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社祀與殷周地緣政治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人們普遍認為殷周時期是地緣國家，政治組織和政治關系完全以地域關系為基礎，即所謂“按地域劃分國民”。近二十年來，對殷周歷史研究的一項重要成果是，學者們普遍注意到殷周時期廣泛存在著血緣組織，并由此構建起特定的國家政治組織結構1。繼之而來的問題是，如果說當時的政治關系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話，那么當時到底還有沒有地緣關系？這是需要反轉頭來依照歷史事實重新思考的問題。這一問題牽涉許多方面，這里僅就社祀反映出的地緣政治意義予以探討。
一、殷代的“土”與周代的“社”
殷代思想中有地神崇拜。但是，殷墟卜辭中并無“社”字，只有“土”字。從卜辭資料看，“土”與地神崇拜有關。例如：
貞，燎于土，三小牢，卯二牛，沉十牛？（《前編》1·24·3）
燎于土，羌，俎小牢。（《粹編》18）
貞，燎于土，三小牢，卯一牛，沉十牛？（《續存》2·182）
壬辰卜，御于土？（《摭續》91）
貞，王告土？（《摭續》43）
王國維開創性地指出，殷卜辭中的“土”應即“社”，“假土為社，疑諸土字皆社之假借字”2。此說一出，得到了學術界的響應。“土”與“社”相關，在后世文獻中也有反映。《詩·商頌·玄鳥》“宅殷土茫茫”，《史記·三代世表》引作“宅殷社茫茫”。《詩·綿》：“乃立冢土。”毛傳：“冢土，大社也。”社是祭祀土地神的廟宇。 既然“土”與“社”同，“土”亦當為祭祀土地神的場所。學者或謂“土為地神”，這是不確切的。
殷卜辭中不但有“土”，而且有“某土”。例如：
貞，又燎于亳土？（《佚存》928）
癸丑卜，其又亳土？（《甲編》1640）
于亳土御。（《京津》4359）
囗年于 土。（《明續》453）
于△土燎。（《 文》68；此△為一不可識圖形文字）
壬申卜，囗四土于羌宗？（《明續》423）
“亳土”最多見，其他“某土”次之。陳夢家先生指出：“卜辭所祭某土，即某地之社。”3既然有多個“某土”，則殷人所立之社當有多個。學界通常認為，殷王祭于“某土”，表示殷王祭祀某地的土地神。
周人通常把祭祀土地神的場所稱為“社”。從“社”字的結構看，從“示”從“土”。“示”乃神義，“土”是指人們早期崇拜活動的場所或廟宇。從甲骨文和金文看，“土”字作平地凸起狀， 或作一樹立物。 從文獻反映的情況看，“社”除用作名詞表示祭祀土地神的場所外，還經常用作動詞，表示祭祀土地神的活動。 《書·洛誥》：“乃社于新邑。” 義為在洛邑舉行社祀。《詩·甫田》：“以社以方。”《詩·云漢》：“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這都表示祭社活動。《春秋》經傳所記當時各國祭祀地神的場所都稱“社”。
周人所立之“社”比殷人所立之“土”要少。 一般說，一個國家政權立一社。西周有二都，故有二社：一為岐社，在宗周；一為洛社，在成周。魯國有二社：一為周社（周人所立之社），一為亳社（殷人遺留下來的社）。文獻所見其他各國只有一社。于此可以看出，從殷至周，社祀呈逐漸簡約化的傾向。這與郊祀的合祭大趨勢相一致。
二、周社與亳社
湯始居亳，故殷人的國社稱“亳社”。從殷卜辭看，雖然殷人的社（土）有數處，但最重要者是亳社（土）。周人滅殷，殷遺民多數居留在殷都故地，其國稱宋，其社稱“商社”或“亳社”4。伯禽被分封至魯，古亳（北亳）近魯，故魯有亳社5，又有周社。
長期以來，學術界流行這樣一種觀點，認為隨著一個王國的覆滅，其所立之社自然也要被廢除。 “政權滅亡，社也隨之變易。 社不僅不血食， ……還要被封閉。”6殷王國崩潰后，周人沒有廢掉殷人所立之社，而是“首先把舊的商社宣布為‘亡國之社’、‘喪國之社’。接著，又把它建立在周天子的宗廟旁，作為周族統治在政治上教誡天子和諸侯善惡存亡之道的所謂‘戒社’。”“不但周天子所在地立有‘戒’社，諸侯國也立有‘戒社’。”7根據我們的考察，較為可靠的文獻反映得情形不是這樣。
首先，從上古三代整體過程看，社并不因共主的衰落而廢替。《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8《史記·殷本紀》記載同。 周存殷社。據《周本紀》，周人摧毀殷統治后，立即“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安定殷都社神。第三天，周人在殷社前舉行了規模盛大的祭社典禮：“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清代學者顧炎武就說：“武王伐商殺紂，而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毀，社稷不遷。”9在當時方國聯盟局面下，一個方國躍踞“共主”，該方國原來的社也就升格為王國之社。同樣，“共主”地位跌落后，作為王國之社的國社，也自然回落為方國之社。杞為夏后，宋為殷后，二國皆有自己的國社，并沒有被別人“廢除”10。
其次，并非周天子的王國和所有的周人侯國都立“商社”，更無所謂“戒社”。文獻所見，只有兩個諸侯國有“亳社”：宋國和魯國。其他國家立“戒社”的情形，我們在西周春秋文獻中未見。 宋有“亳社”，情屬自然； 魯除立周社外，仍保留了殷人的“亳社”，屬個別情況，不具普遍意義。
復次，在魯國，亳社與周社的性質和在政治上的地位并無殊異，決不是猶如恥辱柱一樣的“戒社”。亳社和周社都用來祭祀土地神，兩社相并而列。《左傳》閔公二年記魯桓公使楚
丘之父為其卜子，楚丘之父言道：“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間于兩社”是指身處兩社之間秉持國政的意思。 魯人定期祭社，“微言大義”的《春秋》從未透露出貶斥亳社之意。 當然，周亳二社由于歷史傳統習慣的原因，在祭品方面可能稍有不同。《左傳》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更阝，獻俘，始用人于亳社。”又，魯哀公七年，魯人伐邾，“ 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是偶然性的不同，還是原來就不一樣，現在擺平了？我們不得而知。在社會政治功能方面，二社也差不多。《左傳》定公六年：“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
從后世禮書看，殷周二代的社在建筑形式方面不盡相同：周人之社有垣而非屋，沒有屋頂，殷人之社有“屋”； 周人之社牖南向， 而殷人之社牖北向。然而，亳社與周社之差異卻逐漸被后人誤解，被說成是周人有意而為之，具有政治褒貶含義。《春秋經》哀公四年：“六月辛丑，蒲社災。”《公羊傳》解釋說：“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蓋 之。 其上而柴其下也。”一個“蓋”字，表明其為揣度之辭。《谷梁傳》的解釋則顯得態度堅決起來：“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谷梁氏不僅把亳社說成是亡國之社，而且說成是“廟屏”，比公羊氏又進一步。《禮記》更發揚其說：“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到了《白虎通》那里竟然成了這樣：“王者、諸侯必有戒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 為惡者失之。”從《公羊傳》到《白虎通》，對亳社的渲染和貶斥，文脈可尋。這使我們想起了從前學者們所說的“層累的歷史”的理論，從《公羊傳》到《白虎通》，“戒社”說就是這樣一層一層地架構起來的。 后人不察其變，據《白虎通》而謂西周天子、諸侯皆立戒社，失實遠矣！ 在殷周時代，對“社”的態度就是對神靈的態度，而不是對某個部族的態度。我們不否認在當時人們心目中不同神靈占有不同的情感地位，殷族祭祀使用過的場所在周人心目中可能會留下陰影，但這與所謂“戒社”比是一回事。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對神靈的褻瀆是不可想象的。
三、社與地域政治
社神崇拜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人們認為社神乃一定方域的守護神，影響生活在這一地域內的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從民族學的資料看，自農耕生產出現以來，地神崇拜就已產生。農業生產使人們較長時間地附著于一塊土地，從而與特定的土地神建立一種相對穩定的聯系。隨著文明和國家的出現，國家也與特定的方域有關，社自然與國家政權具有了一種內在的聯系。隨著古代的國家和人民逐漸固定在特定土地范圍內，社與國家政權的關系也就被進一步強化了。
建國立社。土地神觀念的產生基于農業生產，其神職主司莊稼收成。在各原始民族中，土地神的神能因地因時而異， 但無論如何都直接與人們的現實生活相關11。從中國古代文獻看，中國上古時代的國家自產生之日起，就與社神建立了一種新的關系。《史記·封禪書》說：“自禹興而修社祀。”《論語·八佾》記魯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談社制也從夏代開始。《尚書·甘誓》記夏啟與有扈氏戰于甘，夏啟命令道：“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可以認為，至遲到夏代具有政治意義的社就出現了。殷王國有“商社”或“亳社”，此“商社”又被人們稱為“桑林之社”12。從卜辭反映的情況看，殷王室除了在亳社行祭祀外，還在其他的若干社行祭祀，如“東土”、“西土”、“南土”、“北土”等等。周方國建立于古公時期，周人國家的社亦于此時建設。《詩·綿》：“乃立冢土。”“冢土”是早期的國社。周人摧垮殷王國營建東都洛邑，又在洛邑立社。其所以如此，原因正在于社是政權的象征。《白虎通·社稷》說：“ 封土立社，示有土也。”與古代實情相合。正因為社是國家政權的象征，所以當失去政權的時候，也就失去對社的主祭權。《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鄭國伐陳， 陳國將滅，“ 陳侯免，擁 （抱） 社（主），使其眾男女別而累，以待于朝”，表示降服。從“社稷”一詞的含義，我們也可看出社與政權之間的特殊關系。《左傳》所記春秋時期人們經常把“社稷”一詞作為國家政權的代名詞使用。如“請子奉之，以主社稷”、“以為社稷宗廟主”13、“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14、“以衛社稷”15等等，不煩贅舉。在《左傳》一書中，“社稷”一詞出現的頻率占“社”字出現頻率的約三分之二，而在《論語》、《孟子》、《禮記》等典籍中，“社稷”一詞出現的頻率占“社”字出現頻率的80%以上。“社稷”的政治寓意于此可見一斑。
封侯立社。周代行“封建”之法，授民授疆土，建立有限國家。這是由“建國立社”衍生出來的。《禮記·祭法》說諸侯立社，驗之《春秋》經傳，情況暗合。魯國有“兩社”，宋國有亳社，齊國有社16，陳國有社。根據這些特殊事件中顯露出來的諸侯有社的情況，當可推定諸侯國是普遍立社的。文獻中絲毫沒有透露出大夫立社的痕跡。《禮記·祭法》說：“ 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鄭氏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孔氏疏云：“大夫，北面之臣，不得自專土地，故不得特立社。” 侯國中除了象征著國家權力的“國社”外，還大量地存在著另一種社，稱為“書社”或“里社”，這類社是民間的，與政權基本無關。魯有“清丘之社”17，齊國“自濟以西，糕媚杏以南，書社五百”18，“莒疆以西”，也有“千社”19。這種社歷史淵源久遠，后世的“土地廟”乃其遺類。
社與戰爭緊密相關。《左傳》成公十三年記魯成公及諸侯朝天子，然后跟隨劉康公、成肅公伐秦。“成子受月辰 于社， 不敬。劉子曰：‘戎有受月辰 ，神之大節也。’” 閔公二年記梁余子養曰：“帥師者， 受命于廟， 受月辰 于社 。” “受月辰 ”是祭社活動，表明出征前要祭社。參照《周禮》，出征作戰時用車載著社神木主，稱為“軍社”。“小宗伯”的職責就是“立軍社”、“主軍社”。“大祝”職云：“ 大師宜于社 ，造乎廟。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大司寇”職云：“大軍旅，蒞戮于社。”《禮記·王制》也有“宜乎社”之說。《左傳》定公四年記述了類似實情：“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且不說后儒所謂“社主陰主殺”云云是非如何，社確實與“戮”有緊密聯系。
國家有了災異的時候，往往要祭社。日食祭社。據《春秋經》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此類事又見文公十五年經傳。 水災祭社。 《春秋經》莊公二十五年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火災祭社。《左傳》昭公十八年：“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 天旱也祭社。《詩·云漢》說到旱災和祭社 。《呂氏春秋·求雨》：“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
社還時常是公共盟誓的場所。魯國陽虎曾“ 盟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 ”20。《墨子·明鬼》追述齊莊公時，大夫王里國與中里 爭訟三年而案未決，于是莊公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社與特定地域相關，具有明顯的超越血緣的性質。這大概是社具有上述特征的主要原因。
總之，社神崇拜是一種具有地域性質的宗教活動。它與祖先崇拜的區別在于，祖先崇拜僅適用于具有血緣關系的人群，而社神崇拜不僅適用于具有血緣關系的人群，而且適用于沒有血緣關系但居住在同一地域、具有政治關系的人群。因此，透過社神崇拜，我們可以看出在殷周時期是存在一定程度地緣政治關系的。
注釋：
1 裘錫圭《關于商代的宗族組織與貴族和平民兩個階級的初步研究》，《文史》第十七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朱風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2 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按，“土”與“社”理解為古今字更妥當。
3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第584頁。
4 《左傳》襄公三十年。
5 《左傳》昭公十年、《谷梁傳》哀公四年，一說魯因受封殷民而設。
6 李修松《立社與分封》，《安徽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
7 吳澤《兩周時期的社神崇拜和社祀制度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第4期。
8 值得注意的是，《書序》所謂“湯欲遷夏社”之說，很可能受了后世學者的影響，才致有“欲遷”的說法。
不遷夏社應是真實的情形。
9 《日知錄·武王伐紂》。
10 春秋以后的情形不同。隨著國家之間兼并戰爭的興起，許多小國逐漸淪亡，被大國吞并。在這種情況下，
才真正出現國家滅亡后社稷“不血食”（《左傳》莊公六年）兼并戰爭導致了國家一統。殷周時期既不是一統
國家，也少有兼并戰爭。。
11 何星亮《中國自然神與自然崇拜》第四章“土地神與土地崇拜”，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
12 《藝文類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紀》。
13 隱公三年。
14 隱公十一年。
15 文公元年。
16 《春秋經》莊公二十三年。
17 《左傳》昭公十一年。
18 《左傳》哀公十一年。
19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20 《左傳》定公六年。
【社祀與殷周地緣政治】相關文章：
華人移民的地緣政治學分析08-17
崇美主義、民族主義和地緣政治08-17
淺談南北地緣美學對唐代詩歌的影響08-06
殷周至春秋時期神人關系之演進論文08-30
信用社職工政治思想工作匯報08-12
政治文明與政治寬容08-12
學術中的政治與政治中的學術08-07
京劇社章程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