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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戰場決定性地位”的再思考

時間：2023-02-20 22:35:07 文學理論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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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戰場決定性地位”的再思考

(一)

中國人民的關內戰場(通常也稱中國戰場)、蘇聯紅軍的滿洲戰場和美、英等國武裝力量的太平洋戰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東方反法西斯戰爭的三大組成部分。雖然亞太各國人民都為擊敗日本軍國主義作出了重大貢獻,是平等的成員。但在軍事上畢竟有主次之分,何者是主戰場?一直是“二戰”史學界熱烈爭論的問題。

近年來,國內學者大多數堅持“中國主戰場說”,其理由大致有以下幾條:
一、中國作戰時間最長,從“七七事變”算起,有8年之久,若從“九一八”算起,則長達14年。
二、中國軍隊牽制了日本陸軍的主力,既使其無法北侵蘇聯遠東,又削弱了南進東南亞的軍力。
三、中國殲滅日軍的人數最多,戰績超過美軍和蘇軍。
四、中國人民在戰爭中蒙受了巨大的人員犧牲和財產損失。

筆者認為,上述四大論據中,第三條存在著明顯的漏洞,缺乏嚴密性和說服力。第一、二、四條雖然本身是正確的,但卻不是欲得結論的必備條件。退一步說,即使四項論據均能成立,亦不足以論證“中國關內戰場是主戰場”的觀點,因為是不是主戰場,關鍵在于看它是否具有構成主戰場的基本特征。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反法西斯各國對日作戰的總政治,是力圖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為達成這一目的,必須實施一系列戰爭行為。筆者認為,主戰場應當是主要戰爭行為的發生地域,它應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匯集了敵對雙方武裝力量的主力,一系列戰役直接反映了國家軍事力量最精銳部分的較量,其結果既能對輔助戰場產生影響力,同時又決定著——而不僅僅是影響——整個聯盟戰爭的成敗。例如,蘇德戰場被公認為是歐洲戰場的主戰場,其最基本的依據是,蘇德兩國各以傾國之師相搏,德軍四分之三的兵力是在蘇德戰場上被殲的。蘇軍在斯大林格勒、庫爾斯克、柏林等戰役的勝利,直接導致了法西斯德國的覆滅,對歐洲戰場乃至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產生了無法替代的決定性影響。由此,同樣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斷: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應當是消滅日本武裝力量主力的戰場。即使某個戰場擁有若干一般特征,但若不具備根本特征——即沒有在戰場上取得徹底擊敗日本戰爭機器的決定性軍事勝利,便不能算作是主戰場。

(二)

眾所周知,日本武裝力量由陸軍和海軍兩大軍種組成,航空兵分別隸屬于兩大軍種。與其他列強不同的是,日本海軍在實踐國家軍事學說的戰略作用上,往往比陸軍有著更重要的價值。其一,作為海島國家的日本,歷來側重發展海軍,明治維新以來未曾有過絲毫的松懈。20-30年代,為了建成“一支能與美國相對抗的海軍”,日本將其艦艇總噸位擴展至100多萬噸,躍居世界第三位,是一支有著強大突擊力的現代化作戰力量。在此過程中耗費了巨額資金,有時甚至不惜割舍陸軍的建設經費。以1918-1937年為例,日本海軍預算實際上一直高于陸軍,個別年度甚至約為陸軍預算的兩倍。1其二,從歷史上看,日本海軍在甲午戰爭中的黃海大海戰、日俄戰爭中的日本海大海戰,比其陸軍同時間的滿洲曠野之戰,對于兩次戰爭的最后成敗更具有一錘定音的意義。1941年日本一搏國運的珍珠港事件也是以海軍突擊的形式發動的。其三,太平洋戰場上海空戰役所能帶來的軍事、政治后果,遠遠超過亞洲大陸上的陸軍戰役。由于日本海軍在中途島、所羅門群島、馬里亞納、菲律賓、塞班島、硫磺島、沖繩島等戰役中大敗,以及數百萬噸海運船只無法彌補的損失,2日本世界性軍事大國的地位受到了根本性的動搖。1945年8月盟軍本土登陸在即,嚴重地威協著日本國家政權的生存,從而最直接地促成了日本的投降。(需要指出的是,當時中國和蘇聯的海上力量都很薄弱,即使能夠全殲日本在亞洲大陸上的陸軍,也沒有在日本本土登陸的能力。)其四,和海軍日新月異的狀況相反,自日俄戰爭后,日本的陸軍建設出現了明顯的停滯趨勢,停滯導致的落后到三、四十年代已基本形成。和半封建、半近代化的中國國民黨部隊相比,近代化的日本陸軍自然高出一籌,但若置身世界列強,和英、美、蘇、德等國現代化陸軍相比,則無可爭辯地顯示出整體、全面的滯后。3由此,筆者認為,日本海軍是日本軍事力量的核心,承擔了戰爭的首要重擔。不消滅它龐大的海軍,要贏得戰爭是一種奢望。對日本來說,一旦其海軍悉數被殲,即使陸軍主力猶存,有五、六百萬之眾,亦難繼續戰爭,日本的最后敗降即出于此。

顯然,在界定“日本武裝力量主力”時,不能緊緊局限于陸軍,還應將更重要、更強大的海軍兵力考慮在內。事實是,中國關內戰場和滿洲戰場對消滅日本海軍貢獻甚微。中國海軍在抗戰爆發時總噸位僅5.6萬噸,只及日本的二十分之一,并很快喪失殆盡。蘇聯海軍的主力在歐洲,其太平洋艦隊兵力單薄。與之對陣的日軍“中國方面艦隊”和“松花江區艦隊”亦長年保持在數萬噸左右,戰爭中幾乎沒有損失過巡洋艦以上的艦種。日本絕大多數的主力艦艇在“聯合艦隊”的編成內,它們是被以美國為主的盟國武裝力量在太平洋戰場上殲滅的。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損失的主力艦艇具體如下:4

戰列艦:金鋼(32156噸)、比睿(32156噸)、榛名(32156噸)、霧島(32156噸)、扶桑(34700噸)、山城(34700噸)、伊勢(36000噸)、陸奧(39130噸)、日向(36000噸)、大和(64000噸)、武藏(64000噸)。巡洋艦:龍田(3230噸)、天龍(3230噸)、球磨(5100噸)、多摩(5100噸)、木曾(5100噸)、大井(5100噸)、長良(5170噸)、名取(5170噸)、鬼怒(5170噸)、由良(5170噸)、夕張(2890噸)、五十鈴(5170噸)、川內(5195噸)、阿武隈(5170噸)、神通(5195噸)、那柯(5195噸)、古鷹(7100噸)、加古(7100噸)、青葉(7100噸)、衣笠(7100噸)、那智(10000噸)、羽黑(10000噸)、足柄(10000噸)、愛宕(9850噸)、鳥海(9850噸)、摩耶(9850噸)、最上(8500噸)、三隈(8500噸)、鈴谷(8500噸)、熊野(8500噸)、利根(13320噸)、筑摩(13320噸)、香取(5890噸)、鹿島(5890噸)、香椎(5890噸)、阿賀野(6652噸)、大淀(8161噸)、能代(6652噸)、矢矧(6652噸)。《日本近現代史辭典》,東洋經濟新報1978年發行,第909至912頁。就此問題,筆者撰有長文《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陸軍力量的滯后》,未刊。1937年日本約有航運船只400萬噸,1941年增至700萬噸。太平洋戰爭中,主要由于美軍的轟炸和潛艇攻擊,船損率達80%。(參見《中國近代艦艇工業史料集》第9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參見【日】中原茂敏:《大東亞補給線》,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6、47頁。

航空母艦:赤城(36500噸)、加賀(38200噸)、龍驤(10600噸)、蒼龍(15900噸)、飛龍(17300噸)、瑞鳳(11200噸)、翔鶴(25675噸)、大鷹(17830噸)、瑞鶴(25675噸)、祥鳳(11200噸)、云鷹(17830噸)、飛鷹(24140噸)、沖鷹(17830噸)、千歲(11190噸)、海鷹(15400噸)、神鷹(17500噸)、千代田(1

1190噸)、大鳳(29300噸)、云龍(17480噸)、天城(17480噸)、信濃(62000噸)。

至于日本陸軍,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戰場一直抗擊著日本陸軍的主力。但在此之后,確切地說只是抗擊了其陸軍主力之一部,有著龐大兵員的另四大主力——“關東軍”、“東方軍”、“第一總軍”(部署在日本本土)、“第二總軍”(部署本土)并不用于中國關內戰場。而此時,美、英盟軍同樣抗擊著一個陸軍戰略軍團——“南方軍”,并使其在戰爭中遭到重創,因此僅就陸上作戰而言,太平洋戰場并不遜色。以下是“1937年至1945年日本陸軍步師團兵力分布情況簡表”1。年　月日軍步兵師團總數中國關內百分比滿洲東南亞及南太平洋朝鮮日本國內臺灣及沖繩　1937年7月1742111937年末241667%5121938年末342471%8111939年末412561%9251940年末492755%11291941年12月初512243%1310241942年末582339%1415151943年末702333%1523271944年末992525%103821861945年8月1682615%22449598據上表可知,中國關內戰場上的日軍師團,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通常占其總數的50%以上,最高曾達71%。此后幾年連年下降,1944年占25%,居第二位。1945年僅占15%,居第三位。由此可見,自1943年末起日本陸軍主力的部署重心已開始轉向南太平洋和日本本土。總而言之,美、英盟軍殲滅了幾乎全部的日本海軍,并重創了“南方軍”;蘇軍殲滅了關東軍;中國軍隊牽制了“中國派遣軍”,并派出部分軍隊到東南亞對“南方軍”作戰。

(三)

為了論證中國戰場的戰果要大于其它兩個戰場,某些學者通常引用下面三個數字:
一、據〔日〕林三郎著《太平洋戰爭中的日本軍隊》稱,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在西南太平洋和東南亞地區被美、英等國軍隊擊斃和死于傷病者約89萬人。
二、據林三郎的《關東軍和蘇聯遠東軍》稱,關東軍1945年8月在滿洲戰場被蘇軍消滅共達67.7萬以上,其中戰死者約8.4萬人。2
三、據1945年延安總部公布的材料,八年抗戰,中共領導的各類武裝力量共殲日軍527422人。3又據蔣緯國總編:《抗戰御侮》稱:國民黨軍共殲日軍859626人。兩者總計共殲日軍近140萬人。4

筆者認為,這樣的論證方式存在著重大的缺陷,頗有斷章取義之嫌。就第一條而言,89萬人僅指的是日軍在“西南太平洋和東南亞地區”的損失,并未包括日本本土的傷亡,而日本本土也屬于太平洋戰場的區域之內。若將日本本土的數字也包含在內,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人員總損失必將位居首位。另據日本方面的統計數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共死亡軍人約200萬人,其中死于中國關內戰場為45.5萬人。(參見中原茂敏:前引書第1、第332頁)。《抗戰御侮》第10卷,臺灣,1978年,第45頁。《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系年要錄,統計薈萃》,海軍出版社,1988年,第479頁。《關東軍和蘇聯遠東軍》,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1頁。引自《侵華日軍序列沿革》第271頁,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

還有一些學者則有意無意地將第二、第三條的兩個數字相加,聲稱日軍在中國領土上總共損失了約200萬人,這顯然也是不妥的,因為“中國領土”和“二戰”史研究中使用的“中國戰場”這個概念是有所區別的,后者在地理上指的是山海關以南中國領土。若將滿洲戰場的戰績也計算在內,豈非貪蘇軍之功。

此外我們還應看到,人數也只是計算戰果大小的參數之一,還有一個物的因素。衡量海軍戰果最主要是計算“物”——艦艇。因此,正確的做法應當是將人和物綜合起來考察,然后再就各戰場進行比較。眾所周知,自19世紀下半葉起,由于軍事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武器因素在戰斗力中的比重不斷提高,相應地,人力比重急劇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這種趨勢更為明顯。一艘數千、數萬噸的巡洋艦或航空母艦。常常凝結著國家的最高科技,雖船載不過千百人,但作為一種強力突擊兵器,若折合戰力恐怕不會亞于數萬陸軍官兵。

(四)

就對日作戰的軍事技術水平而言,太平洋戰場無疑是最高的。雖然中國的抗戰具有反侵略的正義性質,并且采取了切合實際的持久、消耗戰略,但充其量只是一場近代水平的戰爭,絕不可與太平洋戰場上大量飛機和艦艇的現代化海空立體作戰同日而語。一個工業落后的國家是不可能在現代世界大戰中占據主導地位的,也很難有自己真正獨立的世界軍事戰略。

日本派駐關內的中國派遣軍長年保持在60萬到80萬人之間,僅在最后一年才驟增至105萬。這個數字相對于關內遼闊的中國大地、最高可達540萬人的國民黨軍隊和當時西方的戰略戰役水平來說,是相當有限的。研究“二戰”史的學者都知道,日本陸軍缺乏實施現代化戰役的技能。具體來說,就是坦克(快速集群)的大規模深遠突擊、步兵的摩托化、炮兵的大量集中和機動等。換言之,那種源于30年代、大戰期間流行于歐洲、北非戰場的機械化、高速度、大縱深的合圍戰役,是日軍不具備的。盡管它幾乎在所有針對中國國民黨軍隊的戰略性進攻戰役中以少勝多,但那充其量“只是現代科學化戰爭的微弱摹仿而已”,戰役本身的質量并不高。其進攻戰役的基本布勢,是由“軍”級軍團在航空兵的掩護下,集中大部分兵力猛攻敵方戰線的某一部分,實行中央突破。由于動作比較呆板,進展目標固定而有限度,正面攻擊一般沒有伴之于兩側的掩護,也未向敵方兩翼同時實施快速、深遠的鉗形迂回,所以國民黨軍隊大都可以在遭受突擊的情況下,從容撤出基本兵力,免遭合圍。

盡管面對的是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一支二流陸軍,但由于中國國力的孱弱和軍事水平的低下,中國軍隊也僅能對其實施牽制作戰,無力采取殲滅行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民黨戰場更是表現消極,戰略上形成了對盟國戰場的嚴重依賴。嚴格意義上說,中國國民黨軍隊從未對日本占領者實施過一次重大的戰略性進攻戰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八年間雖然通過游擊戰取得了很大成就,卓有成效地占據了廣大的農村地區,并將敵人緊緊地壓縮在重要城市和交通線一帶,但也沒有對日軍的戰略戰役軍團——軍、方面軍,實施過殲滅性的打擊。當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南方軍”和“關東軍”俱遭重創,建制殘缺不全,但同時的“中國派遣軍”戰略布勢卻基本完備,師團以上的建制從未遭到過全殲。

眾所周知,是否能整建制地消滅敵人的戰術兵團乃至戰略軍團,是現代軍事學衡量戰爭水平的一個重要志。

(五)

中國軍民雖然抗戰最久,但時間長短尚不足以論證“中國主戰場說”。以歐洲戰場為例,英、法對德作戰長達6年(1939年9月始),蘇聯不過4年(1941年6月始),但沒有人會認為英、法的西線是歐洲的主戰場。

有些學者在討論中國戰場的牽制作用時指出,由于中國戰場牽制了大量日軍,有力地支援了蘇聯的衛國戰爭和美、英的太平洋戰爭。他們引用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話:試想一下,如果沒有中國的抗戰,會有多少日本兵沖向東南亞,又會有多少日本兵沖向中東,他們將會與德軍會合。

這種說法固然不錯

,但我們也應該看到,盟國間的支援不是單向的,而是相互的。一些學者不應該片面地單提我國抗戰對別國的幫助,而忽視別國對我國的貢獻。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侵華日軍有許多部隊南調,從而減輕了中國戰場的壓力。再以“關東軍”為例,盡管它始終部署在中國土地上,但其戰略上的真正對手并非是中國的軍事力量(如東北抗日聯軍),而是蘇聯的遠東部隊。“二戰”期間,蘇聯遠東軍一直對日本“關東軍”擁有軍事優勢,即使在1941年12月德軍逼近莫斯科的時候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蘇聯一直在“冷戰”中遏制著關東軍,使其有所忌憚,那么“關東軍”主力一旦入關,必將形成攻占中國戰時首都——重慶的現實威協,其后果將不堪設想。最好的例證是1944年的豫湘桂戰役,日軍“中國派遣軍”僅拼湊了14萬人,便輕易地從河南洛陽打到了貴州獨山。

中國八年抗戰的損失確實在亞太各國中位居首位,人員傷亡3000萬,物資損失600多億美元,是受日本軍閥戕害最重的國家。(對日作戰中,美軍傷亡32萬人,蘇軍傷亡僅3.2萬人)然而,衡量一個戰場的地位主要還不在于它自身的損失,而是殲敵的成績。蘇德戰場的作用之所以是第一位的,主要不是因為蘇聯在戰爭中犧牲了2000多萬人,更重要的是蘇軍殲滅了1000個德國師,并且攻戰了柏林,在政治、軍事和法律上毀滅了希特勒德國。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盡管中國軍民堅持了8年抗戰,并有4年是在極為艱苦的環境下單獨作戰,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和人類正義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從大戰的整個進程和現代軍事學的自身規律來看,太平洋戰場無疑起到了摧毀日本軍國主義的決定性作用,這是任何其它戰場難以企及的。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責任編輯:錢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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