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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西北的重要情報源——評《西北地方文獻索引》
中央領導在視察了西北、西南等地后，曾明確指出：“在本世紀末或下世紀初，我國四化建設的重點將逐漸由東向西轉移，大西北將成為我國一個重要的建設基地。”要建設西北，必先了解西北，研究西北地區的過去和現在，為未來的建設提供可靠依據。諸如歷史地理、經濟狀況、生產資源，文化藝術、民族宗教、社會生活、乃至學者著述等，都是研究西北問題的范圍。
近讀趙儷生先生《西北學的開拓者之一——張穆》（《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和胡斯振先生《西北學芻議》（《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1期）二文后，頗受教益。前者通過張穆的著作闡明張在西北史地和民族研究方面的成就，后者則從清代西北輿地學的開創及演變，指出了研究西北的重大意義。西北學的提出和確立，既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建設發展的產物，又是西北地區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
深入研究西北問題，則要求占有大量的文獻資料。然而，各種文獻浩如煙海，研究工作者欲得其門而入，兔受“泛濫無歸”之苦，俾在書林學海中尋求必需的資料，就得依靠綜合性和專題性的書目索引。
甘肅省圖書館作為一所具有七十年館齡的老館，在揭示其館藏地方文獻資料，便利讀者的工作上，付出了相當大的精力，近三十多年，陸續編印的西北地方文獻書目和索引就達七十多種。這些書目索引揭示了文獻繼承和發展的關系，系統地提供了專題和綜合的文獻線索，給研究西北地區的科學工作者帶來了極大的方便，成為他們不可缺少的檢索工具和獨特的情報源。本文僅就其中的一部《西北地方文獻索引》（以下簡稱《索引》）做些評述。
一
西北地區是由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五個省（區）組成，面積三百二十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的三分之一。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生活著二十個兄弟民族，這里有著富饒的礦產資源，除金、銀、銅、鐵、鎳、鉻、錳、銻、汞等外，還有云母、石棉、滑石、硫磺、芒硝、金鋼石、大理石等天然礦藏，尤其是石油和煤的蘊藏量更加聞名遐邇。西北地區史前期就有新石器時代文化。周代發展了農業，創造種類繁多的各式農具。漢時開辟河西走廊，成為通往中亞和歐洲的交通要道，在歷史上對東西方貿易和文化交流有過重大的貢獻，西北地區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在黃河、洮河、渭河、湟水流域發現了各種彩陶、石刻和其他古器物，敦煌莫高窟、新疆克孜爾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永靖炳靈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安西榆林窟、肅南馬蹄寺石窟等處，均保存了許多珍貴史料和精美的藝術品，在中國文化史上放射著燦爛的光華。
據《史記·大宛列傳》載：“騫所遣通大夏之屬者，皆與其人俱來。于是西北國始通于漢矣。”西北區域的產生，在張騫出使西域以后。但當時的西北區域，系指令新疆及蔥嶺以西之地。這一區域概念，一直延續到唐代。因漢、唐的政治經濟中心在長安，陜甘為其直接統轄區。至南宋偏安，始稱西夏及金人統治地區為西北，自此西北地域的概念發生了變化，以后由于歷史的發展和行政區劃的更易，陜、甘、寧、青、新五省（區）所轄之地，遂成為西北地區的區域概念。現今的西北地區，亦早已形成一個整體。如民族的發展形成，宗教文化的演變，均有其不少共同之處；特別是今后西北地區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更是互相聯系，不可分割。
研究西北問題，領域寬廣，內容繁多。特別是有關西北地區的歷史、地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民族、宗教、語言、文學、音樂、舞蹈等等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國際意義。如研究西北史地，必然涉及絲綢之路，而絲綢之路的形成，正是古代東西方人民友好往來的見證：政治軍事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聯系到西北各族人民反侵略斗爭的歷史。再如西北民族的融合遷徙，宗教的傳播，語言文字的遞嬗，經濟文化的交流等，無不與國際間的研究發生關聯，產生影響。
自漢代迄今，研究西北的學者就云起蟬聯，其中如史學、經學、文學、哲學、金石、方志、藝術諸家，著述內容非常廣泛。在科學上，如天文學、地理學、醫藥學等各方面的研究也有相當成就。尤其近世以來，學者專家們更是潛心研究，從未間斷，即使在烽火連天，顛沛流離的環境下，也不曾消磨他們著述的意志，經過艱辛的鉆研和努力，產生了一大批有關文獻資料，為今人研究西北提供了具有參考價值的歷史文獻。
甘肅省圖書館為適應開發西北、建設社會主義四化的現實需要，從館藏解放前的報刊中選輯出1905-1949年間全國各類報刊上發表的有關文獻資料，編成《西北地方文獻索引》印行，不僅具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而且對科學工作者來說也是功德無量的。
二
《西北地方文獻索引》是一部綜合性的文獻檢索工具書，它收錄了有關西北五省（區）的政治社會、歷史地理、地質礦產、農牧漁業、經濟財政、文教衛生、文物考古等資料7456條，從情報學觀點看，這部十六開本、擁有461頁篇幅的《索引》所載信息量大，密度高，對于社會決策和科學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情報價值，是西北地區經濟開拓中十分難得的情報源。不僅如此，這些文獻資料中的精華，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情報價值將會不斷提高，以至成為永久保存的歷史文獻。
通觀這部《索引》，其情報的內容特征是明顯的。
（一）選材的客觀性。
社會現象、社會觀念和人們的精神活動過程，都是一定社會形態下的經濟關系的反映。在有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的社會條件下，體現著不同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索引》收錄的資料，都是建國前近半個世紀的產物，不可避免地帶著它的時代與階級的歷史烙印，無論立場、觀點、方法，在今天看來，自不能同日而語。《索引》編者之所以如此客觀地揭示這部分館藏，無非是為了振興中華，開拓西北地區的經濟而向有關科學工作者提供這種二次文獻，并通過他們的深入研究，得以活化舊文獻，開發和生產新情報．所以，這種選材的客觀性也是符合現實科學要求的，并不是所謂“純客觀”地和盤托出，仍沒有排除對資料的選擇性。如在甘肅省部分中的“敦煌學”一目里，收入了向達、王重民，董作賓、姜亮夫、周一良、陳寅恪諸先生的研究文章108篇。選自解放前47種報刊。
（二）文獻的歷史性。
地方文獻這種獨特的情報源，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其情報內容與特定的歷史條件緊密相聯，離開了對特定歷史條件的分析，就不可能正確揭示它的內容實質。《索引》編者在這方面作了認真的研究和鑒別．從對西北地區的歷史研究和當前社會主義建設的作用，并使之在今后較長時間內也具有歷史價值出發，在篩選資料時，既有所批判與揚棄，又有所繼承與發展。如在西北總論部分中的“軍事”一目里，從《清代河湟諸役記要》到《西北國防論》．收集了內容跨越半個多世紀的文獻，雖則只有23篇，但通過這些文獻的本身價值，亦可略窺西北地區軍事之一斑。
（三）資料的綜合性。
地方文獻作為一種情報源，有著社會科學情報綜合性的特點，這部《索引》也無例外．它共收錄文獻資料7456篇，其中自然科學類文獻僅404篇、占《索引》文獻總數的5．42%，而社會科學類文獻達7052篇，占94.58%。這些社會科學情報具有潛在的和多方面的內容、從各個不同的側面，反映西北地區的歷史、地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衛生諸方面的歷史和研究狀況，因而對認識一方地情，鑒古知今，繼往開來，建設本地區的兩個文明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四）情報的長久性。
地方文獻所提供的情報，也如其他社會科學情報一樣，其壽命要比科技情報長得多。因為人類社會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有機整體，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的認識條件也是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之中。但人們對社會現象的認識，既有積聚性的一面，也有往復和連續性的一面，當前的認識，雖然是前人認識的發展，卻又不可能完全排斥和代替前人已有的認識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地方文獻情報，就成為今人認識特定歷史現象的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據。因此，這部《索引》的編制，既然是科學的和重要的，那么，它的情報價值也將是長久的，可用性也會很強的。
看來，《索引》編者在揭示館藏建國前報刊資抖上搜羅詳盡，不遺余力。據了解，甘肅省圖書館曾于1959年編印過《甘肅地區中文期刊聯合目錄》（1896-1949年，收錄期刊3405種），從中作出西北地方文獻資料題錄8415條，主要在1966年以前分別按省（區）陸續輯成地方文獻索引48種；另外，還根據北京圖書館1961年編印的《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1833-1949年）》（收錄期刊19115種），派專人赴有關圖書館調查了解，補作題錄。這樣，在經過長期積累的基礎上，近年又組織人力將館藏舊時報紙、期刊通檢一過，再次進行鑒別、篩選、調整、補訂，編就這部《索引》，實屬難能可貴。
《索引》對文獻的收錄可說包羅萬象，舉凡解放前45年間全國各類報刊中有關文獻資料均在選編之列，材料來源廣泛，內容全面系統，大至官方文書報告，專項圖表，統計數字，小至個人游記、日記、雜志，都從不同的角度予以羅致，反映了文獻的真實性和適用性；在文章著述者中，既有政界人物，如戴季陶、于佑任、翁文灝、朱紹良、黃炎培、馬鴻逵等，更有眾多名家學者，如郭沫若、鄭振鋒、陳垣、顧頡剛、王重民、向達、周谷城、姜亮夫、董作賓、常任俠、王國維、羅振玉、金祖同、唐蘭、竺可楨、潘光旦、何樂天、谷苞、周祖漠、唐圭璋、周一良、陳寅恪、唐長孺、裴文中、趙儷生等，充分顯示出文獻資料的權威性和有用性。此外，收入某些外籍學者論著的譯文，也頗具參考性。
從表面上看，《索引》洋洋灑灑，收入文獻資料7456條，似乎有點龐雜泛濫，但仔細研究，其中西北總論1372條，占資料總數的18．4%；陜西省1264條，占16．9%；甘肅省2883條，占38．7%；寧夏回族自治區多221條，占3%；青海省463條，占6．2%：新疆維吾爾自治區1253條，占16．8%，仍是主次分明，重點突出。如在甘肅省“地政”一目中，收入資料36篇，通過土地面積和征收田租、賦稅的比例，反映了舊中國封建軍閥政權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對了解建國前近三十年的甘肅地政情況，很有幫助。又如“新疆游記”一目收錄文獻135篇，對研究新疆地區的民族、風俗、地理、歷史沿革和人口遷徙等，都具有相當好的資料價值，在文化藝術上，僅“敦煌石窟”和“敦煌學”兩個子目內，就收錄文獻資料241篇，且多為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顯示了我國文化藝術的風貌，由此可見編者在資料收集中表現出的孜孜以求的精神。
三
這部《索引》在分類編排和組織結構上也是嚴謹的。無論順序的安排，類目的設置，都體現了便利學術研究的編輯方針。它按西北總論及陜、甘、寧、青、新六大部分編次，其下類目依次為：一、歷史、地理，二、社會、政治，三、經濟，四、自然地理、地質礦產，五、文化、教育、衛生。在分類體例基本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根據各省（區）不同特點，結合文獻資料多寡等實際狀況，再靈活地劃分若干小類（子目），并一一安排在適當的位置上，以示實出。如在“歷史、地理”類下分為歷史、文物、考古、地理、輿圖、方志、類志、各地游記等八個小類。但在甘肅省“各地游記”下又細分出蘭州各地、甘肅中部各地、隴南各地、隴東各地、臨夏甘南各地、河西走廓等六個子目。而在寧夏則未列小類，青海省亦僅列出歷史、考古、地理、各地游記四個小類，在新疆部分則改列為歷史、考古、傳記、地理、人文地理、經濟地理、類志、名勝古跡、各地游記等九個小類，再如“社會、政治”類下，在總論部分列出社會、社會救濟、民俗、民族、宗教、政治、軍事等七小類，在陜西部部分則未設民族、宗教，在政治一目下列出地政、管政二子目。在甘肅部分改設民政，其下列出蘭州市政這一子目，另設有地政一目。寧夏、青海設類從簡，新疆部分則作較大變動，改設社會、民俗、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回族、其他（民族）、宗教、政洽、新疆問題、軍事等十個小類，其下沒有子目。其他如甘肅突出敦煌石窟、敦煌學等，在寧夏部分突出西夏文化，新疆則以民族方面文獻資料比較集中。
同時在某些類目中又將有連帶關系、內容相近的并為一項。如“歷史、地理”，“社會、政治”，“地質、礦產”，“文化、教育、衛生”，“畜牧、獸醫”，“財政、金融”，“自然地理、地質礦產”，“醫藥、衛生”，“商業、貿易”等等，這種合并表現了文獻資料的內在聯系，環環入扣，如貫一氣，顯得邏輯嚴密，條理清晰。細讀《索引》，可感受到編者良苦的用心和對文獻資料認識的深度。
《索引》中文獻資料的著錄項目，均以順序號、篇名、著（編、譯）者、報刊名稱、出版日期、頁（面）數、附注為次第。由于著錄事項簡明扼要，給使用者帶來了認識文獻和檢索的便利；尤其附注內容多樣，指引性強，對讀者辨認文獻資料很有幫助。如：《西道堂——新社會的模型》（注：甘肅臨譚舊城回民的中心組織）；《樓觀臺橡樹生長量之查定及各種材積式之比較》（注：樓觀臺在陜西周至縣境）；《民族英雄張義潮》（注：收復河西十郡經過）；《講壇旁記（節錄）》（注：記李銘漢）；《風沙、水礦、農牧》（注：雜寫安西）；《救濟本省災荒賑款配發各縣》（注：附各縣分配數字）；《黨項故居在隴右》（注：黨項系族名，位于洮岷西南）；《記皋蘭二奇士》（注：吳可讀、朱克敏）；《甘肅之特產》（注：摘錄自甘肅省銀行經濟研究室《甘肅經濟叢書》）；《甘肅省各縣（市）各種調查表》（注：附調查表24種）；《甘肅省四大展覽會展覽品評判揭曉》（注：物產、工業、建設、文物）；《甘肅四巨鎮》（注：西峰鎮、張家川、馬營、碧口）等等。這些附注文字，均是點睛之筆，極盡其妙。
當然，這部大型文獻《索引》如果再附錄一份《報刊一覽表》，多加些提要或簡介一類文字說明，或許更能擴大資料線索，開闊研究工作者的視野。另外，革命根據地報刊資料收錄很少，說不定編者別有考慮，在這里不敢妄加評論，謹此提出而已。
總之，西北地方文獻資料量多面廣，且大部分藏在國內外圖書館中，也散見于各種新舊書刊之中。要使這些分散的文獻材料得到有效的利用，就必須進行艱苦的發掘工作。在這方面，作為具有七十年館齡的甘肅省圖書館是付出了巨大的勞動的。僅據該館1980年5月編印的《西北地方文獻目錄》（ 1949-1979）就著錄各種書目75種之多。又據陸泰安、牟實庫編《西北地方文獻書錄》，其中收錄近六十年來有關西北地區的書目索引達130種（甘肅省圖書館編印53種）。由此可見該館在西北地方文獻工作上所下功夫之深和用力之勤了，其受到各界的交口稱贊，則是當之無愧的。
這部《索引》作為一種獨特的情報源，自有它特殊的情報功能。但在利用這部《索引》時，如果再能與該館所編其他書目索引相互參照，配合使用，效果一定更佳，更能在西北地區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發揮出巨大效用。
主要參考文獻
一、西北地方文獻工作 甘肅省圖書館印 1980年5月
二、關于西北地方文獻的搜集、發掘與利用 陸泰安 牟實庫 澎慶懷《圖書館學通訊》1980年第2期
三、關于甘肅省圖書館西北地方文獻工作中的幾個問題 陸泰安 牟實庫 彰慶懷《圖書評介》（新疆）1980年第3期
四、倏忽三十載 舊館換新姿—甘肅省圖書館簡介 顏宗榮 《圖書與情報》 1981年第2期
五、揭示館藏 便利讀者——《甘肅地方文獻書目》簡評 彭清深 《圖書與情報》1983年第3期
〔出處〕 圖書與情報 1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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