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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具匠心 妙筆生花
與第六卷上冊經濟與社會的內容相輔相成,下冊論述1930年以來國家、政治生活、社會與政治以及宗教的發展情況,從而使讀者對拉美國家1930~1990年的情況有一個詳細而全面的了解。下冊設四編(9章)。第一編即第1章介紹1930年以來智利、哥斯達黎加、哥倫比亞、烏拉圭、委內瑞拉、阿根廷、秘魯、巴西等國的國家組織發展;第二編(第2~4章)側重于介紹1930年以后拉美國家民主和非民主左派的曲折發展、軍人干預和政變、軍政權向文人統治過渡等各種政治現象;第三編(第5~7章)重點論述1930年以后拉美 國家城市工人和勞工運動在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墨西哥、中美洲、安第斯等地區發生的農村動員與農村暴力事件,還分析了婦女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中作用的變化;第四編(第8~9章)主要勾勒作為社會政治生活主要力量的天主教教會和迅速發展的新教教會的歷史脈絡。與其他幾卷一樣,下冊正文后附有書目評論,方便讀者查閱和洞悉相關的最新動態。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參加寫作下冊的各章作者并不是專門研究拉美歷史的,而是來自政治學、人類學、宗教學等不同研究領域的專家,他們的高深造詣從不同層面豐富了拉美的史學研究,為那些研究拉美政治的學者提供了很好的參照素材,也大大增加了下冊的閱讀性和收藏價值。通讀全書,可以發現下冊不但繼承《劍橋拉丁美洲史》一貫的風格,而且在寫作方面有其獨特性。在文章結構的編排上,同樣遵循總一分一總的寫作體例,每篇文章的開頭是導言,先讓讀者有一個概括性的認識,然后將具體內容慢慢展開,最后作結論,體現導論一分論一結論的脈絡構思,不僅表明作者的立場和觀點,還為讀者留出深層次思考的空間。另一個共同點是,點面結合,經緯交叉,以縱向時間跨度、歷史分期為依托側重于不同地區與國家的個案分析,從不同側面說明問題,給讀者一個完整清晰的框架。
第一,為追求論述的精確性和嚴密性,結合特定的分析背景,作者對大家熟悉的重要概念重新界定其內涵。
例如,在“1930年以來拉丁美洲的民主”一章中,作者重新探討“民主”(或“政治民主”)的定義,認為有3個“結為一體”的方面:一是競爭,其“實質就是承認政治反對派的合法性,承認有向在職者挑戰并替代他們在政治權力機構中的主要職位的權力”;二是立憲政體,“或者說是尊重已體現在憲法文獻和(或者)實踐中的憲法秩序”;三是包容性和參與性。(第64~65頁)又比如,第5章中關于“工人階級”這一概念,作者從“工作過程的組織本身”的角度賦予它與眾不同的內涵,認為1930年時拉美大多數國家中只有3個確鑿無疑的組成部分可稱得上是工人階級;第一種是智利、玻利維亞、秘魯和墨西哥的礦工群體,以及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墨西哥石油工業的工人群體;第二種是設在小城鎮或農村的大企業的工人;第三種,在大城鎮和城市里被說成是無產者的工人。(第324~325頁)這既達到強調其特定性的效果,又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另外,為準確說明問題,作者在挑選恰當的詞匯方面頗費心思。比如,在“約1920年以來拉丁美洲的農村動員”一章中,作者選用“動員”(mobilization)一詞,而不是“社會運動”這一概念,因為前者比后者包含更廣泛的意義,“表示一個群體或社會部門的‘極度參與’,即那些尚未被現存權力機構和社會規范所贊許或預言過的行動。”至于“社會運動”,通常只有狹窄的含義,“它至少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創造一種集體意識和一種變革社會結構的戰略。”(第397頁)同樣,在作者看來,如果不把看似內涵相同的概念相混淆,可以借助于過去更好地理解現在。“考迪羅”和“軍官”的比較就是很好的說明。作為臨時湊合的勇士,考迪羅“實際上是西班牙殖民國家崩潰和社會瓦解的產物”,“反對國家壟斷或在它的廢墟上產生”;而軍官是“一個組織者,由國家產生,為國家而存在”,與“代表個人暴力”的考迪羅相比,“現代軍事組織是公共的、官僚化的機構,它們掌握著利用合法暴力的技術壟斷權”。(第314頁)通過這種歷史性的對比,可以得出結論,現代拉美軍國主義與昔日的考迪羅主義是不能劃等號的。
第二,在分析問題時,作者并沒有局限于近乎成為定論的觀點,而是敢于推陳出新,提出自己新穎的看法,這意味著相關的研究又往前邁了一步。
例如,第2章中對“如何理解民主在拉丁美洲的早期發展和鞏固”這一問題,雖然已經存在占主導地位的觀點:“民主的成功與失敗看成是直接與更廣闊的文化和經濟力量”相聯系。(第66頁)但是,作者卻提出質疑,認為“文化和社會—經濟因素最多不過是促進條件,而不是必要條件;”因為它們不能解釋西半球民主發展經驗的重大變化,尤其不能解釋那些特別不正常的實例(比如智利、阿根廷、哥斯達黎加等國家與眾不同的政治模式)。由此,作者認為,民主“更強調國內和國際的政治變量——一些憑其自身而成為干預性的或獨立的變量。”(第67頁)這種嚴密的分析和推論,讓讀者體會到原有觀點的欠缺之處,同時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一種新的見解。
又比如在第6章,在一般人看來,由于農村地區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很難把握住群眾運動的中心和重點,很難有條有理地說明各種事件,更甭說提出創新性的論點了。但是,作者憑借深厚的理論功底和深邃的洞察力,不僅能夠高度概括事情的前因后果,把看似一團糟的事件解釋清楚,還能夠發表與眾不同的高見。為評估農民運動在拉美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作者不僅探索了不同時期特定的群眾運動和廣泛的政治經濟背景之間的關系,還特別關注與農民運動有直接關系的政治活動家們(他們參與地方農民組織和各種農業工人組織或其他全國范圍的活動,并根據自身目的利用或改變國家機構), 由此得出新的結論:在拉丁美洲當代歷史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經濟變革中,農村的基層群眾組織“并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主動的參與者”,否定了農民“抵制現代化”的說法。(第505頁)
第三,作者在論述問題時,既注意點出每個歷史時期的共性,又著重分析每個國家或地區的特殊性,從而達到共性與特殊性的完美統一。
例如,在第5章“1930年以來拉丁美洲的城市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中,作者從整體上劃分成5個時間段來縷析勞工運動的曲折成長發展史。在第一階段(從1929年的經濟蕭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由于受30年代初經濟大蕭條的嚴重影響,早期勞工運動處于混亂和緊張狀態,30年代中期和晚期出現人民陣線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隨勞工運動的普遍平靜而結束。具體到每個國家,情況則有很大的不同。在巴西和阿根廷總體的政治環境不太有利,工會只好處于守勢,相比之下,墨西哥的勞工運動在30年代后半期就做得很好,這與每個國家的職業和階級結構、政治和經濟制度的變化以及更廣泛的社會運動 分不開。另外,第三階段(50年代和60年代)的主要特征是“政治遏制或監護”,“總的 勞資關系尤其是工會組織越來越受到政府的控制,這常常意味著工會喪失相當大的自主 權。”在這種情形下,大多數國家用“組合主義”的形式來組織勞資關系,但是在組織 程度上卻有所不同,巴西和墨西哥是差別最大的兩個國家。在巴西,組合主義的勞工立 法“更少允許工會擁有自主權”(第358頁),而且工會資金被管束得很嚴、很死;而“ 與巴西工聯主義的統一結構相反,墨西哥的工會有著各種可能的形式和規模”;而
且“ 只要他們不直接向政府挑戰,墨西哥的工會領導人就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不僅能夠 “行使政治權力,而且還可鞏固個人的王國及發展與普通會員和其他政治活動家之間的 委托人關系”。(第359頁)通過這種襯托性的研究,既不失偏頗地點到代表性的國家, 又讓讀者了解每一歷史時期總的發展趨勢,是整體與部分的完美結合。
第四,作者對待某種社會現象,不是僅僅停留于表面的分析,而是將其置于宏觀大背景中,力求深入挖掘深刻的社會經濟原因,注意考察長期的歷史發展趨勢。
例如,作者運用共同的分析框架從3個宏觀方面來分析1930年以來拉丁美洲農村地區政治運動和社會暴力背后的社會動因。“大莊園制度和農民社群不再是農業生產中占主導地位的組織形式”;(第395頁)“作為農村與巨大的城市市場及國際銷售渠道逐漸結合的結果,農業的資本化采取了廣泛的形式,它不僅促使了新型的大中型農場和牧場的出現,而且也促使了傳統的農民家庭生產單位的變革”;與國家的活動有關,出于把國家機器與社會整體連接在一起的目的,“國家從一個軟弱的、經常被動的角色,發展到能夠制定出一個或一系列全國性的建設計劃(它們有時是成功的,有時是失敗的)”。(第396頁)
另外,對于60年代以后拉美國家左派社會地位的變遷,作者認為與經濟發展、天主教的影響、政治形勢的變化密切相關,是各種社會因素綜合較量的結果:二戰后拉丁美洲經歷了一個長時期的經濟發展、急劇城市化和地區階級結構上的深刻變化;一直是共產主義死對頭的天主教會重新解釋了其社會咨文,在某種程度上使它在有些國家中不但在 意識形態上甚至在組織上向左派靠攏;自1964年巴西政變以來,一系列軍事政變把軍政 府推上歷史舞臺,它們遵循左派勢力是國家主要敵人的國家安全觀念,主張對經濟和政 治秩序進行全面調整。(第217頁)
對照英文版,筆者想指出中文版的一些不足。第一,也許是由于時間倉促,在頁碼編排上存在失誤:第129~172頁的內容(含“財源的支配”等)被安排在第2章,其實是第1章的內容。第二,在翻譯方面,有些句子不僅太長,還不太通順、流暢,用詞方面有些艱澀,要來回讀幾遍,才勉強明白要表達的意思,這主要是由于意譯不到位且直譯較多的緣故。第三,書中錯別字較多,例如,“妨礙”一詞寫成“防礙”(第392頁),基本用語“印第安”居民寫成“印地安”(第429頁);還有諸如“削弱”寫成“消弱”等詞語,不再一一指出。當然,作為大部頭的著作來說,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抹去這些小細節,本書仍不失為一部優秀的教科書和拉丁美洲研究學者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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