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理論在執政理念中的作用

管理理論在執政理念中的作用

　　組織的存續、發展，對外要覺察環境的變化，確保組織與環境變化的適應性；對內要實現合理的分配，確保組織發展目標與組織成員發展目標的一致性。作為管理人員，如果忽略了環境對組織的影響，在工作中會失去方向與目標；如果忽略了群眾的利益，在工作中會失去工作的基礎與公信，而這些正是一個組織賴以生存的基礎和穩定的保證。

　　管理活動出現的必然性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無容置疑，但管理工作的核心內容與關鍵工作究竟是什么卻不一定是一個十分容易回答的問題。“群聚”是人類為了克服自身在戰勝惡劣的自然環境與兇險的內外勢力中個體力量的單薄，維護自我生存與發展而出現的自然現象，大至國家、政黨、企業和各類組織就是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而成立的，而管理活動則是人類為了維護自我建立的適應“群聚”的各類組織穩定、持續、有效與發展的社會現象。對于這一問題的認識，馬克思曾經有過十分精確的描述：“一般來說，人們不結合在一起就不能共同勞動。他們集結在一起就是他們進行協作的條件。”馬克思還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時指出：“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于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馬克思的這些論述應該就是對人類為什么要群聚一起，群聚后管理活動出現的必然性、特點及其作用的描述、抽象和歸納。

　　對人類管理工作有效性的挑戰因素雖然人們十分清楚，建立高效的組織、實施有效的管理是克服人類自我力量單薄，應對自然挑戰、戰勝敵人入侵的唯一方法，人類在各類組織的管理過程中也處心積慮、絞盡腦汁，采用了多種方法維系組織的有效運轉，但人類組織中的絕大多數組織的壽命卻是極其有限的。無論是強大的國家，還是成功的企業，它們多有其壽命，且壽命之短，超出了人們的一般想象。這似乎是人類社會進步、發展過程中社會現象對人類管理工作有效性的挑戰，存在的一大悖論。例如，中國歷史上在國家制度設計，度量衡、文字統一等方面發揮過巨大作用的秦朝，其統一中國后政權維系的時間只有短短的15年，強盛的漢朝與唐朝，分別也只生存了426年和289年。作為當今社會創造、聚集財富的企業，其壽命之短，更是令人驚訝。根據美國《財富》雜志報道，美國大約62%的企業壽命不超過5年，只有2%的企業存活達到50年，中小企業平均壽命不到7年，大企業平均壽命不足40年；一般的跨國公司平均壽命為10～12年；世界500強企業平均壽命為40～42年，1000強企業平均壽命為30年。日本《日經實業》的調查顯示，日本企業平均壽命為30年。中國企業的壽命，不算國有企業，處于完全競爭狀態的民營企業的壽命，雖估計不甚精確，但“有研究表明，中國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為7.5年”，甚至還有只有2.9年壽命的研究結論。

　　人類組織壽命有限，甚至短命的現象早就引起了管理學理論研究者的高度注意，例如，早在1938年，巴納德在他著名的論著《經理人員的職能》一書中開篇就對這一問題提出了自己的關注和見解：“在我們的西方文明中，只有一個正式組織——羅馬天主教會——存在了很長時間。有少數大學、極少數的民族政府或正式組織起來的國家，超過了200年，有些市政當局稍微長壽一些，但其他法人組織很少有超過100年歷史的。在正式組織中，或由正式組織進行的成功的協作是非正常的，而不是正常的。”“在人類的歷史中，顯著的事實是，協調的失敗，協作的失敗，組織的失敗。組織的解體、崩壞和破壞。”另一位管理學理論大家德魯克也探討了同樣的問題，他的結論是：“顯然，公司是人為建立的機構，因而它不可能長盛不衰。對一個人為建立的機構而言，即使是維持50年或一個世紀的短暫時光也談何容易，因此，天主教意味深長地指出，它的締造者是上帝而不是人類。”十分明確，在管理學理論研究者們看來，組織的失敗是人類的一種正常現象，究其原因主要還是組織構建者——人自身的問題，即人類“人為”為自己建立的各類組織，但難以逃脫人自身存在的諸多不足而帶來的諸多問題。

　　巴納德在對人和人構成的組織的特性研究之后，提出了維系組織存續的看法，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分析了人類在組織建設過程中存在的重大問題或不足。他認為：“協作的存續取決于以下兩種相互關聯和相互依存的過程：同整個協作體系和環境的關系有關的過程；同滿足個人需要的成果的創造和分配有關的過程。協作的不穩定和失敗是由于以上兩個過程中的任何一種的缺陷或兩種過程結合起來的缺陷。經理人員的職能在于有效地適應這個過程。”從中可以體會到，巴納德認為，組織的存續、發展對外要覺察環境的變化，確保組織與環境變化的適應性；對內要實現合理的分配，確保組織發展目標與組織成員發展目標的一致性。而組織的不穩定和失敗主要來自組織與其生存的環境不協調，組織未能很好地處理組織成員工作與分配的關系，以及這兩個原因交織形成的綜合性問題。

　　管理學的精粹對執政理念的影響管理學理論研究者的結論是十分有益的，這些體現管理理論精髓的思想對于我們的日常工作是有幫助與啟迪的。稍稍回顧共和國的歷史我們就可以發現，在上個世紀60年代，我們沒有洞察到世界經濟轉型帶來的產業轉移，就失去了一次接受產業大轉移的好機會，而韓國、新加坡、中國的香港地區和臺灣地區就抓住了機會，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成為當時的世界經濟發展明星——亞洲“四小龍”。而上世紀80年代，我們實行了改革開發的政策，正好順應了世界性的又一次產業轉移，龐大的中國市場，較為廉價的經濟資源使我們很快搭上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快車道，實現了中華民族的騰飛。這應該就是“整個協作體系和環境的關系”相適應，借勢而上的道理。所以我黨總結的執政理念“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具有科學性，符合管理學的基本原理與精髓。需要提醒的是，與時俱進不是易事，這一來需要克服固步自封，滿足于一時一事的成功，更要高瞻遠矚，深刻地認識和把握事物發展的規律，捕捉形勢的變化。

　　“同滿足個人需要的成果的創造和分配有關的過程”更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這句話告訴我們，組織存續的第二個條件從表面上看是提醒管理人員要注意組織成員工作與分配問題，更為深層次的是在講要通過合理的分配機制在組織整體目標實現的同時，確保組織成員個人目標的實現。更為直白地講，就是說，作為管理人員應該清楚，雖然組織成員參加了組織，并從組織得到了個人的收入和發展的機會，但組織成員的個人目標會與組織的目標存在不同或差異，甚至是矛盾和沖突。從現實看，我們的管理人員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不夠清晰，甚至出現認識的誤區。如在政府中，政府的工作人員會以為自己所做的房屋拆遷、環境整治是為了改善市容、招商引資、經濟發展，理應得到市民的理解和支持，也因此會忘記或忽視了市民的個體目標和訴求會與政府的工作目標存在差異、不同。像個別干部在網上發出的“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的言論，從表面看，似乎是一種客觀現象的反映，在一部分干部心中也有共鳴，但與管理理論比對，就會發現這位干部還是忘記，或者是沒有理解管理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問題：組織成員的個人目標會與組織的目標存在不同或差異，甚至是矛盾和沖突。又如在7.23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中，鐵道部的部分官員傲慢的態度，“鐵老大”的強勢作風，引起了受到傷害的群體和人民群眾的情緒反彈和不滿。相比較，溫總理抱病去溫州查看事故現場，悼念遇難者，慰問遇難者家屬，這讓公眾看到他在對黨的執政理念的切實執行。究竟是什么原因，這里不必多說，但對本文特別強調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可以深思。因此，管理人員在工作中承認這對目標可能存在的差異，細心把握差異的大小與性質，注意用科學的方法化解矛盾、融通差異，才體現與落實了科學發展觀的思想。因為科學發展觀的思想就是以人為本，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進一步講，巴納德的警示告誡了我們，作為管理人員，如果忽略了環境對組織的影響，在工作中會失去工作的方向與目標；如果忽略了群眾的利益，在工作中會失去工作的基礎與公信，而這些正是一個組織賴以生存的基礎和穩定的保證。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上的講話，再一次全面地論述和強調了我黨的執政理念，他講到，“我們要準確把握世界發展大勢，準確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深入研究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及時總結黨領導人民創造的新鮮經驗，重點抓住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作出新的理論概括，永葆科學理論的旺盛生命力。”也講到，“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是我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的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集中體現，是指引、評價、檢驗我們黨一切執政活動的最高標準。”基于世界發展大勢和基本國情的理論建設，始終服務于人民的根本宗旨是我黨執政的基本理念，也是管理學理論中所講述的組織存續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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