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及對策

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及對策

摘要:本文主要從目前收入分配現狀及發展趨勢入手,分析這種現象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建議措施。

關鍵詞:城鄉差距;認識誤區;基本公共服務;制度轉型

中圖分類號:F12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751(2000)01-0016-03

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內部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16上升到1995年的0.28,尚處于合理區間,說明盡管這些年城市有一部分暴富,但大多數居民的收入差距尚不顯著。農村內部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5年的0.34,表明農村由于各個家庭成為獨立經濟主體,收入分配差距比城市要高,全國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317上升到1995年的0.445,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且比城市農村基尼系數要高出許多,顯示出城鄉差距目前仍較大,且改革開放以來,這一差距是擴大了,更為重要的是,農村、城市、全國的基尼系數都呈擴大趨勢〔1〕。福利指數表〔2〕改革階段第一階段(83年為例)第二階段(88年為例)第三階段(91年為例)第四階段(95年為例)福利指數農村A2454094911041城市B47291513023087全國C2634465841256從表中可看出,整個改革時期尤其是90年代福利指數有大幅上漲,全國居民總體上而言,生活水平提高很快,這也是改革能得到廣大人民擁護、真心贊同的重要原因,但也應看到,由于農村人口比例大,且城鄉差距過于顯著(進入90年代,這一差距迅速拉大了),所以全國的福利指數并不高。

1997年,我國城鎮最富有的1/5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46%,最貧困的1/5家庭僅占收入的6.04%〔3〕,表明目前形勢下,收入分配差距繼續呈擴大趨勢。

二、影響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1、認識上的誤區。如何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呢?傳統體制下,我們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本來是為實現理想中的“公平”,結果窒息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也葬送了效率,帶來的是“共貧”。所以,改革也就從打破平均主義入手,如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城市中的工資和效益掛鉤制度。隨著效率的提高,同時也使得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在八十年代,尚不嚴竣,九十年代以后,這一狀況明顯起來,引起大家對它的重新關注。政府的態度很明確,即“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可在實際中,由于“兼顧公平”需要政府支付一定的成本(如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犧牲經濟增長,所以只講效率、不顧公平的事在各地時有發生。加上過去吃“大鍋飯”的弊端,有些人認為一談公平,便有搞平均主義的嫌疑。事實上,盡管對公平有多種理解,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分配結果上的平均主義和收入相差懸殊都不是公平的體現。如果一些政府部門因怕人家說搞“平均主義”而不敢對收入相差懸殊進行調節甚至人為的拉大差距,那就是認識上的誤區了。

在理論界,面對收入差距的擴大,許多人從發展經濟學上找依據,主要是庫茨涅茲的“倒U型”理論和劉易斯的勞動剩余模型。從而認為收入差距擴大是暫時的,只要我們經濟發達了,實現了工業化,則這一問題自然會解決,因此,當前的任務就是保證經濟增長,而不要在公平上作過多的文章。實際上,庫茨涅茲的“倒U型”理論,只是根據一些可信度較低的數據而進行實證分析的結果〔4〕。劉易斯的模型是在“勞動力剩余”前提下,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部門轉移的一個理論〔5〕,對于中國這樣大的發展中國家,由于農村人口龐大,這個轉移過程將是漫長的,而且若考慮部門內部的轉移,則這個轉移過程在中國不僅漫長而且收入差距會很大。所以,就會有一個“穩定”的問題,社會得不到穩定,任何發展都無從談起。當然,這里并不主張不講增長,因為沒有增長即使最“公平”也只是“共貧”而已,所以走“增長與公平并重”〔6〕的道路對于我們國家可取性更大,即政府主要承擔公平責任,市場則追逐效率,實現增長與公平的統一。

我國城鄉差距之所以顯著,這與政府長期的認識和采用的政策有較大的關系。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為了支撐工業的發展,國家采用人為的方式使資源從農業向工業轉移。同時政府不允許農民“進城”,認為如果允許農民“進城”的話,可能導致現有城市規模急劇膨脹,引發許多社會問題,而且,政府要給城市居民各種補貼,大量農民“進城”,政府將不堪負擔。事實上,這種政策將城鄉割裂開來,導致大量的勞力擠在土地上謀生,使農業生產效率低下,反過來又束縛了工業的發展。當前農村消費市場啟動不了就說明了這一問題。其它國家發展的實踐告訴我們,現代化的過程也是城市化的過程,政府如果限制城市化,經濟將永遠停留在二元結構上。

2、制度轉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政府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是對的,也極大的激勵了生產力的發展,問題在于許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條件是“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1984年,我國開始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但同時伴生的竟是國有資產流失,損了國家而肥了一小撮“內部人”,特別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費午餐”〔7〕。這些年,因為監督機制缺位,甚至是權力的介入,產生大量黑色收入,導致一部分人暴富,為廣大人民深惡痛絕。另外,還有一些介于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收入”。西方把這種因享有特權而獲得的額外利益的現象稱為尋租行為。尋租泛濫,很多人產生嚴重的不平等。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較高的起點上,在新一輪的角逐中,進一步擴大了貧富差距。

3、改革中的一些正常因素也加快了收入差距的擴大。分配體制的改革,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平均主義,這必然會帶來收入差距的變化。尤其是要建立市場經濟,每個經濟主體都根據在市場中的貢獻獲取相應的報酬,無論是按勞分配還是按生產要素分配,各主體的市場參與能力不同,所得的收入當然有區別。衡量資源配置的效率時,有帕累托最優狀態和帕累托次優狀態。如果將大家都能從中獲利的改革,稱為帕累托最優改革;將一部分人能獲利,一部分人會受損,但整個社會獲利程度大于受損程度的改革稱為帕累托次優改革。那么,早期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和城市中的放權讓利措施就是帕累托最優改革,它普遍增加了大家的收益,引起的收入差距變動也較小;現在的教育體制改革、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就是帕累托次優改革,雖然對整個社會而言改革是必要的,但損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即使長期會受益,但眼前必然受損),也就是說一部分人分攤了改革的成本。在幅累托次優改革中,受益的人收入增加了,而受損的人收入受到影響。

三、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幾點建議

1、加速城市化進程

經濟發展,除了人均收入提高外,還應含有經濟結構的根本變化,其中兩個最重要的結構性變化是在國民產值中,隨農業比重下降而工業比重上升,以及居民在城市人口中的上升。〔8〕而我國的城鎮人口比例直到1996年僅是29.37%〔9〕,這與政府采取的限制城市化的政策有關,如將戶籍分為農業和非農業兩種,且采取措施人為的阻礙農業人口成為城市居民。過去是通過“離土不離鄉”來安置農村剩余勞動力,依托鄉鎮企業,強調就地轉移,這實際上排斥了“城市化”,因為許多鄉鎮企業所在地實際不具備城

市功能。由于同一產品由鄉鎮企業生產占地比城市要高出幾倍甚至幾十倍,1978以來,我國就地轉移農村剩余勞力約1.2億人,但損失的耕地也有7800萬畝,即每轉移一個勞力約帶走耕地0.65畝〔10〕,這個代價對于人多地少的我國是不能承受的。如果能在有條件的城市周圍擴建城區或建立衛星城,或將現有縣城、鄉鎮擴大,則將極大的促進目前不景氣的社會需求;另一方面還能逐步縮小城鄉差距。因為農村人均收入低的一個很重要原因是大量剩余勞力束縛在土地上,形成隱性失業,導致生產率低下,若能將一部分多余勞力擠出,農村生產率將提高,農民人均收入也會上升。

2、建立規范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消除市場的“馬太效應”,主要靠政府,靠財政轉移支付。目前,政府財政轉移支付沒有注重地區差別,如1994年稅制

改革,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稅收返還額是根據上年的基數來確定的;而政府向居民的轉移支付主要集中在城市,且方向不甚合理,如大量的企業虧損補貼。隨著改革的發展,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迫在眉捷,可現實情況是政府沒能負擔起應負的責任,資金投入往往不夠,而且廣大農村居民實際上是在保障范圍之外的(國家每年對貧困人口有一定的扶貧資金除外),這也是農村許多人收入嚴重不穩定的一個原因。當然,要加大對落后地區的轉移支付,調整政府對個人轉移支付的方向,有一個財力的問題,目前談論的“費改稅”就是要加強政府的財力,加上少搞一些重復建設,能否有助于建立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呢?

3、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加強落后地區的基礎建設

“科教興國”是我國的重要政策,但長期以來,政府在這方面的投入實際是不夠的。我國憲法明確規定,接受義務教育是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但政府沒能創造良好的條件,以致許多居民無法享有這一權利或履行這一義務。基礎教育,從理論上講應由政府提供,因此轟轟烈烈的希望工程助學活動實際表明政府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至于高等教育,應該說是準公共產品的范疇,如果完全采取收費制度,無疑會使很多低收入家庭無法將子女送入大學,可行的方法是走公立和私立相結合的道路,公立大學由政府提供經費,使那些優秀但貧困的學生能繼續接受教育,否則,教育上的不平等,勢必進一步導致收入的不平等。

在我國,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是很薄弱的,尤其是廣大農村,擁有的多是坑坑洼洼的泥土公路,供電設施陳舊而運行成本高昂,通信能力差,接受外界的影響低,這能不妨礙經濟增長嗎?要普遍提高這些地區人們的收入水平,關鍵要創造條件。投資于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眼前收益可能不大,但目前我國生產普遍過剩且失業嚴重,若有資金把勞力和產品結合起來,進行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對于目前和今后的經濟發展無疑有巨大的意義。

4、規范市場秩序,健全稅制,依法治國

“市場流行官場法則,官場流行市場法則。”是目前社會狀況的重要寫照。80年代,我國在價格上實行“雙軌制”,結果“官倒”流行,一部分人利用職權倒賣物資賺取價差而發了大財。90年代,又有一些“內部人”炒賣房產而成為巨富。這說明市場秩序不健全,競爭就不平等,就會人為的拉大差距。政府現在強調依法治國,要減少權力介入市場,懲治腐敗,在政策上是對的,關鍵在于嚴格執法。政府這些年,法律制訂了很多,實施效果卻有目共睹。因此,真正應在執法環節多下一些功夫。

稅制不健全也是目前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原因,例如遺產稅和贈與稅未開征,享有大量遺產和不享有遺產的人收入差距當然明顯。稅收征管方面也不容忽視,例如1995年,北京市個人所得稅80%以上來自工資薪金項目所得,工薪階層成了個人所得稅的大戶,而真正的高收入者則成了“漏網者”〔11〕。

注釋:

〔1〕基尼系數和圖形根據《中國經濟改革中收入分配》整理而成。李實等《管理世界》98.1

〔2〕阿瑪帝亞·森,福利函數S=Y(1-G),G為基尼系數,數據來源同〔1〕。Y為按1978年可比價格計算人均收入,沒折算成美元,全國人均收入為城市人均收入×城市人口比例+農村人均收入×農村人口比例,人均收入與人口比例摘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3〕經濟工作者學習資料,1999年第42期,P42。

〔4〕〔5〕〔6〕〔8〕《發展經濟學》(第四版)中國人大出版社,P36,P83,P87,P11。

〔7〕《現代化的陷井》今日出版社,吳敬璉著。

〔9〕《中國統計年鑒》1997。

〔10〕《當前中國亟待解決的經濟問題》中國人事出版社,P56

〔11〕《本屆政府的承諾》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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