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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造假探秘 論文
一段時間以來，我國上市公司會計造假現象相當普遍，且形式花樣不斷翻新。據統計，僅2001年因違規而被證監會查處或被滬深證交所公開譴責和批評的上市公司就達100余家，而這些違規行為絕大多數與會計造假有關。上市公司會計造假現象已經超越了會計范疇而演變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社會問題。它不僅嚴重扭曲了股票的價值，擾亂了資本市場秩序，而且損害了投資者的利益，極大地挫傷了股民的投資積極性。如果不嚴加打擊和治理，我國的資本市場就難于有效健康地發展。本文擬就廣大讀者和股民關心的幾個問題，對上市公司造假進行剖析。上市公司為什么造假？
為保名而造假
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使一些原來在競爭中頗具優勢的上市公司，由于管理老套，產品老樣，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步伐而逐漸失去了優勢，失去了市場。昔日的省優、部優變成了“民憂”。為了保住公司昔日殊榮，讓不知情的投資者認為自己仍是同行業中的“大哥大”，于是乎想盡法子，賬上生花，人為地將其企業盈利指標抬高。還有一些公司老總出于自己曾經是省、市優秀企業家或勞動模范的考慮，保住自己和公司昔日的殊榮，多報盈利。此外，當地方經濟滑坡時，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門為保護所謂的本地區形象，維護“扭虧增盈”業績，往往有意識地引導企業虛報利潤，隱瞞虧損。
為得利而造假
股份公司上市，能增強本公司股票的吸引力，形成穩定的資本來源，在更大的范圍內籌措大量資金。因此，促使股票上市便成為許多公司追逐的目標。條件不成熟怎么辦？財務資料做假便成為其首選捷徑。例如，1997年2月，PT紅光原主要負責人為了使公司股票能夠上市，在明知1996年度公司實際虧損5377.8萬元的情況下，決定調整賬務，虛增、虛報利潤，欺詐上市。這是為“公”造假、小團體得利的例子。還有的企業在改制上市過程中，雖然無不打著“為公”的旗號，實質上無不同極端的“為私”行為聯系在一起。有些上級主管領導、管理者個人、上市公司關系戶想從中得到“貓膩”，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大慶聯誼是個典型的例子。大慶聯誼弄虛作假，欺詐上市，案發后，從中央到市到企業，一共有39名干部落馬，被追究黨紀、政紀和法律責任，10人受到刑事處理。
公司上市之后，造假的腳步是否就停止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對于那些已經上市但經營虧損的公司，為了滿足增發新股或者配股的條件，提高配股價格，達到從資本市場上撈到更多資金的目的，經常采用虛增利潤、少報虧損的方法，制造虛假的會計信息，欺騙投資者。例如，瓊民源1996年年報中所稱5.71億元利潤中有5.66億元是虛構的，占利潤總額的99.12%，并且虛增資本公積金6.57億元。銀廣夏緊隨其后，造假可謂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該公司通過各種造假手段，虛構巨額利潤7.45億元，1999年和2000年的凈利潤分別同比增長1.99倍和 2.28倍； 該公司所稱，子公司天津廣夏1999年度出口5610萬馬克，2000年度出口 1.8億馬克，但據天津海關出具的書面材料，天津廣夏1999年度僅出口480萬美元（約為960萬馬克），2000年僅出口3萬美元（約為6萬馬克），數字相差之大，令人瞠目！
為不被摘牌而造假
按《證券法》規定，連續三年虧損的上市公司就會被摘牌，失去在證券市場上籌資的權利。當企業自身的經營狀況難如人愿時，上市公司為了維持或增強企業融資能力，就會采取從其關聯公司轉移利潤的辦法，使上市公司利潤虛增，人為提高該企業的獲利水平和信用等級。從而使投資者高估其獲利能力和經營狀況，增加了金融市場風險。例如，深圳一上市公司已連續兩年虧損，為使第三年“扭虧為盈”，通過公司與某大型國有企業的交易，將一塊350萬元土地轉手給關聯企業，以1500多萬元的價格獲得1000多萬元的利潤，兩款項掛賬一分未收。該關聯企業買該地并無能力開發，也沒有明確用途，只不過為幫助該上市公司不連續虧損，逃避被摘牌的命運而已。
上市公司如何造假？
會計信息實質是對企業經營行為的一種數量化反映：企業在一定期間內發生一系列經營行為，會計對這些行為的結果進行確認、計量、匯總，最終形成財務報表。上市公司要對會計信息作假，大致有兩種途徑：一是虛構經營行為或者有目的地制造非正常交易如關聯交易，從而影響企業會計業績；另一類則是在經濟事實確定的情況下，采用某種非正常的會計手段進行歪曲反映，產生誤導信息。
上述兩種類型中，后者由于受到會計制度一定程度的制約，操縱會計信息的空間有限，而第一種則空間大得多，往往可以使上市公司的目的“一步到位”，其中又當數“虛構經營行為”的“效果”最明顯，性質也最為惡劣。
虛構經營行為
最常見的就是虛構交易，增加銷售收入或其他收益，同時虛增資產。這類方式往往需要偽造經濟合同、銀行賬單、稅務發票、海關報關單等一系列法律憑證，它不僅違反了會計法規更是對合同法、稅法等重要經濟法規的公然蔑視和挑釁，是性質嚴重的經濟犯罪行為。近年來，國內上市公司發生了數起這樣的案例，手段直露，膽大妄為，這在國外上市公司中是極其罕見的。
比如2001年引起股市地震的銀廣夏，通過偽造購銷合同、偽造出口報關單、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偽造免稅文件和偽造金融票據等手段，虛構企業交易，虛增巨額利潤7.45億元，其中1999年1.78億元；2000年5.67億元。此外影響頗大的黎明股份、麥科特、藍田股份等案件也屬此類性質。
關聯交易方式
在第一類型中，做假公司除了虛構經濟行為外，更多的是通過與關聯方進行特殊交易，比如債務重組、資產置換、非貨幣交易等方式以達到操縱業績的目的。
出于正常經營需要的關聯交易本來無可厚非，早先法規對此也無過多限制，但近年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借交易之名，行操縱利潤之實，使得關聯交易成為向眾多績差企業輸送利潤的臍帶。每到年末，上市公司借助關聯交易進行“突擊重組”成為國內證券市場的一大景觀。
較早引起公眾對關聯交易普遍關注的是瓊民源案件，該公司在1996年的利潤總額5.7億中有5.4億是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權的情況下，通過與關聯企業（香港冠聯置業）及其他公司簽訂的未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的合作建房、權益轉讓等無效合同編造的。
利用會計手段
相比第一種類型，利用一些特殊會計手段歪曲反映企業經營情況，操縱會計信息，則顯得更隱蔽些，也更“專業化”些。這類方式在國外會計舞弊案件中更為多見。
任何制度都不是完備的,會計制度更是如此，它不可能對任何性質的經濟事件都提出具體的計量標準。
上市公司造假為何屢禁不止？
我國上市公司會計造假行為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市場規則不健全
我國自1990年12月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三年以后的1993年12月29日《公司法》才正式出臺，八年以后也就是1998年12月29日《證券法》才正式出臺，而有關《證券法》的實施細則和司法解釋至今仍未面世。盡管目前我們也有一些行政法規，如《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禁止證券欺詐行為辦法》、《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實施細則》、《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等等，但從實際執行的效果來看，仍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缺陷。一是法規出臺嚴重滯后于實踐的發展，立法似乎更多地是被動、消極地“堵窟窿”，缺乏預見性和超前性。二是法律法規的條文較粗。很多實際應強制披露會計信息的規定未列在其中，且披露的間隔太長，僅有中報和年報。三是法律法規的可操作性不強且執行不力，特別突出地體現在對違法者打擊制裁不力。違法者往往以接受行政處分代替承擔刑事責任；以繳納少量罰款代替沒收全部非法所得及附加高額罰款，特別是違法者沒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往往使得保護投資者利益成為紙上談兵。四是我國現行的會計準則仍有不少缺陷和漏洞，突出地體現在不能真實準確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
誠信環境遭污染
市場經濟說到底是信用經濟，信用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基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從最初的交換到擴大了的市場關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原則的。對于上市公司來說，財務信用首先是個有限的經濟資源，在某種意義上，財務信用就是上市公司目的地保險箱。有些上市公司不惜以信用不代價，公然違背信用原則，不僅造成財務混亂，而且自行喪失了賴以生存發展的有限資源。信用缺失在我國上市公司中已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面廣量大，影響惡劣，后果嚴重。它不僅涉及到上市過程，而且涉及到上市以后的經營管理、資產配置、資金運用、利潤分配、信息披露等方方面面。一項調查顯示，對于上市公司披露的財務會計信息，只有8.45%的個人投資者認為完全可信，而所有的機構投資者都認為不完全可信。這反映出上市公司財務信用的缺失已成為相當普遍的共性問題。
治理結構不完善
在我國的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著“一股獨大”的現象。不僅是國有企業改制公司如此，就是一些新上市的民營企業也有類似的問題。國有股“一股獨大”和國有股代表人長期虛化，造成許多上市公司存在治理結構不完善的問題，產生股東與代理人的角色錯位。“內部人控制”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內部人控制的核心是財務控制，從財務上說則可能發生虛假出資的問題，也可能存在管理層利用內部人控制下的關聯交易轉移利益和侵犯中小股東權益等問題，從而形成嚴重的代理風險和管理層道德風險，給公司規范運作和長遠發展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也直接影響了我國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
如何杜絕上市公司造假？
抓緊市場規則的完善
例如，制訂單獨的《信息披露法》或是抓緊《證券法》實施細則的出臺。特別是對于涉及到證券市場的命脈和基石的問題，應當機立斷，抓緊解決。另外，可考慮增加強制披露會計信息的頻率，如季報甚至月報。為了減少披露成本，還可以對報表進行適當簡化。完善市場規則，還要充分考慮到可操作性，特別是對違法行為的有效打擊和震懾上。例如，切實依法追究違法者的民事賠償責任；建立股東共同訴訟制度和股東派生訴訟制度，切實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中小股東的合法利益；建立次級舉證責任在辨方的責任，即一量受到指控，被告須自己舉證以證明自己的清白，否則即被判為違法。同時還應抓緊制訂一套符合國際規范的會計準則，在這一問題上不應片面強調中國特色。
建立誠信的經濟秩序
首先，誠信應該是全社會的誠信。政府、企業管理層和上市公司財會人員，都要遵循誠信規則，特別是各級領導應率先身體力行。一個失去誠信的資本市場，是沒有發展前途的。如果坑蒙拐騙能出效益、假賬能出成績、數字能出領導，那么資本市場休矣，更談不上加入WTO后與外國企業競爭。其次，建立上市公司信用評級機制。這種評定并不局限于盈利能力，也不只是PT和ST的劃分，而是著重于上市公司的公眾信譽，其中包括上市公司是否真實使用募集資金，信息披露中是否有公眾疑點，以及中介機構保留意見出現的頻率等等。并將這些指標構成上市公司的信用指數，為投資者提供投資依據。此外，發揮社會輿論的監督作用。這就包括發揮媒體作用，宣傳誠信思想；建立舉報制度，向社會公開舉報電話，引導全社會參與支持會計打假。
完善公司內部治理結構
完善公司治理結構要求理順委托方和代理方的利益關系，解決國有股產權主體虛位問題；通過權力分配、權力制衡和信息披露等機制，在公司內部控制機制上減少會計造假的風險。在制衡代理方和大股東在會計信息上的權力方面，除了建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制度和審計委員會制度外，還應加快會計管理體制改革，減少會計造假的機會。“會計委派制”就是會計職業社會化的一種有益嘗試。
凈化注冊會計師執業環境
特別是要強化風險意識，建立注冊會計師懲戒制度。我國應借鑒海外注冊會計師行業的管理經驗，盡快出臺《注冊會計師懲戒規則》，在中國CPA協會成立注冊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明確賦予它以懲戒權，與財政部門對注冊會計師的監督形成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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