、風俗習慣的變異等的評說，在內容上令人耳目一新。在體例上，該書首次使用篇、章、節來編排，前后連貫，又相對獨立。即使在文字敘述上，也革新求變，和舊史書大相迥異，創造了一種新的史書文體。總之，《中國古代史》是近代新史學的拓荒之作，昭示著中國新史學的開始。令人遺憾的是，像這樣的扛鼎之作，在辛亥革命時期寥寥無幾。實事求是地講，辛亥時期的史學界是學理的解放和革新的時期，而不是高水平的史學繁榮期。
　　“文學改良”和“史學革命”大體相近，只是涉及的面更廣泛一些。1902年，梁啟超在他創辦的《新小說》雜志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標志著“文學改良”的開始。梁啟超一反中國傳統將小說歸為文學的“末流”及認為小說“誨淫誨盜”、于世“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不正確看法，高度評價了小說的社會功能。文章一開頭就明確指出：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支配人道故”。[9]（1902年第1期）
　　梁啟超此論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一批有影響的學界名流紛紛著文贊同和發揮梁的論點。夏曾佑在李伯元主編的《繡像小說》雜志上發表了《小說原理》，把歐美、日本的強盛都歸之為小說的發達。其中說：
　　“歐美化民，多由小說；扶桑崛起，推波助瀾。其從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碩顏。察天下之勢，洞人類之頤理，潛推往古，豫揣將來，然后抒一己之見，著而為書，以醒齊民之耳目。或對人群積弊之下砭，或為國家之危險而立鑒。揆其立意，無一非裨國利民。支那建國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謬荒誕之言，即記污穢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國，稍利于民者，幾乎百不獲一。夫今樂忘倦，人情皆同。說書唱歌，感化尤易。本館有鑒于此，于是糾合同志，首輯此編”。[10]（1903年第3期）
　　正是認識到了小說如此強大社會功能，學界許多有識之士才開始大辦小說雜志，全力投身小說創作，同時大量翻譯歐美和日本的小說作品，一時間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小說大繁榮。那時有影響的小說雜志就有近20種，而且涌現了公認的《新小說》、《小說林》、《月月小說》和《繡像小說》四大權威雜志。小說的種類也層出不窮，什么政治小說、社會小說、科幻小說、歷史小說、公案小說、偵探小說、軍事小說、言情小說等應有盡有。1908年后鴛鴦蝴蝶派的出現，進一步將言情小說推向了高潮。據權威人士統計，辛亥革命時期的單行本小說“至少在兩千種以上”。[11](P197)在小說潮的帶動下，產生了公認的《老殘游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和《孽海花》四大譴責小說，這標志著那時的小說創作達到了新的高度，并顯示出新的特點：一、在創作思想上堅持批判現實主義，貼近社會現實，反映社會問題，揭露官場及生活中的各種丑惡現象，提倡社會改革，向往美好生活；二、在創作手法上，多吸收《儒林外史》的表現手法，以短篇湊長篇，用許多相對獨立但內容相近的故事合為一本大書；三、在藝術成就上顯現出急就章的傾向，多數作品藝術性不高。急速變化的動蕩社會，反映在小說創作上也是十分浮躁，求快而欠磨煉，難以產生學術精品。但是，從中國小說歷史長河去觀察問題，辛亥革命時期是最關鍵的一個轉折時期，由此才進入了新小說的騰飛期。
　　與小說繁榮互為表里的是詩歌、戲曲、音樂的新飛躍。戊戌維新時期突起的“詩界革命”，在辛亥時期又進一步發展，詩歌的愛國傾向和現實主義精神更加昂揚。黃遵憲、丘逢甲為代表的“新學詩”十分流行。設立于蘇州的南社興旺發達，還在各地設立了越社、遼社、淮南社等分社，聚集了一批才華橫溢的新知識分子，所創作的詩歌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而戲劇的繁榮，又促進了詩歌及文藝創作的發展。1904年出現了近代第一個戲劇專業雜志——《二十世紀大舞臺》，以此為陣地，努力宣傳戲曲的社會功能，大力呼吁組織“梨園革命軍”。陳獨秀著文指出：戲曲是“社會改良的不二法門”，“戲園者，實普天下人之大學堂也；優伶者，實普天下人之大教師也。”。[9]（1905年第14期）在陳去病、汪笑儂、李叔同等一批戲曲改革者的積極推進下，不僅傳統的京劇和地方戲在清末民初有較大發展，而且在1907年，隨著“春柳社”、“春陽社”、“進化團”等話劇社團的涌現，話劇被從日本引入了中國，給中國戲劇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與此同時，西洋音樂、繪畫等也涌入中國。尤其是1907年音樂課正式進入新式學堂之后，伴隨著學堂歌曲的發展，音樂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雖然那時的學術界還來不及對這些新生事物加以深刻的學理上的探討，有學術價值的論著并沒有出現，但這畢竟給文藝界注入了新鮮血液，是值得慶祝的一件幸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學改良”新潮的沖擊下，中國最早的文學史也應運而生了。1904年，20多歲的北大教授林傳甲經過3個多月的努力，編寫出了《中國文學史》，觀點和方法雖然沒有太大的突破，但卻是中國文學史的開山之作。幾乎與此同時，黃人用了7年的時間，在1910年完成了內容新穎的《中國文學史》，被學界視作研究文學史的奠基之作。該書受西方文化和“文學改良”思潮的影響，以進化論為指導，比較系統地評述了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改變了不少傳統的觀點，給小說以一定的地位，同時吸收了西方的美學理論，提出文學

的真謗就是追求真、善、美，文學創作的過程就是“求真明善”。[12]五四以后的文學史論著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這部文學史的影響。比黃人取得更顯著成果的是王國維。他應用西洋哲學重新研究《紅樓夢》，于1904年發表了《紅樓夢評論》，認為該書的主旨是“寫人生男女之欲”，“及如何解脫之道”，“其中人物，多為此欲所困苦，賈寶玉初亦備嘗男女之欲的苦痛，其后棄家為僧，否認生活之欲，是為解脫”。[3](P33)在王國維看來，人生即欲望；欲望即生活；人的歡樂痛苦皆由于欲望所致。而一切欲望之中，男女之欲壓倒一切。《紅樓夢》的高人之處就在于將此高深的哲理表現得淋漓盡致。此論一出，開辟了研究《紅樓夢》的新視角，為許多人所贊許。1910年，王國維又完成了他的不朽名著《人間詞話》，以其獨特的美學思維，按照“意境”的基本思路，從“自然境”、“心境”、“心物境”等多個側面輕松自如地評說了中國詩詞的演變歷程。1913年，王國維寫就了《宋元戲曲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在追述了宋以前的戲曲淵源之后，對宋代的滑稽戲、小說雜戲、樂曲以及元雜劇、元劇的結構等作了全方位的闡述，提出了許多新穎的見解，成為學術界公認的經典之作。時人評論此書是前無古人，“雖不敢云后無來者”，但想超越極為困難。[13]（第1卷第3期）平心而論，王國維這些學術成就，不僅初步奠定了他崇高的學術地位，也為辛亥革命時期的學術界增加了新的亮點。
　　　　三
　　中國近代許多新學科是在辛亥革命時期初步確立的，例如社會學、哲學、教育學、軍事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等。即使像自然科學領域的物理、化學、數學、生物學、醫學、天文學和地理學等，雖然出現較早，但比較規范的學術研究，也是在辛亥革命時期才起步的。這些新學科，不僅對中國傳統文化起了意想不到的分解作用，也為中國學術的發展增加了新內容，推進了中國學術的近代化進程。
　　1.社會學。早在戊戌變法時期，一些維新志士已經注意到了西方的社會學，并零星地有所介紹。嚴復1898年翻譯了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取名《群學肄言》，發表在天津的《國聞報》上，被認為是西方社會學傳入中國的標志。但此書1903年才由文明編譯局出版。而章太炎所譯的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一書則在1902年由廣智書局出版，較嚴復將社會學譯為“群學”來講，章氏的社會學影響面要廣得多，并最后被全社會所接受。章太炎對社會學情有獨鐘，認為找到了一個研究社會的新的途徑，他和梁啟超討論編中國通史時，曾主張廣泛吸收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他在《社會學自序》中稱：
　　“社會學萌芽，皆以物理證明，而排拒超自然說。……其說以社會擬有機，而曰非一切如有機，知人類樂群，亦言有非社會性，相與借動，卒其祈向，以庶事進化，人得分職為侯度，可謂發揮通情知微知章者也”。[5](P138)
　　這種將社會視為一個有機整體來加以研究的新理論和新方法，的確打開了人們的新思路。所以，社會學在清末民初迅速傳播。就在1902年，上海廣智書局出版了有賀長雄的《族制進化論》，1903年又出版了市川源三易的《社會學提綱》，1911年還有一本《社會學》問世。與此同時，不少報刊經常出現介紹和研究社會學的論文。1906年的奏定學堂章程中，明確規定學堂要設立社會學的課程，1908年在上海圣約翰大設立了社會課程，聘請一位美國教授講授。1910年，京師大學堂開設社會學課程，1916年章太炎的學生康心孚被聘為北大社會學教授，進一步提高了社會學的學術地位。清華學堂在1917年也設立了社會學課程。個別的留學生如朱友漁在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社會學，于1911年獲得博士學位，他所寫的博士論文《中國的慈善事業》，頗有見地。留學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陶孟和，師從著名社會學家霍布浩斯和韋斯托馬克，著有《中國的鄉村與城市生活》，歸國后任教北京大學，成為中國社會學的重要領頭人。到30年代前后，中國的社會學研究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而其發源點則是辛亥革命時期。
　　2.哲學。傳統的中國學術研究雖然早已包含了哲學的內容，但并沒有明確提出一個系統的哲學研究門類。哲學真正作為近代的新型學科，起源于清末民初。這是西方哲學逐步傳入的結果。據現在所掌握的較為可靠的資料來看，西方哲學最早傳入中國，始于1595年利瑪竇在《天學實義》里將歐洲哲學翻譯為理學。1623年，艾儒略在《西學凡》一書中，同樣將英文的philosophy翻譯成理學。此后的三百余年間，雖然也有一些書籍把西方哲學譯為“性學”（超性之學）、“愛知學”、“智學”等，但理學最為流行。最早將哲學一詞介紹到中國來的是黃遵憲。他在1885年初刻本的《日本國志·學術志》里，講到日本東京大學的學科分類時，使用了“哲學”一詞。[14]（第32卷，P10）1898年康有為在上奏光緒皇帝的《請開學校折》中也使用了“哲學”一詞。1899年6月出版的《清議報》第23期，報道了梁啟超在東京參加日本哲學會的消息，梁還在會上介紹了康有為在廣州萬木草堂講“泰西哲學”的情況。后來在梁啟超的論著中，“哲學”一詞的使用就習以為常了。到1905年前后，許多中文報刊都較多地采用“哲學”這一術語了。
　　“哲學”一詞，本為日本人西周助所創。1870年，他在給學生講解西方哲學時指出：“哲學是諸學的統轄，諸學皆一致歸哲學統轄”，哲學是“諸學之上學”。[15]（第4卷，P145）由于這個概括比較合理，迅速為日本學界所采用。赴日的中國外交官、學者和留學生也受到了影響，把“哲學”一詞介紹到了中國，很快為社會所接受。清政府甚至把哲學看作傳播自由、民權的有害之學，在1903年制訂的《學務綱要》中公然刪掉了哲學這門課程，禁止在大學堂開設。為此，王國維著文反對，指出哲學的意義和社會價值，宣布“哲學非有害之學”。[16]（第3卷，P47）與此同時，王國維、蔡元培等努力鉆研哲學，為中國哲學的勃興奠定了基礎。王國維早在1899年就開始研究西方哲學，尤其注意研究德國哲學，深受叔本華的影響。1902年翻譯了日本人桑木嚴翼的《哲學概論》，同時譯有《哲學小辭典》。1903年后，他陸續寫出了《叔本華之哲學及教育學說》、《叔本華與尼采》、《論哲學家及美術家之天職》、《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等論著。他深深為哲學的深奧所吸引，稱哲學為“偉大之形而上學”，又常常為哲學的艱深所困惑，稱哲學“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3](P38)1905年后，他雖然將研究的重點轉移到文學方面，但其對中國哲學發展的奠基之功是顯而易見的。蔡元培較王國維早一兩年鉆研哲學，自稱“丁戊之間(1897-1898)，乃治哲學”。[17]（第1卷，P126）他也對西方哲學尤其是德國哲學研究有素。他在1901年就發表論文，把哲學視為所有學科的“統合之學”。1903年又寫出了專著《哲學要領》，對哲學的源起、定義、總念、類別、方法、系統等作了全面的論述。他認為哲學是“形而上學”或“太極之學”：
　　“自科學觀之，則哲學者，科學原理之原理也，故為科學之科學，亦謂太極之科學。其所以太極者，有三證焉：一、關于形。形者，自人間之知識比較而得之，而哲學則包舉一切之知識也。二、關于質。質者，即萬有之現象而歸之原質之所表示，然而此原質者，又不過一本質之所表示，哲學者之所以發明此本質者也。三、

關于知識之主體。對于客體而為主體，此對待世界之言也，準于哲學之原理，則此主體者，亦其本質所表示之機關而已。是故哲學為太極之科學”。[17]（第1卷，P179-180）
　　在20世紀初年，這是對哲學最清晰而完整的概括。它標志著哲學這門新型學科已經為先進的中國學者所掌握，民國初年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就順理成章了。
　　3.教育學。教育學在20世紀初年也是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隨著科舉制的廢除和大量新學堂的涌現，研究教育的雜志和圖書、論文逐漸增多。教育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引起了許多學者的興趣。1901年，王國維主編了我國第一份教育專業雜志《教育世界》，對教育的基本理念、教育學研究的范疇、教育宗旨、教育體制、教育改革、課程設置、教師素質、學校管理等都進行了研究，還就當時人們普遍關注的是先大量辦小學、還是努力建大學展開了討論。此后又涌現了《教育研究》、《教育》等有影響的雜志，使教育學的研究進一步深化。《教育研究》由江蘇教育會創辦，他們一邊定期開教育研究的學術討論會，一邊在該雜志刊發學術論文，討論的問題不僅廣泛，且有較高的學術水平。在黃炎培等著名教育家的影響下，將理論的研究和教學實際較好地結合起來。《教育》是留日學生在東京創辦的專業雜志，重點介紹日本和西方的教育理論，同時對中國的教育改革提出建議，有不少新的創意。民國初年，教育學的研究又有較大的進展。
　　4.軍事學。近代軍事學的真正確立也在辛亥革命時期，洋務運動和戊戌維新時期雖然介紹了一些西方的軍事理論，也有一定的軍事實踐，但并沒有對近代軍事學展開研究。清末民初，大批留日學生學習軍事，蔡鍔、蔣方震等于軍事學頗有造詣；黃興等近代軍事家的涌現，為軍事學的崛起奠定了基礎。《武備雜志》、《武學》、《軍華》等專業研究雜志的涌現，直接推進了學術上的研究。《武備雜志》是北洋武備研究所所創辦的一個學術刊物，專門研究軍事理論、部隊編制、武器裝備、部隊演練、軍事教育等深層次的問題，尤其注意介紹日本、德國的軍事理論和軍事訓練情況，直接服務于北洋新軍的編練。《軍華》創刊于1911年，為北京的軍國學社所辦，專門研究軍事戰略和軍事技術，所刊《對于西北邊防之研究》、《統計與軍事之關系》等學術論文，至今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武學》創辦于日本東京，集中反映了彌漫于留學界的軍國民教育思潮。該刊除大力宣傳“以軍強國”、“人人皆兵”的政治觀念外，還著力進行具體的軍事教育、軍事技術、軍事武器和戰略戰術的研究。如《騎兵戰術論》、《步兵教育之緒論》、《海軍戰術論》、《炮兵使用之原則》、《說憲兵》、《軍艦之類別及性能概論》、《戰時給養說》等，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這表明，那時的軍事學研究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
　　5.政治學。政治學在近代起步較早，從一定意義上講，早期改良主義以及戊戌維新派的政治改革都涉及到了政治學的許多問題，包括孫中山的一系列政治主張，也屬于政治學研究的范疇。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去認真探討政治學的基本原理，還是起源于20世紀初年。1900年后，大批留日學生對政治和法政的研究以及立憲運動的具體推動，使政治學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學術深度。從《政法學報》和《法政雜志》兩份學術刊物來觀察，其研究范圍，一是對西方和日本的法政理論加以介紹和評論；二是對政治體制、憲法、三權分立、基本法律等加以具體地探究；三是結合中國的實際，研究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游戲規則和一些法規。其中強調最多的是三權分立和以法治國。《政治學報》的一篇文章講：
　　“有憲法則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各有應享之權力、當盡之義務，兩不相侵，而國本斯固矣；有行政法則官不能濫用職權以自私，民亦不能違反命令以自便，朝政鄉治，互相聯絡，而機關斯靈矣；有刑法則犯罪者知所儆懲，被犯者得以昭雪，社會無破壞現象，而秩序斯立矣；有民法則民間事事物物，各有當循之規則，無論智愚強弱，皆不能有所異同，則人權斯平矣；有商法則交易一準信用，不能有虛偽之跡，而實業斯興矣；有訴訟法則原、被告得各盡其情，不能有隱蔽之患，而刑法斯中矣”。[18]（1903年第1期）
　　這樣的研究具有現實感和學術深度，為政治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6.自然科學。相對于人文社會科學來講，自然科學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普及面要更廣一些，刊發的學術文章也更多一些。這和近代中國人關注西方自然科學較早有一定的關系。洋務運動時期新設的20多所洋務學堂都開設了自然科學的課程，也創辦有《格致匯編》等雜志，雖然沒有形成氣候，構建為一個新的學科，但打開了“格致學”扎根中國的通道。辛亥革命時期，一些有見識的學者如蔡元培、王國維等都一致同意把格致學改稱理學，這相對科學，更易為社會所接受，客觀上促進了自然科學的傳播。同時，在各類新學堂中普遍開設有理學方面的各門功課，大大推進了自然科學的學習。一批自然科學雜志的涌現，將學術研究和科學普及向前推進了一步。初步統計，從1900年到1915年，有影響的自然科學雜志有20多種，現擇其重要者列表如下（主要依據《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1-5卷和《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編》第1-3卷編制）：  
創辦年代　　雜志名稱　　　　　　　　創辦地點　　　主要負責人
1900　　　　亞泉雜志　　　　　　　  　北京　　　　杜亞泉
1902　　　　中外算學報　　　　　　　上海　　　　杜亞泉
1903　　　　科學世界　　　　　　　　上海　　　　上海科學儀器館
1906　　　　理學雜志　　　　　　　　上海　　　　薛蜇龍
1906　　　　學報　　　　　　　　　　上海　　　　何天柱
1907　　　　理工　　　　　　　　　　上海　　　　賓步程
1909　　　　紹興醫藥學報　　　　　　紹興　　　　何廉臣
1910　　　　地學雜志　　　　　　　　天津　　　　張相文
1910　　　　中西醫學報　　　　　　　上海　　　　丁福保
1912　　　　鐵道　　　　　　　　　　上海　　　　鐵道協會
1912　　　　數學雜志　　　　　　　　南通　　　　崔朝慶
1913　　　　中華工程師學會會報　　　漢口　　　　詹天佑
1914　　　　博物學雜志　　　　　　　上海　　　　吳家煦
1914　　　　科學　　　　　　　　　　上海　　　　任鴻
1915　　　　中華醫學雜志　　　　　　上海　　　　伍連德
1915　　　　浙江廣濟醫報　　　　　　杭州　　　　廣濟醫科大學同學會
1915　　　　江西省農會報　　　　　　南昌　　　　江西省農會
1915　　　　觀象叢報　　　　　　　　北京　　　　高魯
1915　　　　清華學報　　　　　　　　北京　　　　清華學報編委會

　　
　　從表中不難看出，這些雜志涉及數學、醫學、天文地理、鐵路工程、氣象學等許多方面，那些綜合性雜志則包括了數理化、生物、醫學、工程等各個領域。其中涌現了《科學世界》、《理學雜志》、《中華工程師學會會報》、《科學》、《清華學報》等較有影響的權威雜志。尤其是《科學》雜志，一直堅持到了今天（1949年后改名《中國科學》，是理工方面最具權威的雜志），

對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透過這些雜志，可以發現清末民初在理工方面已經突破19世紀末單純介紹國外科技的局面，開始向學術研究邁進。這標志著中國自然科學已變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新學科。不過，當時的不少論文，還是較多地關注科學救國，致力于人文關懷，傳播科學精神和科學的社會理念。《科學世界》的一篇文章明確指出：
　　“通世界萬國，有急劇的戰爭，有平和的戰爭，或戰以工，或戰以農，莫不待助于理科。是故，理科者，實無形之軍隊，安全之爆彈也。凡國于斯土者，能戰勝于斯，則其國強，其民富；不能戰勝于斯，則其國弱，其民貧。生存競爭將于斯卜之，優勝劣敗將于斯觀之”。[19]（1903年第1期）
　　《亞泉雜志》的一篇論文講得更具體：
　　“航海之術興，而內治、外交一變；軍械之學興，而兵政一變；蒸氣、電力之機興，而工商之政一變；鉛字、石印之法興、士風日辟，而學政亦不得不變。”[20]（1900年第1期）
　　這里將自然科學與社會變革及國家富強的關系講行十分透徹，非常有利于提醒全社會對理工科的重視。然而，也透露出一種傾向，即中國的自然科學發展一開始就打上較濃厚的政治烙印，其直接后果是在近百年涌現出一批政治科學家，高水平的純科學家則相形見絀。
　　除了上面評介的這些新學科外，經濟學、法學、新聞學、圖書文獻學等，在清末民初也浮出了水面。總之，將辛亥革命時期視作近代新學科的奠基期，是合乎歷史實際的。
　　收稿日期：2002-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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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政法學報[Z].
　　[19]　科學世界[Z].
　　[20]　亞泉雜志[Z].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九加言
　　　　＠②原字木加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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