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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思想和實踐對我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啟示
會議交流論文（一般參加者）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思想和實踐對我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啟示
問延安1 孫智偉2
（1、漳州師范學院歷史系
2、漳州師范學院教務處）
[摘要] 如何實現中國社會工作在理念、過程、理論和方法等方面的本土化呢？在向西方和港臺地區社會工作發展模式借鑒、學習、交流的同時，我們一直未關注從近代中國鄉村社會工作中尋找啟示。本文主要從20世紀30年代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思想和實踐中，就三個方面談談其對我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啟示。
[關鍵詞]梁漱溟 鄉村建設 社會工作本土化
引言
梁漱溟先生被稱為“最后的儒家”。在人們的腦海里，梁漱溟先生有四種形象，哲學思想家、鄉村建設運動領袖、政治上的中間派，以及50年代知名的受害者（艾愷，1996:1）。但梁漱溟先生一直以“我不是學問家而是實干家”自居，他的鄉村建設思想和實踐，在當時中國的救國方案中獨樹一幟。他很少“坐而論道”，提倡關注社會問題，一有所悟便去力行。
對梁漱溟先生的鄉建思想和實踐做過程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梁漱溟先生和他的追隨者更像鄉村的社會工作者，他的鄉村建設實踐中貫穿著一套助人模式。目前，學術界也有人開始關注這一問題，崔效輝在《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切入點：農村社會工作》一文 中，明確提出了鄉村建設運動也是一場本土化色彩濃厚的中國社會工作探索運動。我們在本文中擬從理念、過程和方法這三個層面來明確這種認識。
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運動體現的助人模式理念建立在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和鄉約精神——“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恤”之上（梁漱溟先生對鄉約精神進行了符合時代需要的改造），通過在鄉村基層重建文化，村民實現自救，也即是達到“助人自助”的目標。梁漱溟先生認為，“總言之，救濟鄉村便是鄉村建設的第一層意義，至于創造新文化，那便是鄉村建設的真意義所在�！保菏�，1989：611）從具體的過程來看，鄉村建設以鄉農學校為主，通過教育使農民自覺，讓農民自己去建設鄉村自治、鄉村自衛、鄉村教育、農業改良、農村金融、合作組織培育、鄉村衛生事業以及風俗改良等方面，從而解決農村的社會問題。從方法上，其以小范圍的鄉村為起點，采用鄉農學校的組織形式。一方面使農民習慣并適應團體生活，另一方面，引進西方科學的知識方法。“但怎樣才能把知識方法學進來？這就要靠鄉村組織做到‘使內地鄉村社會與外面世界相交通’這一點”（梁漱溟，1989：646）。以此改變鄉村貧困問題，把鄉約中消極的互助精神改變為積極的團體救助政策�？傊瑥睦砟�、過程、方法來看，梁先生的鄉建思想和實踐“蘊涵著一種生長于本土的，與其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以及文化傳統相適應的有效的、制度化的助人模式” 。（王思斌，2001:57）按照王思斌教授的定義，我們可稱之為本土性鄉村社會工作。而這一點，目前學界并未有人進行深入的探討，特別是將其同我國社會工作本土化聯系起來。
有關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研究，從理論的角度，有的學者對社會工作本土化和本土性社會工作的概念作比較，并對我國內地的本土性社會工作做理想類型的劃分，如王思斌教授將助人系統分為“民間系統”和“政府系統”（王思斌，2001:58）。從實踐的角度，有些學者深切探論社會工作中國化的重要性、具體途徑和成功經驗，如從社會工作教學基地的建設方面談對西方社工精神移植中國本土的重要性（李洪濤，1996:23-24）；還有從上海市社會工作的實務為例，提出中國社會工作實現本土化的必然途徑應注重政府主導下的社區社會工作發展，并以社會發展為主題（張昱，2004：8-12）。此外，也有通過對不同文化中婦女自我概念的實證研究，探討中國本土化社會工作特別是婦女社會工作的發展路徑（劉夢，2001：28）。但我們認為這些對本土化的討論偏重于現狀和展望，而沒有很好的反思社會工作在我國獨特的歷史過程。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中，的確蘊涵著一套中國社會工作的助人模式，目前我們在思考和探索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道路時，反觀這段歷史對我們是極其有意義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的目的是重溫梁漱溟先生鄉村建設的思想和實踐，來談它對當前我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啟示。
啟示一：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理念：個人道德——社會和諧
梁漱溟所著的《東西方文化和哲學》中體現出來的哲學思想是鄉村建設理論的哲學基礎。1931年梁漱溟在山東建立了“鄉村建設研究院”。該研究院設立的宗旨是通過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解決當時的社會實際問題。即是“創造新文化，救活舊農村”。為此，他通過建立能夠溝通調和中西文化的鄉村組織，引導農民通過自身努力創造新的道德風尚和規范，利用合作生產，相互救助，解決農民的貧困問題。梁漱溟先生清楚的認識到西方的理念與中國精神的不同，主張通過調和二者來構建新的團體理論。他說，“我們中國現在所急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團體組織，就是要往團體組織里去變；而求得團體組織之道，在中國是必須發揮倫理關系，發揮義務觀念。換句話說，就是必須以中國的老道理為根本精神。恰巧現在西洋的團體組織之道也正在那里變：由‘權利觀念’變為‘義務觀念’，這樣一來，便與我們相合了�！保菏�，1989：665）可見梁漱溟的鄉村社會工作的哲學基礎便有了傳統的儒家理念和西方團體主義精神調和的味道。
相比較而言，我國當前的社會工作者雖認識到西方社會工作的哲學基礎（主要是來源于新教倫理、費邊主義和西方中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不適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在我國2 0多年的社會工作實踐中，鮮有學者明確提出我國社會工作發展應有的哲學基礎，對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理念模糊不清。以至于有學者斷言：中國社會工作發展了20多年，進展緩慢，現在看來，正是因為我們提出了所謂的社會工作本土化，導致我們走了彎路。
但我們認為，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走了彎路是事實，不過本土化本身沒有錯，錯在我們從一開始就沒有很好的回答本土化的基本問題，如哲學基礎和理念問題。換句話說，也就是我們對本土化的理解不清。崔效輝在《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切入點：農村社會工作》一文中指出，所謂本土化就是在立足中國社會發展現實的基礎上，把來自國外的社工理論、方法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有機結合起來，使這種結合后的社工理論、方法能夠有效地服務中國的社會。我們認為其中還有一個更基礎的結合問題——西方社工理念同中國的本土理念的結合。大陸的社會工作研究者和實踐者，似乎在本土化的過程中一直忽視了這個問題。在強調專業化和職業化的同時，我們是不是應該反思這樣一些問題：作為救助、矯治和發展的中國社會工作有哲學基礎做支撐嗎？如果沒有解決理念問題，社會工作職業化在我國發展下去會不會導致功利化？換言之，沒有適合本土社會的社會救助理念，一味注重移植西方社會工作的理論和方法，向西方社會工作的專業化、職業化發展，最后我們會不會面臨這樣一種困境：社會工作本身被方法異化、社會工作者本身變得功利化。筆者之一曾在一次全國社會工作師資培訓班上，聽到一位學員談他對中國社會工作教育的看法，他的大意是如果是他的小孩，絕不會讓他學社會工作專業，理由很簡單，“父母平均花費5-6萬元培養自己的孩子讀這樣的專業出來，去從事社區工作，工資報酬、社會地位那么低，豈不是浪費。
”當時在座的聞者對他的說法多表示附和。可見，對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理念，我們這些從事第一線教學研究的社會工作者還未能明確，提專業化、職業化是不是太早了？或者說這樣的專業化、職業化后的中國社會工作還是社會工作嗎？同時，對自發的民間救助團體也無法進行高度的整合。
結合以上分析，我們的確面臨著一個困境：如何確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理念？其實梁漱溟先生在他展開鄉村社會工作之前，也面臨同我們一樣的困境，不過梁先生明確了鄉村建設、鄉村社會工作的理念，這對于我國的社會工作本土化是很有啟示意義的。我們嘗試著認為，中國社會工作的理念要既高且明確——以發明和完善個人道德為始，調和西方理念和本土文化價值觀念，用本土性的自身理論和方法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進而達到整個社會的完善與和諧。
啟示二：發展基層社會工作組織，增強社會工作者的溝通能力
梁漱溟將鄉村建設運動的起點放在農村，建立鄉村自發救助系統，解決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貧困問題，進而向現代化邁進。他創造了一種以新文化為基礎的團體組織，即“鄉村組織”，鄉村組織的具體辦法是——村學鄉學，亦即鄉農學校。所謂鄉農學校，即在村建立村學，在鄉建立鄉學，將學校與政權機構合為一體。其“意在組織鄉村，卻不想以硬性的法令規定其組織間的分際關系，而想養成一種新禮俗，形著其組織關系于柔性的習慣之上�！保菏椋�1933：105-124）有學者認為：“梁漱溟希望的是通過學校中心廢除官僚主義政府這個農民的禍根，相反，通過學校這種組織形式以及在作為教師而與農民相聯系的鄉建干部，政府就將與農民相聯系�！畬W校化’將反過來導致‘社會學�；@樣就能將農村改造成為一個儒家集體主義思想的大學校。這種態度是設法打消農民對政府及公共事業那種傳統的疑慮和敵視，而代之以農民在政治和社會方面非傳統的能動主義。通過村一級的參與民主，政治的力量將自地方有組織的民眾，上達于與國家；而不再是發自上層龐大的官僚機構所分布的官方命令�！保ò瑦�，1996：254）
鄉農學校的組織由四部分人構成，學眾（全體鄉民）、學長（監督訓導）、學董（行政管理）、教員（鄉學又有輔導員）（鄉村社會工作者）。用梁先生的話來說，“這四部分人就是四個獨立不同的作用，……。這四個獨立不同的作用，還可以各用一個名詞來代表他，就是：學眾即立法作用；學董即行政作用；學長即監督教訓作用；教員即推動設計作用�！保菏�，1989：697）
總而言之，他試圖以鄉農學校的組織形式將西方的“科學”與“民主”引入農村，引導農民聯合，實現鄉村和農民自力。另外也需要經過訓練，富有理想主義精神的鄉村社會工作者進行引導和教化。由此可見，梁漱溟淡化了政府組織的介入，他的鄉農學校用今天的眼光看來，頗似非政府組織。其中的教員和輔導員是新文化的體現者，“他們多半是外來的人（不是本村或本鄉的人），他們多半是在研究院受過訓練或講習的。換句話說，他們都是大的團體（鄉村運動團體）分派出去負責使命作新的運動的。他們都負著幫助鄉下人的使命，他們得到后方大團體的幫助——材料與方法的供給，然后再用以幫助鄉下人。”（梁漱溟，1989：687）從這一點來看，他們就是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工作者。
聯系到目前我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現狀，社會工作的發展太重視政府的主導作用，這明顯不符合“小政府，大社會”的發展趨勢�；鶎由鐣ぷ鹘M織沒有發展起來，各社區委員會沒有轉變角色，不能成為中國社會工作基層組織的主導力量。目前來看，基層社會工作組織主要以非政府組織（NGO）和非盈利組織（NPO）的形式在發展，但發展緩慢，舉步維艱。原因在于，一方面組織中的社會工作者缺乏專業訓練，理想主義精神不足；另一方面是政府對獨立的第三部門發展支持不足。在西方，非政府組織是社會工作的主要載體，但我國的政治體制和現代化程度同西方有所不同，因此如何發展出有本土特色的非政府組織，也將是目前社會工作本土化的一個難點；同時，民眾對社會工作的誤解也比較普遍，如“認為咨詢員是法院的法官，可以申張正氣，是街道的調解員可以在兩邊做說服工作。當得知我們是婦聯學院辦的機構，就將我們當作專為受氣婦女撐腰、出氣、打官司的娘家人。誤解和過高的期望為工作帶來了難度”（李洪濤，1996b:24）。這些問題都說明了目前我國的基層社會工作組織還能發揮出社會工作應有的功能。
梁漱溟的鄉建思想和實踐對團體的科學精神的強調，對鄉村社會工作者理想主義精神的培養和專業訓練，對我們社會工作本土化具有現實的啟示意義。通過淡化政府對社會工作的介入行為，以基層社會工作組織為起點（如大力進行社區建設和發展NGO），發動基層群體能動作用，使過去由自上而下政府引導福利發展轉為自下而上的自我救助，這對市民社會發展程度不足，建設資金匱乏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失為一條可行之路。一些地方的成功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張昱以上海社會工作發展為例，指出，“政府開始有意識地把一些社會事務放到社會中，希望社會自己解決一些自己的事務�！敲�，在社會建設中，應該建設怎樣的社會主體承接政府返回的社會事務？矯正社會工作、禁毒社會工作、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體系的建設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即通過組建社會團體的方式承接由政府下放的社會事實�！@些思想和實踐已經超越了以往由政府直接管理這些事務，由政府直接為對象提供服務的行政模式，具有重大的創新意義�！保◤堦�，2004：9-10）
啟示三 立足本土，從傳統中國文化中尋求社會工作的具體方案和方法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的兩大軸心是鄉農學校和合作運動。他所建立的民間自我救助系統的核心是鄉農學校，這種組織模式或曰具體方案是梁漱溟先生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出來的。他在山東菏澤中學的改革，正可以看成是整個社會改革方案的一個縮影。
在這樣的學校中，其“謀求的是對整個人的教育——感情和道德上的指導及知識上的豐富，……學校也強調小組——這種存在與學生之間及師生之間的非組織性的相互影響”（艾愷，1996:153）。后來，梁漱溟認識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恤”的鄉約精神過于強調個人道德素質，而相對缺乏社會責任感。同西方相比，中國缺乏的是團體生活，中國人沒有紀律習慣，沒有組織能力。因而他認為在借助傳統的鄉約時，要改變其中的義務觀念，“這個義務觀念與以前說的義務觀念又不是同一點，以前所說的義務觀念只是此人與彼人彼此個人間的（如父對子，子對父，君對臣，臣對君等）；而現在要有的是：個人對團體，團體對個人的義務觀念”（梁漱溟，1989：664）。為此，他在具體的方案中加入培養社會成員組織觀念和使其適應團體生活的內容。如“學生堅持寫日記，記錄感情、道德及學業上的情況，這個日記要交給班主任看，通過看日記，班主任了解了學生的內心生活，就有充分的準備給他們進行幫助。”（艾愷，1996:169）這些方法同西方社會工作中的小組工作與個案工作的方法有相通之處。
在如何使公眾成為團體的一分子，他提出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其一是要對團體其他成員有關切心；其二是關心過問團體的公事不放松。其中的關切心，可以與現代社會工作中強調的同理心進行比較。“所謂‘關切心’，就是說，團體里面的每個份子，對于團體的事都要知道關切注意。”（梁漱溟，1989：679）。當然，關切心
與同理心不是一個概念。同理心（Empathy）意思是“移情作用”，同理心是做好社會工作的前提。同理是一種設身處地的態度，能夠站在他人的立場來理解其行為與感受。可見關切心是同理心的前提條件，同理心是關切心在面對面的互動層面具體而微的體現。因而，我們在社會工作中強調同理心的倫理價值時，需要先注意對關切心的培養。
此外，梁先生還提出鄉農學校不用無情義的方法，偏重德教而不是法律，多用教育而少用法律解決問題。如《村學鄉學須知》中所說：“學長是要領導眾人學好的。凡不學好的人應本愛惜他之心而訓飭他。或背地里規勸他，不令人知，以給他面子，不要等他小惡養成大惡，觸犯刑罪！”這樣的方法對于社會工作者仍有現實意義。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正在試圖以傳統心理來面對現代社會，因此，人情、面子、關系乃至情理是交往的準則。如果簡單套用西方貫穿理性主義主線的社工理論和方法，恐怕是難以操作的。
概而言之，梁漱溟通過建設調和東、西精神和理念的鄉村組織，把散漫落后的鄉村社會改造成一個蘊涵新的義務觀念的團體組織。具體方案是建設鄉學、村學、即鄉農學校，把鄉約中消極的互助行為改變為積極的救助行動，民眾通過合作的方式來發展農村的生產力，逐步解決鄉村的貧困問題，繼而改造整個社會，實現鄉村建設運動的最終目標。并使個人生命和生活有所保障，個人能力和人格受到尊重。
我國社會工作發展了20余年，盡管有本土化的旗幟，也認識到西方的社會工作具體方案和方法不具有文化適應性。但在目前200多所開設社會工作專業的大專院校中，課堂上仍傳授的是西方的社會工作方案和方法，教學和實踐相脫節。其中有個別院校的教學實踐基地對自己定位不清，似淪為咨詢一類的心理醫生角色。國內學者，如劉夢教授強調，“為了使社會工作扮演更有效的角色，社會工作教育者應該重新定義社會工作實務的重點、知識和價值基礎，在發達國家引進知識和實務過程中，社會工作教育者應該重新定義西方的概念，如社區、人在環境中等，他們需要修訂和發展出植根于本土的社會經濟環境的概念性框架和方法論�！保▌簦�2001：28）但目前，這樣的工作還沒有引起本土社會工作者的重視，也沒有人去很好的反思我國本土性的社會工作，以便可以從中發展出一套適合我們中國社會工作的概念體系、理論方法和具體方案。王思斌教授曾提出過親友互濟系統及其群體力量投入的本土性社工方案和方法，但并引起大家認真關注這一問題。
劉夢教授的主張可以稱的上是對梁先生的鄉村建設運動實踐的本土特色給予了一個的高度概括。這一點在今天看來仍有現實意義，他的思想和實踐啟示我們，中國社會工作發展應立足本土，從傳統文化中尋求解決中國社會救助問題的方案和方法，而不能機械盲目地引進或照搬西方的社會工作方法。
結語
目前我國部分地區的社會工作本土化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此外，香港和臺灣地區已基本完成了社會工作理論、方法的本土化過程，這些地區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借鑒的局限性。理解在當前社會工作本土化的文化、體制和心理背景等因素，是能否成功創建符合中國社會需要的社會工作模式的關鍵。回首梁先生的實踐，他的那種崇高的理念，對組織農民自覺的熱情，和對立足本土來解決社會需求的堅定決心，那種教育者與實踐者高度統一的精神無不震撼著每一個社會工作者激動的心弦。
參考文獻：
艾愷，1996，《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王宗昱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1933，《村學鄉學須知》，山東鄒平書店。
梁漱溟，1989，《梁漱溟全集（第一卷）》，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山東人民出版社。
王思斌，2001，《試論我國社會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學刊》第2期。
李洪濤，1996，《教學基地——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實驗園地》，《中國社會工作》第4期。
張昱，2004，《社會工作的本土化發展——上海社會工作發展過程分析》，《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
劉夢等，2001，《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過程分析》，《中華女子學院學報》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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