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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全球化中的民族話語權

時間：2023-02-20 22:34:30 文學理論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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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全球化中的民族話語權

   自中國社會發生轉型，思想開放，大量引進西學以來，知識界就日益陷入一個早有察覺、卻又難以擺脫的怪圈，亦即，除了譯介各種理論方法之外，還屢屢輸入問題，將歐美知識界的熱點問題視做本土視野中的核心話題。全球化問題在相仿的慣性中進入中國，并引起新一輪熱烈的爭論，然而從中派生出來的文化全球化思考卻直接切中當下文化現實境遇，而關于民族話語權的設想，則可能為在全球化中處于被動地位的弱勢文化提供新的思考維度。
     　　　　一、當代問題與事實的全球化
     事實總是有目共睹的，而問題只被敏銳的思考發現，這也就是為什么全球化的發生要早于對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就時下關于全球化的界定而言，主要都是將它當做一種經濟行為，一種無法逃離的經濟浪潮和整個世界發展的宏大背景。它首先發生在金融領域，而后漸漸推行到各個方面。由經濟增長的永恒規律所造成的利益追求，利用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形勢，讓資本在流動中創造最大利潤，由此引發對新經濟政策的調整，使生產和貿易越來越不限在國界以內，與此同時，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治政策、生活方式、文化價值等，也相應發生改變，做出主動調整或被動改變。因此也就有了一系列的全球化，包括經濟、資本、金融、政治、信息、環境、文化和生活方式。
     從下面這一表現全球競爭型變化的表格中可以看到，全球化的發生與技術變革、生產類型和新經濟增長產業很有關聯，波及面日益朝向日常生活(注：參見《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張世鵬、殷敘彝編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年代　　　　條件　　　　受到威脅的國民經濟行業
     60年代　　勞動密集型　　　紡織等簡單的流水線工作
     70年代　　資本密集型　　　汽車、機械、化工生產
     80年代　　　新技術　　　　娛樂、電器、電訊
     90年代　　　信息　　　　　金融服務、媒介


     也有學者認為全球化的起始時間可以上溯到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五百年以后，也就是1992年以后，市場經濟體系在全球取得優勢是全球化在世界上的進一步蔓延(注：李慎之：《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及其價值認同》，俞可平、黃衛平編：《全球化的悖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至于這樣的蔓延給世界帶來的后果如何則是言人人殊。持贊同意見的學者認為，被高科技武裝起來的通訊交往、低廉的運輸成本和沒有國界的自由貿易正在把整個世界融合為一個惟一的市場。而經濟學中的全球化正由貿易一體化而來，是宏觀經濟政策的一體化和生產要素的流動，以及盟約成員國之間的自由貿易，“通過共同的商品市場，共同的生產要素及其結合，以達到價格的均等”。人們把這種新組織方式概括為后期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發達的資本主義、后福特主義、非組織的資本主義、跨國資本主義等，把它的主要特征歸結為：國際化的勞動分工、國際信貸不斷發展、資本調控進入跨國公司結構、生產系統和勞動過程趨于靈活、非中心化經濟逐漸形成、標準化市場和消費模式指數不斷增長、綜合保障的信貸制度日益擴展、新價值符號體系創立并運用。現代時期集中在大城市的生產方式轉移到周邊或半周邊國家，出現區域化和一體化的經濟，而資本的中心地則出現了生產的生產、元生產 (metaproduction)，不再以生產商品為主，而是以形象安排和服務方式為主，以公司和實驗室為主，產品和生產要素的流動將不受政府限制，從而創造“最適宜的國家經濟結構”(注：楊龍芳：《西方全球化學術思潮的歷史審視》，俞可平、黃衛平編：《全球化的悖論》。)。
     然而，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到經濟全球化中隱含著的負面效應，比如金融體系風險、國家權威削弱、后發國家代價、貧富落差動蕩等等。在貌似繁榮的世界金融體系頻繁往來中，已經隱含了經濟衰退的危機。從影響全球的幾次金融危機可以看到，在一個溝通往還的匯兌體制里，主要國家經濟領域中的一切變化都相互關聯。金融市場上億萬資財之間的競爭，在借助了國際互聯網的便利傳播之后，光速一般追求利潤增長，由此導致網絡空間的超級連鎖反應，一旦一家金融機構破產，就會在一夜之內牽連損害其他多家金融機構，引起世界的多米諾效應，或稱為風險轉換連鎖反應。這種情況的發生和國家調控能力的弱化有關。
     20世紀中葉以來，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面對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毀滅性經濟，提出讓國家成為國民經濟的主要投資者。這樣一來，在市場過程導致就業不足和通貨緊縮時，國家財政預算可以進行干涉和糾正。在經濟衰退時，政府擴大投資造成追加需求，以避免經濟危機；在繁榮時期，政府通過提高稅收使國家債務重新歸于平衡，以防止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但是，70年代的兩次石油價格動蕩表明，已經有些政府不再有能力控制赤字和通脹，無法保持穩定的外匯匯率。此后，保守派先后在英國和美國獲勝，開始推行里根政府的經濟顧問米爾頓·里德曼和撒切爾的朋友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作為貨幣政策的變種又被稱為貨幣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指導精神是新人文主義，而人文經濟模式則將全球經濟視做整體，強調建成“聯邦經濟國家同盟”(Federal E conomy United States)，由一個集中的國際組織網絡來實現世界經濟，各國政府為了保證全局增長和福利增大，只承擔秩序監護，擴大私人企業在投資和雇工方面的自由，實現市場的非調控化、經濟的自由化和私有化。
     但是，隨之而來的就是國家屬于誰的問題，市場成了沒有國家的市場，尤其是大康采恩上交中央財政的稅金量急劇減少。他們在國內進行采購和消費，卻讓盈利和稅收產生在國外，在統計數字中可以看到，一邊是盈利不斷攀升，另一邊是交納的稅金不增反降，這就是經濟的無國界化造成的國家財政空虛。所以，一些民主政治家提出要修復國家權力，恢復政治對經濟的優先的地位，因為，全球化統治并非是有益于遠景發展的設想。在1995年保護全球氣候的柏林會議上，三個石油康采恩組織了有序的反對活動，最終把聯合國氣候條約的實行推到了遙遠的未來。條約未能實行對于那些前工業化國家是有欠公正的，因為這意味著他們被迫分擔本來不屬于自身責任之內的后果，付出和自身發展無關的代價。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被看做是世界力量的解放，

文化全球化中的民族話語權

從經濟上使國家失去權力，對許多國家來說是一個被迫的過程、一個無法擺脫的過程”(注：[德]馬丁等著：《全球化陷阱》，張世鵬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頁。)。因為新的跨國公司不再遵循既有法則，總是把就業機會安置在工資最低、社會捐稅或環境保護費用不存在的地域，而那些草草制定的貿易保護措施實際上是關于生產基地和公正合理的全球化神話。受到貿易保護的只能是游戲規則的制定方。在全球化的推進過程中，后發國家往往無法擺脫受動地位，長期利益和集體利益被迫讓位于當下可見的實際利益，甚至成為不平等交換行為的代價。
     根據萊斯特·布朗的《世界觀察研究所》每年發布的世界狀況可以看到，世界經濟一體化正在造成一個20∶80的社會，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富裕國家決定著全世界84.7%的社會總生產，占世界貿易總額的84.2%，占世界各國國內儲蓄額的85.5%，并且，自1960 年以來，最富有國家和最貧窮國家間的差距擴大了一倍，被貼上公平發展標簽的發展援助已經破產。因此，有社會學家提出要在經濟科學領域反對國際技術統治，金融巨頭喬治·索羅斯也指出：“一旦股價反轉，財富效應就會把市場的退卻轉變成經濟的退卻。進一步造成對進口貨品的抗拒，造成邊緣國家的怨懟。……除非我們認清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是有缺陷的，否則就會為此缺陷付出代價。”(注：喬治·索羅斯：《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與中國》，《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1期。)按照索羅斯的預測，全球經濟危機的最后階段就是政治危機，本土性的政治運動將在各國境內發生，目的是驅逐跨國公司，收回“國家”財富。一旦有些運動成功，對金融市場的信心就會動搖，由此產生更為自動的下降過程。但是人們也看到倒退的不可能，因為經濟一體化畢竟讓越來越多的人免于貧困。應該著手做的是將全球化的不合理處轉變為全球性均衡發展，抑制1∶5的社會趨勢，限制金融市場當事人的政治權力，實行生態稅改革，提高資源消費費用，減少公共福利繳款，提高勞動力價值，為國庫開辟新的收入來源，但是又不剝奪未來人們的機遇(注：不過，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所謂全球化并不是真正發生的事實或問題，它無非是“取代現代化的一種話語、社會想象和范式”，“早在70年代初期，世界體系一詞就開始流行，它之所以受到歡迎，只是因為對于現代性話語的挑戰，因為后者是在二戰以后歐美社會科學話語的主宰”，這種話語的流行造成了“現代主義”方案的終結。參見 [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與激進偏見》，俞可平、黃衛平編：《全球化的悖論》，第15～21頁。)。
     　　　　二、全球化的文化后果
     發生在經濟領域中的全球化還造成了與經濟政策、生產方式的改變息息相關的價值觀的更迭與改變，“進步、平等、團結、集體福利和物質保障這些傳統‘凱恩斯’主義的價值觀被后福特主義的價值觀取而代之，像成就、成功、精明、隱私等”(注：[法]雅克·阿達：《經濟全球化》，何竟、周曉幸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頁。) 。除了價值觀的改變以外，社會結構各領域間的影響在文化方面的表現也非常顯著。正如上文所言，全球化的發生是少數后工業化國家將金融經濟政策和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推行，因此有學者認為“全球化只能消極地或私下里加以界定，它沒有控制性的代理人，也沒有觀察視點，因為求助于因果關系和客觀性的解釋就在宣稱，全球化是帝國主義的變種，與帝國主義者令人眩目的修辭詭計共謀。”(注：[英]查爾斯·洛克：《全球化是帝國主義的變種》，俞可平、黃衛平編：《全球化的悖論》。)與經濟上的被動局面一樣，經濟全球化的后果在文化方面的表現就是，占據經濟優勢地位的文化實體通過商品的形式向弱勢地區輸出價值觀念、藝術準則和生活方式，多元文化的差異在理論上受到尊重，弱勢文化被當做參照系中的某個坐標，但事實上卻是不斷受到損害甚至侮辱的異己，被喚做“他者”。
     后發國家的近現代史上充斥著殖民半殖民的記憶，軍事力量的侵入不僅中斷了民族經濟增長的自然趨勢，動搖了政權統治的合法性，而且生生地切斷了民族文化的自身傳承。當古老文明不足以擔當起救亡圖存的使命時，它自身的價值就遭到否定。但是這種簡單的否定忽略了一些問題，難道民族的生存危機僅僅是由文化的落后造成的?通過批判民族文化來增強國力是不是避重就輕、舍難趨易的心理逃避方式?如果說現代性的歷史進程以暴力的手段生硬地截斷了后發國家的文化自然史的話，那么，后殖民時代的全球化進程就是借助世界金融體系進行的對于別國的支配，通過便捷的復制技術和迅疾的網絡傳播手段，以及已經建立完備的全球傾銷市場，在全球化的旗號下，借助自身已經占據的優勢地位，爭奪甚至覆蓋新近形成的文化市場，而且，“跨國資本主義使各種文化更加接近，通過傳媒互相交流、滲透乃至融合，改變文化的原有特點”(注：王逢振：《全球化、文化認同和民族主義》，王寧、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后殖民批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后發國家的本土文化與本體生長根源被人為隔斷，文化發展的自然態勢受到影響甚至中斷。
     盡管強勢文化的輸出地位已經很牢固，可是全球化的推行者在西方中心論破產以后的后冷戰時代仍然從國家戰略的高度上看待文化差異，不同于基督教文明的其他區域文明都被當做邪惡的威脅者，受到強烈的敵視。最明顯的就是喧囂一時的“文明沖突論”，將多種東方文明一概視做競技對手，由此而來的對策就是敵對性的持續遏制，就像曾經暢銷一時的《即將到來的美中沖突》，危言聳聽地預測十年、二十年之后的戰局一樣，全球化的推進力量力圖加快價值觀念的同化過程，否則就一律視之為隱藏的威脅。后發國家的文化現狀也因此多了一重顧慮。
     除了被臆測為政治戰略假想敵以外，后發國家的文化還常常被當做強勢文化的附屬，在低勢位的、客體性的、女性化的被動位置上承受想象性的奇觀窺視期待。從那些強勢者制造的文化產品中可以見到，關于他者文化的想象往往印證了強勢文化的自我精神優越，由于地理距離的遠隔、歷史事實的生疏和切身感覺的隔膜，使得映射在全球化文化工業中的弱勢文化形象顯得怪異而誘人，形式化了的虛幻感抵消了該文化類型中原有的深層意義。這種行為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是雙向的，它不僅誤讀、誤釋了該文化類型的精粹內涵，而且又在反過來進行的文化傾銷中，將制造出來的偽奇觀當做仿真的文化回輸到該文化的原生地，迷惑那些欠缺前提認識的本土觀眾，甚至替換掉關于該文化的處身性認知。換言之，該文化內部的制造者叛離民族本位立場，在意識或潛意識的支配中，自覺迎合甚至主動制造接受凝視的文化對象，錯錯相因的結局是弱勢文化在書寫中被一再改寫。
     在國際文化學界對于全球化以及“世界文化”的爭論中，文化的全球化主要是指在世界范圍內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長與加速發展的整體過程

，特別是世界整體意識的形成過程。1960年的“地球村”概念預示著各國文化在“世界化市場”中將經歷巨大的轉型、交流、合并，日漸趨向形成統一化的“地球文化”。有些社會文化學家認為全球文化是未來趨向型的，是以年輕人為主導、多元文化參與構成的全球文化系統，但是反對意見卻把這種承諾當做謊言來戳穿。“全球化果真給世界帶來多樣化的文化娛樂和文化形式嗎 ?”只要看看好萊塢電影工業海外發行所得的利潤產值，看看迪斯尼標識怎樣成為了全球兒童的通行護照，就已經無法再對全球化許諾下的文化多元化輕易相信(注：[德]格拉的·博克斯貝格、哈拉德·克里門塔著：《全球化的十大謊言》，胡善君、許建東譯，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弱勢民族文化越來越受到傾軋性同化，它的異樣如果不能作為商品出售，就只能面臨被淹沒、覆蓋和全面改寫的嚴峻現實，聊以充當無條件接受強勢文化產品(商品)的傾銷地，并逐漸失去自我更新的創造力，如此趨勢所導致的結局是無論怎樣悲觀預測都不為過分的。
     　　　　三、民族文化身份與自救
     全球化之所以會帶來民族文化危機意識，主要與全球一體性的倡導者的主張有關，很多學者都已經察覺，鼓吹全球化的意見大多出自美國政治經濟界，其中暗含著美國的全球意識和本國身份認同。美國通過推廣全球意識來確立全球的領導地位，建立令人信服的國家形象。美國政府最早提出全球聯系網絡化，借此擴大全球市場，影響各國的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注：趙一凡：《亨廷頓、薩伊德和東方主義》，《東方藝術》199 7年第5期。)。這與學界對于全球化的贊同意見存在著認識分歧和目的差異。知識界對全球化的回應主要表現在“全球倫理”和“全球意識”的提出。推重相互受益的“全球倫理”，持有文化共生觀念，重視邊緣的價值創造性取向，預言人性與自然的“同一性 ”可以幫助人們走向“完美的人性”(注：[美]大衛·格里芬編：《后現代科學》，馬季方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頁。)。而后現代論者的“全球意識”也是力圖超越狹隘階級、民族、國家界限，超越西方中心論、人類中心論的(注：王治河：《論后現代的全球意識》，王寧、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后殖民批評》，第87頁。)，但事實上，即便那些發達國家也感受到了文化全球化中美國通俗性大眾文化的侵襲。民族文化價值成為值得特別關注的問題。不少國家已經意識到，如果放任文化市場，坐視文化的平面化和看似多樣其實全都被美國化，將削弱本民族文化價值，阻礙族群精神的自然發展，一旦釀成惡果就不堪設想，“一旦全球化模式去掉了我們傳遞傳統價值的能力或意愿，我們將坐吃山空，變得退化，成為那種面向收視率、廣告收入和銷售指標并追求大眾效應的低水準文化的犧牲品”(注：[德]赫爾穆特·施密特：《全球化與道德重建》，柴方國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頁。)。身處如此嚴重的挑戰式的文化全球化中，捍衛民族文化特性已然上升到發展戰略的層面，各國的有識之士紛紛重新認識本民族文化中的核心價值觀念，當美國不斷將《獨立宣言》中的三個關鍵詞 ——生命、自由和追求個人幸福的權利經由各種包裝方式銷向世界各地的時候，加拿大的學人提出了和平、秩序和善治，而德國前領導人則回溯到社會民主黨的《哥底斯堡綱領》，重申自由、公正和團結。也許在所有這些代表人類普遍意愿的詞匯之間并沒有巨大的分野和意義上的鴻溝，然而，重要的是申明行為本身意味著對本民族文化價值的再度確認，“應當在全球泛濫的偽文化壓力面前捍衛自己的文化特性，高校應該成為這方面的主要源泉……不要把本民族的偉大文化成就和價值傳承拋進受忽略的角落”(注：[ 德]赫爾穆特·施密特：《全球化與道德重建》，柴方國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版，第62頁。)。而且，類似問題在后發國家的表現更為緊迫和復雜。除了受到外界文化的擠壓之外，弱勢民族文化的根本危險在于失去了本土自覺之后的自我削弱，這種歷史健忘癥、文化軟骨病會給本來正需要大力發展和倡揚的民族文化造成戕害，直接影響到全球競爭時代的本土精神實力。從某些弱勢國家知識界的近況可以看出，在強勢文化的陰影籠罩下，一些知識者只關切異域話語，忽略本土文化問題，避而不談全球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沖突關系，一味追“新”逐“后”，理論跟風、術語移植、問題模仿，看似熱鬧的眾聲喧嘩，其實不過是遵循強勢文化的歷史思想脈絡重新走一遍他者的來時舊路，也許可以得到些許思維論、方法論方面的新見與啟迪，可是遭到遮蔽的卻是更為重要的處身性文化問題。
     不過，一旦本土化問題進入到知識視閾之中，就已經表明，或至少已經隱含了話語權的收回和再度確立的意識自覺。當封閉環境中的文化小生產狀態已經不可復現，重建文化個性與重建民族個性就成為重要的文化自救對策。但是，這類實踐所面臨的重重困境也不容忽視。就漢語知識界已進行過的諸種嘗試而言，一度興盛的國學熱潮、借助視覺藝術風行海外的民俗電影和引起國人叫好、他者驚懼的民族話語高漲，都經歷著與初衷漸行漸遠的尷尬境地。
     就儒學復興和國學回潮而言，一度在兩岸三地知識界的聯手共創中顯出新生的價值與可能，甚至大有推而廣之的輸出勢頭，關于儒家文化圈的設想甚至受到別國戰略情報部門的重視。可是，文化的建構已經失去了一廂情愿的單純語境，國內接受群體在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行為判斷方面發生了不容忽視的改變，年輕一代的學人不僅拒絕不假思索地接受這個文化潮流，甚至不無偏激地將之批評為“精神逃亡”，“暴露出知識精英價值取向上的迷惘和精神建構上的消極”(注：賀奕：《群體性精神逃亡：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紀病》，《文藝爭鳴》1995年第3期。)。同時，曾經創下經濟發展奇跡速度的亞洲“四小龍”，在1997年金融風暴中的全軍覆沒導致了對于新儒家價值的再評價，海外對于儒家文化圈的建立設想也不得不再次做出修正。
     一些文化制作者提出通過制造本民族的流行文化來取代和對抗國外商業文化，尤其在影像文化生產中加大民族文化的含量。初聽起來這種設想是雙贏思路，既可以滿足本土觀眾的審美預期，回應日常生活經驗，又可以展示特色中國，在世界文化視閾中獲取認可或贊譽。然而從實踐當中顯現出來的誤區則是雙重的失落。一方面，此類文化產品在本土觀眾中獲得的反響在回饋程度上遠遠弱于國土以外，另一方面，它提供給異域觀者的文本欣賞，不僅沒有抵達溝通的理想境界，反而造成更多的誤讀。視覺文化所造成的真實幻象提供給觀影者似是而非的文化經驗，以致于他們在論證自己的學術觀點時，竟從影片中的藝術因素中借用論據，用那些未曾經過驗證的、藝術化的偽民俗來證明歷史性、實證性的文化差異，成為西方的“以詩證史”(注：[澳]斯泰芬尼·唐納德：《中英視覺文化中白色女性的研究》，王寧、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后殖民批評》。)，由此得出的研究成果不僅不足為憑，而且是以訛傳訛。因此，僅僅寄希望于打造本土流行文化，并不能完成

民族文化的重建和自救。如果其中已經先在地失去了對于“被凝視 ”的自省意識，失去了針對后殖民風潮的批判維度，所能夠制造出來的文化產品也就無從逃離價值平面化的危險，不僅不可能具有建設性功效，反而會造成更多的負面效應。因此，民族文化自救之途必須與價值重現相連，否則就可能流于空虛的話語泡沫。
     　　　　四、確立民族話語權與本土文化輸出
     在話語理論中，話語權被用來指稱言說者的權力，話語權的獲得與失去，直接關系到言說是否可以繼續，所說是否為真，交往的對象是否處在平等的勢位上。推而廣之，一個民族的話語權，也就是該民族在全球語境中具備怎樣的知識地位，在話語的運動中是純然被動呢，還是有所輸出和貢獻。確立文化全球化中的民族話語權，不是暫時的意氣之爭，而是保證民族文化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所要達到的目標不是分享話語霸權，以代表人類普遍方向自居，而是保存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和持續發展的培養基，使理論的多元倡導物化成存在的多樣形態。這樣才會避免文化史的再次斷裂，避免后殖民時代中的文化同化，并且可以提供激活傳統文化的活性因子，確保傳統文化繼續留存在當代視野中，參與建構社會價值系統和民族心理結構，由此保有文化特性，不僅是形式感上的裝飾因素，更是精神底層的支撐與基礎。
     應該看到，盡管全球化的過程充滿著同一化力量和民族國家之間的沖突，全球文化的重組和新變使不同文化在頻繁的相互運動中此消彼漲，但這也是全球價值形成的過程， “一個民族的最大光榮就是在全球價值的形成中增大自己的份額，全球化的未來將是全球價值形成并發揮主導作用的局面”(注：李慎之：《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及其價值認同》，俞可平、黃衛平編：《全球化的悖論》，第15頁。)。如果全球價值的形成僅僅是某種單一文化的推廣與覆蓋，恰恰是對全球化精神的背離，如何在全球化語境中達到民族文化認同和知識體系重建，正是民族話語權的題中應有之義。
     近年來大陸學界在關于后殖民主義和第三世界批評、社會科學的本土化、現代性和中華性以及“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功過的討論中都包含著重建文化認同的努力(注：陶東風：《全球化、后殖民批評和文化認同》，王寧、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后殖民批評》。)，然而這些爭論中也包藏著把話語權的文化屬性“民族主義化”的隱憂，一度反響熱烈的“光榮孤立論”在當今民族界限日漸消融的世界主義共識下，顯出激情壓過學理的情緒色彩。按照這種孤立邏輯，民族文化也要從全球化的交融處境中自覺剝離出來，文化孤立也就成為維護民族尊嚴、保護精神存在的惟一條件。但是，要追問的是，孤立的光榮感究竟依靠什么作為屏障和根源，所謂的“膽魄與智慧，各路豪杰之士的聰明才智”的可依賴性，如果尚未與切實可以憑借的制度保障相結合，又將在哪個文化場閾中發揮作用?因此，民族價值的再認識和重新被重視并不意味著要導向自我孤立，在轉化傳統文化、建構當代文化的實踐中，整理并重塑轉型后的文化精神，重新倡揚具有當下意義和指向的價值認同，用流動主體性取代頑固守成的單一主體性，接受多重自我和復合身份的概念，在跨越民族界限、防止文化孤立的自覺意識中尋找價值共識而不是加深認同危機，化解文化隔閡而不是加深對立，爭取平等文化關系和爭取自由知識分子身份，通過文化和藝術的自我再現來建立本土文化，確立文化話語權。
     文化話語權的確立實踐離不開本土文化的輸出，如果單純注意保持個性，忽略共性的交流與對話，最終的結果只是權力假象和自說自話，“這個世界最極端的本土主義者就是那些認為一種文化可以適用于全世界的全球主義者”(注：[美]歐陽楨：《傳統未來的來臨：全球化的想像》，王寧、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后殖民批評》，第56頁。) 。為了避免極端化的行為，在文化話語權確立之前就要預先確立起一個前提認識，即文化全球化的悖論性，不把文化全球化視為一體化和同質化，而是清楚看出其中既包含一體化趨勢，也包含分裂化趨勢的內在矛盾，借助跨國公司在生產營銷中提出的方案，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動(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注：俞可平：《全球化的二律背反》，俞可平、黃衛平編：《全球化的悖論》。)，變全球化和本土化間的尖銳對立為平等對話，展現本土文化在全球化趨勢中的正負效應，發現隱藏在文化資本背后的后現代、后殖民文化表現，力圖達到非殖民化的自我書寫和文化再現，藉此逃脫“全球化陷阱”，借助第三世界的批評策略完成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非殖民化，在獲得話語權之后合理地使用它，在保有和維系本土文化發展運行的同時，參與全球價值的形成，由此構成相諧共生的文化大語境，取消恃強凌弱的文化霸權主義，改變被動無為的文化犬儒主義，續接清新剛健的文化傳承，開啟充滿無限可能與生機的新文化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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