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華北村鎮人口

晚清華北村鎮人口

對人口的研究常見于社會學家的著作。1931年中國社會學會第一次年會即以中國人口問題為討論中心；學會理事長孫本文先生論當時中國社會學概況時，以人口問題著作的出版為主要成就之一。社會學者研究人口，著重于實地調查以取得人口資料，加以分析。這使他們的研究有較確實的資料基礎。而歷史學者研究人口，即研究歷史上的人口問題，情況就不同。中國史籍雖不乏有關人口的記載和數字，但其含義和準確性，卻是有待研究的先決問題。何炳棣1959年出版的《1368-1953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一書（注：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葛劍雄中譯本。），對這一時期有關人口數字的制度結構和歷史術語作了重新考證研究，對與人口數字有關的“丁”的內容作了確切的詮釋，因而對歷史人口之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費正清在書序中稱贊何炳棣以充實的學識和始終不渝的勤奮完成了這一著作，可能對社會歷史學家產生啟示和希望；但費正清以為何的研究是繼若干學者之后最后證明，在對這一時期的人口作數量分析方面，中國史料不能作為可靠依據，這一評說卻不符何著的原意。何炳棣對清乾隆朝以前有關人口數量的記載進行辨證分析，指出官方的“丁”數既非人口數，也不可以作為實際戶數的參考量；但他對乾隆四十年(1776)令各州縣按現行保甲門牌底冊核計匯總、每年上報民數的規定給予重視，對自此至1850年期間有關人口的歷史文獻作了諸多考證，并據以對戶口數、戶的規模、性比例、出生率等作了若干分析。可見何的著作并非拒絕一切中國的歷史文獻；只是對此時期以前以及1851年以后的文獻中的人口數據提出疑問。他認為1851年以后的人口資料，由于清統治衰弱，保甲人口登記混亂，甚或成為具文。但他同時也認為，這一時期中，各省縣的人口總數雖然錯誤百出，但有一些數據對人口研究仍有參考價值。
　　乾隆朝前后歷史文獻中的“丁”數不能據以論證人口，是由于“丁”的歷史內容與人口數目不相關，故只能據朝廷明令以保甲登記人口的制度建立后的資料進行研究；但1850年以前和以后的保甲和保甲人口登記是否有這樣巨大的差別，以致以前的資料可信而以后則否，這卻是需要具體討論的問題。在“以前”時期，保甲之不健全也常見諸臣工奏議，嘉慶十一年(1806)曾任廣東按察使的太常寺卿秦瀛上奏中就有語：“又保甲一法，僅屬虛名。”（注：《清史列傳》卷32本傳，中華書局，1987年，第8冊，第2512頁。）至于“以后”，如光緒十一年(1885)直隸《故城縣志》稱：“近今歲報戶口，幾成具文，凡以地丁有定則，無需確稽也。”但“地丁有定則”，并非自光緒始，雍乾皆然；人口之是否確稽，必定還有別的原因。也如該志所說，“同治十三年蒙爵閣部堂（案即李鴻章）札飭州縣辦理鄉圖，裝冊備覽，光緒元年又蒙本府陳擴充條款，嚴密稽查”，在這種情況下的戶口數字，就應比較可信了。這樣看來，無論1851年之前或之后的歷史人口資料之可利用性，恐怕都應具體對待。
　　　　一
　　本文依據幾種晚清時期的河北、山東若干州縣的地方志資料、村圖資料，對當時一些村鎮人口狀況的幾個方面作出介紹和分析。比較難得的是兩種大約形成于光緒初年、收藏于日本東洋文化研究所的直隸“青縣村圖”和“深州村圖”，它們包括兩州縣數百余村的地理、人口、人物、土地、市集、學塾、作物、社區編制等多項資料；以人口資料言，它們提供了以村落為單位的戶數和區分男女大小的口數，其具體程度為一般縣志資料所不及。這兩種村圖以及另一種我未見的正定村圖的殘本，應即是同治末年李鴻章任直隸總督之初為纂修《畿輔通志》而命各州縣所作的準備資料，也應是上述故城縣志所說的“爵閣部堂札飭州縣辦理鄉圖”事項中的兩種，當時各州縣應大體按李鴻章的要求完成了，但今之幸存者似尚未發現其他。今以之與其他縣志資料一起略窺19世紀后半期北方鄉村的人口情況。這不是對大范圍的人口狀況及其趨勢進行研究，而只是提供若干可供利用的一些縣和村鎮的具體人口資料并作一些分析。
　　根據“青縣村圖”所載資料合計，光緒初年全縣435村鎮，27643戶，人口共148229人。這一數目比嘉慶八年(1803)《青縣志》所載嘉慶七年(1802)戶60062，口259717大不同；70余年間戶減少54%，口減少43%。民國《青縣志》稱，光緒二十一年(1895)青縣戶56475，口310009；這數目較嘉慶七年戶數略減而口數頗有增加，但至民國17年(1928)則又減為戶42794，口249192。青縣自晚清咸同以來水旱兵災頻仍，人民蒙受災難至巨，故光緒初年編成的“村圖”顯示人口較嘉慶年間銳減是可以理解的，而光緒二十一年的猛增卻不可思議。縣志載，自嘉慶八年舊縣志成書后，至道光十九年(1839)因雨水為災，案卷殘毀，光緒二十年(1894)以后的案卷又被民國2年(1913)張姓知事燒毀。我推測，所記上述光緒二十一年的戶口數是可疑的。民國《青縣志》記咸豐以后該縣的災害甚詳；自咸豐二年(1852)后至光緒二十年間較嚴重的水旱兵災幾乎連年不斷。咸豐三年(1853)兵災，又河溢114村。咸豐六年(1856)春蝗夏旱，又子牙河決口。同治元年(1862)春亢旱，大疫，又淫雨。同治十年(1871)6月、8月各淫雨8晝夜，全境河決。光緒元年(1875)全縣及全省大旱。光緒二年(1876)饑民21547口，三年(1877)饑民23533口，四年(1878)饑民47500口，五年(1879)饑民65625口，九年(1883)饑民77131口，十年(1884)饑民94683口，十一年(1885)饑民91649口，十二年(1886)饑民64794口，十六年(1890)饑民61892口，十七年(1891)饑民40332口，十八年(1892)饑民40332口，該年“河決又大疫，人死無算”。十九年(1893)饑民45265口，二十年尚有10386口。如此環境，光緒二十一年人口數超過嘉慶年16%，是難以置信的。本文判斷“青縣村圖”所示光緒初年的上述人戶數目以及其他資料，比較可信。
　　要說明的是，縣志和村圖敘述所及都包括縣城，而在傳統中國的體制里，縣治所在都是“城”。“城”的原來意義主要是在它們有“城墻”。康熙年間副都御史勵杜訥奏稱：“督撫大吏，朝廷畀以百余城吏治……”（注：《清史列傳》卷9本傳，第3冊，第654頁。）這里，“城”就是州縣的代名詞。城墻之內雖有一定的商業區域，但不一定有發達的工商業。即或有些作坊店鋪，如光緒末年京師外城兵馬司前街有七八家店鋪，牛街有三十來家店鋪等等，也都是些成衣鋪、切面鋪、燒餅鋪、剃頭鋪、豆腐房、油鹽店、雜貨鋪、絨線鋪之類。（注：《清末北京外城商戶調查表》，《歷史檔案》2001年第3-4期、2002年第1期。）在19世紀，“城”內大部分是耕地，甚至大城如南京城內，80%土地仍是耕地，次等城如定州城內，絕大部分土地也是耕地（注：Kung-chuan  Hsiao,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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