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西方學者的“東南亞古代文明印度化”觀點

試析西方學者的“東南亞古代文明印度化”觀點

　　 摘要：以英國肯珀斯為代表的一些歐洲東南亞史學工作者在論及古代東南亞地區文明的來源及性質時，提出了“東南亞古代文明印度化”的觀點，認為該地區古代文明來源于印度并在此后若干世紀中一直表現出外來的印度文明特征。本文以歷史資料為依據，對肯珀斯的這一觀點作了剖析并得出與之相反的結論：就總體和本質而言，東南亞的古代文明絕非源于印度，即使是在受到印度文明影響的若干階段，東南亞古代文明始終呈現出強烈的本地特征和鮮明的個性。

關鍵詞：肯珀斯觀點；東南亞文明；印度化

以英國肯珀斯為代表的一些歐洲東南亞史學工作者在論及古代東南亞文明時，往往冠以“印度化”的名稱，用于指明“這一地區古代文明屬于印度古文明的范圍”[1]。這種被稱為“東南亞古代文明印度化”的觀點從表面上看有其一定的理由，在古代東南亞文明范圍的某些區域，例如爪哇、占婆、吉蔑和馬來半島，也確實發現了受古代印度文明影響的若干例證。但是，當我們透過歷史的表象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時就會發現：就總體和本質而言，東南亞的古代文明是東南亞的，表現出強烈的本地特征和鮮明的個性，而不是移植于印度的，更不是“印度化”的。本文試圖以有關史料和實況為基礎，結合西方學者的“印度化”觀點進行分析，粗略地探討一下東南亞古代文明的幾個問題。

1 史前時代東南亞文明并非來自印度

在東南亞史前時代文明起源問題上，持“印度化”觀點的學者認為[2]：該地區的古代文明是印度移植、輸入而產生的。以肯珀斯為代表的西方學者作如是觀，影響所及，甚至一些東南亞國家的歷史學家在論述早期文明起源時也往往從“古代印度文明”開始作為卷首語，將本國歷史認定為“開放于古印度文明土壤上的一支絢麗花朵”。

“印度化”觀點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首先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1]：古代隸屬于印度文明范疇的錫蘭山地部族“維達”型文化形態，在東南亞古代文明的幾個地區——瑯勃拉邦、暹羅北部、馬來半島大部和蘇門答臘東部沿海地區都有普遍發現。于是，這種“印度文明”范圍內的所謂“維達文明”是東南亞古代文明植根于古印度文明的一個證據。

我們認為這一觀點是過于武斷而且不符合歷史事實的。首先，十九世紀末發現的人類學上的人種維達人，并不等同于古代東南亞文明的創造者；其次，錫蘭某一山地部落的“維達文明”沒有證據表明整個東南亞古代文明與其構成了“子文明”與“母文明”的隸屬關系，“印度化”觀點至今無法為我們排列出兩種文明之間發展順序的時間表；第三，考古學對錫蘭“維達文明”的發掘并不能證明其足以代表整個東南亞古代文明。相反，我們有理由認為：遠離東南亞的錫蘭維達文明與東南亞文明之間并無直接的因果關系，東南亞古代文明不是古印度范疇的。在印尼爪哇發現的屬于地質年代中的更新世早期和中期的莫佐克托猿人和爪哇猿人化石、在梭羅河流域發現的昂棟人化石都足以證明：創造古代燦爛文明的東南亞原始居民可以追溯到由爪哇人進化而來的某一支智人。中石器時代東南亞古代文明的遺跡分布之廣泛進一步說明了這個問題：大量的以單面加工為顯著特征的石器和在日常勞動中普遍使用的骨器、生活中廣泛使用的陶器并非來自印度的當地文明。從不可知的遙遠年代起，東南區的土著居民們已經通過自己的勤勞智慧創造了獨特的、絕非來自印度的本地文明。值得注意的倒是另一個問題，即東南亞古代文明起源的東亞背景，由于這一問題不在本文的范圍內，茲不贅述。

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遺跡似乎又給“印度化”、“印度文明輸入論”提供了新的證據：發現于印度支那和印尼海島的矩形石斧文化的分布范圍和南島語系的傳播范圍大致相符。持“印度化”觀點的學者對此的解釋是[2]：“原始馬來人”從西方的印度越過布拉馬普特拉河流東來，在傳播南島語系各語支的同時也就將矩形石斧文化傳入了東南亞。但是，正如現代人種學的研究不能完全取代、等同于古代實際情況一樣，語言學對今天存在的語言做出的某些分類（姑且不考慮這些含糊不清的分類法是否科學）也同樣不能代替考古學的權威解釋。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的考古發掘業已證明：以矩形石斧文化為代表的東南亞新石器文化遺跡主要集中于占婆、“交趾支那”、柬埔寨等廣大地區，考古發現的石器工具表明遠在新石器時代，東南亞的先民們已經能用美麗的雕刻裝飾木屋，制造精美的陶器，生產某些紡織品。另有證據表明：在新石器時代東南亞土著居民已能根據季節的變化種植水稻，而水稻的種植是東南亞古代文明有別于印度古代文明的特有的一個顯著標志。有證據表明：印度的水稻種植歷史最早不超過公元前十世紀。擁有這種新石器文明的東南亞先民，在航海和造船技術方面已都有較高的技術，他們已能在季風和信風的季節里，利用世代積累起來的航海技術和天文導航知識進行海上航行，這非常便利于東南亞各文明區域之間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傳播。另外，作為新石器時代文明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巨石文化”——通常是雕刻成祖先的肖像的巨石像；具有當地原始宗教意義的龐大的“魔石”；保藏死者頭骨的石槽；墓葬標志的石冢；由長形石板建成的墓地石室或具有紀念性、象征性，或精細雕刻具有寫實性、裝飾性。以老撾查爾平原的“石缸”文化為典型的巨石文明在東南亞的各區域廣泛分布，至今散發著古老文明的巨大藝術魅力，而在同一時期或前一時期的古代印度卻找不到相類似的實例。顯然，僅僅以語言學上的一個巧合性因素來試圖證明古代東南亞文明來源于印度是沒有說服力的。
在東南亞地區青銅器、鐵器文明的起源問題上，也同樣存在著一種以印度為中心的見解。歐洲的一些學者認為[2]：雅利安人來到印度征服原地居民，促成了原來的土著居民離開本土，或通過海路，或經由陸路陸續來到東南亞，將原有的印度此種文明移植到新居住地。然而，迄今為止，這只是一種找不到證據的假說和推測。印度不能等同于殖民時期的古代希臘，東南亞陸地和海島也不是古代印度什么“殖民時期”的“海外殖民地”。有些國外學者將古代印度商人在東南亞的經商活動比之于一場“移民浪潮”，更是將古代正常的海商貿易混淆于文明的大規模傳播和輸入，缺乏起碼的事實根據。

總之，在經歷了自身的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東南亞古代歷史即將邁入國家產生的門檻之際，土著居民已創造出了絕非輸自于印度的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史前時代的東南亞文明是一個按順序發展演變而來的有機整體，正如我們已看到的：這種文明并非來自印度，它具有其本身的顯著特征。

2 印度文明影響時代的東南亞古代文明并非是“印度文明”

誠然，在東南亞古代歷史上產生國家之后的公元后的幾個世紀中，東南亞相當大一部分地區和國家確實感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強烈影響，這種影響在建筑藝術、式樣、風格，宗教傳播，王朝的稱號、排列方式乃至社會生活的某些具體方面體現出來。肯珀斯等國外學者據此認為[1]：在印度文化影響時期，東南亞大部分國家已經“印度化”，持這種觀點的一些學者甚至使用了“外印度”、“大印度”這樣的概念。

這樣的觀點我們同樣認為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至少是片面的。我們認為：即使是深受印度影響的東南亞古代文明，并不是前者的全盤翻版和印度文明“在海外的延伸”，而是經過當地居民對印度文明加以改造之后，以本地固有的文明為主體，依然具有鮮明的本地特征。

我們以肯珀斯等學者認為最能體現“印度化”的幾個古代區域來分析一下。扶南是古代東南亞最早出現的國家之一，關于憍陳如到扶南后與當地“女王”柳葉通婚的傳說，被“印度化”觀點的學者認定為扶南是由印度王族或王家支系的憍陳如在東南亞建邦立國，從而導致了在印度文明“灌輸”下東南亞始有國家和文明的起點，有的學者[1]為了給這種觀點尋找根據，力圖在對音上證明扶南古代王朝世系與印度古代某王朝之間的對應和繼承關系。但是考古學已充分證明扶南最早的國家遺址純粹是東南亞型的，絲毫找不到印度同一時期文明影響的痕跡。在稍后的公元九世紀阇耶跋摩和其繼承人因陀羅跋摩一世時代，正是印度教在東南亞廣泛流行時期，“受印度文明的影響”，建造了著名的巴孔廟和洛利寺。在肯珀斯等人稱為“印度文化的典型代表”的羅盧奧斯建筑群，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當地固有文明的特征：在印度教建筑的外在形式下，卻并非供奉著濕婆等神像，而是將兩位君主的父母、祖父母等祖先石像高踞于祭殿正中[3]，它們正作為東南亞史前時代即已流傳下來的祖先崇拜的一個典型例子。公元十世紀的古代柬埔寨正是這個國家古代文明的輝煌時期，以國王為首的王族成員和高層僧侶階層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出于祭祀的需要而修建了許多神殿，殿中的許多神像也曾被冠以印度神話中神祗的名稱，如濕婆、毗濕奴、吉祥天女、雪山女等，但具有嘲諷意義的是這些具有印度神靈稱號的神像在體形和面貌上卻是徹頭徹尾的古代吉蔑人，而且這些顯然脫型于現實生活中的王室成員和吉蔑僧侶的神像上都鐫刻有其原型人物的姓名[3]，在印度文明的外殼下展示著古代吉蔑帝國統治集團的權力體系。這種習俗和特征，不僅在古代柬埔寨，而且在許多東南亞國家都廣為流行，與其說它顯示了東南亞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的祖先崇拜與印度文化的結合，不如說是當地居民對外來文明進行改造使之適合于本地需要。在古代緬甸，歷史的真實面貌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即使在印度文明強烈沖擊的時代，東南亞地區的古代文明仍然是以其本地固有的傳統為內部核心和最終歸宿的：蒲甘王朝是緬甸歷史上以“印度文明覆蓋”而“著稱”的，阿奴律陀國王統一國家期間曾征服直通，而發動這場征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取得據信珍藏于直通的“巴利文三藏經”，這件事被“印度化”觀點的學者們稱之為古代東南亞君主們“主動吸收、依附印度文明”[1]的一個典型例證。但是，事實上統一后的蒲甘帝國所流行的佛教，卻并非純粹的外來文化，而是以根深蒂固的那迦崇拜和納特崇拜為基礎的。作為東南亞和緬甸固有文化傳統中主要成份的“納特”，是當地原始宗教中的神靈，從史前時代即已廣泛流行下來。傳說中認為全緬甸有37個重要納特，他們以居住于布波山上的摩訶祗利兄妹為首領。納特崇拜是古代東南亞固有的萬物有靈論和亡靈崇拜的具體表現，所以阿奴律陀征服直通要求取得佛經只不過是為了使戰爭師出有名的借口，統一后的蒲甘佛教始終是以當地原始宗教為核心的。這可以從緬甸這一時期佛教的教義、儀式上清楚地看到，甚至許多佛像的外貌、面容都是“納特式”的。在印度教、佛教等印度文明盛行的年代中出現的這種情況充分證明了東南亞本地文明對外來文明的強大的融解和改造能力。阿奴律陀們絕不是為引進外來文明而引進佛教，而是為了將此種適合自己統治的宗教外殼作為統治國家的工具。因此，正如在緬甸所發生的情況，印度文明包括宗教，在東南亞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呈現出被改造、利用的差異。在阿奴律陀的繼承人江喜陀時代，被譽為與埃及羅塞達石碑同樣重要的“江喜陀石碑”，其銘文的文字、內容更是與供奉這一碑銘的佛寺毫無關系。本應記載佛經的石碑卻用驃語、緬語和小乘佛教的巴利文記載了江喜陀王征戰四方的文治武功，這種用佛寺的碑文為統治者歌功頌德、讓天國為人間唱贊歌的行為，無疑是印度文化充其量成為東南亞文明的一種承載工具，為東南亞當地實際生活服務的例證，這種情況在印度文明所及的古代印度尼西亞也十分明顯。爪哇島的婆羅浮屠是夏連特拉王朝時期古代人民藝術才能的精華和集中表現，從外表上看確實深受印度古代文明的影響：直通塔頂的走廊兩邊墻上所刻浮雕，是大乘佛教經典的圖解，雕塑的風格仿效笈多時期印度的古典形式。從宗教觀點而言，婆羅浮屠的整體形成了那爛陀寺教教派所傳佛教的“一部動人的、有說服力的經書”[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大乘佛教經典圖解的大量的、數以千計的浮雕內容卻并不是真正描繪了經卷內容和佛本生故事，爪哇的古代藝術家們在采用印度宗教、建筑形式時已經對其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他們的發型、面部、服飾、背景圖案已不是印度式了，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當地、當時特征的爪哇式的[4]，實際上提供了古代爪哇社會生活和習俗的一幅生動圖景。浮雕中那些傳統的人物形象也經過改造，刻畫得很有生氣，沖破了古印度同一題材構圖的舊形式而頗具人情味。離婆羅浮屠不遠的曼杜陵廟、沙里陵廟、普勞桑陵廟和由于某種不可知原因而未完工的西巫陵廟，至今仍屹立在日惹附近的克杜平原上，“印度化”的觀點認為這些都是“印度移民浪潮的產品”[4]，但是至今并沒有找到發生過這樣一次移民浪潮的證據。事實上至少可以使我們對這一點確信不疑的是：這些宏偉的建筑外表上誠然是濕婆教廟和佛教寺廟，但絕不等同于印度的寺廟。這些宗教紀念物不但是由爪哇石工和雕匠所建造的，而且同爪哇本地的宗教思想和儀式有高度緊密的聯系。在古代爪哇（在古代被稱為“印度化”的東南亞其它地區也是如此），當一個統治者將自己的統治擴展到一個新近征服的地區時，就著手建筑一座“陵廟”（巨大的紀念物）以顯示自己的武力之強大。在陵廟內供奉的并非印度宗教諸神，而是他生前愿被認為與之同一、而他死后與之合為一體的那個神靈。很顯然，有著濕婆教和佛教外形的陵廟，實際上是顯示統治者大君主地位的外部標志。統治者一旦由于某種原因被迫放棄王位而“獻身”于宗教生活，修建宗教建筑以“積功德”時，也并非真正醉心于印度的文化，他們往往將古代印度宗教的神靈改名換姓，代之以自己的王號或姓氏，實際上成為其在位時期的“文治武功”的記載。說到底，婆羅浮屠、曼杜陵廟等古代印度尼西亞文明的典范給我們留下的是夏連特拉山帝王朝在歷史上走過的蹤跡，又何論“印度化”的“例證”？這種情況在另一些所謂“印度化”的國家中也很普遍，限于篇幅我們不再評述。總之，即使是印度文明影響表現最為強烈的宗教、建筑方面，“印度化”、“大印度”、“外印度”的觀點也是片面而缺乏根據的。

3 勞動人民創造的文明是“印度化”時代東南亞文明的主流

如前所述，東南亞古代上歷史上確有一個時代在某種程度上感受到印度文化的沖擊和影響。究其原因，首先是古代東南亞宮廷王朝、統治者為了鞏固自身統治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第二，也是古代東南亞與印度文化之間文化、文明相互交流、影響的結果在東南亞地區的反映，相信隨著歷史學、考古學的進展，有關東南亞文明對印度文明的影響也會日漸清晰。我們要說明的是：不存在著肯珀斯等學者所說的單方面的、移民浪潮覆蓋下所造成的東南亞地區的純粹的“印度化”時代。我們還要說明，即使在所謂“印度化時代”（我們在很謹慎的程度上借用這個詞），在歷史的長河中流淌的主流仍然是當地人民創造的東南亞自身的文明。

封建時代東南亞各國史料往往側重于宮廷王朝的活動，而對普通人民創造文明的主要方面——生活、生產則

很少記載，即使偶爾涉及也往往語焉不詳，這對我們在此方面作出比較全面的描述是一個很大困難。但是，通過對普通人民生產、生活方面的一些零星記載，我們仍然能夠得出結論：即使古代印度文明對東南亞地區有所影響，那么這種影響也主要限于上層統治集團的狹小范圍和涉及于建筑、文學、宗教等方面，而構成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體部分仍然是由勞動人民創造的，具有鮮明的東南亞本地特征。

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東南亞勞動人民創造了與其它人類文明相比毫不遜色的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在進入國家建立的階段之后，當各國統治階級醉心于用印度文明的外在形式為自己服務時，緬甸人民在中部干燥地區建立了被稱為“人類奇跡”的皎克西水利灌溉系統，它對于以后相繼崛起的蒲甘文明和阿瓦文明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在菲律賓碧瑤附近，勞動人民開辟了被后人譽為“世界第八奇跡”的巴納韋梯田，但令人費解的是，肯珀斯等人卻將菲律賓排除在古代東南亞的范圍之外又未見說明其理由。在爪哇，拉巴扎和錦石兩地之間遼闊平原上灌溉系統密如蛛網地廣泛分布，其設計之精巧、規模之宏大令現代人們驚嘆不已，這一水利工程對于諫義里、新柯里沙、滿者伯夷等強大王國的連續興起是一個重要因素。在吳哥時代，柬埔寨人民修建的高度發達的供水系統，其水利灌溉農田功能的意義大大超過“印度化”觀點認定的“為人們在吳哥寺祭祀神靈”[1]的供水飲用功能。在這個意義上，沒有古代的這一水利工程，也就很難產生偉大的以農業為基礎的吳哥文明。在肥沃的稻田中，人們使用馴養的水牛耕作田地，還種植茂密的竹林、棕櫚和各種果樹，以捕魚作為副業。我們完全有理由說，這種以水稻、水牛、竹子和小艇為特征的文明，其意義的重要性遠遠高于統治集團所熱衷的神廟、祭祀、石碑、陵墓的意義。東南亞人民在悠久的歷史中，栽培了許多作物，后來傳流于世界各地，對全人類的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棕櫚科樹木的載培始于古代東南亞，它們的漿液被用于制糖和釀酒，葉子被用于覆蓋竹層的屋頂，還可用于書寫，這在古代中國古籍史料中被多次提到。而作為古代東南亞歷史記載的重要來源的中國史籍卻從未提及過古代印度文明對東南亞人民普通文明的影響，中國史籍為我們描繪的是一幅東南亞本地特征的文明圖景，這對于我們指出“東南亞文明印度化”、“印度文明輸入論”的片面性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佐證。

古代東南亞人民在種植區域種植了大量的椰子、香蕉、木瓜和芒果。馬魯古群島和班達群島上大量人工種植的丁香、肉豆蔻，爪哇西部和蘇門答臘南部種植的胡椒、龍腦、松脂和安息香等，都是中古時期國際貿易，特別是東西方貿易的重要商品，而且也是東南亞古代各國對外貿易的獨特產品。在印度尼西亞古代特有的蠟染法“巴提克”印出的花布，不僅以色彩古樸、具有強烈的裝飾性和象征性而聞名于世，而且圖案的式樣也與充滿宗教氣息的印度圖案毫無關聯，是東南亞人民抒發自己情感的一種獨有形式。古代印尼的皮影戲，反映的內容主要是當地普通人民的生活和生產活動，這是東南亞古代文明不同于印度文明的又一個顯著標志。特別應當指出的是：古代印度是一個種姓制度典型發展的國家，也是一個婦女地位非常低下的國家，如果歷史上東南亞文明確如肯珀斯等人所認定的有“印度化”、“大印度”時代，那么這兩項印度社會獨有現象就應在東南亞古代有明顯的反映。但古代東南亞卻找不到跡象可以印證它采用了印度那種具有特殊章規和禮儀的真正的種姓制度。古代東南亞婦女相對印度婦女而言，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例如在古代柬埔寨、爪哇的宮廷中都有關于婦女充任高級官員的記載。這一切可以表明：印度文明的影響，主要集中于統治者和宮廷有關的狹窄范圍內，而古代歷史記載將注意力集中于宮廷、宗教、陵墓、神廟、王朝世系、王號等諸因素又易強化“印度化”觀點的影響，實際上，印度文明對廣大的東南亞普通人民的影響，對社會深層的影響是遠遠低于這一估價的。歐洲學者的“印度化”觀點是應該打上一個問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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