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文苑知己　一序空谷足音

百年文苑知己　一序空谷足音

蕭統(501-531)是中國文學史上有重大貢獻的文章選家，其偉績有二：一是主持編纂我國第一部文章總集《文選》，以選家獨到的眼光，保存了我國許多優秀文化遺產；二是在陶淵明謝世百年之后，收錄了陶淵明幾乎亡佚的詩文，編輯成我國第一部文人專集《陶淵明集》，并為之序。至此，陶淵明作品才植立于民族文學之林，陶淵明才“不假良史之詞，不托飛馳之勢，而名聲自傳于后”，成為我國偉大詩人之一。
　　自《陶淵明集》出，評注蜂起，未艾至今。而蕭統親自撰寫的《陶淵明集序》（以下簡稱《序》）則是近1500年來準確評論陶淵明其人其作之開山篇什。有蕭陶百年之遙，人事了無瓜葛，其言也應真實可信；雖陶蕭百年之隔，然社會背景仍相似乃爾，其心也該靈犀相通，蕭《序》果然如此。
　　　　一
　　《序》文第一部分論述陶淵明歸隱原因。
　　《序》文論述陶淵明歸隱的社會原因時說：“齊謳趙舞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鑣之游，侈袂執圭之貴，樂則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吊之相繼。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此，若泄尾閭。”這正是當時社會的生動寫照。盡情的聲色之娛，精美的飲食享受，盛大的出游，顯赫的地位，可謂極盡人間之樂也，然而傾刻間喪身斃命，榮華富貴頓時化為烏有。在這貪士蜂爭的社會，智者賢人如履薄冰，歸隱便是合情顧理的事了。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極為動蕩，各階級各階層的矛盾異常激化，全社會性的攻訐殺伐造成的恐怖氣氛籠罩整個時代。在陶淵明之前有司馬氏與曹氏之黨爭，司馬昭當政后，黨附曹氏大臣族滅殆盡。之后近20年的“八王之亂”，瘋狂濫殺，使無數生靈涂炭。斗爭結果，七王先后喪命，晉惠帝被毒死，司馬越病亡。陶淵明一生，歷經三朝十帝，又正逢由晉入宋的易代之變。陶淵明19歲那年，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戰”；以后，王恭、桓玄起兵反對帝室；桓玄殺晉朝當權者司馬道子司馬元顯父子及許多文臣武將；孫恩農民起義，殺許多王公大臣及世家大族；桓玄稱帝；劉裕起兵殺桓玄，建立了劉宋王朝。這正是蕭統所說的“愚夫貪士競此，若泄尾閭”，“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吊之相及”。那么“智者賢人”的命運又怎樣呢？在這個血污的時代，那些當時第一流的思想家、文學家（不一定都是蕭稱的“智者賢人”，但有不少是《文選》文章作者）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旋進政治渦流，大都一個個死于非命。249年，司馬懿殺思想家何晏，并夷三族。262年，司馬昭殺文學家嵇康（終于全生的阮籍比死更痛苦）。300年，司馬倫殺文學家潘岳、石崇及思想家歐陽建，并夷三族；殺文學家張華、思想家裴ｗěｉ＠①；303年，司馬穎族滅文學家陸機、陸云。318年段匹碑縊死文學家劉琨。324年，王敦殺訓詁學家郭璞。在陶淵明之后，蕭統之前，433年，詩人謝靈運被殺。445年，史學家范曄被殺。466年，詩人鮑照被殺。499年，詩人謝ｔｉǎｏ＠②獄死。在中國這兩百多年文學史上，上演著一幕幕使人魂飄魄散的大悲劇！在這里，我們也不難理解，何以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貴為太子的蕭統，竟能也了然百年前輩歸隱之心，這是同一時代背景使然！禍亂無由，玉石皆焚，帝王之家，亦難幸免。
　　然而，恰恰是這生命和鮮血，喚醒了人們對人生的覺醒。越是無情的殺戮，越顯示生命的價值。人們執著人生，又苦于生命短促，更何況避禍無門，其內心痛苦，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路徑，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晉書·阮籍傳》）。是什么原因呢？“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詠懷》）在“華亭鶴唳不可復聞”之前，就有“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俯仰獨悲傷”（陸機《門有車馬客行》）的哀嘆。蕭統《序》文里說的“親己之切，無重于身”，正是這種對人生自我價值的認識。陶淵明也不例外，“也不能忘掉‘死’”《魯迅語》。他說“從古皆有沒，念之心中焦”（《己酉歲九月九日》）。“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榮木》）。他既改變不了這個現實，又強烈地執著人生。因此，《序》文分析道：“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圣人韜光，賢人遁世。”陶淵明在《感士不遇賦》里說得很明白：“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這里“彼”當如“我”讀，這就是陶淵明歸隱的原因。
　　《序》文論及陶淵明歸隱的歷史淵藪時認為，“圣人韜光，賢人遁世”自古有之。遠古帝王“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太子“子晉天子之儲，而有洛濱之志”。他們把天子之位看得像鴻毛一樣輕，把去卻天子之位看得像脫鞋一樣正常。另外，莊周濮上垂釣，伯成辭官躬耕，安期生海邊賣藥，老菜子績毛而衣，或負薪于山林，或灌園于圃畦，或鼓楫于清潭，皆為“寄眾事以忘情”，皆為韜光避世之“圣人達士”。這些來自《莊子》、《高士傳》等一些難以考稽的例證，卻也說明了一種逃避現實的社會現象。蕭統對于積極用世者，尤其是對那些于帝室有野心的人，是深惡痛絕的。他在《序》里寫道，歷史上子常敗親亂嗣，寧喜擅權弒君，蘇秦反間亂國，衛鞅峻刑蓄禍，主父偃脅王自殺，楚莊王覬覦周室，霍光身威震主，是一群“饕餮之徒”。他把這些人看成是“圣人達士”的對立面，似此作為陶淵明的陪襯。由于蕭統政治地位局限和其他原因，對歷史人物的品評，自有偏頗之處。
　　《序》文論及陶淵明歸隱的思想根源時說：“含德之至，莫逾于道；親己之切，無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于憂畏，汲汲役于人間。”這段話提示，陶淵明思想受老莊影響。具體來說，陶淵明的世界觀受莊子樸素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影響（寄寓逆旅，與大塊榮枯）。陶淵明《感士不遇賦》云：“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自祭文》云：“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本宅。”這正是莊子“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知北游》）自然觀的繼承。莊子認為人體不過是自然物質的一種暫時形態，終究要完歸自然界本宅。這種樸素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堅持了世界的物質性，是對商周以來“天乃大命文王”（《書經·康誥》）、“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書經·召誥》）等天命論上帝論的否定。正是這種思想影響，形成了陶淵明比較徹底的反對宗教神學的立場，這點后文將繼續涉及。既然萬物齊—，人之如氣，終將散盡，何必仕于戚戚憂畏、祿于汲汲營求？在這橫禍難量、慶吊相及的黑暗時代，韜光避世回返自然，才是人生之本道。這種全生遠害的人生態度，顯然受老子“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年》）以柔克剛和莊子“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養生主》）的處世哲學思想影響。
　　《序》文總結，陶淵明“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大賢篤志，與道污隆”。這并非溢美之辭，陶淵明并非“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的周ｙóｎｇ＠③一類。自41歲不為五斗米折腰棄彭澤令到63歲去世，22年躬耕田園。其間，49歲、54歲兩度征召著作郎，稱疾不就。50歲后，貧病交加，矢志不移。62歲，偃臥瘠餒多日，刺史檀道濟饋以粱內，麾而去之。其堅貞節操，高尚人格，對后世知識分子產生很大影響。
　　

　　二
　　《序》文第二部分評價陶淵明的作品。
　　《序》云：“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章，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陶淵明詩文雖然蓋世，卻百年之后方遇知音。蕭統此評一出，如空谷足音，即成千年不刊之論。蕭統超越常人的文學眼光就在于，他徹底突破了顏延之《陶征士誄》、沈約《宋書·隱逸傳》等只贊揚陶淵明人品的囿限，在鐘嶸屈列陶詩為“中品”之后，第一次給陶淵明作品這樣高度評價。
　　“文章不群”，“獨超眾類”，是蕭統對陶淵明作品的總評價。在這之前，由于陶淵明人微言輕，作品內容和風格又與時流迥異，其遭遇非常冷落。顏延之是當時文壇領袖，又是陶淵明生前好友，按理對陶淵明作品應清楚不過了，然而在《陶征士誄》中僅“學非稱師，文取指達”一句而已。大約出于“誄”這種文體要求，非要提一下生前治學成就不可。由此可見其作品為時人所不屑。沈約《宋書》把陶淵明作隱君子立傳，于陶淵明作品無一涉及。甚至在《謝靈運傳》里歷數一代著名詩人時，對陶淵明詩文仍未論及。《詩品》是評陶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鐘嶸把陶淵明詩列為中品，對陶淵明以“詩人”稱謂，陶淵明總算是個“文聯”的重要成員了。這是陶淵明逝世90年后的事了。《詩品》雖然對陶詩贊揚的話較多，但分析欠妥，評價也不高。在陶淵明逝世整整一百年后，蕭統獨具慧眼，筆下波瀾，“文章不群”，“獨超眾類”，“莫之與京”，橫波傍流，干云直上，寥寥數語，確立了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詞采精拔，跌宕昭章”（“跌宕”這里是放縱的意思）；“抑揚爽朗，莫之與京”主要是對陶淵明作品風格的評價。這個評價是很準確的，抓住了陶淵明作品的主要風格特點。鐘嶸《詩品》就記載“世嘆其質直”，甚至時人以“田家語”相譏。在“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字之奇”文風熾盛的時代，蕭統越過鐘嶸，熱情褒揚陶淵明作品直抒胸臆，任其自然，爽朗精拔，無與倫比，這既需要眼光，又需要勇氣和不懷偏見。我們現在看《昭明太子集》他自己的詩文，以及他主持編訂的《文選》選文標準，就和陶淵明旨趣有異。他主張“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也就是說作品要善用典故成辭，善用形容比喻，辭采要精巧華麗，他自己的詩文確也大多如此。就《序》文來說，全文不足800字，卻用典近50處。然而，他卻有包容不同風格作品的襟懷。
　　“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這是蕭統對陶淵明作品內容的肯定，蕭統認為，陶淵明作品有留心政局、針砭時事的內容，而且這類詩想一想則可知其所指。蕭統這些提示，對后人分析《述酒》等啞謎式的詩起了指點迷津的作用。陶淵明并非生來就是一個隱士，他有少年的理想，盛年的壯懷。“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擬古》）張掖和幽州，一西一東，皆為當時北方政權治地。一個希望建功立業拚搏遼遠沙場的熱血青年形象躍然紙上。“先師遺訓，余豈之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榮木》）壯心不已，感人至深。陶淵明詩文之所以千百年來獲得不同階層不同思想的人喜愛，關鍵在“論懷抱則曠而且真”。“真”，是他做人準則，更是他做詩準則。蕭統道出了他詩文最高美學境界。
　　“橫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是對陶淵明作品斷代地位和時代意義十分準確而又崇高的評價。明人王廷干對此理解殊深：“元亮遠心曠度，氣節不群，力振頹風，直超玄乘。遭時不遇，遂解綬歸田。賦詩見志，不煩繩削，而有渾然天成之妙。恢之彌廣，按之愈深。信儒者之高品，詞林之獨步也。梁昭明曰：‘橫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靖節先生集跋》）清人胡鳳丹也有類似的評價：“夫詩中之有靖節，猶文之有昌黎也。文必如昌黎，而后可以起八代之衰；詩亦必如靖節，而后可以式六朝之靡。”（《六朝四家全集序》）魏晉風度，人文覺醒，但清談析理，玄風熾盛；佛理廣播，人們競尚沙門；堆砌典故，馳騁文辭等唯心主義、虛無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迷霧，彌漫社會，籠罩文壇。陶淵明詩文出，如蕭統所說，似滔滔清流橫絕江河，若一束平地而起的清輝直射云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境界，“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的理想，“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的心境，“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的幽美，“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的熱情，“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的遺恨，隨便拈一些，便覺率直清爽，是同時代其他詩人難以企及的。蕭統生活在那個時代，又是嗣位太子，身在重重迷霧中，卻識廬山真面目。
　　需要指出的，蕭統拘于漢儒賦必諷勸的認識，認為陶淵明的《閑情賦》“卒無諷諫”，是“白璧微瑕”，并為之惋惜。這種看法是偏頗的。《閑情賦》是陶淵明惟一的愛情文章，被魯迅稱之為“堅實而有趣的作品”（《致增田涉》）。《閑情賦》雖為自我“閑正”之作，但對愛情的殷切希望與熱烈追求，具有沖決禮教羅網的意義。同時，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它看成一般的愛情作品。在這個夢幻的愛情天國里，其十“悲”十“愿”，正是作者探索人生之后理想抱負幻滅的內心巨大痛苦的曲折反映。
　　　　三
　　《序》文的第三部分敘述編輯《陶淵明集》的原因及意義。
　　《序》文里說：“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更加搜求，粗為區目。……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愛嗜其詩文，崇尚其品德，出自太子筆下，既是編集的根本出發點，也是《陶淵明集》傳播的重要原因。
　　蕭統受業于文壇領袖沈約，又與當時著名文學家文藝理論家劉勰、鐘嶸、陸＠④、劉孝綽、王筠等交往密切。《南史卷五十三》載：“太子生而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通諷誦。……讀書數行并下，過目皆憶。”同傳描寫東宮文學盛況：“（太子）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并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名師教誨，天資聰睿，自小鋪就深厚文學功底；結納一流文士，砥礪切磋，形成他敏銳而又深遠的文學眼光。
　　蕭統論文，主張形式內容并重。在《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里說：“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為之，但恨未逮耳。”他欲以高雅而又深沉的內容，質樸的風格和優美的文辭來矯正時弊。時天下紛爭，人心動亂，文章內容空虛，形式浮華。陶淵明與世無爭，心氣平和，詩文質樸率真，“此翁豈作詩，直寫胸中天”（元好問《繼愚軒和黨承旨雪詩》），文辭“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蘇軾）。陶淵明詩文的確“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正符合蕭統的文學理念。為之編集序文，不單出于個人愛好，更有助風教。
　　這里還要特別指出的是，蕭統不懷信仰偏見，有嚴謹的治學態度。陶淵明受莊子唯物主義自然觀影響，基本上是個唯物主義者。而蕭統則是一個有神論者，他和神仙道教有極深的家世淵源關系，又是一個虔誠的佛教信仰者。原來，蕭統的父親梁武帝早年信奉神仙道教，后雖改宗皈依佛門，卻仍是三教兼弘。蕭統的老師沈約也是一個世代相傳的道教徒，至死信奉神仙。蕭統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南史·卷五十三》載：“（梁武）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遍覽眾經，乃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昭明

太子集·令旨解三諦義》就是記載蕭統答各寺名僧咨“真諦”、“俗諦”之義旨的文章。可是陶淵明《飲酒》詩直斥佛教因果報應說不過是“空言”而已。《形影神》則是批判佛教大師慧遠《形盡神不滅論》、《萬佛影銘》等佛教義理的著名的“神滅論”文章。《形影神》還說：“誠愿游昆華，邈然茲道絕。”直斥神仙道教的虛偽性。然而，蕭統都忠實地把這些作品編錄入集，這在那個思想斗爭異常激烈互相攻訐落難的時代是多么難能可貴。
　　《序》文最后說編集的社會意義：“嘗謂有能讀陶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爵祿可辭！不勞復傍游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風教爾。”蕭統作為太子，欲匡正風氣，教化百姓，其用心可謂良苦，但是否夸大了一個文人集子的功用。憑詩文一集，來改造那些馳競者、鄙吝者、貪夫及懦夫，著實可疑。但一千多年來，各個時代的眾多有成就的作家，都受陶淵明正直率真、光明竣潔的人格影響，都企羨他無與倫比的創作藝術，這比蕭統的“有助風教”的初衷已勝出千里。
　　文學批評史上有一個近千年的訴訟需要公斷，自蘇軾批評《文選》去取失當對陶淵明詩僅錄八首后，附和甚多，甚至包括現在的一些文學史書籍，這是很不公允的。原因太簡單了，蕭統除了編訂《文選》外，還奉獻了我們一部整整的《陶淵明集》，并且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文人專集，這意義是何等重大！根據日本橋川時雄《陶集版本源流考》，他見到的《陶淵明集序》末有“梁大通丁未年夏季六月昭明太子蕭統撰”字樣，可以推斷陶集編定時間為公元527年。又根據繆鉞先生考證：“《文選》編定，在昭明二十六歲之后也（即大通元年至中大通三年數載之中）。”（《詩詞散論》）大通元年至中大通三年即527年至531年，可見《陶淵明集》和《文選》編成時間相同或相近。鑒此，既有專集，選集中少錄當無可指責。
　　天才也要有人心儀，寶藏也要有人發掘。如果沒有蕭統的努力，詩人和作品可能都埋沒在歷史的塵埃中了，中國文壇可能短缺了一位偉大的詩人和若干偉大作品。時代進步到140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仍然欽佩這個20多歲的青年人，除了史載他的仁愛之至、禮賢篤學之外，重要的是崇敬他的眼光、才情、勤勉，編第一部文章總集和第一部文人專集的首創精神。
　　收稿日期：2002-08-2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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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南史·卷五十三·昭明太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　梁書·卷八·昭明太子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危加頁
　　　　＠②原字月加兆
　　　　＠③原字禺加頁
　　　　＠④原字亻加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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