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賬、新經濟與制度思考

假賬、新經濟與制度思考

監管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最近一段時間來，美國接連不斷的大公司“假賬”丑聞成為了輿論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6月25日，第二大長途電話公司的世通公司承認夸大盈利達38億美元。6月28日，最新審計表明，2002年4月已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就虛報收入罰款的辦公設備制造商施樂公司虛報的收入額可能高達60億美元。7月7日，藥品制造業巨頭默克公司虛報124億美元營業收入的財務丑聞又被媒體揭出。

　　一系列令人難堪的事件令人們發問：美國的大企業怎么了?

　　當前，人們最容易想到的答案有二：一是誠信，二是監管。

　　毫無疑問，“假賬”是對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誠信原則的背叛。導致這些企業造假的原因首先在于社會出現了誠信缺失。但僅靠提倡“誠信”能不能解決“假賬”問題呢?不能。所有的經濟學都有一個共識，即市場經濟下的企業都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社會”的。企業其實沒有自覺遵守誠信義務的動機。企業之所以會注重“誠信”，那是制度外在約束的結果。

　　那么靠加強“監管”能不能解決問題?

　　也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因為社會不可能對每一個經濟運行環節都在資源支配者背后派一個“監管人”，然后在“監管人”背后再建立一個監管“監管人”的體系。一方面，這樣一個依靠監管維持經濟運行的制度成本實際上是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承受的；另一方面，客觀上也很難保證監管人不被收買以及和被監管方串通。

　　資本面臨無法補償的危機

　　我們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是“新經濟”對迄今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上的社會利益協調制度的挑戰。這個問題的深層次問法是：在科技進步不斷加速的今天，資本該怎么活?

　　如果透過“造假”這一現象層面深入觀察，人們便可發現這些大公司的假賬事件有一個共同點，即都不是為“逃稅”而造假賬，而是為蒙騙投資者而造假賬。有些造假者為了造得更像真的，還特意按假賬收入主動向政府納稅。凸現這一點有什么意義嗎?有重要的經濟學意義。

　　近年來，媒體、專家不斷地告訴人們，新經濟正在改變著我們的世界。人們認為，現代經濟的發展已經走出了依靠自然資源大量投入來支持經濟規模擴張的階段，甚至已經走出了依靠資本要素高度集聚與集中的工業文明階段；信息資源、“人力資本”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持要素。正是在這樣一個普遍認識下，當人們關注于高新科技發展帶來的生產率提高和福利增加時，很少有人注意到“資本”這個傳統要素的生存命運。

　　資本是什么?是用來獲取利潤的“本錢”。“將本求利”是做生意的最基本常識。在經濟學上，資本是個社會“有機體”。資本要獲利，首先要生存。資本生存的標志，是在經濟活動中在數量上得到充分補償。通俗說，就是做買賣首先得“撈回本”。

　　資本補償在傳統的經濟學中已有規范的辦法。工業化的特點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迅速發展。開礦山、修鐵路、辦鋼鐵廠、建大型石油煉化裝置都需要極大的資本規模。常識可知，這樣大規模的資本投入，是不可能在短時期內通過一次或少數幾次產品出售而收回的。在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為適應這種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特點，“擺平”資本要素的利益，人們摸索出了一種社會約定，這種約定叫做“折舊”，就是把資本在機器設備上的投入分攤到若干年的成本中逐步收回。

　　“折舊”方式的確適應了傳統的大機器工業發展。但是，在新經濟時代，這種資本補償的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技術進步速度不斷加快帶來了極其迅速的“無形損耗”。在很多領域，前期研發費用、固定資產投資已經不可能用20年、30年的分攤方式補償。因為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產品的誕生很快會導致老技術、老產品過時而不再值錢。

　　近年來，技術進步對資本生存命運的挑戰可以找到很多例證。為什么世界上很多制造“手機”這種移動通訊終端的企業在其他國家的經營都賠錢，唯獨在中國盈利?為什么這些企業紛紛聲稱，他們開發的最新型號產品總是在中國市場上最先推出?因為唯有中國這樣一個基數極大的市場才有可能滿足在短期內分攤并且收回研發等資本投入的要求。為什么開發最先進的“衛星移動通訊”技術的美國銥星公司在技術上成功以后，在財務上會破產?因為銥星無法找到足夠滿足資本補償要求的市場規模。

　　舊制度無法平衡新經濟下的利益構成

　　世界著名大公司連續發生造假賬事件不是偶然的。這不是個別或少數缺乏基本誠信的人違法違規所能解釋的現象。我們需要深究，為什么這些“假賬”事件連續地發生在世界著名的大公司身上。而且一個幾乎可以斷言的前景是，實際上遠不止美國的公司，用不了多久，我們就將有機會看見發達國家的很多大公司都將面臨類似的難堪。因為全世界的大資本都面臨著同樣的挑戰。

　　從理論上說，制度建設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人們常說的誠信。誠信的本意就是自覺地遵守制度。當人們意識到，遵守制度可以更大限度地維護自己利益時，大多數人都會選擇自覺遵守制度。導致這樣一個結果的基礎是，制度必須能夠使多方面的社會利益構成部分在矛盾沖突面前得到平衡。通俗說就是，制度得保證每一個社會利益群體的合法利益都能夠得到必要程度的維護。

　　第二個層次是維護誠信的制度效率。任何社會都會有缺乏誠信、唯利是圖到企圖依靠破壞制度來牟取私利的人。維護制度僅僅靠競爭、消費者選擇等市場化力量不行。關鍵是要有能夠及時發現那些違規者，并且對這些違規者施以懲罰的社會強制力量，例如政府的力量、法律的力量。而且這種懲罰還得強大到足以使違規成本遠遠超過違規收益。這就是“監管”。無須諱言的事實是，在低效率的制度背景下，好人也會被迫用“違規”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如果一個社會誠信不倡，那么首先就得檢查這個社會維護誠信的制度效率是否太低。

　　第三個層次是對制度本身的調整機制。沒有一個制度是可以永遠“擺平”所有方面的社會利益群體的。當社會某一個群體已經無法用遵守制度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時，他們就會轉為選擇破壞制度來主張自己的利益。在資本主義工業化階段，其“血汗工廠制度”的監管不可謂不嚴格。但當勞動要素的利益與資本要素的利益尖銳到無法調和時，“罷工”以致“暴力革命”等對制度的反抗就必然會發生。在我國改革開放前的農村，在“一大二公”的制度體系下，當農民無法用遵守制度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時，無窮無盡的“政治運動”也無法阻止農民用“出工不出力”的辦法來抵制制度。這種情況下，“監管”已經無能為力。調整制度本身就成為必要。例如在戰后發達國家中資本對勞動要素的利益妥協，例如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與經濟關系的調整。

　　我們注意到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在當今這個世界上，支撐市場經濟運行的制度仍停留在工業化階段平衡社會利益構成的基礎上。而在現實中，原有的資本補償方式已經不能滿足資本利益的基本要求，但新的方式還沒找到。之所以出現許多世界著名大公司造“假賬”的事件，根本原因在于世界還沒有找到適應“新經濟”的新制度。據2002年《財富》雜志公

布的數據，上年全美收入最高的500家公司，其年盈利總額已經從2000年的4440億美元跌至2001年的2060億美元，下跌了53％。“世通”公司造假的方式其實很簡單，就是把“經常性支出”的賬記到了“資本性支出”欄目。通俗說就是，把應當攤入成本的支出還當成投資記在賬上。用中國企業更熟悉的語言說，就是“不攤折舊”。不攤折舊不就虛增利潤了么?

　　資本面臨無法補償的危機，于是就“飲鴆止渴”，靠造假賬，特別是虛增利潤的假賬來吸引投資者，以促進資源向這個領域大規模集中。因為離開資源的大規模集中就不可能有新經濟。可以斷言的是，監管、審計、公司治理實際上都難以應對技術進步這個挑戰。一個極其重大的新問題在考驗人類智慧：新經濟條件下，資本該怎么活？

　　也許會有人詰問，安然公司是一個傳統的能源公司，技術進步導致的資本“無形損耗”遠沒有高科技領域那么顯著，為什么安然公司也會造假呢?這個問題不難解釋。前期全社會對“新經濟”的過度樂觀預期導致資源迅速向高科技企業集中，導致傳統產業與高科技產業之間在爭奪增量資源投入上的尖銳沖突。在對增量資源投入的競爭中，傳統產業作出了兩個選擇：一個是安然公司的造假，一個是美國加州的大規模電力危機。這同樣是新經濟的挑戰，不過是挑戰的另一種提法而已。

　　中國的假賬與技術進步無關

　　特別有必要申明一點：中國“銀廣廈”們的造假賬和技術進步的挑戰無關。我們當前面對的是兩方面制度缺陷：一是社會利益平衡機制存在著不合理的傾斜。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國有投資者與非國有投資者之間、與舊體制相連的企業職能與出資人利益之間，對一方利益的過度偏袒導致了制度對造假的容忍甚至縱容。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幫助、支持企業造假上市，相當多的國有大股東靠欺騙公眾投資者來獲取利益，一些從舊體制延續而來的企業為了維護局部勞動者的就業、職工福利最大化等利益要求而不惜犧牲出資人所要求的利潤目標等；二是對非法利益缺乏有效的抑制機制。一些公司在上市過程中發生的利用行政權力的“尋租”腐敗、利用違規入市的銀行資金操縱市場的“莊家”與上市公司的合謀串通、上市公司的“內部人”利用職權牟取個人利益等現象之所以屢現不絕，關鍵是這些非法利益的存在成為了相當普遍的現象。當前我們最迫切要問的，其實不僅是否存在著制度“真空”，也不僅是違規成本是否足夠大，而是哪些人，哪些利益群體從制度缺陷、從造假中獲取了好處。這個問題需要我們全社會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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