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優勢與發展戰略——對“東亞奇跡”的再解釋
本文認為，在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上，除了立足于趕超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以外，還有一種更為成功的經濟發展道路，即比較優勢戰略，這是日本和亞洲 " 四小龍 " 實現經濟成功的核心所在。比較優勢戰略使得經濟發展在每個階段上都能發揮當時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從而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并提升資源稟賦的結構。文章指出，實行比較優勢戰略要求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發揮政府維護市場競爭性和規則性的經濟職能，并特別表現在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上。比較優勢戰略與金融危機沒有必然聯系，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機的作用。
在經濟上趕超先進國家，幾乎是所有落后國家和地區的熱切愿望。然而，幾乎所有實行趕超戰略的經濟，大都陷入諸如日益加深的城鄉貧困化、曠日持久的高通貨膨脹以及積重難返的經濟結構失衡的困境之中。如果這種趕超戰略是惟一的選擇，我們又沒有發現任何采取其他戰略成功地實現趕超發達經濟的事例，則還不能說趕超戰略失敗了，只能說這種戰略的推行和結果是無法回避的。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一些沒有采取趕超戰略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反而取得了快速的經濟增長，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的明星。第一個成功的事例發生在日本，緊隨其后的是地處東亞的韓國、新加坡、中國的臺灣和香港。在過去數十年，這些經濟以與其他發展中經濟相同的起點，實現了完全不同的發展績效，成為世界經濟中高速、持續經濟增長的典型，被譽為 " 東亞奇跡 "( 世界銀行， 1995 年 ) 。這些成功的發展事例，是否代表了一種可供替代的發展戰略，這種發展戰略的不同之處何在，它對經濟發展理論提供了哪些新的知識，以及當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之后這種發展戰略是否還站得住腳，是本文嘗試回答的問題。
一、對 " 東亞奇跡 " 的不同解釋
與大多數發展中經濟一樣，日本和亞洲 " 四小龍 " 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從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上起步的。特別是亞洲 " 四小龍 " 國家和地區，其工業化水平在 50 年代初期仍然很低，資本和外匯十分稀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有 100 美元左右。但是，這些經濟在二三十年的時間里持續、快速增長，并且隨著資本、技術的積累，它們又逐步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業，成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進入或接近發達經濟的行列。值得指出的是，在這些經濟中，高速增長還伴隨著收入分配的相對均等、經濟結構的優化以及一系列社會福利指標的提高。
關于日本、東亞 " 四小龍 " 何以能夠成功地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從而達到趕超發達經濟的目標，學術界存在著種種不同的解釋。有不少研究者的解釋已經超出了經濟范疇，以為這些經濟的成功與經濟因素無關。其中一種是從文化的角度進行解釋。例如，有人觀察到日本和亞洲 " 四小龍 " 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認為勤懇耐勞和奉行節儉的儒家文化是這些經濟實現成功趕超的原因 ( 例如金耀基， 1987 年 ) 。如果事實真正如此，其他國家實現經濟成功發展的機會就相當有限了，因為文化是不同的，而且難以在短期內發生變化。然而問題在于，這些國家和地區長期以來就一直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之下，但為什么它們并沒有在 16 世紀、 17 世紀率先實現現代化和經濟發展 ? 此外，同樣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許多其他國家并沒有實現同樣的經濟成功，而許許多多與儒家文化無緣的國家卻更早地實現了經濟現代化 ? 〖注：如果要說儒家文化的影響，中國應該執天下之牛耳。但是，近代中國經濟落后的歷史表明，作為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她的經濟發展績效并未得益于這種文化傳統。相反，有著類似的思想方法的文化極端主義者，卻知恥于落后挨打的民族地位，喊出了 " 打倒孔家店 " 的口號。可見，用儒家文化解釋不了 " 李約瑟之謎 " ，也無法回答東亞奇跡產生之謎，正如這種解釋本身就否定了用所謂 "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 對著名的 " 韋伯之疑 "(Weber,1991) 所作解釋的有效性一樣。〗
第二種解釋是由一些從政治地理的角度觀察問題的學者做出的。他們認為，由于長期的東西方冷戰，美國和西方國家向日本和亞洲 " 四小龍 " 提供了大量的投資和援助，以期減弱社會主義陣營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同時美國也更加樂于向這些國家和地區轉移知識、技術和開放市場 ( 例如 Haggard,1988,p.265;Woo,1991,p.45) 。然而，當年卷入冷戰的國家遠不止這些實現成功趕超的經濟，為什么成功者寥寥 ? 按照這個邏輯，亞洲的菲律賓和大量拉丁美洲國家都應該在這個成功者的名單上；而恰恰是這些國家成為經濟發展不成功的典型事例。可見，由于冷戰的需要而形成的政治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充其量可以視為促進成功的經濟發展的輔助性因素，而遠非決定性因素。
從經濟學角度解釋東亞成功原因，吸引了許多經濟學家的興趣，并提供了各種不同的假說。我們可以將這種種觀點歸納為三類。提出第一種假說的學派以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為代表 ( 參見 World Bank,1993;James,et.al,1987) 。他們認為這些經濟的成功是由于實行了自由市場經濟，價格扭曲較少，資源配置得當且效率高。但這種解釋過于理想化了，因而遠遠不能令嚴肅的觀察者滿意。因為人們同時很容易觀察到，事實上，這些經濟同樣存在著明顯的政府干預，競爭障礙乃至價格扭曲和貿易保護也是存在的。例如，臺灣省、韓國和日本都曾經積極地采用了進口限額和許可證、信貸補貼、稅收優惠、公共所有制等等手段，以培育和保護其幼稚產業。
與此恰好相反，以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 Alice Amsden(1989) 和英國經濟學家 Robert Wade(1990)&n
bsp;為代表的另一學派提供的解釋是，這些經濟的成功是由于政府有意識地扭曲價格、限制市場的作用、利用產業政策來扶持某些關鍵性的戰略產業。誠然，這些干預的確存在，可是，許許多多存在著經濟干預和扭曲價格的經濟，卻往往成為經濟發展最不成功的例子。許多推行趕超戰略的國家，就以其發展經驗表明這種理論假說缺乏說服力。
第三種假說把日本和亞洲 " 四小龍 " 經濟發展的成功歸結為這些國家實行了外向型發展政策。由于實行外向型發展戰略需要介入國際競爭，所以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產業必須具備競爭力，從而必須是有效率的 (Krueger,1992) 。因此，這種觀點認為，國際貿易對于經濟發展的成功是至為關鍵的。然而，需要質疑的是，經濟的外向型究竟是經濟發展的結果，還是導致經濟發展的原因 ? 如果是后者，完全可以不惜代價地人為推行出口鼓勵型的發展政策，提高貿易在經濟中的比重，以便達到經濟發展的目標。實際上，那些推行趕超戰略的國家，也經常把鼓勵出口作為其趕超的一個手段。但由于采取的是扭曲價格和匯率以及直接補貼的辦法鼓勵出口，就不可避免地導致資源配置的失誤，經濟仍然陷入重重困境。最近一些經濟研究也發現出口比重和一個經濟總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并沒有顯著的關系 (Lawreace,et al.,1999) 。
二、一種可供替代的發展戰略
任何一種有效的理論，一方面需要在邏輯上具有內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需要在經驗檢驗中站得住腳。上述關于日本和亞洲 " 四小龍 " 成功地實現經濟趕超的解釋，無疑都觸及事物現象本身的某個方面，但都沒有揭示事物的本質，因而相互之間是矛盾的，而且各自的解釋力都在這種矛盾中彼此抵消了。因此，我們所要提出的理論解釋應該是一種能夠包容上述假說的。
從日本和亞洲 " 四小龍 " 的發展經驗來看，它們的經濟發展是一種循序漸進的過程。一個與趕超戰略截然不同的特點就是，它們在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上，都能夠發揮當時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而不是脫離比較優勢進行趕超。表 1 表明，這些經濟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上，由于不同的比較優勢，形成的主導產業也不一樣。一個共同的規律是，隨著經濟發展、資本積累、人均資本擁有量提高，資源稟賦結構得以提升，主導產業從勞動密集型逐漸轉變到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面。
資料來源： Ito,Takatoshi,"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Are Its Features Idiosyncratic or
Universal?",paper presented at the Ⅺ th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at Tunis,December 17-22 ， 1995. 無論是日本還是亞洲 " 四小龍 " ，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沒有明確地宣布過它們實行怎樣的發展戰略。毋寧說，除了香港之外，這些經濟在發展的早期，都曾經嘗試推行進口替代政策或者說作為次級進口替代階段的重化工業優先發展政策。如果照那樣的道路走下去，我們今天也許沒有機會討論所謂的 " 東亞奇跡 " 了。但是，這些經濟與其他發展中經濟不同之處在于，由于這些經濟感受到趕超戰略的高成本和沉重代價，因而較早地放棄了與其比較優勢相抵觸的趕超戰略，轉而按照各自的資源稟賦條件，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從而增加了出口和經濟的外向型程度，達到了比較優勢的充分利用。雖然它們對這種發展戰略從未明確表述，但是可以看出其特點是主導產業在發展過程的每一個階? 味甲裱?司?醚е興?檔?nbsp;" 比較優勢原則 " ，因此，我們稱之為比較優勢戰略。
日本和亞洲 " 四小龍 " 為什么能夠不同于其他發展中經濟，而在較早的階段上放棄趕超戰略呢 ? 經濟學家也嘗試做出解釋。而我們將這些經濟與那些固守趕超戰略的經濟作比較時，會發現兩者截然不同之處在于前者的人均自然資源占有水平很低，同時人口規模較小。趕超戰略是一種效率很低、浪費很大的發展道路，一個經濟能夠在多久的時期持續推行趕超戰略，通常取決于兩個因素。第一是人均自然資源的豐裕程度。自然資源可供無償開發的程度，決定了一個經濟在低效率的發展戰略下得以延續的時間長短。第二是人口的規模。人口規模的大小決定了對資源浪費的人均負擔程度，相對小的人口規模就無法維持長期的資源浪費。
日本和亞洲 " 四小龍 " 由于經濟規模太小、人均擁有的自然資源太少，在發展的早期，政府每次想要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時，馬上就遇到財政赤字增大、外貿收支不平衡、通貨膨脹過高的難題，因而無法堅持下去，只好放棄政府的積極干預，而由企業自由選擇。企業要實現利潤最大化這個目標，在選擇技術和產業時，就必須以充分利用經濟中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為出發點。日本和亞洲 " 四小龍 " 遵循比較優勢發展經濟，是在政府放棄了趕超戰略后企業自發選擇的結果。可見，它們都沒有把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作為一種主動的政策選擇。但是，既然它們成功的經驗表明遵循比較優勢原則可以快速地發展經濟，作為后來者，就應該以此作為替代傳統趕超戰略的一種主動的戰略選擇。
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趕超戰略與比較優勢戰略之間的一個最重要的差別。無論是早期重商主義者、德國的歷史學派經濟學、以及 " 霍夫曼定律 " ，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傳統發展經濟學中五花八門的發展戰略的倡導者，以及推行形形色色趕超戰略的實踐者〖注： 80 年代世界銀行邀請那些曾經以某種發展理論和政策而著稱一時的經濟學家以及一些評論家，回顧了他們理論的實施效果，后來形成文集 ( 邁耶等， 1988 年 ) 。〗，都把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差異看做是發達經濟與落后經濟之間的根本差別。于是，發展經濟學文獻中的 "
;大推進理論 " 或 " 中心 - 外圍理論 " ，實踐中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都把提升一個經濟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視為經濟發展和趕超發達經濟的同義語〖注： " 發展不可避免的先決條件就是工業化 "( 普雷維什語，見伊特韋爾等， 1992 年，第 1001 頁 ) ，而 " 重工業的發展就是工業化的同義語 "( 尼赫魯語，見孫培均主編， 1991 年，第 51 頁 ) 就是最典型的一些說法。〗。為了提升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這些國家或地區高度動員有限的資源，人為地扶持一兩個資本密集型的產業。
問題在于，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升級，都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內生變量，即它們僅僅是發展的結果，或者說是一個經濟中資源稟賦結構變化的結果。資源稟賦結構是指一個經濟中自然資源、勞動力和資本的相對份額。自然資源通常是給定的；勞動力增加的速度取決于人口的增長率，國家之間并無巨大的差異，一般在 1%-3% 之間；所以，惟一可以有巨大的增長差異的資源是資本。有的國家可以達到年平均 20%-30% 的資本積累速度，而有的國家僅能達到 10% 甚至更低的年平均資本積累率。如果這種差異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譬如說一個世紀，將會產生巨大的不同。因此，當我們討論資源稟賦結構的提升時，事實上是指資本相對豐裕程度的提高。
在發展的早期階段或當今的發展中國家，資源結構的特征是資本的嚴重缺乏。在通過扭曲要素價格和其他經濟管制人為推行重工業化的情況下，所能做到的也僅僅是把有限的資本傾斜地配置到幾個產業上，與此同時必須壓抑其他產業的發展。由此必然產生的幾個問題是：
第一，以犧牲經濟整體進步為代價的少數產業的趕超，不足以支持資源結構的升級或總體經濟實力的提高。受保護產業沒有競爭力，利潤低，經濟剩余少；受壓抑產業沒有資本，也難以形成有效的生產力，因此也提供不了足夠的資本積累。在這種狀況下，資源結構的升級最終只能落空。前蘇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由于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國家用強制性計劃手段動員資源，使其軍事工業和空間技術產業得到高度發展，在冷戰期間堪與超級大國美國媲美，其工業產值與發達經濟比較也不算低，但在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衡量的綜合國力和資源結構水平上，前蘇聯與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差距并未縮小。更重要的是，前蘇聯在民生工業上極端落后，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改善。第二，趕超戰略所扶持的產業部門，由于不符合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只好完全依賴于扭曲價格和國家保護政策才得以生存。在缺乏競爭的條件下，它們固然可以成長起來，并在統計意義上改變國家的產業結構狀況，但這些產業必然是缺乏效率的，毫無競爭能力可言。中國在改革過程中，國有企業特別是那些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國有企業所面臨的窘境就證明了這一點。第三，在趕超戰略下，違背比較優勢所形成的畸形產業結構與勞動力豐富的資源結構形成矛盾。這種偏斜的產業結構大大抑制了對勞動力的吸收，形成資源利用的二元性質，使廣大人民不能均等地分享經濟發展的好處，相當大規模的人口處于貧困之中。第四，趕超戰略著眼于在前沿上趕超與發達經濟之間的技術差距。然而，既然不能改變資源結構，某些產業資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必然降低其他產業的資本密集程度，也就不能在整體上縮小與發達經濟在資本和技術水平上的差距。
由此可見，經濟發展的真實涵義不是幾個重工業產業鶴立雞群式的增長，而是國家綜合國力的提高。具體來說，對于一個處于落后地位的經濟來說，所要尋求的發展應該是資源結構的提升或人均資本占有量的增加，產業結構的升級、技術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只是這個過程的自然結果。
日本和亞洲 " 四小龍 " 經濟由于人均自然資源和人口規模的制約，對這種犧牲大部分產業而集中扶持少數產業的做法所帶來的巨大代價承受力較低，所以較早地放棄了趕超戰略。企業從利用其勞動力豐富的優勢出發，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反而使資源稟賦結構的提升速度加快；作為其人均資本擁有水平提高的結果，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得以更快地升級 ( 表 1) ，最終進入發達經濟的行列。實際上，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的原則，不僅適用于勞動力相對豐富的經濟，對于那些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和地區也同樣適用〖注：以澳大利亞、新西蘭的發展績效與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烏拉圭等國相比較，是十分有說服力的。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大致相同。由于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隨后的經濟發展中充分利用了自然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并不高，但卻躋身于發達國家的行列；而不顧自身資源比較優勢、推行趕超戰略的阿根廷和烏拉圭卻從當時的發達國家行列倒退到中等發達國家的地位，雖然擁有更高的制造業比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卻大大低于前兩個國家。〗。
三、比較優勢戰略與資源稟賦結構的提升
經濟發展歸根結底是要改變資源結構，即增加資本在資源稟賦中的相對豐富程度。資本來自于積累，而社會資本的積累水平取決于經濟剩余的規模，后者又依賴于生產活動的績效和特點。如果一個經濟的產業和技術結構能充分利用其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那么這個經濟的生產成本就會低，競爭能力就會強，創造的社會剩余也就會多，積累的量也就會大。我們可以把一個社會中的生產性活動分為社會生產性活動和私人生產性活動，社會生產性活動可以增加整個社會可用的產品或服務總量，而私人生產性活動雖能增加個人的收益，但有時未必能增加社會的產品和服務總量。尋租行為是造成私人的生產性活動與社會的生產性活動不一致的一個主要原因。例如，如果政府可以利用權力設定一項生產限額，就會使該產品的國內生產者獲得更高的利潤。因而，相關的生產者就會采取各種手段去說服政府官員設定和執行這個生產限額。這類尋租活動消耗社會資源增加個人收益，但并不增加社會產出，因而是有益于私人的活動而對社會有害。如果每個人的私人生產性活動同時也是社會生產性活動，社會產出就會較多，可供積累的剩余也會較多。我們將論證如果一個經濟充分發揮其比較優勢，私人的生產活動和社會的生產活動將會取得一致。
除此之外，積累的水平還決定于儲蓄傾向，在同樣的經濟剩余水平下，儲蓄傾向越高，社會資本的增加就會越多，資源稟賦結構的升級也就越快。一個發展中經濟若能充分發揮其比較優勢，儲蓄傾向也會較高。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也強調
資本積累，甚至把儲蓄率和投資率的作用強調到決定一切的地步 (Harrold,1939,p.1433;Domar,1946,pp.137-147;Solow,1988) 。但是，最重要的增長理論沒有提出的問題在于：怎樣增加社會剩余總量及怎樣才能使所有的生產活動從社會的角度看是生產性的、競爭性的，以及如何才能提高儲蓄率。
從理論上看，一個國家怎樣才能發揮其比較優勢呢 ? 根據赫克歇爾 - 俄林模型 (Ohlin ， 1968) ，如果一個國家勞動資源相對豐裕，該國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果這個國家遵循比較優勢，發展輕工業即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產業，由于生產過程使用較多的廉價的勞動力，減少使用昂貴的資本，其產品相對來說成本就比較低，因而具有競爭力，利潤從而可以作為資本積累的量也就較大。
要使整個社會都能夠對比較優勢作出正確的反應，就需要有一個能夠反映生產要素相對稀缺性的要素價格結構。即在勞動力相對豐富的稟賦條件下，勞動力價格應該相對便宜；而在資本變得相對豐裕的稟賦條件下，資本就相應地成為相對便宜的要素。如果一個經濟中的要素價格結構能夠充分反映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企業就會自動地作出調整，即在其產品和技術的選擇中盡可能多使用便宜的生產要素，從而實現比較優勢。必須指出的是，要素相對稀缺性在要素價格結構上的準確反映，必然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任何人為的干預和計劃機制都做不到這一點。所以，世界銀行經濟學家把亞洲 " 四小龍 " 發展的成功歸結為市場機制作用的解釋是有一定道理的。
日本和亞洲 " 四小龍 " 實行的是市場經濟，政府又較早地放棄了趕超戰略，因此，各種產品和要素的價格基本上由市場的供給和需求競爭決定，能夠較好地反映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企業在做產品和技術選擇時就能利用各個發展階段顯現出來的比較優勢。此外，政府不對價格的形成進行干預，還可以減少社會中的尋租行為。這樣，企業和個人要增加收益就只能通過提高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私人的生產性活動也就會是社會的生產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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