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轉型時期我國失業理論的幾點思考

構建轉型時期我國失業理論的幾點思考

一、研究轉型時期我國失業問題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在這樣一個國度進行改革與發展，本身就是世界史上的最大實驗，潛伏著巨大風險性。
而隨著改革向縱深推進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我國的失業人口與日俱增，就業矛盾異常尖銳。據初步測算，我國農村目前剩余農業勞動力已達2億多人，每年大約有1000多萬人要求轉入城市產業部門就業。而城市本身就業壓力也很大。除每年新增就業人口800多萬人需要收納之外，目前國有企業大約有3000多萬冗員隨著國企改革的深入面臨下崗、失業的威脅。所以，我國農村人口城市化遇到了來自城市失業人口的激烈競爭。與此相聯系，我國農村流動就業人口的規模正在迅速擴張。
種種情況表明，當前我國存在的失業劇增和就業壓力極大現象已經成為擺在理論界和決策層面前，亟待從理論上作出分析、從現實中加以解決的“難題”。
有鑒于此，中共十六大報告把“增加就業”作為我國宏觀經濟調控主要目標之一，同時提出：“就業是民生之本”，“擴大就業是當前和今后長時期重大而艱巨的任務”，“國家實行促進就業的長期戰略和政策”。足可見高層決策者對現階段就業問題的高度重視。
從理論上講，研究轉型時期我國失業問題具有十分重大意義。由于中國具有自己的現實國情和“本土化”特征，因此任何國外的“失業理論”對中國來說，均只具有借鑒作用，而不具備“完全替代”功能，中國需要構建符合本國實際的失業理論。目前理論界對轉型時期我國失業理論和就業問題雖然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析與思考，但是并未形成理論上的突破，更別說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理論體系”了。可以說，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失業理論目前在我國還是一個空白與盲點。因此，全方位、多角度、深層次地對轉型時期我國的失業問題進行理論上的分析與研究，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從現實的角度看，解決就業壓力問題事關我國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其現實意義自不言待。
二、如何對待既有的“失業理論”？
1、 堅持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失業理論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就是因為它是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是經得起實踐檢驗的。在中國，從毛澤東思想到鄧小平理論，再到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無不體現著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鮮明時代特征。
因此，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就是，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又要發展馬克思主義。同樣，在對待馬克思主義失業理論問題上，也要采取堅持與發展的態度。
馬克思失業理論內容豐富、博大精深，具體而言，其要點主要包括：勞動力商品論；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論；資本積累與相對過剩人口論。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力成為商品要具備兩個基本條件：其一，勞動者有完全的人身自由，是自己勞動力的所有者，有權自由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其二，勞動者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生產資料，也沒有其它生活資料來源，只能靠出賣勞動力來換取生活資料。勞動力成為商品是解決資本總公式矛盾亦即資本增殖的根本條件。
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以后，在資本積累過程中，資本有機構成隨著生產技術的改進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呈現出不斷提高的趨勢，而這必然會導致兩種對立趨勢的出現：一方面是資本對勞動力的需要相對地、有時甚至絕對地減少的趨勢；另一方面是勞動力的供給迅速增加的趨勢。其結果，必然造成大批工人失業，形成資本主義制度所特有的相對過剩人口。相對過剩人口是資本積累的產物，而它反過來又成為資本積累的杠桿，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和發展的必然條件。因為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周期性，需要有一支龐大的失業大軍，即產業后備軍。
構建轉型時期我國失業理論應當以馬克思主義失業理論為基礎，這是毋庸置疑的。與此同時，實踐的發展要求我們必須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其進行發展與創新。
當前，理論界在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是不是商品”的問題上還存在著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觀點與看法。在習慣于用傳統方式思維的人看來，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不是商品，因為一旦承認了社會主義勞動要素的商品屬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最后界限就不存在了。其實，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單純從市場經濟的角度講，二者并沒有本質的區別，差別也許僅僅在于發達程度不同。這一點，小平同志早有精辟論述，“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在市場經濟中，不僅消費品的生產、交換和分配要借助于市場機制的調節，而且包括勞動在內的生產要素的配置，也必須借助于市場機制的調節才能更好地實現。這一點無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概莫能外。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區別并不在于是不是市場經濟，也不在于勞動、土地等生產要素是不是商品，二者的根本區別恐怕還在于所有制結構和分配制度不同。
由于理論上否定勞動要素的商品屬性，在實踐中，勞動資源長期以來一直由國家通過單一的計劃實行統包統配。即使在經濟體制改革開始以后，舊的勞動人事制度的改革依然起步緩慢；與其它生產要素相比，勞動資源的商品化進程要緩慢得多，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國就業問題的解決乃至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
其實，既然承認社會主義是市場經濟，也就應當承認勞動資源的商品屬性。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僅產品的生產和交換要依靠計劃指導下的市場調節來實現供求平衡，而且勞動資源等生產要素的生產和分配作為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統一體的組成部分，也必然要借助市場微觀調節與國家宏觀調控共同發生作用，才能使各種資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和有效的利用。不僅如此，在某種意義上說，勞動資源等生產要素的商品化，正是產品商品化的基礎和前提：只有生產要素的價格理順了，整個產品的價格體系才能合理；只有當生產要素按比例分配時，整個社會生產才能按比例進行。因此，開放勞動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由市場價格調節勞動資源的合理流動，是深化分配制度、勞動人事體制、解決我國就業壓力乃至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
主張勞動要素非商品的人所持的一個主要觀點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是生產資料和社會的主人，如果勞動要素成了商品，豈不否定了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其實，勞動者當家作主與勞動要素成為商品，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根本不構成一對矛盾。這里所說的是勞動要素成為商品，而不是勞動者本身成為商品。勞動要素是勞動者所具有的一種能力或資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勞動者能夠出賣自己的勞動產品，為什么就不能出賣自己的勞動這一生產資源呢？實際上，勞動者親自生產和出售某種具有社會使用價值的商品從而換回自己所需要的另一種商品，這與他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取得一定的貨幣工資并換回相應的商品沒有本質的區別。況且，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是通過他們參與企業的民主管理并實際占有生產資料所帶來的收益而實現的，勞動者的社會主人翁地位是通過參與國家政治生活、行使民主和公民權利而體現的，這與勞動者是否把自己的勞動資源作為商品出售并沒有直接的本質聯系。
概言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與勞動要素商品化是可以

并存和統一的，我們不妨從政治制度、經濟制度、體制變革等三個層面來加以闡述：從政治制度層面上講，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勞動者是國家的主人，其主人翁地位是通過參與國家政治生活、行使民主和公民權利來體現的；從經濟制度層面上講，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基礎、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勞動者是公有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其作為企業主人翁的地位是通過參與企業的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憑借公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占有相應的資產收益來得到體現的；從經濟體制層面上講，市場化取向的改革目標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勞動要素的商品屬性，即不僅各種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是商品，而且諸如勞動、資本、技術、土地等生產要素同樣也是商品。
理論的創新和實踐的發展要求我們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勞動力同樣也是商品，這是不容爭辯的客觀事實與真理。
2、 借鑒和吸收西方失業理論的有益成分
由于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一般比較發達，因此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失業理論相對較為成熟。這些理論對于構建我國轉型時期的失業理論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在西方經濟學中，具有代表性的失業理論主要包括：凱恩斯主義失業理論、古典主義失業理論、菲利普斯（曲線）失業理論、奧肯定律、現代失業理論、蒙德爾開放經濟失業理論、發展經濟學隱蔽失業理論、新古典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失業理論等。
雖然西方國家與我國國情不同，且市場經濟發達程度差異較大，但是西方失業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同樣可以用來解釋我國的失業現象。在我國，可以比較清楚地觀察到失業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替代關系。失業與經濟增長周期關系密切，高增長率和低失業率相伴隨，低增長率和高失業率相伴隨是一般的經濟現象。有關實際增長率和失業率的變化之間的關系被稱之為奧肯定律。按照奧肯定律所估計統計結果，實際增長率高于潛在增長率一個百分點，失業率會下降半個百分點。
盡管奧肯定律是對美國實際經濟增長率與失業率間長期內在關系的一種表述，但卻具有普遍的意義。在我國，GDP增長率的峰頂與失業率的谷底遙遙相對，表現出較高的經濟增長率與較低的失業率之間也存在比較穩定的替代關系。
與奧肯定律略有不同，菲利普斯曲線描述了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的替代關系。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痛苦的經濟“滯脹”時期以后，有關通貨膨脹率 與失業率之間的替代關系理論已經被修正，從長期看通脹率與失業率之間不存在替代關系已經得到了證明。但從中國目前的情況看，二者之間還存在著較為明顯的相互替代關系。這一方面是源于中國的市場經濟還不發達，預期對于總供求均衡的影響還不夠顯著；另一方面我國現在出現的比較嚴重的失業問題，主要是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有持續壓力，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及體制問題在近年來比較集中地釋放出來。
三、構建我國轉型時期失業理論框架的主要設想
構建轉型時期中國的失業理論體系，應當立足中國國情和“本土化”特征，同時還要借鑒國外既有和相對較為成熟的失業理論。這種理論體系應當是涵蓋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以及其它相關學科的多門類、跨專業的綜合性、系統化的“大理論”，因此其難度和復雜性可見一斑。
基于此，我們認為，以下內容是構建我國轉型時期失業理論框架應當予以重點關注的：
1、 轉型時期中國失業問題面臨的背景因素
轉型時期我國失業問題面臨的背景因素主要包括國內背景、國際背景以及時代背景等，分析、研究我國失業問題必須要考慮這些因素的影響作用。
——關于國內背景分析
當前，中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時期，這意味著我們肩負“轉型與發展”的雙重任務，經濟改革與社會轉型遇到的矛盾相當尖銳、問題異常復雜，由此帶來的失業問題與就業壓力空前艱巨、十分棘手。
一方面，在現有體制、現有技術狀況下，農業已有2億富余勞力，工業中也有幾千萬下崗、待業者；另一方面，改革的推進與深化勢必要進一步使城市和農村釋放出更多富余人員；再一方面，我國總人口還在上升，每年的新增勞動力數量亦很可觀；由此引發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和社會問題日益顯現和突出。所有這些均表明，增加就業、減少失業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關于國際背景分析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進程，是在現代高科技條件下經濟社會化和國際化的歷史新階段。它不僅使大部分國家融入世界經濟的整體運行之中，而且深刻地影響著各國經濟的增長與發展。
作為發展中國家，經過20余年的改革開放，國民經濟結構、經濟增長方式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變化，中國經濟已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并逐步開始融入世界經濟的全球化進程中。
加入WTO，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成員，標志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一個新階段。與此同時，這也意味著在一定時期和某個階段，我國國內那些競爭力不強的行業和企業將會受到較大沖擊，隨之而來的便是失業人數劇增、就業壓力加大。
這種開放經濟條件下產生的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非對稱沖擊”現象（即大量國外商品蜂擁而至和我國勞動力無法大量輸出，進而使我國失業問題更趨嚴重）應當引起各方的關注。
——關于時代背景分析
世紀交替之間，人類社會迎來了又一次全新的產業革命時代——新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時代）。這里的新經濟，是指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術（IT）革命以及由信息技術革命帶動的、以高新技術產業為龍頭的經濟。
新經濟時代的到來，使歷史又行進到了一個新的交匯處。
目前，在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的大環境中，我國面臨的是發展高科技產業和提升傳統產業技術水平的問題，這是我國新經濟起飛的基本條件。
然而，發展高科技與龐大的勞動力供給之間形成了一對非常明顯的矛盾，如何在技術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之間尋求一個最佳結合點，同樣也是擺在理論工作者面前亟需作出回答的問題。
2、 轉型時期我國失業問題的階段劃分
1978年以前，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實行的是“剛性就業”政策，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謂“失業”問題。但隨著我國進入經濟社會轉型時期，這種“大一統”式的剛性就業格局被逐步打破，其所隱含的風險隨之得到釋放，“剛性就業”的后遺癥也逐步顯現出來。因此，在對轉型時期我國失業問題進行階段劃分時，不應忽視對傳統計劃體制下的“剛性就業”問題的分析與思考。
1978年以來，根據轉型時期我國失業率的變化情況，可將我國失業問題分為以下階段：
1978—1989年，在這個階段，我國經歷了80年代初和80年代末兩次失業高峰期。
1989—1992年，是我國失業轉緩階段。
1992—1997年，這一階段是我國失業率快速上升時期，1997年底城市登記的失業率已達3.2%。
1997—至今，我國失業問題日益突出，就業壓力不斷加大。
未來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生勞動力增長的又一個高峰期。“十五”期間我國城鄉將有1.9-2.1億人需要尋求就業崗位。從勞動力需求情況看，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估計，按目前的就業彈性，如GDP年均增長7-

8%，每年大約能提供560-700萬個就業崗位，五年共提供2800-3500萬個就業崗位；“十五”期間，企業自然減員騰出的就業崗位大約有4000萬個，兩項合計總供給為6800-7500萬個崗位。由此可見，“十五”期間我國勞動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3、 轉型時期我國存在的主要失業類型
根據造成失業原因的不同，可以將我國轉型時期的失業大致分為以幾種類型：
——轉型性失業，即由于經濟體制轉型（傳統計劃經濟轉為現代市場經濟）和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由粗放性經營轉為集約性經營）所造成的失業現象。這種類型的失業主要集中在城市部門、國有企業等。
——隱蔽性失業，是指勞動邊際生產率等于或接近于零時的就業，亦即由于人多地少的國情產生的一部分勞動者從農業中撤出而不會使總產量減少，這部分被撤出來的勞動者就是處于隱蔽性失業狀態。此類失業一般主要分布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
——結構性失業，是指由于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升級而造成的失業。一般地，這類失業主要集中在第一產業的農業和第二產業的工業等領域，而作為第三產業的服務業則是吸納失業人員和提供就業崗位的主要場所。那些面臨產業升級的傳統行業同樣存在較大失業壓力。
——摩擦性失業，這是指由于社會流動性增強所導致的找工作需要時間而產生的失業現象。此類失業更多反映的是社會轉型與變遷。
——追浪性失業，這是指由于人口自然增長對本已高企的失業率形成逐波推高之勢（就像大海起潮時出現的一浪高過一浪的“追浪”現象），使得失業問題更趨嚴重。
只有對產生失業現象的原因進行具體分析，進而作出類型劃分，才能對癥下藥，采取相應舉措加以解決。
4、 轉型時期應對我國失業問題面臨的幾對矛盾
我國的現實國情和“本土化特征”決定了在解決轉型時期的失業問題時，不可避免要遇到如下幾對矛盾：
——失業理論的滯后與失業問題日益嚴峻之間的矛盾
當前，我國在失業理論方面的研究相對滯后，主要表現為：受傳統觀念束縛，人們對勞動力商品屬性、勞動力市場、勞動要素配置、就業、失業、再就業等基本概念的認識模棱兩可、含混不清；雖然理論界對轉型時期我國失業理論和就業問題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析與思考，但是并未形成理論上的突破，更別說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理論體系”了。可以說，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失業理論目前在我國還是一個空白與盲點。
然而，現實情況卻是，隨著改革向縱深推進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我國的失業問題日益嚴峻，失業規模逐步擴大，失業層面不斷加寬，治理失業的難度更加明顯。
由此，失業理論的滯后與現實問題的嚴峻之間形成強烈反差與對比，這應當引起理論界的高度關注。
——政府管制壁壘與勞動力市場化之間的矛盾
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實行的是“大一統”式的剛性就業制度，勞動力一般是不能自由流動的，只能通過計劃調配。尤其是不同所有制之間勞動力的流動更是壁壘森嚴。在不同行業、企業、事業、行政部門之間的勞動力流動不僅要受到國家規定的政策和條例的限制，而且還要受到許多部門和單位自行制定的“土政策”的限制。
進入轉型時期，市場化取向的改革目標決定了我們必須建立較為完善的勞動力市場，通過市場機制來對勞動要素和人力資源進行合理有效配置。而目前我們在國有企事業單位、公共事業部門實行的人事制度、勞動管理制度明顯滯后于就業體制改革步伐，這對于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培育和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二元經濟結構下農村和城市兩個“市場”的非對稱性或勞動力單向轉移的矛盾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有著其他發展中國家共同具有的一個典型特征，即“二元經濟結構”。在這種二元經濟結構下，中國的市場化是與工業化聯系在一起的，面臨著市場化與工業化的雙重轉型。
與一般發展中國家不同，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并非主要取決于經濟發展因素，而是明顯受到體制和人為因素制約。我們不僅存在發展經濟學描述的“現代的”與“傳統的”二元經濟結構，而且還存在著與這一經濟結構交錯在一起的“二元社會結構”。戶籍制度以及相關的社會福利制度造就了整個社會“農業”和“非農業”的人口結構，它在實際上使農村和占70%以上的農村人口被排斥在了現代工業文明之外。
農業生產方式的轉化是以人口城市化為標志和動力的，而在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條件下，由于農業人口向非農領域轉移的速率緩慢，一方面城市經濟不僅難以有效帶動農村發展，而且其自身的結構升級也受到嚴重制約；另一方面，在人多地少的尖銳矛盾中，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與農業產業化、市場化始終難有大的突破。因此形成了二元經濟結構下農村和城市兩個“市場”的非對稱性或勞動力的單向轉移，即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而這種轉移是與經濟轉型同步發生的，這就意味著，當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地向城市中的工業涌來時，工業中對勞動力的需求已經由于其本身開始進入內涵發展階段并主要依靠技術進步來實現增長而逐步下降了。換言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工業的轉移是與工業中技術、資本對勞動力的排擠同時發生的。
這種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與經濟轉型的同步化，無疑加劇了我國失業問題的嚴峻性和復雜性。
——全方位對外開放與國內大量勞動力被“拒之門外”之間的矛盾
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標志著我國的對外開放進入一個新階段，隨之而來的是國外商品的大舉進入，我國面臨著進口擴張的極大壓力，國內那些競爭力不強的行業和企業將會受到較大沖擊，失業人數趨于增加。
與此不對稱的是，由于國外勞務市場并未對外承諾“全方位開放”，因此我國國內大量剩余勞動力相應被“拒之門外”，這種開放經濟條件下產生的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非對稱”沖擊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與思考。
——人口自然增長與經濟增速減緩之間的矛盾
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長期實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已使我國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但是由于人口基數大，每年凈增人口數仍在1300—1400萬之間，這使中國原本沉重的人口包袱更加沉重。而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我國勞動力數量同樣也是世界第一，并且增長速度一直很快。據統計，2000年我國勞動力數量為6.77億左右，比1995年凈增4800萬，年均增加960萬，到2010年將達7.52億左右，比2000年凈增7500萬，年均增加750萬。
然而，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一個顯著特征是，經濟增長速度已從高速擴張轉向近年來的自發收縮態勢，經濟增速明顯減緩。而我國失業問題的日益突出和就業壓力的不斷加大，又對保持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提出了渴求。這就要求我們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必須把經濟增長與解決就業二者結合起來進行考慮。
5、轉型時期解決我國失業問題的對策分析
首先，要廓清理論認識上的模糊概念。
當前，必須要廓清理論認識上的模糊概念，明確承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的商品屬性。只有擺脫理論上的束縛與羈絆，我們才能按照市場化取向改革的要求，建立完善的勞動力市場，通過市場機制合理配置勞動要素和人力資源，從而更好地解決實踐中存在的失業人數劇增和就業壓力過大問題。
然后，確立“就業優先增長”的宏觀政策目標。
從我國目前的發展現狀

來看，今后我國應當確立“就業優先增長”的宏觀經濟目標。
第三，在農村和城市之外開辟和拓展“就業新空間”。
由于我國農村的大量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而城市自身尚有為數較多的下崗、失業人員以及新增就業人員，這就形成了農村和城市失業人員之間的“互相擁擠”、“相互排斥”現象，同時也意味著我們必須在農村和城市之外開辟和拓展“就業新空間”。
現在看來，大力發展小城鎮不啻為一條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有效途徑。位于城鄉結合部的小城鎮，既可以容納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而且也能夠吸引一部分城市失業人員。這種星羅棋布的小城鎮一旦形成規模，其就業吸納能力和就業容量同樣是十分可觀的。
第四，建立以勞動密集型制成品為主的出口導向型貿易戰略。
加入WTO后，我國面臨進口擴張的極大壓力，因此出口規模必須以較快的速度增長，特別是選擇以勞動密集型制成品為主的出口導向型貿易戰略，這不僅符合我們的現實國情，而且有利于擴大就業和保持國際收支平衡。
最后，選擇和開發適用先進技術。
我國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而資本相對短缺，這就決定了我們應當選擇那些使用勞動多、資本少的技術進行生產。這些適用技術主要包括：對發達國家的技術進行外圍改造，即在輔助操作（如材料處理）中盡量使用勞動力；從國外引進勞動相對密集但對發展中國家仍然適用的技術；大力開展鄉土技術的研究與推廣，這樣可以逐漸減少對國外以資本密集型技術為特征的進口資本品的依賴。此外，我們還應把開發和推廣適用技術與大力發展中小企業結合起來，因為這些企業一般都使用勞動密集型技術，它們的發展，既可以促進收入水平的提高，又可以大大增加就業機會。
主要參考文獻：
1、江澤民，2002：《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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