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紹興史綱》序——兼論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研究運用
《紹興縣志》主編傅振照先生以其多年耕耘的巨構《紹興史綱》囑序于我。與此同時,臺灣漢學研究中心邀請我出席今年十月在臺北舉行的“地方文獻學術研討會”,這真是一種學術上的巧合。
《紹興史綱》當然是紹興的地方文獻,傅先生研究紹興地方文獻,成就卓著。其所主編的《紹興縣志》,如我在該志序中所說:“就《紹興縣志》的內容而論,在這十余年來各地新修的志書中,實屬后來居上。”我特別指出:“綜觀全志,內容完備,信息全面,而體例嚴謹,尤可獨步志林。”此外,近年以來,我曾在不少學術會議中(如2001年洛陽“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修志用志研討會”)和文字中(如《浙江方志》2001年第二期《回顧與展望———修志跨入新世紀》)多次稱贊這部志書。《紹興縣志》本身是紹興的一種大型地方文獻,它所取得的成就,其實也就是紹興地方文獻的成就。因為方志是歷來大量地方文獻匯集的成果。
傅先生主編《紹興縣志》之時,撰述《紹興史綱》的策劃意圖顯然已經成熟。我忝為《縣志》顧問,曾經略讀志書全稿,并仔細地考究了傅先生在卷首所撰寫的《史略》一篇。《縣志》出版不久,傅先生就和我商量了《史綱》的寫作問題,說明對此他早已胸有成竹。故《縣志》中的《史略》一篇,實為其提煉《史綱》初稿之作。所以《紹興史綱》是傅先生在主編《紹興縣志》以后又一部重要的紹興地方文獻。近年以來,紹興學術界對地方文獻的整理研究方興未艾,成果累累。繼《紹興市志》、《紹興縣志》、《越國文化》等的出版,以照片為主的大型畫冊《紹興老屋》、《紹興古橋》也相繼問世,確實使人躊躇滿志。而《紹興史綱》的出版,其意義尤為不同凡響。《史綱》本身是一種地方文獻,是一種以歷來大量地方文獻為基礎的集腋成裘之作。但它反過來為歷來大量地方文獻勾劃出或詳或簡的歷史背景,成為數量浩瀚的紹興地方文獻的紐帶。作為一種地方文獻,《紹興史綱》的深遠意義和重要價值實在不言而喻。
前面提及《紹興史綱》的囑序與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舉辦“地方文獻學術研討會”的邀請是一種學術上的巧合。這是因為,漢學研究中心舉辦的這次盛會,其所討論的主題,正是我為《史綱》作序所考慮的。紹興是個地方文獻豐富多彩的名區,歷史上積累的大量遺產和近年來不斷推出的新成果包括《紹興史綱》,可以為臺北的這次學術會議提供許多研討的素材;而臺北會議的成果,又可為紹興地方文獻的整理研究提供學術上和方法上的有益參考。所以這不僅是一種巧合,而且更是一種相得益彰的機遇。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的邀請函附有“地方文獻學術研討會”的一份《會議簡介》,我特別注意了《簡介》中所列的“會議子題”,其中包括四項內容:1、地方文獻之搜集;2、地方文獻之整理;3、地方文獻之研究;4、地方文獻之運用。這四項子題確實抓住了地方文獻的要領。從這四方面對地方文獻進行研討,無疑是對地方文獻的全方位探究,顯然有裨于學術界對地方文獻的認識和重視,從而促進并提高在這個課題中的各種研究。所以我很佩服這次學術研討會的發起和組織者,因為這四項“子題”的提出,確實是在地方文獻學術領域中竭盡思慮之所得,按照這樣的“子題”研討地方文獻,可以預卜這次盛會的成功。
這四項“子題”其實也是對《紹興史綱》進行評價的客觀標準。為此,我為此書作序,就擬按“子題”對《史綱》作一點議論,在某些方面,或許還要在《史綱》以外作些泛論。
在地方文獻資料的搜集方面,《史綱》作者確實盡了很大的努力。從卷末《主要參考書目》可以窺及,作者的搜集面是很廣的,舉凡正史、方志、文集、筆記等等都在其中,并且包括館藏善本和鈔本,可稱洋洋大觀。其中如《紹興史跡風土叢談》、《會稽縣勸業所報告冊》等,都是來之不易的珍稀資料。搜集是著述工作的第一步,對于《史綱》來說,廣泛全面的搜集工作,成為全書內容充實的重要基礎。
在這里我必須指出,地方文獻的搜集工作存在很大的難處。由于地方文獻種類繁多,篇幅零散,除了其中的少數已經作過整理并出版以外,有很大部分都未經整理,也沒有出版,而且往往流徙分散在各處甚至海外,其中有不少是稿本或鈔本,常常使搜集工作面臨不可逾越的困難。以地方志為例,這是一種各地皆有的地方文獻。最近我在《關于編纂〈國外圖書館收藏中國地方志孤(善)本目錄〉的建議———并簡介新近引回的順冶〈秦州志〉》一文中,曾經記及了一段從國外引回志書的故事:
“我從上世紀80年代起,借出國訪問講學之便,曾引回過幾種流散國外的孤本方志,其事實不足道,卻蒙諸葛計先生的厚愛,在其所撰《稀見著錄地方志概況———關于合力編纂〈中國稀見著錄方志提要〉的建議》一文中對我作了稱贊。他說:‘八十年代最先從國外引回志書,而且引回志書種數最多的,則是杭州大學的著名地理學專家,方志專家陳橋驛教授。’他又說:‘曾記得,1983年,當陳橋驛先生從美國引回孤本志書———乾隆本《越中雜識》在國內排印出版時,我國負責古籍整理領導工作的李一氓先生,曾以十分興奮喜悅的心情說,這對古籍整理是很大的貢獻。’諸葛計先生并其所引李一氓先生對我的表揚,我實在受之有愧。因為國外圖書館對公眾完全開放,即使是珍稀版本,除正常的復制費外,也無額外索取。所以我的幾次引回,都是不費周折的事。”
但這種“不費周折的事”,眼下在國內卻不是如此。上世紀80年代后期,我受浙江省常山縣之托,從日本宮內省圖書寮(現已改名宮內廳圖書館)引回康熙《常山縣志》刊本。宮內省圖書寮是屬于皇宮內的特殊藏書機關,起初估計有些困難,但結果順利引回。遵常山縣之囑,在他們新修的《常山縣志》寫了一篇《從日本引回康熙〈常山縣志〉紀略》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述及:
“國外圖書館的書刊復制,效率之高,收費之廉,甚至像宮內省圖書寮這種性質特殊的圖書館和康熙《常山縣志》這樣的世上孤本,也同樣如此。而如今在我們國內圖書館復制書刊,卻常常困難橫生。不必說世上孤本,只要版本稍屬珍稀,其‘有償服務’的‘償’就會使人望書興嘆。對比之下,實在使人感慨不已。”
在另一篇《北美散記》中,我也寫了一點有關這方面的對比和感慨:
“說起國外圖書館,有一點值得我們慚愧。我們這邊,許多圖書館,取出一本書來就要錢,不管你看不看。稍稍珍稀一點的版本,要價就更嚇人。我的一位研究生曾經抱怨說,假使當年英國圖書館也是這樣,馬克思這個窮漢恐怕也寫不出《資本論》來。在國外,凡是我到過的地方,在館內看書沒有要錢的,不管你看的是什么版本。要復制,也不管是什么版本,按規定的同樣價格收費”。
在紹興地方文獻的搜集中,也存在這樣的例子。紹興文理學院鄒志方教授研究地方詩歌,成就甚著,已經先后出版了《歷代名人詠柯巖》、《歷代名人詠陸游》等著作。為了擴展和加深紹興地方詩歌的研究,這些年來鄒先生確實全力以赴,從事搜集工作。他在拙著《紹興地方文獻考錄》中查到某圖書館藏有《山陰道上集》鈔本三十四冊,是該館收藏的善本。全書收有紹興府屬八邑詩人達八百人之譜,其中當然有許多鄉土詩。此書我曾于上世紀80年代之初在該館披讀,鄒先生為此與我信札往返,希望復制此書,我也十分盼望此書能物歸鄉土。與收藏者聯系以后,他們開出的復制天價,鄒先生實在無力承擔,令人扼腕系之。
傅振照先生在其《史綱》的著述中,引及地方文獻甚多,搜集過程中遇到困難可以想見。所以“地方文獻研討會”中關于搜集的這個“子題”是值得共同商榷的一件大事和難事。這是地方文獻研究中的一塊絆腳石,是清貧的知識分子的一道很難逾越的路障。我不厭其煩地對此加以申述,也正因為此。
其次是地方文獻的整理問題。地方文獻如上述種類繁多,收藏零散,所以在搜集過程中,整理工作也要同時跟上。整理工作大體上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學者利用地方文獻研究一個專題,例如傅先生的《史綱》以地方史為研究對象,其所搜集,主要的是地方史料。按此書內容分越國及秦至清代兩篇,其中越國篇包括傳說、考古和文獻幾種來源,資料蕪雜,來源各異,在整理過程中必須進行審慎的鑒核和細致的排比。秦至清代篇的資料主要來自各種文獻,由于文獻的來源和性質都有差異,也有很大的整理工作量。現在從《史綱》的內容充實和體例嚴謹等進行考察,可以看到作者在資料的整理工作中下了很大的功夫。
在地方文獻的整理工作中,也有另外一些學者,專門以一個地方的散佚文獻為整理對象,如張澍的《二酉堂集》和魯迅的《會稽郡故書雜集》等均是其例。魯迅在《雜集》序中說:“會稽故籍零落,至今未聞后賢為之綱紀,乃創就所見書傳,刺取遺篇,累為一帙”。所以張澍和魯迅的地方文獻整理工作,其實是一種輯佚工作。往年我為傅振照、王志邦、王致涌三位先生輯注的《會稽方志集成》(團結出版社1992年出版)一書作序,我說:“輯佚是一種專門的學問,它涉及許多學術領域,絕非輕而易舉之事。”所以像《二酉堂集》和《會稽郡故書雜集》,既是地方文獻的輯本,也是地方文獻整理工作的杰出例子。
我個人在這方面也曾經做過些許工作,編撰了《紹興地方文獻考錄》一書,于1983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工作當然屬于下里巴人之流,所以在此書《前言》中坦率地提出:“從整理地方文獻的角度來說,編纂考錄是最起碼的工作。假使這一工作能夠引起人們對越中地方文獻的重視,或者能夠在整理地方文獻中起到點滴作用,那對我來說是最大的慰藉。”因為我從事這種工作始于上世紀30年代之末,是在張澍和魯迅的影響之下而從事的。其間雖然利用了公私書目四百余種,又跑遍了全國主要的圖書館。但是由于從上世紀50年代以后的歷次運動,無端被剝奪了二十年工作時間,所以全稿是在四十年之中斷斷續續地完成的,不僅文字體例有互不銜接之處,而特別重要的缺陷是沒有把譜諜搜集在內。此外,1980年出版社索稿之前,我曾經編有一個詳細的書目索引,以便使用者查閱,卻不料在出版以后發現此索引竟被出版社刪去,這當然是因為編輯先生沒有做學問的經歷,令人遺憾。
關于地方文獻的整理,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是年代。因為不論是專題性的地方文獻整理,如傅先生的《史綱》,或是一般性的整理,如拙編《考錄》。在整理過程中,必然存在次序編排的問題。《史綱》本身就是一部年代著作,不僅資料需要按年代整理編排,撰述內容更必須有嚴格的年代依據。拙編中收入或存或佚的地方文獻達一千二百種之譜,按性質分成十八類,每一類文獻也都是按年代編排的。時至今日,由于地方文獻的領域擴大,各地多有如放射性碳素、熱釋光之類的測年考古資料的積累,所以年代問題顯得更為重要。不少地方的文獻資料,既有歷史時代的,也有史前時代的。在史前時代,我們可以按照地質學的年代劃分,譬如說更新世或全新世,因為人類出現于更新世之初,而人類有組織的生產活動始于全新世。也可以按照考古學的年代劃分,譬如說舊石器時代或新石器時代。至于歷史年代,從我們國家來說,有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也有共和元年以后的年代。對于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不久前曾經花費巨資進行了所謂夏商周的斷代工程。不過我的意見是,從宏觀上說,我們寧可使用“五千年歷史”的傳統說法,因為這類“工程”所獲得的數據,包括以前如東京《民報》或黃藻《黃帝魂》等所采用的黃帝紀年,我認為并不是科學的。我在拙作《浙江的歷史時期與歷史紀年》(《杭州師范學院學報》1999年第二期)一文中曾經指出:
“至于中國的歷史紀年,這是眾所周知的西周共和元年(庚申,前841)。也有想把這個年份向上延伸的,愿望雖好,但恐怕沒有可能。當然,現在大家都知道科學的測年手段,如放射性碳素、熱釋光、中子活化、鈾系等等,日新月異。但是我們也知道作為‘年’的精確數值概念也早已測定:1回歸年,即太陽中心在黃道上連續兩次經過春分點(或夏至點、秋分點、冬至點)的間隔時間,其數值為365日5時48分46秒(365.2422日);1恒星年,即地球公轉的恒星周期,也就是地球公轉360。的周期,其數值為365日6時9分10秒(365.2564日)。太陽中心在黃道上轉移和地球公轉都有誤差,這種誤差數是‘秒值’(每遇這種情況,天文臺都要‘安排’這一二秒誤差數并且公告)。現在我們使用的任何一種科學測年手段,也都有誤差,這種誤差數是‘年值’、‘十年值’和‘百年值’。由此可知,在‘年’的數值如此精確的現代,要想通過科學的測年手段或其他考古學和歷史學等方法,使中國的歷史紀年從共和元年向上延伸,這顯然是極度困難的。”
當然也會有人提出,共和元年及其以后的年代,是不是都有回歸年或恒星年的依據呢?回答很簡單:第一是沒有;第二是因為這是約定俗成的傳統,使用已久,不必計較。
“子目”的最后兩個方面是研究和運用,這兩者關系密切,可以合起來議論。地方文獻數量龐大,種類繁多,牽涉廣泛,其中還包括許多神話傳說,也有后來傳寫的許多以訛傳訛,牽強附會的東西。在搜集、整理以后,必須經過研究,才能加以運用。《紹興史綱》在這方面也有值得稱道的例子。從歷史文獻來說,這個地區最早見于記載的是周成王二十四年“于越來賓”,為時在公元前十一世紀之末。但這項資料出于今本《竹書紀年》,按文獻來源價值不大。作者之所以重視這項資料,無疑是與地方傳說相互印證的結果。《論衡·超奇篇》說:“白雉貢于越”。《異虛篇》說得更清楚:“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于周公。”王充必然是根據越地的傳說把“獻雉”之事寫入《論衡》的。他絕未見過《竹書》,在他的年代,《竹書》尚深埋于汲冢之中。周成王二十四年,周公已經歸政,但在社會上仍有極高聲望,所以傳說作“獻雉于周公”。以《竹書》與越地傳說核對,可以說明“于越來賓”的記載不訛。
《史綱》對地方文獻的研究和運用,值得重視的還在于作者對于神話傳說與信史之間的處理方法。流傳于這個地區的遠古神話傳說當然以禹的故事最為重要,這個神話故事雖然荒誕不經,但是內容生動,深入人心。對于這個故事的性質,前輩學者早有議論,如傅斯年所說:“蓋禹是一種神道,即中國之Ｏｓｒｉｓ,禹鯀之說,本中國之創世傳說”〔1〕。美籍俄羅斯漢學家卜弼德在其《試論中國上古的演變》〔2〕一文中也指出:“中國上古的洪水故事,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不過是個神話”。顧頡剛在《古史辨》中提出:“禹是南方民族神話中的人物”,“這個神話的中心點在越(會稽)。”在許多古籍中,諸如:“到大越,上茅山,大會稽,爵有功,封有德,更名茅山曰會稽”(《越絕書》);“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史記》);“登宛委之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理”(《吳越春秋》)等等,不勝枚舉。所有這些神話傳說的地理背景都在越(會稽),所以《紹興史綱》對此是無法回避的。《史綱》的撰述當然需要依靠紹興地方文獻,而對禹及其相關的一系列傳說的記敘,實在是個棘手的問題。值得稱道的是,由于作者對紹興地方文獻的研究精深,所以運用自如。《史綱》在這方面的記敘中,既講清了這些神話的淵源脈絡,也沒有因此而損害科學的歷史學。
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因為這項“工程”同樣涉及夏這個朝代,而傳說這個朝代是由治平洪水的禹建立起來的。在國內,不要說蕓蕓眾生,即使在學術界,對于這項耗資巨大的“工程”似乎并不熱心,見諸報刊的評論不多。倒是在國外,頗有些議論紛紛。當然,國外的議論是多數國內人所聽不到的。至于網上的討論,從理論上說大家都能看到,但實際上是,當前的社會潮流并不導向人們包括學術界對這類事情發生興趣,而且由于網上使用的語言是英語,更增加了交流的難度,所以了解情況的人只是很少數。不過《中國文物報》曾在2001年6月6日以《夏商周斷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學術討論紀實》為題,用一個整版的篇幅翻譯摘登了國際網議的部分內容。我并不評論參加網議的這些國際學者們對“工程”的臧否,但這個版面的署名者劉星在版末《這場爭論引起的若干思考》中有一段話,確實值得我們深思。他說:
“關于是否有夏、二里頭是否夏以及二里頭文化是否步入了國家社會等等問題,我們在上述的評論中已經多少表明了我們的立場。運用‘同代文字證明’的邏輯,我們只能對夏的存在打一個問號,因為目前還沒有出土文字證明司馬遷關于夏的記載是真實可靠的;同樣,二里頭是否夏,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我真佩服劉星先生的這段話,他確實說得既科學,又含蓄。“因為目前還沒有出土文字證明司馬遷關于夏的記載是真實可靠的”,所以,“我們只能對夏的存在打一個問號”。司馬遷對夏說了些什么?《夏本紀》中抄錄了《禹貢》全文,這里記錄了大禹移山倒海的神功,竟把第四紀甚至第三紀的地質變遷都包羅在內。我在《大禹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序中談到禹疏導黃河的神話:“黃河的上流在西戎,下流在東夷,神話當然不必計較誰管轄的問題,讓禹從西戎的積石一直疏導萬里,導到東夷的九河。其實黃河歷來都用‘堙’的方法,如今鄭州以下,黃河大堤高高在上,就是‘堙’的結果”。我在《水經注記載的禹跡》(《浙江學刊》1996年第5期,以上二文均收入于《吳越文化論叢》,中華書局1999年出版)提到:“最引人入勝的是《史記》,《越世家》中說:‘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匈奴傳》也說:‘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就這樣,南蠻?舌,祝發文身的越王,與韋?毳幕,膻肉酪漿的單于,結成了一南一北的昆仲關系”。所以 我在《關于禹的傳說及歷來的爭論》(《浙江學刊》1995年第4期,收入于《吳越文化論叢》)一文中曾把禹的第六世國君少康封他的庶子無余到越地作為越王的故事比喻為:“宛如近代維多利亞女王派遣一位總督到印度一樣”。劉星先生的含蓄就在于此,等到那一天“同代文字”奇跡般地發掘出來以后,能夠找得到司馬遷記載的這些東西嗎?
佛教經籍中有一種《維摩詰所說經》(簡稱《維摩經》)。往年我偶然見到一種漢文譯本,只是毫不經意地隨便翻翻,卻在其中看到了一個天女散花的故事,頗能引人入勝。我才知道,原來天女散花之事,如同神禹“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一樣,也是有出典的。不過對于“導河積石”一類的神話,由于內容枯燥,所以在讀過地質學和古地理學一類的書以后,就不再想著它了,但是天女散花的故事,由于近年以來鮮花行業的興旺,逢年過節,學校領導和學生們往往以花籃相贈。見花起意,不免要想到《維摩經》這種少為人見的佛教經籍。現在讀到劉星先生《這場爭論引起的若干思考》這一篇,倒是讓我獲得一種啟發。二里頭遺址,姑且不論它屬于哪一級規模,但畢竟是一處讓人看得到、摸得著、舉世公認的古代文明遺跡,是一件客觀存在的實體。逢年過節擺在舍下客廳中的這些花籃,與二里頭當然不好相比,但是它們也同樣是客觀存在的實體。現在杭州市上的鮮花,其貨源有來自當地的、鄰縣的,也有以空運來自廣州和昆明的。來源不同,但是都可以查得清楚。絕對不會有哪一家花店,敢于打出《維摩經》的招牌,說他們的鮮花是天女散下來的。那末,二里頭這個舉世聞名的古代文明實體,又怎樣與劉星先生所說的要“打一個問號”的夏掛起鉤來呢?
我的比喻或許不倫不類,說我玩世不恭,這是很輕微的批評,因為欣賞《維摩經》天女散花為生動有趣,討厭《禹貢》“奠高山大川”為枯燥乏味,乃是實足的數典忘祖。對此,因為我既然有這樣的思想,所以并不計較。我之所以把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主要是為了說明《史綱》作者對流傳于紹興一帶的這類神話所作出的適當處理。因為在這一帶流傳的神禹故事,并不像《夏本紀》那樣地板起面孔,而是饒有趣味的。例如禹到這里舉行一次大會,召集全國諸侯前來參加,而防風氏遲到了一步,竟被斬首示眾。紹興的幾種地方文獻中,又描述了防風氏被“執行”的場景,由于此人身軀高大,劊子手的刀斧砍不著他的頭頸,所以必須搭起一座高臺,才能行刑。諸如此類的故事,在紹興地方文獻中還有不少,如前面所說,它們內容生動,深入人心。《史綱》當然可以撇開太史公和《禹貢》之類,但對于流傳在這個地區的神話傳說,卻不能不作出交代。何況在拙作如《關于禹的傳說與歷來的爭論》、《大禹研究序》等有關這方面的好幾篇文章中,都曾提到過這類神話傳說的積極意義。
我在此文開始就提出,《紹興史綱》的囑序和“地方文獻學術研討會”的邀請是一種學術上的巧合。我是在這種巧合中為《史綱》寫序的,所以文字顯然非常拉雜。因為既要說明《史綱》作為一種地方文獻的卓越成就,又要就“地方文獻學術研討會”所提出的四項“子目”作點發揮。我撰文素不雅馴,所以此文,或許是兩者都辭不達意。還請方家們批評指正。
〔出處〕 學術界 2002(6)
【《紹興史綱》序——兼論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研究運用】相關文章：
地方文獻整序研究08-09
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與利用08-09
淺談現代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08-09
淺談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與利用08-09
論地方文獻08-09
文獻 地方文獻 地方文獻學論考08-09
論地方文獻書目08-09
論公共圖書館的特色——兼談地方文獻08-09
論地方文獻與地方經濟08-09