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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文獻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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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文獻考略

摘要有關西藏的地方文獻不多，本文擇其要者加以考釋，主要探討文獻形成背景、作者簡況、版本源流、文獻價值，并對某些文獻的訛誤做了必要的訂正。

關鍵詞西藏；地方文獻；考略

中圖分類號 K204．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0139(2005)03—0131—07

唐代以來有關西藏地方狀況的紀事、紀程、通志等漢語地方文獻，數量不多。現存西藏地方文獻，估計有30種左右，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劉元鼎所作《使吐蕃經見紀略》。元、明兩代雖設立宣政院統轄吐蕃全境僧俗事務，政令、專使、邊臣往來不斷，但專門記載地方見聞的文獻極少流傳。從清初開始，中央與西藏地方關系更為密切，達賴、班禪喇嘛以及各呼圖克圖多次接受清朝皇帝封號，西藏僧俗行政要務直屬中央。此后，朝貢關系的密切、駐藏官員的任免、軍旅人士的往返、商貿流通的增加，使人員往來日趨頻繁，紀事、紀程之作漸多，也開始有綜合性的通志類地方文獻問世。焦應旃所撰《藏程紀略》、吳廷偉《定藏紀程》、杜昌丁《藏行紀程》、佚名《西藏志》、松筠《衛藏通志》、黃沛翹《西藏圖考》、陳觀潯《西藏志》，就是其中比較著名者。雖然這些地方文獻對藏學研究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在傳抄、流傳過程中也偶爾出現作者歧誤、內容歸屬不當、文字錯訛、年代不清等問題，應當進行必要的考索、辨析。

根據前輩學者對上述問題已有的認識，結合有關西藏的歷史文獻和研究成果，爰就平素讀史所得，筆者對以上所列西藏地方文獻的作者概況、成書背景、卷目內容和文獻價值做一些初步的訂正、梳理工作。一孔之見，未必精當，乞請方家教正。

一、劉元鼎《使吐蕃經見紀略》

劉元鼎，唐大理寺卿。穆宗長慶元年(821)，吐蕃得知回鶻與唐和親，乃遣使者尚綺力佗思來朝，要求會盟。唐王朝下詔許之。穆宗以大理寺卿劉元鼎為會盟使，右司郎中劉師老為副使，主持會盟儀式；詔令宰相與尚書右仆射韓皋、御使中丞牛僧儒、吏部尚書李絳、兵部尚書蕭倪、戶部尚書楊於陵、禮部尚書韋綬、太常卿趙宗儒、司農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綽、右金吾將軍郭鏇同吐蕃禮部尚書、會盟使者論納羅在京師西郊正式會盟，唐王朝批準了贊普擬訂的盟約。穆宗長慶二年(822)，吐蕃贊普再遣使者趙國章來長安，唐王朝決定派遣劉元鼎前往藏地。元鼎瑜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經龍支城，過石堡城，越赤嶺，到達位于麋谷的贊普行在，會見贊普，并代表唐朝中央參加了有贊普主盟的會盟儀式.

劉元鼎這篇紀略，將他奉旨離京，前往吐蕃會盟，沿途所見所聞，與贊普及吐蕃大臣會盟的情況，做了翔實記述。例如，他描述河廣武梁所見： “蘭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觀，至龍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軍沒于此。” 這段記載對于研究唐代西北人口、墾殖、農作物情況，其史料價值自不待言。歸途中所見西北山川，他也做了貼切記載：“元鼎腧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俺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至瀠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渭昆侖者也。夷日悶摩黎山。東場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眾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日河湟。” 這段史料對于研究唐代黃河上游地理狀況，也有很高的價值。

二、焦應旃《藏程紀略》

焦應旃，清康熙五十年前后涇陽知縣。康熙五十四年(1715)，他奉命從軍，為平定準噶爾叛亂的清軍轉運糧儲，此次西征有4年之久。在此前后，由于叛亂勢力受挫， “潛行狡計，掠及藏地”，旋借達賴喇嘛病故，乘機擁立偽達賴喇嘛，向藏區竄擾。康熙帝特命撫遠大將軍、十四子允褪統領六師進剿，從西寧木魯烏蘇。同年又命平逆將軍延信率師人藏，一方面遏止準噶爾西進之勢，另一方面護送達倉賴喇嘛入藏，以收全勝之功。焦應旃“偕同事諸公奉調押運(軍需)”，從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到康熙六十年五月的整整一年時間，經青藏高原入藏，抵達拉薩，又從康藏高原出藏，由四川返回任所” 。焦應旃將這段“不必至而竟至之” 的“遐荒絕塞”， “不必見而竟見之” 的“荒誕險遠” 生平意外經歷記載下來，名之日《藏程紀略》。這篇紀略以寫實見長，文筆生動細膩，引人入勝，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下面轉述紀略有關北路經歷的段落：

“庚子(康熙五十九年) 四月由西寧出關，走阿什漢水、日月山、哈什哈水、柴雞口、工噶腦兒，以及奪洛、達巴等處”。這段途程晝夜溫差極大， “赤日之下，雪雹時加，伏暑之中，嚴霜夜襲，天時地氣之不同，蓋與中原迥絕”。

經過兩月余的艱苦跋涉，方至索力奔，然后過黃河，抵達星宿海：作者描述所見星宿海： “水面平闊無際，波瀾不驚，上下無光，一波萬頃。海中石山一座，相傳山底有七孔，水從孔中進出，生平讀山海經，覽輿圖記，渭‘河源’ 經出于此。” 由此前往亞喇塔夷、拜彥哈拉， “藥草傷身. . 瘴癘彌毒，人畜中之，不一二日輒死，尸填道路，莫可勝計”。10天之內，焦應旃隨行仆從已死去8人。七月二十一日，到達木魯烏蘇(即通天河，金沙江源頭)，在此與大軍會合后，焦應旃仍奉命“押送牛羊，隨大兵后以濟軍糈”。八月十一日起程，輾轉藏北高原，抵達拉薩。

不久，焦應旃取道川藏驛路回署，歷盡艱險、飽受凍餒，九死一生，他回憶自己這段軍旅生涯，感慨萬千：“計余自丙申二月從軍，至辛丑五月回署，六載于外，雖王事靡盛，勞瘁弗辭，而以衰弱微驅，頻年奔走，旦夕無休，宿露披霜，含饑忍凍，崎嶇歷盡，皮骨僅存，所幸以生還無恙者，皆上蒼默佑所致也。” 他57歲時(康熙六十年)， “援筆以紀其略”，就是這篇《藏程紀略》。《藏程紀略》初見于和寧所刻的《西藏志》，后來又收入《衛藏通志》，是清王朝赴藏官員記述藏區經歷最早的作品。焦應旃《藏程紀略》記述了自己在青海、西藏服務于軍旅的艱難經歷。因系親身經歷，足跡又遍及北路和東路驛道，其所記述藏區基本情況真實可信。

三、吳廷偉《定藏紀程》

吳廷偉，字端人，安徽隆阜縣人。吳廷偉全州知府任滿時，正當康熙帝晚年定藏之役發生，選拔能員隨軍辦事，吳以知府職分隨軍督糧。一說認為，吳廷偉任全州知府時，都察院都御史張大有家人犯法，廷偉不予包庇，按律治罪，張嫉恨之。藏事發生時，張大有遂乘機報復，推舉吳廷偉隨軍前往絕域。

入藏之初，其隨從人員14人，出藏歸家，僅存3人。運糧1石，須運費20余兩，而官費往往不足支付，督運1年，他個人賠累萬金；又因路途異常艱苦，歸來時腰背佝僂如弓，年余始愈。后升任甘肅道員，乾隆三年(1738)告歸。吳廷偉回顧這段非同尋常的經歷時，感慨萬千：

“以上從西寧衛到藏往返通共計程一萬三千二百三十三里。自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起程，六十年五月二十日事竣，計一年有余，其間忍饑受寒、勞瘁之狀，筆難盡述。惟將風土奇異、山川險阻，及所產物件，略記大概，以備查考云爾。”

吳廷偉《定藏紀程》記事之周詳細膩，以木魯烏蘇附近的一段記述為例：

“共計六十五里至以可八罕兔兒哈兔果兒，順河邊走，過三道小河岔。又過兩次兔兒哈兔河，水南流，好過。此河六七股水，不深。此一站路寬平，好走，從此無薪，皆炊畜糞。計程五十里至兔兒哈兔河邊庫庫賽，沿河順山邊走，過二道小河，路窄高低不等，好走，草甚好。計程六十里至兔兒哈兔河邊鄂兒吉兔托灰，沿兔兒哈兔河順山邊走，過二道小河，此一站先走數里窄路，后俱寬平好走，草甚好。一帶出野騾子，生相與家騾一般，毛片都是栗色，脖子、肚下俱有白毛，再無別樣毛片者。” ’

值得注意的是，吳廷偉《定藏紀程》對當時布達拉宮的描述，揭開了這座壯麗輝煌的歷史建筑的神秘面紗，讓人們從作者的筆下看到了這座宮殿的真實情況：

“藏西里許，有一座山，山上蓋坐北向南大廟，乃達賴喇嘛所住。南邊山下，圈山有城三門，東西南各一門，二三里，寬大，上山之路用石鋪好，一丈寬，有欄馬墻，向東上去，山后有兩條路，與前邊路一般。此山上房子甚多，有千門萬戶，至頂九層，連接套蓋，由梯而上，路徑逼人。墻地皆系石灰粉成，一片雪白，第八層樓錫瓦殿，第九層樓金瓦殿，西邊有一金瓦殿，內有金塔一座，四丈余高，鑲嵌多是珊瑚寶石之類。南北有銀塔各四座，丈許高，佛像與中華喇嘛寺內一般，也有銅胎，有泥像，殿內柱子有花氆氌包裹，柵幔用花蟒緞結吊，窗格子雕刻甚精，畫像巧細，不能盡述。”

對布達拉宮如此逼真細致的描述，在此之前，實不多見，其史料價值自不待言。

四、杜昌丁《藏行紀程》

杜昌丁，清代江蘇松江府青浦縣士人，為云貴總督蔣陳錫幕賓。康熙五十九年(1720) 庚子十二月，蔣陳錫因清廷諭令陜西、四川、云南三省會剿西藏時，貽誤糧運，奉命進藏效力贖罪。當時，藏程險阻，生死難卜，被人們視為畏出境途，從者聞風散去。杜昌丁與蔣陳錫交誼篤厚，有知己之恩，不忍相負，“獨以倚間之望，不能久稽，請以一載為期，送公出塞”。送蔣至雪嶺才返歸故里。往返途程，將近一年。杜昌丁回鄉以后，遂將這段“萬死一生” 的往事按日記述，康熙六十一年(1722)完成了這篇《藏行紀程》。進藏路線，一般由四川成都或青海西寧，杜昌丁隨蔣陳錫進藏，卻是從云南昆明取道洛龍宗，杜昌丁雖然僅達藏邊，但是所經中甸、阿墩子等處，均漢人罕至的民族地區，因此所記入藏途程見聞應是罕見之作。

蔣陳錫、杜昌丁從云南省會昆明出發，取道滇西入藏，其所經道路格外艱辛。《藏行紀程》詳細記述了他們西行的路線與程站：近花圃、碧雞關、安寧州、老鴉關、祿豐縣、廣通縣、楚雄府、鎮南州、醬堋、云南堡、白崖、趙州、大理府、沙坪、劍川州、九河關、阿喜(即金沙江) 渡口、黃草壩、咱喇姑、土官村、十二闌干、大小中甸、湯碓、泥西、崩子欄(即b自立，屬四川)、杵許、阿敦子、多目、鹽井、瀾滄江、梅李樹、甲浪喇嘛臺、必兔、多臺、煞臺、下坡、江木滾、札乙滾、熱水塘、三巴拉、浪打、木科、賓達、烈達、察瓦岡、天通、崩達、雪壩(夾壩)、洛龍宗。

蔣陳錫、杜昌丁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 十二月十六日起程就道，杜昌丁于次年(1721)七月十一日與蔣陳錫分手東歸，循舊路返回。歸途也是驚險非常，九死一生。十月初一日，杜昌丁返回昆明，即與蔣公使者陸相兼程70 日，于十二月十三日回到江蘇青浦故鄉。《藏行紀程》記述了他們從云南到西藏的驚險歷程，不僅時間、路線、程站、見聞翔實可據，而且保存了異域風光、生態氣候、民族風情等珍貴史料。茲舉六月二十三日他們經過阿敦子雪道過瀾滄江索橋的驚險記述，可見一斑：

“橋闊六尺余，長五十余丈，以牛皮縫餛飩(應作渾脫)數十只，竹索數十條，貫之浮水面，施板于上，行則水勢蕩激，掀播不寧。蓋江在大雪山之陰．雨則水漲，晴則雪消，故江流奔注無息時。舟筏不能存，橋成即斷。土人系竹索于兩岸，以木為溜，穿皮條縛腰際，一溜而過，所謂懸渡也，俗名溜筒江。時畏竹索之險，故俟橋成，是日巳刻，水高橋二尺余，波浪沖擊，蔣公幾至傾覆，賴劉牧扶掖得免。余雖不致傾跌。而水已過膝，過片刻橋即沖斷，墮水三人，一以足指掛索得生，余則無從撈救矣。”

杜昌丁對云南往返西藏交通道路的實況描述，具有非同尋常的價值。他不僅為滇藏地理、交通研究提供了珍貴史料，而且為西南邊疆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歷史借鑒。

五、佚名《西藏志》

佚名乾隆《西藏志》，有乾隆年間的抄本，也有乾隆五十七年關中承宣使者和寧的刻本。此書分為四卷。卷一正文為全書主體，下列事跡、山川、寺廟、天時、物產、歲節、紀年、風俗、衣冠、飲食、婚嫁、夫婦、生育、喪葬、醫藥、占卜、禮儀、宴會、市肆、房舍、刑法、封爵、頭目、兵制、邊防、征調、賦役、朝貢、外番、碑文、唐碑、臺站、糧臺、附錄。卷二程站，按西藏與內地的交通路線分段記述，也附記了通往印度、尼泊爾等南亞國家的一些路道。卷三收錄清康熙時涇陽知縣焦應旃所撰《藏程紀略》。卷四附錄西藏志地名、寺名索引。

原本《西藏志》為無名氏撰。乾隆五十七年(1718) 關中承宣布政使者、駐藏大臣和寧首次刊行《序》中說：撰者“傳為” 果親王，今《西南稀見方志文獻》著錄本署名焦應旃撰。看來《西藏志》的作者究竟是誰，尚存疑義，需要在此作一辨證。

既然駐藏大臣和寧最早提出《西藏志》作者可能是果親王，我們就需要明了他做此判斷的依據如何。乾隆五十七年，和寧在刊行《西藏志·序》中稱： “是書傳為國朝果親王所撰，戊申得自成都抄本，爰付剞劂，以公同志云爾。” 可見他并無確切根據，只是照錄傳聞而已。不料這種說法竟起了誤導后世的作用，后來黃沛翹的《西藏圖考》、許光世、蔡晉成的《西藏新志》、日人山縣初男的《西藏通覽》等書均沿用和寧的說法。也有例外者，如馬揭、盛繩的《衛藏圖識》凡例、卷首魯華祝《序》均稱《西域記事》、《西藏志》為“無名氏” 之作。《衛藏圖識》為乾隆五十七年的的作品，撰者和魯華祝為久居藏地之員，都無法判定作者是誰。此外，馬俊良于乾隆五十七年所輯《龍威秘書》，將《西藏志》全文采入，更名《西藏記》，也不著撰者，可見無法確定撰者身份。

再從果親王的入藏及死亡時間看，其撰者身份更是疑竇重重。果親王于雍正十二年(1734)奉命赴泰寧，送達賴喇嘛還藏，十三年(1735) 回京，乾隆三年(1738)去世。翻開《西藏志》的記事下限看，該書已經記述到乾隆六年(1741)班禪喇嘛坐床事，撰者連自己身后三年的事也記述了，這是可能的嗎?

這次《西南稀見方志文獻》選載《西藏志》，署名焦應旃撰，緣于原書附載焦應旃所著《藏程紀略》。焦應旃何許人也?康熙五十年(17II)前后，焦應旃原本涇陽知縣。康熙五十四年(1715)，他奉命從軍，為平定準噶爾叛亂的清軍轉運糧儲。此后四年，他又轉而增援撫遠大將軍允褪定藏戰事， “奉調押運” 糧秣。他輾轉藏北高原，抵達拉薩，又取道川藏驛路回署，歷盡艱險，九死一生。他57歲(康熙六十年) 時， “援筆以紀其略” (《藏程紀略》)。查《西藏志》記有乾隆元年(1736)章嘉呼圖克圖自藏入都、六年(1741)班禪坐床事，此時焦應旃已經是80老翁。當然可以設想，他雖然無力再履藏地，廣征史料，撰寫實錄，但也可能利用他人提供的材料完成《西藏志》。但這僅僅是一種推想，要斷定《西藏志》是他所撰，筆者認為還應當有更多的確鑿材料(參閱《西藏志·衛藏通志》卷首，吳豐培《前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六、佚名《衛藏通志》

佚名《衛藏通志》初無刻本，稿本不著撰者。袁昶輯人《漸西村舍叢書》，也未說明撰者是誰。僅在《后序》中說： “按此書系清戶部主事桂林龍松岑先生繼棟校刻，伊未署名，詳見先公集中。”《附記》并云：“原本未著姓名，疑即為和琳所輯云。” 所以作此推測，主要是因為《衛藏通志》“方略門” 中收錄了多份和琳奏疏。

佚名《衛藏通志》共計十六卷：卷一考證(以下悉仍舊編)，卷二疆域，卷三山川，卷四程站，卷五喇嘛，卷六寺廟，卷七番目，卷八兵制，卷九鎮撫，卷十錢法，卷十一貿易，卷十二條例，卷十三紀略(原一卷，今分為上、中、下三卷)，卷十四撫恤(原未列入門類，今新編入，分為上、下二卷)，卷十五部落，卷十六經典。

有關佚名《衛藏通志》的作者，既然前人已初步指認為和琳，筆者愿就和琳是否是《衛藏通志》的作者的問題做一點考索。

和琳為乾隆時期權臣和坤的胞弟，史稱他在和坤當權時， “藉勢邀功”，從筆帖式“累遷” 至湖廣道御史，又從吏部給事中“超擢”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尋授” 兵部侍郎、正藍旗漢軍副都統。乾隆五十六年(1791)，因廓爾咯(尼泊爾)侵擾后藏，清廷諭令將軍福康安帶領各路勁兵，由青海前赴西藏征剿。次年二月，清廷諭令和琳馳赴西藏，辦理“一切藏務” 。不久，擢升工部尚書。乾隆五十九年(1794)，和琳由駐藏大臣升任四川總督，其在西藏任職的時間確有三年之久。《衛藏通志》所收錄的和琳奏稿，即是這一時期上報給清廷的。若僅憑這些奏稿就認定《衛藏通志》是和琳的作品，未免牽強附會。再者，和琳平生并無著述，文章之事，恐非所長。

否定和琳是《衛藏通志》的作者，還有一個重要依據，是發現了與《衛藏通志》內容雷同的《西陲紀事初稿》。據當代學者吳豐培《<衛藏通志>著者考》揭示：

“茲見一書，名為《西陲紀事初稿》，不分卷，署名長白松筠，為咸、同時抄本，字體甚工。核其內容，于《衛藏通志》除序次不同、略有重復外，其文義則一字未易也。乃復就《衛藏通志》中細讀一遍，當為松筠所撰無疑。”

松筠，字湘浦，瑪拉特氏，蒙古正黃旗人。以翻譯生員，任理藩院筆帖式，充軍機章京，歷任蒙古、西藏、新疆等地辦事大臣、將軍，多有建樹。乾隆五十九年(1794) 授工部尚書兼都統，充駐藏大臣，史稱他“撫番多惠政”。因“和丑扣用事，松筠不為屈，遂久留邊地，在藏凡五年。嘉慶四年春召為戶部尚書。. . 五年充伊犁領隊大臣，七年擢伊犁將軍” 。松筠是一位精于考察異域情形和擅長處理錯綜復雜邊疆事務、又喜歡結納文人學士的官員，他任職西藏期間，著有《西藏巡邊記》、《西照紀行詩》、《丁巳秋閱吟》、《西招圖略》。任職新疆時，撰寫了《新疆識略》十三卷、《西陲總統事略》十二卷，這是他可能撰寫《衛藏通志》的重要條件。

除此之外，《衛藏通志》書中還有一些重要佐證：1．卷四程站門有駐藏大臣、工部尚書、都統松筠《巡邊記》，為乾隆六十年夏四月之事，與和琳無涉；2．卷六寺廟門下永安寺，是乾隆六十年御賜之名，也無關和琳的事；3．《衛藏通志》卷九鎮撫門后附駐藏大臣銜名表，并不是編排到和琳任職為止，而是編排到松筠任職為止；4、卷十四鎮撫門收錄奏議，大多為乾隆六十年二月以后松筠及幫辦大臣和寧會銜奏議。和琳在乾隆五十九年交卸駐藏大臣、改任四川總督以后，斷無再與聞藏事之理。因此基本上可以確定，《衛藏通志》為松筠所撰或松筠組織他的幕僚們撰寫。

七、黃沛翹《西藏圖考>

黃沛翹，字壽菩湖南長沙善化縣人氏；有經世之才，留心時務。同鄉學者黃錫燾在此書序中稱他“早歲從戎，官蜀最久”。光緒初年，黃沛翹官至道員，是四川總督丁寶楨處理西藏問題的智囊人物，著有《西藏圖考》。這部圖考連卷首在內，共計九卷：

1．卷之首序言(固始丁士彬、善化黃錫燾、長洲顧復初三序)、例言、宸章；
2．卷之一西藏全圖(小引說)、沿邊圖說、西招原圖說、乍丫圖說；
3．卷之二西藏源流考、續審隘篇、內地程站附考；
4．卷之三西藏程站考(詩附)；
5．卷之四諸路程站附考；
6．卷之五城池、津梁、關隘、塘鋪、山川、公署、寺廟、古跡、土產匯考、名山大川詳考：
7．卷之六藏事續考；
8．卷之七藝文考(上)、附奏議；
9．卷之八藝文考(下)、外夷附考、附喀木西南解說辨異。

對黃沛翹《西藏圖考》的價值，結合時人較為允當的評論，筆者認為有兩大特點：

筆者細讀《西藏圖考》，發現此書第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將古今有關西藏的地形地貌、山川河道、交通道路加以融會貫通，擇善而從，形成了系統完善的藏區地理志。當時，黃沛翹的同鄉學者黃錫燾已稱其書“旁搜博采”，“于古今沿革、山川險易、道里遠近，條分縷析，了如指掌。若有事于西藏，此為(指) 南針” 。

另一個顯著特點，是他吸取了諸多西藏地圖的優點，博采眾說，又通過自己的調查研究，繪制出前所未有的西藏全圖。顧復初認為： “壽菩觀察久綰軍事，留心邊務，乃博采眾說，規方計里，繪為諸圖；又搜羅藝文、土風謠俗，莫不畢成。”

此書一問世，即成為解決中、印邊界爭端，維護我國領土主權的重要參考文獻。

19世紀下半葉，英國以其殖民地印度為侵略基地，吞并了哲孟雄(錫金)，進而侵擾布魯克巴(不丹)、廓爾喀(尼泊爾)，試圖開通南亞諸國與中國西藏、四川等省的貿易通道。光緒九年(1883)春，廓爾喀(尼泊爾)所屬巴勒布商人在西藏被擄，廓爾喀與中國西藏邊界出現緊張局勢。負責兼理西藏事務的四川總督丁寶楨，為防范英國侵藏圖謀，奏準清廷后，派遣丁士彬馳赴西藏勘辦。丁士彬于光緒十年(1884) 四月銜命出關，閏五月抵達川藏交界。此時他得知廓爾喀已與西藏地方當局和解，藏使也已經入告清廷。丁士彬退駐巴塘，不久奉命返回成都。這次受命前后，丁士彬深切感到，西藏“關系中外利害，數倍于昔。而考其山川險要，與其道路出入，關隘分歧，尤今日之急務”。于是他“訪求各種興圖及諸家記載，攜之行篋。凡至一地不憚咨諏。稽其異同，察其風氣，欲他時纂集成書，為籌邊之一助” ”。恰值同官黃沛翹將所撰《西藏圖考》出示，并向他求教。他細讀之后，發現自己“凡昔所裒輯者，君皆已有之，且加詳焉；即有余于君之外者，類皆郢書燕說，不足為輕重” 。可見當時處理西藏事務的官員對此書已有很高的評價。今天看來，除因地圖等受到測繪手段的限制，未能精確、詳盡以外，其文字記述部分，仍有不可低估的歷史文獻價值。

八、陳觀潯《西藏志》

陳觀潯，字酉生，四川成都人，清光緒十一年(1885)拔貢。熟捻史、地文獻，工于書法，有《敏求齋遺書》等著作傳世。1920年前后，得到四川軍政首腦人物熊克武、楊庶堪、楊森、劉湘、鄧錫侯、劉文輝、賴心輝等人支持，醞釀編修《四川通志》。民國十四年(1925)，四川軍務督理楊森在成都設立四川通志局，正式編修《四川通志》。富順縣前清進士宋育仁被聘為總裁，宋延聘陳觀潯襄與編修事。其中，陳觀潯所編修的《西藏志》已完成初稿，而《四川藝文志提要》尚未完稿，陳觀潯即因病逝世。

陳觀潯逝世后，《西藏志》輾轉存放，已成殘稿。陳氏后人過錄的抄本不分卷，依次劃為31個部分，包括的要目有：《總論》、《衛藏疆域考》(附表)、《衛藏山川考》、《西藏名山考》、《支山名義考》(附表)、《西藏大川考》、《支水名義考》(附表)、《西藏湖池考》、《西藏海子考》、《西藏津梁考》(附表)、《西藏城廓考》、《西藏都邑考》、《西康定郡考》(附表)、《西藏寺廟考》(附表)、《西藏寺院內部及禮拜考》、《西藏道路交通考》(附表)、《西藏關隘考》、《亞東關通商》、《西藏塘鋪考》(附表)、《西藏種族及其沿革》(附表)、《西藏官制》、《西藏兵制》、《西藏人御敵之方法》、《漢兵行軍康藏應有之準備》、《西藏禮俗》、《西藏貨幣》、《西藏貿易》、《西藏度、量、衡》、《西藏礦產》、《西藏土宜考》(附表)等。陳觀潯稿本雖然幸存下來，卻一直沒有出版機會。

1985年，為適應各地編修新方志的需要，也為著學術研究的的需要，巴蜀書社委托四川省地方志協會理事、舊志整理委員會委員、四川省圖書館古籍部地方文獻專家何金文先生將本書整理、點校出版，終于使這部幸存半個多世紀的稿本得以問世“ 。筆者所見到的陳觀潯《西藏志》，就是巴蜀書社1986年出版的何金文整理、點校本。

從上列要目即可看出，陳觀潯編修的《西藏志》，是一部非常有價值的西藏地方文獻大全。這部方志幾乎包羅了有關西藏歷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化、習俗、城市、交通、商貿、貨幣、物產、政治、軍事等許多重大專題，與方志編修的要旨“志貴周詳” 契合。因此，這是一部名副其實的西藏區域志，在西藏方志歷史中應有他的地位。

陳觀潯既有深厚的舊學功底，又舍得下苦功夫，在短短幾年時間里，幾乎搜羅了此前各種有關西藏的記述，包括正史、野史、紀事、紀游，以及其他叢書、方志、總志中涉及到的西藏文獻資料，然后按照預定編撰綱目，進行了大量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考訂制作工作，終于完成了這部氣勢恢弘的《西藏志》。

“惟后藏極西邊界，有噶爾達地方卡隘二處：一名‘薩迦嶺’，一名‘春堆’。此二處均與廓爾喀(尼泊爾) 相通。又定結地方卡隘一處，名‘擢拉山’。此處與廓爾喀、哲孟雄(錫金)相通。又帕克里地方卡隘三處：一名‘哲孟山’，與布魯克巴(不丹)相通；一名‘哈爾山’，與布魯克巴小路相通；一名‘宗木山’，與宗木相通。以上六處，均通江孜前后藏大道，為總匯要隘。恐有外人侵占情事，如廓爾喀侵占哲孟雄、作木朗二處情形，故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 九月，上諭立定地界．設立鄂博。”

陳觀潯長于文獻考證，《西藏志》充分體現了他的治學特點。他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科學態度出發，每記一事，總是追根溯源、考訂翔實，又用深入淺出、言簡意賅的方式表述出來，讓讀者清晰、明了。僅取《西藏種族及其沿革》一段為例：“凡考種族，當考其源流，其種族乃能確定；未有不悉其源，而能區別其流者也。

“西藏古為西南徼外，諸羌戎地。其先為伯夷甫，黃帝之裔也。舜竄三苗于三危。三危者，為喀木、為危、為藏。喀木亦日‘康’，即今打箭爐、里塘、巴塘、察木多之地。危亦日‘衛’，即布達拉，亦名拉薩詔，今稱‘前藏’。藏即‘扎什倫布’，本拉藏汗所治，今稱‘后藏’。《禹貢》： ‘西戎即敘，即松、茂、威、保，及衛藏諸羌是也。’ 秦時有羌無弋爰劍者，初為秦虜，后得亡歸。至其曾孫忍，秦兵臨渭首，滅狄源戎。忍之季父功，畏秦威，將其種人附落南出賜支河西數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其后子孫支分，各自為種，凡百五十種，發羌、唐旄等名號，不可殫記。至吐蕃始祖，本發羌屬，居析支水西，以突發為國號，語訛謂之‘吐蕃’。”

閱讀如此精粹翔實的考據，就足以證實陳觀潯《西藏志》的深厚根基了。在中國快速走向現代化的21世紀的今天，這部富有學術價值的《西藏志》一定會發揮更重要的歷史借鑒作用。

（張莉紅，成都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出處〕中華文化論壇 2005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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