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獻簡論
偉大祖國以文獻名邦著稱。由于疆域廣闊，各地流傳著豐富的地方文獻，素為人們所珍視。
建國以來，各省、市、自治區圖書館為適應三大革命需要，曾編印有關地方文獻目錄，供黨和政府、科研、設計、生產部門參考。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今天，圖書館為四個現代化服務，必須及時為實現四化供應科研資料，因此，更顯示地方文獻的重要性。
初步總結歷年來對地方文獻的采訪、編訂、收藏、利用的點滴經驗，深切感到革命需要科學，而科學研究必須參考地方文獻；通過實踐認識，應該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鉆研有關地方文獻的理論、方法，從歷史學、地理學、目錄版本校勘學以及科技情報學等多種學科，脫胎出一門邊緣科學，姑且名為“地方文獻學”。
本文試就一，地方文獻之史的探討；二，地方文獻的具體內容；三，地方文獻與科技情報；四，急切需要有關地方文獻的工具書等題，提出淺見，作簡要論述。
一
早在我國古代奴隸社會時期，刻在甲骨上的契文，已編匯組合收藏成庫。19世紀末，在河南殷墟發掘出大量的甲骨文庫藏，提供了系統的殷商史料，這是當時的人以文字記載的有意留下的文獻。我們在20世紀還能利用這批文獻研究古史，而春秋時期的孔子，反而致慨夏殷之禮缺失，杞宋文獻不足征，是什么緣故呢？社會發展史可以答復這個問題。由于階級社會的奴隸主占有文獻資料，使文化的流傳受阻礙，甲骨文成庫埋藏地下，而世上卻形成“文獻無征”。這和解放前有人認為中國沒有石油所發出的哀嘆一樣。
革命導師馬克思曾指出：“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種種發展形態，并探究這種種形態的內部關系；不先完成這種工作，則對于現實的運動必不能有適當的敘述。”[1]。毛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要我們“像馬克思所說的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我們應以此為研究地方文獻學的主導思想，即應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對待歷史遺產。
“文獻”一詞，在我國不但溯源甚早，而且有具體內容。周官分別掌握“方、策、版、簡”，老聃為“周守藏室之史”，以及子夏等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都屬于文獻。《隋書經籍志》標舉“地理記”一目，收地理書139部、1400余卷，其中大部分是地方史和區域地理。如《洛陽記》、《吳地記》、《荊州記》、《會稽古地記》、《南州異物志》、《三輔故事》、《隋諸郡土俗物產》等，這些書，可算是地方文獻作品。
《隋志》說：“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風氣所生，剛柔、輕重、飲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遷變；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達其志而通其欲，齊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廣谷大川異制，人居其間異俗’。《書》錄禹別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條其物產，辨其貢賦，斯之謂也。”
這說明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了解和利用地方文獻為他服務。當時已體察到自然界和人事關系各地異宜，地方的具體情況不可以臆度，必須進行調查，還要經過“分析辨別”。《隋志》介紹：“晉世摯虞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郭、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并列舉齊代陸澄、梁代任（日 方）、陳代顧野王等人以及隋朝所編地理官書，可作為我國中古時期地理文獻的小結，其中大部分屬地方文獻。
唐初，李泰等撰《括地志》550卷，是空前的地理書巨制。全書雖不傳，但從各家輯佚本可窺見當時《隋志》所錄各書具在，承先后后，《括地志》實為此后“方志”的先聲。現存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40卷，宋樂史《太平寰宇記》200卷等，以及此后的各朝《圖經》、《一統志》，形成“方志”的體例。
宋元之間，馬端臨撰《文獻通考》348卷，他區分“文”與“獻”為“記事”與“論事”兩大類。全書分為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輿地、四裔等門類，網羅面寬，突破“地志”范圍；歸結于“考制度、審憲章”，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教育等多方面的文獻，而“輿地”只占一門。
明清之間，顧炎武撰《肇域志》40冊，從《一統志》及各省、府、州、縣志及其他文獻編匯而成。所根據的原書多已失傳，賴此書保存。
以上兩書雖屬全國性的，但可作為利用地方文獻的范例。
近人張國（氵 金 ）編《中國古方志考》（中華版），采錄元代以前的全國各地地志及地方史約4000余種，有現存的，有已亡佚的。雖然佚失的占大多數，但被征引在其他古籍和類書里經過輯佚的本子不少。如清代張澍輯《二酉堂叢書》，是我國西北各地的古代文獻著述，收錄有《涼州異物志》、《西河記》、《沙州記》等書的輯佚本，加以考釋。張氏的原稿本已流傳到巴黎圖書館。現在國內還可見到的刻本，有人對照稿本，所輯佚文及加按語，缺漏甚多[2]，這說明善本的重要，地方文獻也應選取善本。
宋元以來的方志，經朱士嘉兩次編訂《中國地方志綜錄》，據1958年版統計國內外收藏方志7413種，199143卷。最近還進行調查增補，已超過1000種。
歷史上留下來的地方文獻是相當豐富的，不但有專書，還有的收入類書、筆記、雜著、總集、別集里，供我們采取。地方文獻的范疇應包括文物、圖書、資料三項，而圖書一項，又可分為區域史、區域地理、方志、地方檔案、地方叢書、地方總集類書、各地筆記雜著、地方專著、外文書刊、地方書目等10類。要如何深入發掘、系統整理呢？敬愛的周總理生前曾多次給我們指示：要我們除編印全國所藏方志目錄外，還要有系統地整理縣志中及其他古籍中有關科學技術資料，做到“古為今用”。又指出：圖書館為科學研究服務，除編印全國性的總書目外，還要根據科學家的需要，進一步把歷史文獻中的科學技術等重要材料，用最新、最科學的方法，有系統地、迅速地整理出來，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回顧過去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做的太少；今天，整理利用地方文獻，正是為了實現周總理交付給圖書館工作者的歷史使命、重要任務，應該急起直追，刻不容緩。
二
分類編輯地方文獻的目錄資料僅是基礎工作，方國瑜曾比喻“猶之開發礦業之地質調查工作，先經勘探、測量、化驗，作為施工依據”。[3]以往史學家編寫這類資料名曰“長編”，進一步探討“地方文獻學”的內容，應包括兩部分，即“專論”與“方法論”。
先談“專論”。
當前整理利用地方文獻為四個現代化服務，不能打無準備之戰，不能等待有關部門提問題，臨渴掘井，應主動地先編輯若干專題文獻目錄及索引，進而編寫地方文獻的專論。
專論的內容似乎很廣泛，從何著手？我認為以三大革命為綱，就能掌握重點，造車合轍。
（一）階級斗爭的知識
以云南為例。從古以來，云南是祖國西南邊疆，是漢族與少數民族共同開發建設的。歷史上雖然有割據的朝代，但為時不長，各族人民要求統一，反對分裂，因而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水乳交融，中原文化與邊疆文化互相挹注，協力前進，這是主流。而歷代奴隸起義、農民起義反抗奴隸主、封建地主的斗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寫地方史和民族史的文獻，也必須掌握這客觀存在的規律。
上年在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會上，杜玉亭根據云南涼山彝族奴隸制的社會歷史調查，以現代資料和歷史資料相對照作為歷史分期準則的參考；馬曜、繆鸞和也根據傣族奴隸制與周秦社會作比較研究，他們對我國古代歷史分期問題利用有關民族史的地方文獻，提供有益的論證。建國以來，歷史工作者和民族工作者征引地方史料編寫各少數民族的《簡史》、《簡志》，而這些成品又作為新的地方文獻。
抗清斗爭的大西軍李定國歷史和以李文學為首的哀牢山彝民起義，以杜文秀為首的回民起義，也經史學界采集專題資料編寫出若干史料選輯、論文和專著。李生勉選輯《清實錄》、《東華錄》有關云南史料，也收集了農民起義的檔案記錄。
云南是邊區，近代史上，邊區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留下很多可歌可泣的史料，于乃仁遺著《云南人民反帝斗爭史資料選編》、《史稿》、《史話》，做了大量工作，也屬地方文獻。
（二）生產斗爭的知識
現仍以云南為例。從考古工作者在云南各地地下發掘的遺址和實物，對證書本上的資料，了解到云南采礦冶金史應上溯春秋中早期，即在楚莊蹺來滇三百多年前已有本地冶煉的銅器。農田水利的開發也很早，《史記》記述“蹺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說明不是楚人來此才開辟的。清代王崧和近人秦光玉編輯的《云南備征志》及《續志》，從歷代史籍節錄有關云南礦冶和農業史料，還有若干專書，如《云南銅志》、《滇南礦產工器圖略》、《茂隆廠記》、《云南水道考》、《六河圖說》、《盤龍江水利圖說》等，或提供現在生產和設計部門參考，或經外國人翻譯傳播。云南開發鹽田鹽井也有悠久的歷史，從鹽礦的分布、質量、采煮、產量以及供銷等均有文獻記錄。還有富于地方與民族色彩的工藝，如大理石、永北棋子、烏銅走銀等，也見于方志和筆記雜著中。
（三）科學實驗的知識
有人認為長期停滯在封建社會的中國沒有科學，這是不符合事實的污蔑。古代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觀察和記錄自然現象，并對客觀世界有所認識。許多科技的創造發明權經世界公認，歸之中國。英國李約瑟以畢生精力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他的著作證明了這一事實，但李著是全國性的，各省地區蘊藏著不少的地區性的科技史料，有待發掘。
就云南省看，在方志和其他著作里，有自古以來當地的觀察自然現象的記錄。例如，日食、慧星、颶風、地震、旱澇和氣候變遷等。我與陳一得曾輯錄過這類資料，不但獲得地區的自然記錄歷史事實，也借此學習到古人認識世界的思想與方法。又如農家諺語，符合客觀實際，也是因地而異。陳一得編《云南氣象諺語集》，秦光玉編《滇諺》都匯集了農民的寶貴經驗。解放后，在黨的領導下，圖書館配合有關單位采輯地震及氣候資料，提供科研部門探索自然規律，大有潛力可挖。數理化的文獻，如清代宋演著《勾股一貫述》，李彪著《籌算法》均已收入《云南叢書》。近代數學家熊慶來著《高等算學分析》和袁丕濟的數學著作，是國際知名的。浦漢英的《數學論稿》也是畢生精力的結晶。明代葛中選著《泰律》，趙諷給予好的評價[4]，不但有樂律上的見解，也涉及物理方面的聲學。云南古代人民對釀造、煉丹和化學制品等的卓越貢獻有史料可查，生物方面更多。明代蘭茂的《滇南本草》和云南民間許多草藥書，是記述藥用植物的素材；清代吳其浚著《植物名實圖考》，有在云南采到的一部分標本，也有云南文獻中記載的植物資料。此書很早傳到日本，屢次整理傳播。云南植物王國，也是“文獻有征”的。植物分類學上許多植物種名、屬名曾采用云南土名。關于中醫和地方病的著作，是寫地方醫藥史的第一手材料。從地方文獻取材為寫地方科學技術史備料，也是地方文獻學的重要篇頁。
當前，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發展旅游事業，介紹風景名勝古跡，也須取材于地方文獻。
上層建筑的文學藝術文獻，云南也很豐富，可從多方面選取資料。例如，要寫文學理論史、音樂史、美術史、歌舞史、滇戲、白族大本曲、花燈史以及民族、民間文學史等，不根據地方文獻是不能憑空杜撰的。
方言與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都是重要課題，例如，趙式銘撰《白文考》，李霖燦撰《么夢象形文字典》，方國瑜、和志武撰《納西象形文字譜》，姜亮夫撰《昭通方言疏證》等書，都提供了這方面的文獻，成為我國語言文字學的新課題。
文獻工作者應就上述各類地方文獻作“考鏡學術，辨章源流”的探討，以充實地方文獻學的“通論”。文獻學涉及每一門科學，各有具體的研究對象，就文獻觀其匯通；再分別省、市、自治區寫更詳盡的“各論”。
以下談方法論。
地方文獻學方法論應從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金石書畫學，以及有關技術和繪畫、統計、索引等脫胎而出。
我國目錄學自西漢劉向校書、劉散創“七略”分別部居，發凡起例；歷代的“藝文志”、“經籍志”和專科、專門目錄，風起云涌，還有公私收藏及提要目錄等成為治學的門徑。
書的目錄給人以更明亮的眼睛。中國目錄學的貢獻，首先在于掌握“類例”。宋代鄭樵撰《通志·校讎略》提出“編次必謹類例論”，他認為：“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之不分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人有存沒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亡。……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雖亡而不能亡也。”鄭樵這段話啟示我們要抓住“類例”這個關鍵，不但以之處理文物、圖書、資料，分別部居，以類相從，便利管理使用，也是發展學術的有力武器。所謂“書守其類”，就是要掌握學術分類到圖書分類這個為大家所公認的客觀規律，而不以每個工作者的主觀意圖為轉移。所謂“謹類例”并非一成不變，正是精益求精，使“專門之書”形成“專門之學”，沿此道路發展，適應客觀需要，再產生新的“專門之書”與“專門之學”。寫任何一科的學術史，都須先繪藍圖，即編寫這一學科的專題目錄，使胸有全局再深入研究，才符合嚴格認真的科學精神。吸取歷代目錄學家所探索到的治學方法與規律，用以研究地方文獻，這是老一輩地方文獻工作者的有益經驗。
版本學原屬目錄學的一部分。顧廷龍認為“應成為一門專門之學。……不要把版本之學看得很狹，好像僅僅限于講究宋版、元版一些舊的版刻鑒定，應包括雕版以前的簡策縑素以及寫本和古今中外的圖書。”[5]這意見很中肯。地方文獻學也應研究“地方版本”。顧廷龍的《唐宋蜀刻本簡述》為示范之作。我們結合編輯善本書總目工作，也就“滇刻本”、“黔刻本”以及其他地區的版本，就便采集原始材料，考查各地區雕版的創始年代與刻書中心、地區分布及官刻、私刻、坊刻、民間刻本的具體事例，俟積有成稿，寫入“版本史”中，這也是采取地方文獻的門徑。
校勘學又名校讎學，《漢書藝文志》、宋代鄭樵《通志校讎略》、清代章學誠《校讎通義》等記述了校勘學的資料。我認為以往校勘附屬于目錄學，今天，在地方文獻學里應獨立作專節。校勘學應指校訂圖書之文字異同、正誤，以及斷句、標點、分段和音注、語譯等，還有從別的書里輯錄已佚失的古書引文俾還原書面目的輯佚方法等。北京中醫學院任應秋提出《中醫文獻急待整理》的呼吁。要求“本身是中醫而又具有訓估學知識的人”擔負這一任務。這就屬于校勘學的范圍。對地方文獻的校勘也應作專節研究。
我國譜錄之學，是一部一個專題，如家譜、族譜等多以“地望”作標識，有地區性的特點；又如人的“年譜”，按地區編錄，也豐富文獻的內容。
金石與書畫也具有地方色彩，研究地方文獻，應熟悉本地區的重要金石文字與名書畫家的歷史和作品風格。
表與圖及排字、索引方法等，有各地通用的，也有從地方版本發掘到的特殊體裁可供外地參考的。如云南省博物館收藏的清初建水人萬龍山編繪的《公車圖》稿本和《大地新游》里介紹昆明民間刻本《云程萬里》兩書，圖文相參，詩畫相配，形象與寫意間錯，引人人勝，通俗易懂，富于地方風味，即其一例。
三
要使地方文獻學成為名副其實的邊緣科學，必須吸取現代科技情報學的知識技術，融會貫通。
“文獻、史料、情報”是否一回事？應怎樣區別？
方國瑜以“史料”為大類，下分文字（語言）之學、器物（金石）之學、年代（譜錄）之學與圖書（文獻）之學。
編輯科技情報者，以“情報”為總名，而“文獻”則屬于“情報”的一部分。
以上兩說，就各自專業要求立論，“文獻”置于從屬地位，指的是狹義的文獻。
我認為地方文獻應包括文物、圖書、資料三類。“史料”貫穿于三者之間；“情報”專指調查報告，應隸屬資料范圍。情報有時間性，而其中也有地區性的，可以納入地方文獻，指的是廣義的文獻。
外國有“區域地志”的編寫，其體例采取近代和現代地理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如自然區劃和經濟地理以及對某區域的特殊情況的論述，可作為我們研究本國區域地理的借鑒。徐近之著《地理文獻學淺論》（1962年商務版），介紹440種基本的地理文獻圖書資料。中國科學情報研究所匯集了1966- 1976年的國外科技情報學與情報工作的圖書論文3668條，寫成《文摘》，提供我們對科技情報的搜集、調研、分類、編錄及有關技術科目的認識。地方文獻學也應討論地方性的科技情報，吸取國外的先進經驗。
四
人的視覺、聽覺借助于工具，可使所見、所聞向深遠發展；工具書幫助人們了解問題和其他工具一樣，不但便于考查出處，并能增進理解，加強記憶。
在研究地方文獻的過程中，每每遇到有關年代、人物、地名和文物、圖書、資料的問題，憑個人的知見是有限的，一般工具書也查不到。為此，我和幾位圖書館工作同志提出以業余時間，分工合作，進行編輯《世界紀年表》、《云南人名辭典》、《云南古今地名辭典》和《云南文獻手冊》的倡議，己結合業務，開始備料。這是研究地方文獻的實踐工作的項目之一，通過采集、編寫和校訂這四種工具書，將發現問題進行專題討論，實事求是，征信存疑，期望編成這幾種工具書以便利工作和促進研究。
作為地方圖書館對待地方文獻，應從普及與提高兩方面并舉。如編寫有關地方史地的通俗讀物和地方文獻的專題書評，以供讀者參考。建議今后由地方圖書館學會發動和協助會員進行這類工作。
五
地方文獻建立為專門之學，也與其他邊緣科學相似，有它的歷史因素和現實意義。比如“天體物理學”與“射電天文學”是從天文學與物理學相結合發展出來的新科學，是適應人類進入更遙遠、更廣闊的宏觀世界而產生的。社會科學也如此，如政治經濟學決非以往政治學、經濟學的舊貌，而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一部分，有它的新內容，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的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回溯我國古代學術的發展，每每在歷史轉折時期，出現百家爭鳴，因而產生新學科，如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春秋戰國時代，出現諸子百家，西漢劉向父子的《別錄》、《七略》作了總結。但像“史學”這一門范圍廣的學科，當時還沒有“史”的位置，司馬遷著《史記》，在《漢書藝文志》里只以《太史公百三十篇》附庸于“六藝略”的春秋一類之后。直到魏荀勖《中經》與后代的“四庫”，“史”乃成為獨立的大類。今天提出建立“地方文獻學”，決非憑空想像，標新立異，而是根據歷史積累，適應現實需要，有待于我們進行科學的整理，綜合比較、分析挹注，從實踐中探索理論與方法，再回到實踐中檢驗認識，以做好地方文獻工作，為祖國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起到應發揮的作用。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
2．鄧衍林.中國邊疆圖籍錄.商務印書館，1958
3．方國瑜.《云南史料目錄概說》弁言
4．趙諷.讀《泰律》札記.圖書周刊
5．顧廷龍.版本學與圖書館.四川圖書館，1978（11）
6．見《人民日報》1979年5月26日第3版
〔出處〕 《文獻》，197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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